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作为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既主持过大革命时期的团中央工作，又领导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青年团重建，对青年工作理论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这突出表现在他对革命年代中国共青团四个基本命题的关注与探索上：为什么需要青年团，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为什么必须实现青年的利益，如何有效开展青年工作?任弼时对这些基本命题的思考和破解，为中国共青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拓展了空间。
一、关于青年团存在合理性的论断——为什么需要青年团?
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社会组织，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能够存在?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合理性与基本条件?不解决这个问题，组织发展的根基就不牢固，也不会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1．回击国民党右派取消青年团的无理主张
任弼时是1920年八九月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从而成为最早的团员之一。1921年5月，赴苏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在1922年冬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4年8月回国后，担任青年团上海区委员会委员、江浙皖区委委员、《中国青年》《平民之友》《团刊》编辑员，并参加团中央的工作。对于青年团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比较深刻的思考和理解。
1924年1月，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吸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2月间香港报纸称国民党已赤化，国民党右派乘机提出取消社会主义青年团合并于国民党的无理主张。10月，任弼时发表《“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指出青年团“是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谋经济利益，作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他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做国民革命的工作”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本职”，这就明确宣示了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肯定了青年团存在的社会必要性，反击了国民党右派破坏青年团的企图。
2．阐述青年团是“行动的群众组织”
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共青团，早期主要都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成员。五卅运动之前，在工农群众中几乎没有团的力量，70％以上的团员社会成分是学生知识分子。学生知识分子的特点是长于理论，短于实践。在很长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始终没有懂得自己的工作是那些，自己团体的性质是怎样”，因此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1925年5月，任弼时强调，共青团是“代表一般受苦青年的利益”而奋斗的“行动的群众组织，并不是一种学院式的研究团体，就是研究也不仅是靠着书本上的理论”，团员要认清责任，“努力于主义上的训练”，“在行动的奋斗过程中，方可得到真正而有益的经验”。因此，对新团员，除要向他们说明共青团组织的内容及在中国的责任外，还要解释每个团员目前应有的责任、工作方法和校内纪律，并分配工作，使他们即刻到群众中间去活动。
在从苏联回国后参加的第一次斗争实践——五卅运动中，任弼时进一步强调青年团的行动性。1925年6月，在他签发的团中央52号通告中号召要把“此次反帝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1927年5月，任弼时再次指出共青团应当消除团内知识分子的习性，而完全变成真正阶级青年的群众组织，努力在工农群众中去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影响。
综观革命时期青年团的发展，比较明显地体现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从注重理论到付诸实践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青年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
3．反对“取消主义”的错误
由于青年团在很长一个时期偏重于学生运动，虽然团的重要会议上也常常做出青年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个别地区如广州、上海、湖南等也开展了一些青年工农的工作，但对整个青年团来说，在青年工农基层群众中还没建立很好的基础，所以到了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阶级起了剧烈分化之后，学生运动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没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在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同志没有找到青年团工作的出路，于是就产生了取消主义的观点，即取消共青团，在党内设青年部，或者团只做文化工作。
1927年11月，任弼时主持召开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申斥团的取消主义。他认为，过去团的基础完全建筑在缺乏争斗力量群众之上(轻工业工人与学生)，而且指导机关以内的同志多半是不了解工农生活的知识分子，难以承担激进革命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一要纠正团内的错误观点和倾向，取消主义的结果是，削弱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阻碍革命的发展。二要改造团的组织，在各种重要工业的工人中、一切农村中和兵营中建立团的组织，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的工作以改造团的指导。三是整饬团的纪律，机关与负责同志与基层团员在纪律面前一视同仁。
4．支持青年团的重建并指明团的基本任务
抗战胜利后，关于解放区青年工作要不要单独开展，是否需要重新成立青年团，有几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青年人虽有其突出作用，1942年之后没有青年的团体、组织，青年照样发挥作用，因此不必搞什么单独的青年组织。二是认为基层青年中有识字班、学生会等专业组织，不需要专门的青年工作领导机构。三是认为可以在政府、工会、农会里设青年部门，代行青年团体的职能。四是有些人担心青年组织以前先锋主义第二党作风、青年主义闹独立性的错误重演。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座谈会上，任弼时认为，“现在，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四百万左右的青年积极分子，……是组织起来建立青年团好，还是不去组织?看来还是组织起来好。组织起来既便于教育提高他们，发挥积极性，又可以通过他们去提高广大一般青年的积极性”。为了取得建立青年团的经验，中共中央决定从1946年10月起，在各地试建青年团。任弼时后来评价道，试建团的经验，证明青年团的组织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比较坚强的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作支柱，就不易团聚青年的力量，也不能集中表现青年的意志和行动，青年运动就势必陷于涣散无力的境地。
