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辽阔，地理气候条件十分复杂，历史上诸如水、旱、地震、虫等各种灾害频繁，对中华文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自然灾害仍频繁发生。在建国以后的防灾救荒实践中，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灾荒思想，对新中国的防灾救荒事业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1949-1976年的自然灾害及社会影响
1949年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表明中国人民已经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但自然灾害却并不因革命胜利而稍许敛迹，停止肆虐，它依然残酷无情，祸患人间。据统计，在1949-1976年的27年间，中国共发生各类重大自然灾害100余次，平均每年发生3．7次，其中旱灾和洪涝灾害次数最多，达54次(各27次)，占各类灾害总数的54％。其中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发生旱灾，成灾人口3030万人，同年山东、辽宁、平原、安徽等地发生洪涝灾害，仅淮河流域被淹耕地达3100万亩，灾民995万人，断炊的达109万人；1955年江淮大水，有123个县市受灾，淹没耕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京广铁路不能正常通车达100天；1958年黄河洪水，使1708个村庄被淹，74．08万人受灾，淹没耕地304万亩，倒塌房屋30万间；1960年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冬、春旱，受灾面积近300万亩，成灾约150万亩；1961年华北地区发生旱灾，受旱面积共达230万亩，鲁、豫、冀、晋四省绝收麦田2O万亩；1963年8月海河南系(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淹没农田5360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6％，其中绝收3739万亩，估算减产粮食25亿公斤。大风和冰雹灾害各发生13次，霜冻灾害l2次，平均2．1年发生1次，是发生频率仅次于旱灾和洪涝灾害的自然灾害。地震共发生7次，平均3．8年发生1次，发生频率虽低，造成的危害却巨大。1966年3月8日的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死亡7540人，重伤9219人，倒塌损坏房屋49万间；1970年云南通海发生7．7级强烈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24．2万余人死亡，16．4万余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达54亿元。此外，雪灾发生2次，虫灾发生1次oil](频繁的自然灾害给新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
(一)危及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作为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灾害一旦发生，往往直接造成人口的死伤。与历史相比，毛泽东当政时期，由于对防灾救荒工作的关注和医疗水平的逐步提高，自然灾害造成人口死亡的数字在大幅度下降，但人口死亡数仍触目惊心。《中国灾情报告》指出，20世纪50年代我国平均每年死亡人数为9878人，60年代为6664人。我国的灾害死亡人数占全球灾害死亡总人数的44％，其中地震死亡人数约占全球地震死亡人数的50％，占全球各种自然灾害死亡总人数的27％。此外，频繁的自然灾害还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引起人们的心理失衡，导致生活质量的严重下降，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二)制约经济发展。在每一次较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之后，不论是旱灾的“赤地千里”或水灾的“悉成泽国”，随之而来的都是生产的破坏与凋敝。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和经济性相统一特征，使其更易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200亿公斤以上。就经济损失来讲，1995年由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作出过这样一个统计：建国以来，仅气象、洪水、海洋、地质、地震、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灾害等七大类自然灾害每年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折算成1990年价格)：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6o年代平均每年约570亿元，70年代平均每年约590亿元。
(三)影响社会稳定。从历史上看，频繁严重的灾害往往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迫使大量饥民、灾民为了求生活命而不得不离家出走，四处逃荒。大量饥民、流民的存在，无疑是安放在社会中的一个极易爆炸的火药库，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建国以后，党和政府为防灾救荒做了大量工作，因灾而成为流民的人数大量减少，但在每年受灾害影响的约2亿人口中，需要安置的仍约有300万人。《中国灾情报告》统计了1949-1964年因春荒引起的人口流动状况，1949年外流人口为179万人，1950年为35万人，1951年为9万人，1952年为4万人，1953年为13万人，1954年为19万人，1955年为52万人，1956年为2l万人，1957年为6o万人，1958年为40万人，1959年为235万人，1960年为209万人，1961年为8万人，1962年为159万人，1963年为43万人，1964年为173万人。这些因灾外流人口，虽然与旧社会的饥民、流民有质的区别，但它的存在，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因而，积极防御自然灾害，解决自然灾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各项机制得以正常运行，成为建国后毛泽东面临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毛泽东对中国灾荒问题的思考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对自然灾害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考虑中国的防灾救荒问题时，他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辨证的看待灾荒，以全心全意为人民和巩固政权为立足点，结合中国国情，狠抓江河湖泊的治理、自然灾害的预防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工作，使中国的防灾救荒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一)灾荒的预防和救治是治国安邦的大事
从我国历史上看，灾荒是导致社会动荡乃至改朝换代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绝大部分都有灾荒因素的存在，其中直接削弱或摧毁封建王朝的就有8次。毛泽东是国内外公认的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他深知灾荒的预防和救治是事关治国安邦的大事。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针对当时的天灾人祸，从人祸加重了天灾的角度指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而必须行动起来，推翻腐败的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政权。新中国成立不久，苏北暴雨、山洪、台风、江潮、海潮等不速之客大聚会，毛泽东在以党中央名义致苏北区党委的电报中指示：这个地区历史上所以会出皇帝，主要是水旱灾害多，群众生活苦。现在解放了，如不认真治水，根治水害，政权就无法巩固。应抓紧当前战争刚刚结束的有利时机，采取以工代赈办法，积极着手治水。从而将治水与巩固政权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毛泽东督促周恩来：“治淮工程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连续三个“早日”，体现出毛泽东对根治淮河水患的心情是何等迫切，也体现出毛泽东关于灾荒救治对新政权巩固与否重要性的认识是何等深切。毛泽东指出：在治理过程中，一切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二)以气盖山河的英雄气势辨证地看待灾荒
