1921年10月14日，十月革命爆发四周年前夕，列宁不无自信地指出：“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今年，我们迎来了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离列宁发表此段讲话的1921年“愈远”了，但“十月革命”的意义正如列宁所预言的，是“愈明显”了，甚至“十月革命”本身，都已经羽化为人们憧憬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一种精神图腾。这种精神图腾的内核，就是引领十月革命走向胜利的精神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关乎民族的前途命运。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深感用旗帜来号召和团结人民大众的特殊重要性，指出：“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正是在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影响下，毛泽东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他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积极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话语体系，开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境界。
回顾毛泽东如何科学发掘十月革命思想资源、高举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这段心路历程，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何谓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
准确把握毛泽东高举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心路历程，首先必须搞清楚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是什么的问题。
十月革命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为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各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推翻旧的剥削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道路。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曲折，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如何评价十月革命，如何看待十月革命高举的精神旗帜，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观点。有些西方学者污称，苏联解体只是结果，原因要追溯十月革命的“原罪”，因为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是错误的，没有生命力的。但更多的人则得出了相反的看法：苏联解体不是十月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恰恰相反，是由于其偏离了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
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历史合力作用下的结果，既有其历史的偶然性，更有其历史必然性。就历史偶然性而言，包括爆发革命的具体时机，比如，列宁从瑞士安全回国，等等；就历史必然性而言，包括国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正忙于瓜分世界，俄国国内当时多种社会矛盾交织累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逐步走向成熟，等等。
青年毛泽东十分关注十月革命，并对革命获胜的原因作了精辟分析，指出：“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在这里，毛泽东分析了促成十月革命取胜的多方因素，包括组织条件(百万党员)、思想条件(有主义)、时机条件(俄国战败)、准备条件(有预备)、群众条件(劳农响应)，等等。
在上述原因分析中，我们尤其要高度重视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政治条件，即随着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逐步壮大，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理论上日益走向成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成果——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指引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精神旗帜。
把握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高扬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更好地读懂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为什么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为什么要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因此，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肯定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但如果只是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词句，列宁也不能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因为正如列宁本人在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所指出的：“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
正是基于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是简单搬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个结论来指导俄国的革命，而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成果——列宁主义。有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俄国革命才有了自己的精神旗帜，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因此，正如邓小平所言：“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首先，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提出帝国主义论的新判断。十月革命爆发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规模垄断的新阶段。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矛盾重重，忙于重新瓜分世界，并于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看待这种新变化?无产阶级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新矛盾来争取自身的权益?所有这些重大现实问题，都需要有无愧于时代的新理论来做出正确的解答。1916年，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就是对这种时代课题的及时回应，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列宁认为，垄断的形成，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加深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社会与经济危机，更加凸显了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取代的社会发展总趋势。这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命运的新判断，就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科学把握国际风云与时代特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撑。
其次，列宁依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新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断言，“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共产主义革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如何在资本主义体系取得突破?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问题不能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简单推演，提出一成不变的革命公式，而需要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理论家根据时代条件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比如，恩格斯依据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实际，在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了“共同胜利”论，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在一切文明国家中，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如果列宁拘泥于恩格斯的这一具体结论，无视俄国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就不可能率先在俄国一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但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而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15年《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明确提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论断，是列宁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理论武器。
综上所述，从指导思想的视角看，十月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深层原因，在于俄国产生了符合本国实际的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引俄国十月革命走向胜利的精神旗帜。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革命者在高举这面精神旗帜时，做到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方式，不是只背诵马克思恩格斯的词句，而善于结合俄国实际、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
