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从而产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机制，是主体(党与人民群众)、客体(中国实际)和武器(马克思主义)三者的优化组合及其正确结合，由此才能创造新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实现飞跃，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彭德怀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创造马克恩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飞跃的条件做出了努力，也为其理论成果的创立和丰富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在第一次飞跃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尊重并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推进者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中的领导者，党必须实行正确的领导，才能激发出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飞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这就需要党自己形成以一个代表人物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或领袖集团。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集大成者。邓小平讲过，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在黑暗中还要摸索更长时间。而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是在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这个形成的过程需要有一批杰出人物的公正拥戴，并得到全党的公认。因此对毛的尊重与支持是对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成果的一个条件的一种满足。其中就包括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尊重与支持。
首先。彭对毛的尊重是与时并进的。在与毛的关系上，用彭自己的话说，他对毛的认识经历了兄长、先生、领袖三步曲。1928年底，彭到达井冈山，开始认识毛。他号召红五军向老大哥红四军学习、“取经”，毛大哥也向他传授过革命经验；此后直到抗美援朝时期，他们平日里都是以“老毛、老彭”互称。经过5次反“围剿”、长征、到陕北后的头几年斗争，彭对毛的认识有了升华。1940年2月7日彭在晋东南纪念“二．七”大罢工17周年集会上的演说中，谈到中共党“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应该说这里的“领袖”主要是指毛。因为1938年在党内已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支持毛为中共领袖、告诫王明勿争领袖的意见，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彭也参与了对王的错误观点、主张的批评；在毛的领导下，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打击日寇，有了很大发展；还取得了反顽固派摩擦的胜利，使彭对毛十分佩服。其后，经延安整风，彭认识到毛领导中国革命在路线上的正确和才能，因而心悦诚服地钦佩毛，拥戴其领袖地位。资料显示，在一些公开场合彭对毛的称呼，1945年以前一般称为“毛泽东”，1945年起除了称“毛泽东同志”有时也称“毛主席”，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主要称“毛主席”，1956年后又以“毛泽东同志”为多，1966年起基本都叫“毛主席”。这些变化与党内外政治生态的变化是基本适应的。因为毛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才有“主席”之称；1937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毛已无“主席”头衔，1943年才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主席的职务；1945年党的七大毛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6年党的八大毛仍当选中共中央主席；1959年起毛虽不再任国家主席，但一直是中共中央主席。由上可见彭对毛的称呼体现了他的党性原则和平常心态，既表示尊重也没随波逐流。
其次，彭对毛领袖地位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1929年4月初，彭得知党中央“二月来信”要调毛和朱德去中央，认为此策不妥，即以党员身份第一次上书中央，表示领导人留在红军的重要。红4军前委给中央复信，亦认为中央的想法“不切实际”，朱毛留在了红军。1930年1O月在新余罗坊会议上，彭支持了毛的立场，并同朱等一起说服不同意见的同志。他后来说：“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1930年12月“富田事变”、1935年遵义会议和反对张国焘制造分裂的斗争中，彭都支持了毛。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打着共产国际旗号推行“新政策”，并向毛的核心领导地位挑战。彭对王虽一时未能看清，但与跟王明走有原则区别。1938年春根据中央书记处拟定的以王明的报告为主的提纲，向部队传达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彭发表了<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的讲话，客观地阅读此文，的确有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观点及其痕迹，但讲话中也强调了“保障党的独立性”、对八路军要保障党的绝对领导、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这与毛的观点是一致的，是对王放弃我党领导权、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抗日的错误主张的抵制，随后的工作也证明了彭站在毛的正确路线一边。其实在1938年1O月六中全会上他就明确支持毛，在他心目中毛开始由“先生”向“领袖”过度。