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大师，他总能辨证地看待和思考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针对天灾带来的艰难困苦，他指出：“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正是这种对灾荒的辨证认识，引领着毛泽东正确地面对自然灾害，并在救荒实践中辨证地分析各种关系，力争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如在除害与兴利的关系上，他强调要综合利用，化害为利，变废为宝。1952年三门峡水库修建时，毛泽东就指出：“这个大水库修起来，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了。还能灌溉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在远景和近景的关系上，他重视远景规划，又立足中国实际。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宏伟蓝图的提出和一再缓建即是明证；在生态环境建设和防灾防荒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加强林业建设，提倡植树造林，保持水土，以达到防灾防荒之效果；在治水中蓄与排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蓄与排是对立的，但它们是能统一的，那就是蓄泄兼筹。所有这些，为新中国的防灾救灾事业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尤其难得可贵的是，毛泽东在防灾救荒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奋斗向上心态。建国后，面对严重的水患，他以气盖山河的英雄气势喊出了“我若不治水，水就要治我，我必须治水”的战斗宣言，表达了治理水患的信心和决心。1949年和1950年，长江和淮河先后发生水灾，毛泽东在国外有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国内国民经济有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刚刚开始，反革命分子不断捣乱的不利形势下，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雄才大略，毅然于1951年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把根治水患付诸行动。通过蓄泄兼筹，这条危害人民达700多年历史的河流得以制服，淮河流域义恢复了“走干走万，抵不上淮河两岸”的富庶景象。1952年他又发出了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经过广大军民近3个月的努力，洪水得以制服，毛泽东亲自题词祝贺：“庆祝武汉市人民战胜1954年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洪水。”
(三)防灾救荒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做到实事求是。
重视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在防灾救荒问题上，毛泽东身体力行，坚持调查研究，通过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来思考对策，给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3O年代初，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深入群众作农村调查，写下了著名的《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针对灾荒问题指出：“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因而“为了保障天地生产，不受水旱灾害之摧残以减低农村生产影响群众生活起见，最便利而有力的办法，只有广植树木来保障河坝，防止水灾天旱灾之发生，并且这一办法还能保护道路，有益卫生。”“山虽分了，树木只准砍树枝，不准砍树身，要砍树身须经政府批准。”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重的水患，毛泽东在考虑对黄河、长江的治理时，都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华夏水患，黄河为大”，这条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历史上有记载可查的大决口即达1500次之多。为了治理黄河，1952年10月底，毛泽东到河南的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视察，听取河南省委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王化云的汇报。详细了解黄河洪水、泥沙及其治理情况。1953年6月，他又及时审阅了王化云的《关于黄河基本情况与根治意见的报告》、《关于黄河情况与目前防洪措施的报告》。不久，治黄工程即被列入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中，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之一。1953年2月，他又乘“长江舰”从武汉到南京视察，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长达6个多小时的汇报，全面了解长江的情况，考虑解决长江的洪水灾害问题，后经思考，于1956年绘下了“更立西江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只是由于国力的限制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这一浩大工程直到2O世纪9O年代才得以落实。
(四)对自然灾害要坚持“备荒”，做到“以防为主，防救结合”
毛泽东考虑灾荒问题时，始终强调要“备荒”，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救结合”，把对自然灾害的检测、预防、积极防范及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改善放在首要位置。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谈到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时就强调要“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新中国成立后，在谈到农业机械化问题时指出：“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1964年5月，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提出要从备战、备荒的角度考虑经济建设。1966年3月12日在写给刘少奇的信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周恩来对备荒的解释是“备荒，就是备灾荒。天上有的灾，我们经过了……现在，又出现了地震。这是地下的灾。天上的灾，我们不怕；地下的灾，我们不怕……只要我们有准备，损失就少。”“毛主席提出的‘备荒’，就是要防备旱、涝等灾害，只要有了准备，就什么也不怕了。现在备战也好，备荒也好，同样都是为了人民。”
