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的最后一战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已经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从此，毛泽东在指挥人民解放军扫荡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同时，开始把战略目光投向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从而拉开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历史序幕。

一、适时决策：进军西藏从“不应操之过急”到“宜早不宜迟”

1949年2月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斯大林特使米高扬介绍解放战争形势时，首次谈到解决西藏问题。他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这次谈话表明，毛泽东已把解决西藏问题纳入中国革命的总体部署之中，并在酝酿一种“稳步前进”的办法。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到当年年底，进军西藏的时机日益成熟而紧迫。

在军事形势方面，华东、中南、西北、华南已获得解放，西南战役的彻底胜利也指日可待，形成了第一、二野战军从西北和西南包抄西藏的军事态势。

在社会舆论方面，早日解放西藏已成为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天，十世班禅“代表全藏人民”致电毛泽东、朱德，表达了对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同声鼓舞”、对“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的热切期盼。在此前后，许多藏族代表人物及在京的藏族同胞也纷纷要求早日解放西藏。l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复电班禅予以嘉勉，并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在国际形势方面，除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印度、巴基斯坦等民族国家以及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正如毛泽东指出：“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这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在西藏局势方面，在美、英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的怂恿和支持下，拉萨当局的民族分裂活动愈演愈烈：7月8日，发动“第二次驱汉事件”(史称“七·八事件”)；9月17日，提出对抗祖国统一的所谓“文武策略”；积极扩军备战，并把藏军主力布置在藏北和沿金沙江西岸一线特别是昌都地区，企图武力抗拒解放；l1月2日，所谓的“西藏外交局”致信毛泽东，公然声称西藏“不论是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随后，又起草了所谓“西藏独立宣言”，并决定派人送去联合国请求支持；12月底前后，非法组织“亲善使团”，打算分别派往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四国，请求它们“为实现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同时，“派一个代表团去中国，以便向中国共产党当局解释并表明西藏独立”。拉萨当局的这一系列民族分裂活动使得西藏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启程赴苏访问。途经满洲里时，毛泽东得知拉萨当局正在组织所谓“亲善使团”一事，立即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远方(即莫斯科)致电中央、彭德怀：“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这个电报标志着毛泽东把解决西藏问题提上了党中央工作的重要日程。从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加紧了解决西藏问题的运筹与部署。

二、两手策略：立足“战斗方式"，争取“政治方式”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特别注重运用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明确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毛泽东对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尚且如此，对解放民族地区则更加倾向于采取和平方式。在兰州战役前夕，即8月6日，毛泽东明确指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西藏的情况同西北类似，但自然环境更为恶劣、工作基础更为薄弱，因而和平解放更有必要。为此，毛泽东在该电中指示彭德怀：“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经过争取工作，客居青海香日德的十世班禅及其行辕决定留在国内。显然，毛泽东的未雨绸缪，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出了一项英明的战略铺垫。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倾向从其对民族地区的甩词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对于大西南和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毛泽东很少直接使用“解放”一词，而是习惯使用传统的“经营”一词。所谓“经营”，语出《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其本义是建筑中的“经度营造”，即测绘和建造工作，引申为“筹划营谋”。这种用词习惯反映了毛泽东倚重政治谋略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倾向。

接着，湖南、绥远、宁夏、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相继获得和平解放，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1950年1月10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向毛泽东、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康藏情况报告》。该报告认为，要解放西藏，“对宗教问题处理得当与否是一个决定的关键，因而要十分慎重。一般的见解是前方派赴易，后方勤务难；军事收拾易，政治收拾难。”这是西南局呈报中央的第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为党中央、毛泽东确立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20日，经毛泽东同意，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拉萨当局组织所谓“亲善使团”一事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标志着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正式确立。

当然，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确立并不排斥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相反，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是主权完整的重要体现，是巩固国防的必然要求。早在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这是毛泽东根据长期对敌斗争的经验及其对当时西藏形势的分析而作出的科学判断，是“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战略部署的最早萌芽。就在毛泽东离京访苏期间(1949年l2月6日至1950年3月4日)，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以及前线高级干部之间，电报往来频繁，逐步形成了“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军事部署。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由西南局承担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主要责任。此外，根据毛泽东指示，西南局成立了一个统一负责筹划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关——“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二，“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线路是：以二野第十八军为主力，从西康进军；临近西藏的云南、青海、新疆三省也各自派兵策应。第三，争取于1950年的秋季或冬季解决西藏问题。此外，党中央、毛泽东对进军西藏的干部调配、物资供应、道路修筑、侦察工作等诸多事项也进行了周密部署。“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部署的形成为西藏的和平解放提供了有力的军事保障。

三、致力于和：“先礼后兵，兵后再礼”

1953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西藏时说，我们对西藏是“先礼后兵，兵后又礼”。这一概括既形象地描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曲折过程，又明确地指出了坚持“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一贯性。