再次，彭对毛的评价是客观而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正如他自己所言，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先后相继失败了，“惟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胜利的发展。”他的军事秘书王亚志回忆：彭老总在党的“七大”上的发言有1．38万字，文内有25次赞颂毛，其中尊为“领袖”4次，“旗帜”和“正确路线”各2次，“舵手”1次，其余则为“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指示”、“精神”等尊崇颂扬字眼。但是他并不认为毛是神，不赞同神化领袖，“毛泽东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么?”他是党内领导中最晚由叫“老毛”而改称“主席”的人。新中国初，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开始萌动。他认为(国际歌》和《东方红》歌词中有矛盾，把<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改为“他是人民好领导”，更好些。苏共二十大后，提议过不要唱《东方红》，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
由上可见，彭尊重和支持党的领袖是有原则的，对满足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前提条件的客观需要是起积极作用的。
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基础条件是党的集体智慧，集体智慧是一个大海。彭也为这个大海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添加了闪光的几滴。
其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献计献策。
彭以党员的高度责任感，不断地向党建言。据《彭德怀年谱》大略统计，从1929年7月至1959年8月，彭向党中央、毛泽东或其他领导机关、领导人共提出96次重要意见、建议，其中被采纳或同意的为72次，未被采纳或同意的为l1次，未明确表态的为l3次。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人事等各个方面，为党组织解决重大问题做出正确决策、确保实践成功作了巨大努力。例如：
在长征途中，当红军在黔北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之际，彭曾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应调动兵力迷引敌人、在适当时机渡过赤水河，回到黔西、大定，再寻战机，打击敌军。随后，毛果然指挥红军回师东进，四渡赤水，再南下，摆脱了敌人。当红军绕到黔西南时，彭又和杨尚昆向中革军委建议：应乘敌未到，迅速渡过北盘江，向滇急进，扩大机动区域，以便取主动。中革军委接受了这一建议，指挥红军西入云南，北渡金沙江，将敌军抛在江南。
抗日战争中，彭提出建立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的建议，并论证了根据具体环境或平原或山地适当定出野战军和地方军的比例。彭的这一方案，得到了毛、朱的赞同。中央军委据此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并成为以后我国武装力量体制的基本形式。那时，为贯彻精兵简政的主张，彭还向中央建议缩小编制，减轻人民负担：规定八路军和脱产的党政人员总数不超过根据地总人口的3％；取消田赋．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从而实现了在根据地内合理负担的政策。中央向全党号召精兵简政时也采用了他的建议。
即使在文革中处境险恶，彭仍在关心国家建设。1967年4月20日，他给周恩来写信，谈到在三线工作时，发现四川某石棉厂的矿碴正在流失；其中含有大量钙、镁、磷及其他元素，希望能够利用起来。这表现了他一个老党员不为己忧但想国事的精神。
其二，对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
自平江起义至长征到达陕北，彭撰写了《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论游击战争》等。抗日战争爆发到1945年，撰写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敌后根据地的武装政策》《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等。解放战争时期撰写有《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关于作战方针和军队建设》等。1950年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发表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把我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等。受到错误批判后，他还写了《读书笔记>《挂甲屯(军事)遗著>《自传》及农村调查报告等。
彭强调战争的胜败系于民心的向背，军民关系的好坏决定于军队，人民战争就是群众战争；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为人民服务。1948年在西北野战军后勤工作会议上他说：“庙里的泥菩萨和屋里的扫帚都是工具。我们革命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时时刻刻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让群众感到我们是人民生活中最实际最有用的。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抬高我们，赞颂我们，害怕我们。”这段朴素的话里有最赤诚的为民思想。
他认为中国的国内外条件决定革命战争是持久的，在毛发表《论持久战》之前就专门较为系统地论述过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在抗美援朝出兵前夕，彭即预计朝战将是长期的。参战不久，根据敌情变化，给毛的电报中又表明了“相当长期的、艰苦的”观点。当时很多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或有打大仗并“速胜”的观念，他是最先提出这一点的人，并得到了毛的赞同。1951年6月他的《关于持久作战方针和今后作战的指导原则》阐述了这一思想。此后，中朝联军按持久作战方针展开部署。
彭认为应该是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我军应以游击战为主。参照井冈山根据地红军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原则，彭指挥的湘鄂赣根据地的红五军，在战斗中提出了“化整为零，昼伏夜出，敌来我藏，敌退我追，…集中围击，疲惫敌人”等，丰富了全军的游击战术。他的“游击战是群众直接参战的最高形式”观点是很独特的。他对我军的各种战术都有很多精彩的论述。
彭探索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平江起义后他就地深入农村打游击，萌生了建立根据地思想。从中央苏区到陕甘苏区，把根据地作为革命的可靠依托已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之一。抗战时期，他解释了“什么叫根据地”的定义，并把它分为巩固的根据地、游击根据地以及游击区；认为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应正确执行各项政策从各方面把根据地建好。
新中国成立后，彭开始探索军队及国防建设的正规化现代化。他对“把我军建设成为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方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又阐释了我国积极防御战略的内涵、依据、作用、意义及落实的措施。他的报告得到毛的批准，成为“新中国战略方针的基础”。