那么，如何预防呢?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一方面强调要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改造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强调要通过卫生运动预防传染病等自然灾害。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水利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要大力兴修水利，“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区各乡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到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的到的。”“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危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从1956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抓水利建设的同时，毛泽东对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工作也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深知森林植被的破坏和减少，是造成我国水患、旱灾和土壤沙化的重要原因，因而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植树造林的重要性，提出“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等论断，并于1955年12月提出：“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山荒地，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他强调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搞绿化，“用二百年绿化，就是马克思主义。”针对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血吸虫病等自然灾害，毛泽东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强调要“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运动”，“必须大张旗鼓，大作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力争“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
三、对毛泽东灾荒观的简单评析
综观毛泽东有关灾荒问题的思考，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战略性。他始终从现实政治的视角出发，以巩固政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为根本立足点进行认识，以战略家的眼光制定规划，为我国治水、治荒设计出了一套宏伟蓝图；二是辩证性。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方法，辩证分析了有关防灾救荒中的各种关系，为解决我国灾荒问题提出了～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三是实践性。毛泽东在考虑中国的灾荒问题时，大部分时间都能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理念，力争通过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来思考对策。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我国防灾救荒事业的发展。
令人惋惜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在考虑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犯了“左”的失误，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这一失误在防灾救荒问题上的直接影响是加剧了1959-1961年的旱荒，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1959年全国发生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1960年，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在这样的特大灾害面前，由于我国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综合国力很弱，抵御灾害的能力有限，出现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严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由于“大跃进”时期对粮食产量的严重高估，致使国家做出了五项错误决策：宣传“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导致农业劳动力锐减；投资和人力物力大量倾注于工业，排挤农业，造成了广大农村出现了粮食不能收获到仓的现象；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这些政策无疑使当时已经十分困难的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由于“反右倾”运动的展开，部分地区迫于政治压力，在灾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出现了匿灾不报或报告已经战胜了灾害的状况，使从中央到地方都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造成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
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证实了这样一个结论：天灾导致人祸，政府的决策不当又会加重天灾。党中央的决策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急于求成是要不得的，否则，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失。
毛泽东，这位活动在20世纪中国大地上的伟大人物，以他独具的性格、丰富的精力、特殊的才智、激扬的文字和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给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增添了熠熠光辉。虽然在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由于急于求成而导致的决策上的失误，加剧了1959-1961年的旱荒。但瑕不掩玉，他关于灾荒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是我国防灾救荒领域的一笔宝贵财富，直至今日，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现代部分)[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
[2]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5]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6]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康沛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林一山，杨马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功盖大禹[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9]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O]毛泽东论林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方樟顾主编．周恩来与防震减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4]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J]．党的文献．2003，(5)．
[15]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6]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17]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