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也深深影响了毛泽东。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十分欣赏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观点，指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告诫中国的革命工作者：“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事物做具体的分析。”毛泽东之所以在同一篇文章中两次提到列宁的同一观点，原因就在于，在当时中国的革命队伍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批评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该如何高举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毛泽东本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十月革命精神旗帜影响下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位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也受到多种多样思想的影响。在他小时候，深受其信佛母亲文七妹的影响，相信神灵的存在，常常通过求神拜佛来办事(比如帮他妈妈治病)。读私塾时，毛泽东熟读四书五经，儒家思想对他产生重要影响。人湘乡东山学校后，毛泽东开始接触《新民丛报》，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之后，毛泽东来到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开始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并认为要实现“国家富强幸福”，必须“天下之心皆动”，而要动天下之心，必须“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因为，只有“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才能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但此时毛泽东的哲学观点，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如毛泽东给“《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毛泽东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精神信仰发生了根本转变。当然，这一“根本转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矛盾阶段。十月革命之前，毛泽东把改变社会的期望主要放在教育界，盼望有掌握大本大源的“大哲学家”横空出世，来改造国民的思想，促进社会的变革。但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实际社会变动中，毛泽东发现了以往他没有注意到的民众的神奇力量，因而主张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但把民众组织起来后如何开展行动，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从心底里欢呼十月革命。他在自己创办的《湘江评论》上载文指出：俄罗斯“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另一方面，他又对俄国十月革命所采取的暴力革命方式持保留态度。毛泽东认为，暴力革命不可取，因为“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用强权打到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因此，改造中国社会应该采用改良的办法，“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之所以有这种思想矛盾，是因为毛泽东此时还没有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而是对当时各种社会流行的思潮生吞活剥，既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8年11月，毛泽东还在北京亲自聆听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演讲)，也深受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特别是受俄国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较大。正由于当时的毛泽东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所以当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他迅速在湖南创立“问题研究会”给予响应。后来，因为李大钊等人对胡适进行有力批驳，毛泽东才将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弃之一边。
第二阶段，思想倾向马克思主义阶段。第一次去北京，毛泽东虽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其思想上仍倾向无政府主义。1919年冬，毛泽东为湖南驱张运动而率请愿团第二次去北京，有更多机会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第一次毛泽东去北京对各派学说广泛涉猎不同，这一次他更“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回忆谈话中说，那时有三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在他心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正由于在此期间阅读了大量共产主义书籍，毛泽东在思想上更多倾向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也期望能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学习。因为在他看来，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所以打算“组织一个游俄队”。不过，应该指出，即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熏陶，听了李大钊讴歌十月革命的演讲，毛泽东也没有在实践中立刻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他从北京回湖南后，还是醉心于湖南自治运动，并把改造湖南的前景寄托于湖南军阀谭延闽、赵恒锡身上。直至毛泽东被谭、赵通缉，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后，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才感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
第三阶段，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在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教训后，毛泽东得出结论：希望以最小代价实现社会改造的改良之路，在现实中行不通，必须另辟道路。在另觅他途的过程中，毛泽东再次把目光投向俄国，再次思考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必要性。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就是这种思考的集中表达。1986年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写《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收录了这篇发言，并配有一个注解，高度肯定其在毛泽东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指出：“这是标志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发言”。在这篇发言中，毛泽东认为：“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最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总结起来，毛泽东之所以能实现上述思想演变，并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主要得益于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是毛泽东实现思想转变的最主要外部条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发表关于赞扬十月革命的演讲，等等。毛泽东利用各种条件，在长沙、北京、上海等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聆听关于十月革命的报告。同时，毛泽东还亲自在长沙出版《湘江评论》、成立新民学会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宣传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
其二，与李大钊、陈独秀等知名先进人士的接触。这是毛泽东实现思想转变的重要外在机缘。李大钊关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特别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陈独秀的交往，对毛泽东思想影响更深。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任何其他人”，“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印象”。另外，蔡和森对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也不能不提及。蔡和森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友，两人同窗时，就经常一起切磋救国救民的道路和真理。后来蔡和森去法国勤工俭学，阅读和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史观的一些原理，并且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回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根据”，并表示对他来信的观点，“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其三，自我社会实践的总结。这是毛泽东实现思想转变的深层内因。青年毛泽东是一位富有主见、富有抱负的人。他对于新思想、新事物抱有极大热情，但他在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时，不是囫囵吞枣，而是非常注重从自身社会实践中总结教训，摸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如前所述，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赞同在中国也走俄国十月革命用暴力革命争取解放的道路，而是主张采用对社会干扰较少的温和改良之路。只是，在他的社会改造实践，如湖南自治运动遭遇失败的情况下，他经过深刻反思，才主张走俄式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
三、毛泽东诠释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三个关键词
自“十月革命”爆发以来，“十月革命”这四个字，就已经声名远扬，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个名词。十月革命之后，苏联迅速崛起，成为东方落后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如此一来，“十月革命”在中国，就已经不再仅仅是指代那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专有名词，而是渐渐内化为中国人心中膜拜的一种精神图腾，一种引领中国人实现民族解放独立的精神旗帜。
那么，“十月革命”是怎么由一个家喻户晓的专有名词，渐渐升华为中国人心中的精神图腾，升华为中国人努力奋斗过程中所信仰的一种精神旗帜的呢?分析这一升华过程，就不能不分析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影响下，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再也没有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毛泽东不仅仅满足于自己世界观的改变，他要改变的是整个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是穷苦大众的受压迫的命运。因此，毛泽东在实现自我世界观转变之后，接下来要做的，是高举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使之成为真正改变中国命运的精神武器。这就需要科学诠释这一精神旗帜的科学内涵，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纵观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一生，不难发现，他在高扬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时候，始终强调了这面旗帜的三个关键词——“实践”“实际”“独立”。这三个关键词，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对十月革命精神旗帜密码的出色解读。抓住这三个关键词，我们就能理解在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指引下，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最终取得胜利的深层原因。