1950年2月25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致西南局并西北局的电报，明确指示：“我军进驻西藏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3月4日，毛泽东从前苏联回到北京。从此，西南局、西北局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了大量工作。第一，开办藏语广播“宣和”。西安、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较早地开办了藏语广播。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办了藏语节目。为了进一步规范各地藏语广播的宣传口径，毛泽东于3月13日批示：“请李维汉负责审查藏文广播并规定该项广播内容及方针。”这一措施有效地照顾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从而使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得到了正确的宣传。第二，派遣人员入藏“劝和”。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西北方面先后有藏族干部张竞成、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青海寺院劝和代表团”三批人员从青海入藏劝和；西南方面先后派志清法师、格达活佛赴藏劝和。第三，敦促西藏地方代表团赴京“谈和”。5月24日，毛泽东针对所谓“前往中国的代表团”要求中央派代表赴香港同他们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的问题，明确批示：“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重要决定，既可以消除外国势力的干扰，又可以避免造成国与国之间进行外交对等谈判的印象。第四，拟定谈判条件“谋和”。1950年5月27日，邓小平将亲笔起草的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报送中央审查。其中，第八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5月29日，毛泽东批示：“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这一批示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胸怀与和平诚意。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不仅无视中央和平诚意，指示其代表团一味拖延，而且对各路劝和人员或加以驱逐，或予以拦阻，或实施软禁，并残酷地毒害了著名的爱国活佛格达。因此，党中央、毛泽东决定“以打促和”，实施昌都战役。8月23日，毛泽东批准了西南局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同时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根据上述指示，我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申健和首任大使袁仲贤先后在德里对西藏地方代表团进行了多次争取和警告。直到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庆祝一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仍然敦促西藏当局迅速派人赴京和谈。但是，夏格巴等秉承噶厦旨意，不但迟迟没有启程，反而频繁出入英美驻印机构和印度外交部，妄想依靠它们的干涉达到阻挡人民解放军进藏的目的。

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向昌都发起攻击。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面对印度政府的说三道四，毛泽东于l0月1l日批示外交部：“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人西藏。”同时，他又指出：“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群众纪律和优待俘虏的政策。这不仅教育和感动了广大群众和上层人士，而且促成了德格·格桑旺堆率领的第九代本全体官兵的起义。这说明，即使在昌都战役期间，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也没有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做到了“兵中有礼”。

昌都战役粉碎了西藏地方当局企图武力抗拒解放的迷梦，促进了西藏上层的政治分化。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毛泽东为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第一，停止继续向西进军“示和”。昌都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按原定计划只留3000人巩固昌都，主力部队返回甘孜等地筑路。毛泽东认为，西藏方面可能觉得这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第二，广泛宣传十大政策“倡和”。十大政策制定以后，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没有公布。1950年11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联合发布了《进军西藏各项政策的布告》，集中公布了十大政策的主要内容。l2月30日，毛泽东致函王震：“望告知前线部队广为散布与宣传。”同时，毛泽东还以身作则，亲自给阿里地方官员才旦朋杰和扎西才让回信，宣传并解释这个布告。在毛泽东的指示和带动下，除新华社广播这个布告外，进藏部队还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对它进行广泛的宣传。第三，继续争取达赖留在国内并速派代表赴京“谈和”。1951年1月l8日，达赖给袁仲贤大使写信，说“近日已通知阿沛及其随员从速启程去北京”；为争取时间，再给阿沛增派两位助手从印度前往北京，“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请袁仲贤大使及时转呈毛主席。2月1日，袁仲贤大使根据周恩来1月29日指示电复信达赖：“毛主席令我代表他祝贺你的执政。中央人民政府是一直欢迎你派代表赴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事情，……”袁大使的这一回信标志着达赖喇嘛的亲政及其所派出的和谈代表均已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认可。从此，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开始启动。

四、指导和谈：“家里的事情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

早在谈判开始之前，毛泽东就委托周恩来和李维汉具体负责指导谈判的日常工作。他风趣地借用《西厢记》中的人物，把自己比作“偶尔出场，点拨一下”的“老夫人”；把周恩来和李维汉二人比作“可以扮红娘”的“花旦”。他还亲自交待：“这次西藏的客人，就由你们二位接待，少奇也同意我的意见。一定要在各方面照顾好，让他们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而不要让人家觉得到了北京，受了冷落和委屈。”

1951年4月22日、26日，从昌都出发和从亚东出发并转道印度的俩批和谈代表先后到达北京。为了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官员一行45人也应邀于4月27日由西安飞抵北京。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周恩来的具体筹划下，上述三批人员沿途都得到了热情接待；抵京时，又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及首都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并被安排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

在“五一节”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阿沛和班禅，并接受了他们敬献的哈达。首先，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嘱咐班禅：“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接着，毛主席又对阿沛和张国华说：“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最后，毛泽东祝谈判顺利、取得成功，并祝他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不仅使他们在谈笑风生的愉快氛围中感受到祖国的温暖，留下终生难忘的幸福记忆，而且为谈判的顺利进行指明方向。

在后来的谈判中，毛泽东不仅高度关注谈判进展，而且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使它比“十项条件”更加充实、全面、完整。特别是八百多字的“前言”，阐明了西藏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签订这一协议的背景、目的，从而进一步彰显了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历史意义。

经过长达二十五天、共计七轮的谈判，加上班禅的积极配合，双方代表终于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十七条协议”)。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了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的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哇，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毛泽东还向张国华详细询问了进藏部队的情况，特别叮嘱张国华：“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毛泽东提出的“慎重稳进”的思想，后来成为西藏工作乃至整个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向世界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24日晚上，毛泽东设宴庆祝“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他指出：“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25日，毛泽东发布《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对进军部署、物资补给和修路等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并告诫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随后，人民解放军按照“多路向心进兵”的既定部署和平进驻西藏，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

 

参考文献：

[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共昌都地委、昌都行署：《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

[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8]《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9]江平：《中国民族工作的第一个总结——关于1953年<主要经验总结>的回忆》，《中国民族报》，2002年1月5日。

[10]《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1]《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2]降边嘉措：《周恩来与西藏和平解放》，《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3]张国华：《西藏，回到了祖国怀抱》，《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