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两条腿走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波浪式前进、人类本身的生产要适应社会生产和维护生态平衡等思想，集中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所谓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就是“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实际上，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要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即正确处理重轻农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国家与生产单位与生产个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与非的关系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的一系列措施，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集中体现。从经济建设上来说，毛泽东统筹兼顾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要统筹兼顾。他说：“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二是区域发展要统筹兼顾。他说：“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这里虽然讲的主要是工业问题，但也包含了沿海和内地如何平衡发展的问题。三是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要统筹兼顾。他说：“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两者必须兼顾。”四是收入分配要统筹兼顾。他说：“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和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同时“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二、两条腿走路

两条腿走路，最重要的就是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在中国确立，全党和全围人民面临的一个特殊的课题，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把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很快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这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曾经学习了“苏联模式”，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成功的也并不都是适合我同情况的。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尖锐地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在我国也有一定程度反应，就象毛泽东后来所说的，照搬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我国该怎样避免苏联式的这种错误的进一步发展，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率先进行了艰苦的探索。1956年4月25日，他在有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怎样引以为戒，集中到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方面，他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囡改轴残码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随后，毛泽东在多种场合大力强调：“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基于这些论述，他最后提出了我国工农业发展的方针，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是在毛泽东的率先探索和领导下，我国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时，虽然学习了苏联，但是也避免了苏联的严重错误，初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1957年，毛泽东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们每年做一次经济计划，按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存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这个思想对刚刚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来说，怎样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平稳、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左倾”思想不断抬头，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思想一再发展，以至于后来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怏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严重脱离实际，从而开始走上了“大跃进”的轨道，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地泛滥起来，结果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一是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由于过分追求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严重失调，高积累挤掉了人民的消费。二是农业生产大幅下降，粮食严重短缺，导致了许多地区因为缺乏营养而发生严重的浮肿病，甚至死亡人口不断增加。三是通货膨胀严重，人民日用消费品十分紧张。由于基本建设投资过多，造成了财政收支的不平衡，为了平衡收支，国家增发了大量货币。但是，另一方面，人民日用消费品供应奇缺，供求严重失调，造成了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为了纠正“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开始时，就提出了读书、形势、任务和综合平衡等问题。随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我们“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这对随后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起到了理论上的准备和思想上的指导作用。

四、要搞好综合平衡

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有关问题时，毛泽东就指出：“全国的平衡还是需要的。……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还是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T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实际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的十大关系就是一个如何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到综合平衡的问题。但是，南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不甚了解和掌握，也缺乏充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在建设时，还是出现了严重失误。尤其是在国民经济计划的设计和实施方面，出现了顾此失彼和严重失衡的现象。如在1958年和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里主要强调的就是钢、铁、煤、粮和棉等主工农业产品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大跃进”问题。在连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冲击下，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和重工业的比重大幅提高，轻工业和农业的比重大幅下降，导致了全国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6月11日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后来在庐山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好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一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这是对“大跃进”所引起的比例失调的一种总结和反省。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1961年我国出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巩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取得的成果，充实国民经济基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在这“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随后走过了5年的综合平衡发展之路。

五、发展要波浪式前进，不能过急

毛泽东认为，“波浪式前进”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他要求我们在做工作、订计划时，一定要遵循这一点。由于1957年下半年以来的“反右倾”和连续“大跃进”的错误、1959年至1961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和l960年苏联的背信弃义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经济出现了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严重困难局面。这种困难局面的出现，其实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七分人祸主要是一些人的头脑总是发高烧，一味地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犯了直线性的毛病。为了克服困难、破解难题，毛泽东主持了从1959年l2月到1960年2月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活动。在此期间，他指：“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1961年初，他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文中再次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就此，毛泽东把“波浪式前进”作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加以强调。他提醒大家，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老是追求高速度、老是追求翻一番和老是追求年年都是高潮，要懂得波浪式前进的道理。这种“波浪式前进”体现在经济建设中，就是速度有高有低、有快有慢，不可能年年都一样。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必须要有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和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这正是毛泽东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因没有保持适度的节奏而遭受巨大挫折后反思的结果。

六、人类本身的生产适应社会生产

毛泽东曾经讲过人多好办事，但是，他也讲过：“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因为，只有当人类本身的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保持一定的适度的比例关系，才能使两者都能得到较快的健康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的增加是非常迅速的，按照当时人口增加的速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不能有效地实行计划生育，必将会出现一些人没饭吃的困难局面。所以，毛泽东多次强调，要使人类本身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相适应，要实行计划生育。1956年10月12日，他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就谈到：“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后来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他又再次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所以，他强调，要采取逐步试点、推广和普及，以致逐步达到计划生育，适度控制人类本身的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控制自己的生产，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不至于使自己提前走向毁灭。我们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人类本身的生产必须要保持在社会生产所允许的范围内，人类生产应该以社会生产的承受度为限。这实际上，就已经涉及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知道，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指当代人在发展的同时不能剥夺了后代人发展的权力。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的增长，带来的是社会生产将不能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将会使更多的资源被消耗掉和更多环境被破坏，人类就会提前走向灭亡。

七、要维护生态平衡

“人类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不能狭隘地只从满足自身的需求出发，而是要着眼于整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持续进化的需要。人类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应积极运用自己的知识、技术，主动地维护好生态系统的发展进化。”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及时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的口号。在向自然开战的过程中，如何正确把握一个尺度，保持生态平衡，以便人类和自然能够和谐相处?毛泽东对此进行了唯物辩证的论述。他说：“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这种观点，已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得到了无数次的证明，即吸取人类遭受自然无情报复的教训。他指出：“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绝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所谓保持水土的规划，主要就是保护森林资源，搞绿化。他说：“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所以，要“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要注意保护自然，维持生态平衡，这样才有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