(一)实践
前面已经指出，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给人提供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理论。毛泽东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意义。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有一段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很多人在解读这段话时，更多强调十月革命之于中国的意义，在于懂得了要“走俄国人的路”这一“结论”；而在进一步阐释“俄国人的路”时，更多强调俄国革命的具体模式。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其实，毛泽东在此所着重强调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提供给“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十月革命所提供给中国人的，不是某种具体可复制照搬的革命模式，而主要是一种精神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找到了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但如果由此认为，毛泽东所理解的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的内蕴，就是主张简单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理论，也就是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进一步正确处理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处理好这一关系需要把握好三点：
1．反对本本主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句经典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非常赞同这一观点：理论正确与否，不在于这种理论是不是大人物提出的理论，是不是已经变成铅字了，而在于这种理论是否能解决现实问题。
他在1930年所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这种心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在1937年所写《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更是明确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分析列宁名言的真实内蕴，告诉我们该如何正确高举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倡导创新实践，即要善于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现实问题。
2．实践第一的观点
毛泽东一直注重实践，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那时毛蔡齐名，有蔡和森是理论家，毛泽东是实践家之说”。不过，毛泽东之所以更重视实践，并非因为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由于在他看来，“实践”本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在《实践论》一文中还详细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具有决定作用：实践是人们认识的基本来源；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实践是认识的根本目的；实践还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不仅仅因为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特殊地位，更由于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在如何高举十月革命精神旗帜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犯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在1931至1934年期间，造成严重后果，使中国革命遭遇重大损失。毛泽东认为，真正高举十月革命的精神旗帜，就应该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去不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革命斗争环境复杂困难的20世纪3O年代，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如何高举十月革命精神旗帜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一，提出一条高屋建瓴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毛泽东看来，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精神旗帜的指引，还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成功，还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我们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旗帜鲜明地要求共产党人抛弃保守路线，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第二，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法。毛泽东坚持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指出：“我们的斗争的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则必须依靠广大共产党员“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在实践经验中”形成正确的“斗争策略”。为此，我们必须“洗刷违心精神”，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恪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工作要求。这一工作要求，也彰显了毛泽东对实践是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的尊重。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的两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毛泽东本人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出来。
(二)实际
如果说，“实践”是毛泽东诠释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第一个关键词(要求中国的革命者在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奋斗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实践，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那么，“实际”则是毛泽东诠释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说，在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但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而且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1．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
十月革命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但这种“可能性”要转化为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性”，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则必须要结合本国的实际。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有着特别深刻的认识，而且他也经历了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升华的过程。
首先，在革命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下，毛泽东选择了一条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武装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显著特征。但回顾党史，我们知道，我们党、包括毛泽东本人并非一开始就有这样的革命理论自觉。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模式，是通过夺取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一开始，毛泽东也想走这条道路。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组织发动秋收起义，起义原定目标就是攻打大城市——长沙。但在敌我力量悬殊，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指挥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合，毅然决定取消攻打长沙的方案。后来又经过“三湾改编”，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井冈山，正式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其次，经过革命斗争的磨练，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下，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为什么可以存在?毛泽东在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系列文章，阐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特别是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更是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在这一论断中，毛泽东三次提到“中国”，其根本目的，就是强调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能照搬俄国道路的具体模式，而应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
再次，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分析，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分析了矛盾问题的精髓。为什么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出现“左”的右的错误?其根源在于思想方面、世界观上出了问题。对哲学一直抱有浓厚兴趣的毛泽东，在深刻总结我党历史上教条主义思想根源的基础上，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论文。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详尽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五个具体表现，分析了教条主义在哲学上的错误，提出矛盾精髓学说。他说：“这一共性和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在这里，毛泽东深刻分析了教条主义者错误的思想根源，就在于背离了矛盾问题的精髓：只讲普遍性，不讲特殊性；只知道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词句，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只知道照搬别国的模式与做法，不敢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