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在毛泽东著作中的体现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选》等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载体，汇集了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其中除了有毛本人的大最思想观点，还反映了党的很多其他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彭的观点也有体现。
1．在战略战术上的体现。
1933年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蒋介石抽出lO万余人向福建进攻。彭力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并打破蒋正在准备的第5次“围剿”。他还向中央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根据地；集中l、3和7、9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当时党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彭这一意见给予否定。但是，彭这个建议同毛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战略完全一致。
毛泽东1937年在洛川会议上提出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作战原则。当时多人对这一方针领会不深，出现了“游击运动战”等提法。为提高全党的认识，毛又多次给一些领导同志发电阐述。随着战局的发展，八路军有选择地打了一些胜利的运动战，并把游击战发展到了华北的广大平原地区。朱、彭也多次从军事战略上论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密不可分，相互配合、转化的关系，运动战应包含在我军游击战的战争方略之内。1938年毛在《论持久战》中将它概括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彭后来说：“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上同意这一方针，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
“蘑菇”战术：1947年3月，彭指挥我军用运动战在青化砭伏击国民党军，获胜。随后敌军改变战术，采取了正面“滚筒”式前进的“方形战术”，我军常用的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的战术暂时无法采用。彭改取相应对策，组织小部队在敌兵团前后左右不断进行袭扰，寻机聚歼。他的战术思想是：你大部队滚筒式一跃再跃，我就让你在滚筒中推磨转圈，把你当小毛驴那样牵着走。当时毛不清楚这个变化，在给彭的电报中仍要求按照攻打青化砭时的围击方法作战。彭则根据敌情的变化提出了建议。毛回电肯定了彭的这个战术，并对这个战术作了形象的表述，概括为“蘑菇战术”，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可以看到。
“零敲牛皮糖”战术：在朝鲜战场上，彭根据志愿军的作战经验和美军的作战特点，提出了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的方针，即通过无数次以歼灭敌排、连、营为目标的战斗，积小胜为大胜，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逐渐转化战争形势之目的。这被毛形容为“零敲牛皮糖”战术。按照这一战术指示，仅在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中，即取得歼敌27，000人的效果。这种战法，毛在《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2．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上的体现。
彭认为“政治因素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任何时候都要把政治教育放在军队的领先位置。解放战争期间，为解决编入我军的俘虏兵“为谁打仗”问题，彭所部在1947年秋季轮训及练兵运动中开展了“诉苦和三查”的“新式整军运动”，收到了提高阶级觉悟和杀敌本领的良好效果，中央军委向全军推广。毛发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周恩来说这是“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式”。
彭认为在人民军队内部实行民主的范围是广泛的，不单是在党团组织，“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和战斗中也有民主”，十分注意发挥军事民主的作用。1947年5月，他指挥的蟠龙攻坚战就是发扬军事民主取得胜利的典型战例，并在战后及时总结战斗经验。此举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中得到了很好的评价。毛认为全军“一切部队均应实行”，并对陈毅说：“你们要好好学习西北部队的民主作风，特别是战斗指挥上的民主。”
四、在实践中检验了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真理性
首先，彭一生主要是在军队中度过的，从事的主要是军事工作，因而以他的军队建设和战争指挥的实践验证了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
平江起义整顿部队与开辟根据地：1928年平江起义的8天内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建立了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红五军崭新制度。”建立了党组织，成立了士兵委员会，但在起义后的艰难转战中仍有一些旧军官和士兵经不起考验。为稳定军心鼓舞士气，部队在东乡龙门进行整训；建立政治部、设立党代表等举措对于巩固这支队伍起了很大作用，也积累了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这支队伍是人民军队的重要来源，成长为我军主力之一。特别是以红五军为主力所开辟的湘鄂赣根据地，证明了向红四军学习、走井冈山道路的正确性。
敌后抗战：朱彭率八路军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配之以运动战，建立了大片根据地。为打破日寇围困，1940年8至l1月，彭等指挥的“百团大战”，实际上是由很多支部队分散在广阔地域较长时间进行的中小破击战、袭击战等，多达1824次。这基本符合毛的战略方针，当然也有个别阵地攻坚战斗和用兵较集中的教训。战役取得重大战果，鼓舞了我国军民抗日信心。彭后来回忆，毛主席给我来电说，“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实际上电报是这样讲的：“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尚需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随后，针对日寇“治安强化运动”等毒计，彭和左权等研究出我军的一套应对之策，于1942年5月下发了《关于反对敌蚕食政策的指示》。我军创建了敌后武工队、采取敌进我进之新的斗争方式，粉碎了敌阴谋。