2．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
如何高举十月革命精神旗帜，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回答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认为，由于“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天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结合起来”。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方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成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大历史新课题方面取得的宝贵理论成果。这一成果的取得，是深刻总结苏联与我国经验教训的结果。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的要求。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要引以为戒”。比如，苏联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甚至牺牲轻工业和农业，造成了严重社会后果。因此，汲取这一教训，我们在坚持重工业为主的基础上，“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尽管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较为自觉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要求，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自身经验严重不足，在建设过程中也走了一些弯路，直至提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族悲剧，教训极为深刻。
(三)独立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因为它为包括中国无产阶级在内世界人民提供了获得解放的精神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高举这面旗帜，独立自主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与建设之路的问题，就十分鲜明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独立”，是继“实践”、“实际”之后，毛泽东诠释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第三个关键词。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三大活的灵魂之一。
1．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
首先，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处理方面，毛泽东认为必须贯彻独立自主精神。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国际性的事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各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共产国际的成立对推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其领导。但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缺乏足够了解，其领导作用的负面效应随之显现。特别是王明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红军长征途中，由于与共产国际通讯遭受破坏，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中断。而就在这个期间，遵义会议召开，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没有共产国际干预情况下，独立自主正确解决关系自身存亡的党内重大问题。毛泽东后来总结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
其次，在统一战线内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处理方面，毛泽东认为必须贯彻独立自主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这与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再次，建国后中国与外国关系处理方面，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建国之初，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毛泽东提出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但当赫鲁晓夫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时，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毅然顶住压力，指出其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国沙文主义。
2．相信和依靠自身力量搞革命和建设
关于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有精辟论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是毛泽东总结历史教训基础上，作出的哲学说明。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独立自主的胜利，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紧紧依靠广大人民，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在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方面，毛泽东通过大生产运动，强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与之不同，蒋介石则主要想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援助上，不敢发动广大人民进行人民战争。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
其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需要独立自主精神，同样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国后，苏联曾经给予我们很多帮助，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给了我们很多援华项目。但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号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在外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成功发射“两弹一星”，建立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全球化潮流，我们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但独立自主的精神并没有过时，相反，我们要更加自觉打造民族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增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四、结束语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因为其标志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更因为其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一面追求自身解放的精神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苦苦追寻出路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毛泽东正是在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感召下，逐渐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的伟大，不仅仅在于自己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更在于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出色的解读出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三个关键词——实践、实际、独立。
“实践”所强调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作用全在于运用，只有在具体实践中，才能探寻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来。就是说，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指导十月革命胜利的精神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在中国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实践。因为，实践才能出真知。毛泽东总结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
“实际”所强调的，是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实践”中，必须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像教条主义那样生吞活剥、机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刻的哲学分析，提出了矛盾精髓学说，要求正确处理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是与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要求，完全一致的。因为，列宁主义之所以能提出来，就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基本立场；列宁本人最看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独立”所强调的，是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外国人或共产国际)来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客观世界；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搞革命和建设。
独立自主，既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毛泽东思想三大活的灵魂之一。
“实践”、“实际”、“独立”，这三个关键词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对十月革命精神旗帜密码的出色解读。抓住这三个关键词，我们就能理解在十月革命精神旗帜的指引下，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深层原因；我们就能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和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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