西北决战：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胡宗南等部20万大军进攻陕北。彭指挥我劣势的西北野战军(26，000人)掩护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在运动中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扭转了西北战局。毛、周等领导人在陕北的山壑之间转战一年多，彭得到中央的指导。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收复延安。之后，解放了西北五省区。西北野战军是奏响毛泽东思想凯歌的主要乐团之一。
入朝参战：1950年秋彭坚决执行党中央抗美援朝的决策，率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入朝参战是我军进行的第一场初步由多军兵种合成的现代性战争，毛泽东党中央始终关注着战争的进行，从多方面做了动员、配置、部署，制订了入朝政策、战略方针，及时给予彭以指导和支持。根据战场变化，彭有力地指挥了我军的行动，取得重大胜利，最终迫使美国侵略军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战后，就连斯大林也称赞彭是“当代军事家”。
朝鲜战争后，彭主持军委及国防部的日常工作达7年之久，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组织全军工作和国防建设，取得了重大业绩。
其次，彭还在党领导经济建设方面有过一些独特的思考、见解和重要的建议，批评了工作中“左”的错误做法，丰富了党的思想宝库。
彭总结“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的主要教训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认为应该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挤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他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要考虑“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这个“客观形势”，建设速度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而定，“大跃进”中“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1958年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针对“共产风”、“劳动不计报酬”论，他指出如果把少数人的风格代替按劳分配原则，就会脱离人民中的大多数，是错误的。针对大食堂制，他讲了不适宜的道理。
彭认为“干什么光凭好心肠不行，得先学习，先调查。”在“大跃进”中，他通过调查，亲眼看到“五风”泛滥带来的严重后果，得到了第一手材料。他给毛写信，直言不讳地反映了“左”的错误。他种了一分试验田，证明亩产麦子上万斤是“神话”。后来他响应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再次回到家乡调查，写了5篇调查报告，上报中央，陆续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
这是彭在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延续中为第二次飞跃所做的勇敢的初步探索，说明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就会犯错误。反映他思考的文字，在他的冤案平反后也先后在《党的文献》《军事历史》等刊上发表或由出版社出版。
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中处于重要地位
1．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评价。
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伟大旗帜，是全党经过2O多年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选择的结果。在延安整风前，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毛的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的思想也没有形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延安整风期间，党的许多领导人及理论工作者王稼样、刘少奇、张如心等对毛的理论贡献做出了高度评价。彭也努力宣传和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他最早于1941年3月在《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中赞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提出于中国目前的具体环境及历史阶段，成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这个观点与我们今天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一致的，只是文字的表述还不够确切全面。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概念不但无共识甚至普遍还没有印象。虽然张如心最早于1941年2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他只是毛身边的秘书，其观点的影响有限；党的高层领导人王稼祥、刘少奇提毛泽东思想已到1943年7月，刘1942年发表的一些文章、演讲仍在回避评价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所以，彭能在这里突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彭的评价被收入1945年苏中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代序：论毛泽东思想》之中，排在朱德、刘少奇、徐特立、王稼祥、陈毅、陆定一及另两位外国同志之后，是第9位。从这个排序可以看出，彭表态的代表性和重要性。朱是红军时期形成的“朱毛”核心人物之一，此时是党的领袖群中的军方代表，正受人尊崇；刘是党的领袖群中的工运领袖、原白区和现敌后工作正确路线的党内代表，亦受人推崇；徐是当时的老一辈革命家及教育界的代表；王是原留苏派及王明路线反正人物的代表并是当时军委政治工作的领导人；陈是原留法学生和现新四军领导人的代表；陆是知识界和理论战线领导人的代表；彭则是原国民革命军中举义而建红军、现为八路军领导人的代表；其后是其它各战线各方面各大区领导人的代表9人。八路军当时是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中最大最重要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表现非常突出，战绩最大。这与彭在前线正确的直接指挥关系很大。所以，有些同志当时虽然在党内地位高过彭，如周恩来、康生、博古，其文字却放到了后面。
1945年4月，彭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持久人民战争的方针，先后发表了《论持久战》《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名著。这些伟大著作，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指南针，对于抗日战争在方针上、思想上、政策上都起着光辉的领导作用。从党的全部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与发展，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我们要加强马列主义及马列主义在中国已具体化了的、中国革命经验已总结成条文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这些评语已经达到了当时的一流水平，与当时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认识水平是基本一致的。
1949年3月，彭在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全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这是继续胜利、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里程碑……今后应动员全党着重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7月1日，在中共西北局庆祝建党28周年大会上，号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对毛的实践、矛盾“两论”评价很高，1962年当着党校哲学教员王哲民，他指着书架上<毛泽东选集>说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确有很大贡献。
彭对毛泽东思想的多次赞颂，其作用在当时是无可替代的。
2．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彭追求革命真理的愿望一直是执著而强烈的。1926年彭读了段昌德送给他的《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通俗资本论》(李季编)等进步书刊，思想和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福建事变”发生后自己未同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他后来反省，认识到原因是“那时我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能力。…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1933年秋，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毛泽东先后送给他两本列宁著作《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并在书上写有批语。彭非常感谢毛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及时认真阅读了这两本书，并带到了陕北。1959年的后3个月中，彭在家读了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纲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又重读了毛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作了摘记，加注上自己的一些评语和阐释，另外还写了学习心得。
彭这样的建军元老，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人，又能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是追求真理、指导工作的需要，也是一种示范，起到了树立毛泽东思想权威的作用。
3．党中央毛泽东对彭的器重与肯定。
自平江起义后彭在毛泽东领导下战斗了31年，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彭拥护和支持毛的正确主张。同时，每遇到艰险任务时毛总要彭去承担，彭也未负重托，做出了贡献。1929年1月，当国民党以18个团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会剿”的时候，毛和朱德率红4军向敌后赣南进军，彭临危受命，以一个团留守保卫井冈山。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指挥红军北进，先要彭率三军团担任后卫，保护中央机关撤出遵义；后改为前卫，开辟前进的道路，后又令彭统率一、三两军团作战。彭未负重托，先攻克天险娄山关，再克遵义城，使红军摆脱了强敌前堵后追的困境。1O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敌军追击而来。毛对彭说：“我们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21日，彭率军在战斗中击敌获胜。毛得知后，立即赋诗赞颂“彭大将军”。到陕北后彭进入了中央政治局。1943年，彭总结在华北6年的工作时说“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毛把它改为“执行了中央路线”。解放战争中，彭又临危受命，先后担任了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建立后，彭担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被任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批判，1965年，毛动员彭去“三线”工作，对他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他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以上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能力的器重与其工作的肯定，也从一个角度表明了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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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9]周恩来．在西北扩大会上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N]．1948一O1一l1．
[20]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读书笔记四篇[J]．湘潭党史通讯(总第5期)，1988一lO一24．
[21]龙正才．彭德怀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J]．湘潭党史通讯(总第5期)，1988—1O一24。
[2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苏中出版社，1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