青年团建立起来具体做什么?任弼时认为，“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领导并鼓舞全体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以便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种工作岗位去，推动革命事业前进，建设起确实比旧社会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准备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
二、关于青年团政治性本质的论断——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青年团成立后，如何摆正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1923年7月，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局书记施存统认为，本团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而成立而发达，是一种极显明的事实，我们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本团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他认为必须进一步决定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政策，根本理由是因为共产党是一个政党，党对政治的观察比团要清楚。这里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是认同党的领导和作用，青年团是在党的帮助下成立和发展，而不是青年自发成立、自由发展的。二是明确党、团关系的基本框架，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团的工作是其中的一部分。三是比较党、团的特点，党相对成熟，富于远见，而青年团相对稚嫩，缺乏经验。
1．充分肯定党的领导
建党、建团初期，虽然全国党员较少，团员较多(1925年1月，全国有共产党员995人，而团员有2400多人)，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具有极高理论素养和党性原则的任弼时在1924年回国不久就指出，青年团是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斗争的青年组织。1926年7月，任弼时主持召开共青团三届二次扩大会议，又明确提出：本团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是列宁主义的学校。
为了壮大党组织的力量，从1924年开始，中共中央就要求逾龄团员应于3个月内尽量退团入党。五卅运动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年龄在20岁以上的团员全数推荐人党，全团共有3000多名团员输送给党组织，占全团人数的1／3。于是，有些团干部对党团分化产生一些错误认识。为此，任弼时辩证地指出，如果党的组织不能扩大，那么政治工作和工人及农民运动不能充分的发展，仍然是使团没有发展的机会。反之，如党的组织扩大，各方面工作发展，则我们持有深入青年群众的更好机会。这就是说，团必须依靠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单搞一套是没有前途的。党发展好，团就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党发展不好，团也不能持久。
1927年5月，在中国革命面临白色恐怖的最严重关头，任弼时主持召开共青团四大，“在党的领导下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远景和团的工作新方针”，宣告共青团将继续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跟着共产党走。之后，他作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严肃地告诫全团必须注意在斗争中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且注意强健党的组织。在革命事业处于低潮、党最困难的时候，任弼时带领共青团坚定理想信念，处处注重维护党的权威。
2．坚决同党内的错误路线作斗争
1927年四五月间，任弼时作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出席中共五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上，他和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党的五大闭幕的第二天，共青团四大錾召开，任弼时在会上指出：“团的任务是应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实现其民主独裁的政权，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领导工农青年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做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并“反对任何阶级调和和妥协的理论”。这正是党当时最需要做的事情。
尽管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态度粗暴，但任弼时仍然坚持三次提交共青团《政治意见书》，提出挽救革命危机的建议。在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又继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之后发言，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内和共青团的正确意见取得了胜利，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据张国焘回忆，“八七会议中，任弼时成为天之骄子，因为他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早就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实际上，党性原则极强的任弼时代表共青团所反对的不是党的领导，而是党内的错误路线。
3．反对“先锋主义”和“第二党”倾向
八七会议前后，一些共青团员和部分党员错误地认为，党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应该由团来干，并建议把团改名为“青年共产党”。这就是“先锋主义”的观点。
任弼时坚决反对脱离党的领导的先锋主义和第二党作风，在1927年11月团中央扩大会议上，他清醒地指出，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这“两种极端的主张”，其结果“都可以削弱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阻碍革命的发展”。共青团应该毫不动摇地集合在党的旗帜下，坚决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跟着党把革命进行到底。同年12月，任弼时起草以党中央、团中央名义联合发出的通告，进一步明确了党团关系，指出既要坚决反对“不顾共产党的领导，而企图代替党的领导”，把青年团看作是“第二党”的“先锋主义”倾向，又要坚决反对把团组织看成是单纯“文化团体”的“取消主义”倾向，坚持认为团“是帮助党获得青年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组织”。
任弼时虽然反对“先锋主义”，但并不反对青年在斗争中“打先锋”。他指出，青年在斗争中的“带头作用，打先锋，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任弼时区分了青年组织的独立性与“闹独立性”这两个概念，指出：“青年组织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是我们应当“注意尊重”的，这和“闹独立性”是不同的，“闹独立性”是不要党的领导，必须加以反对。任弼时还指出：“我们必需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建立对于青年团的正确领导”。
4．重建青年团要坚持党的领导
1946年八九月间，任弼时主持重建青年团的座谈会时，再次告诫青年团要防止重犯先锋主义第二党作风的错误，并着重强调指出，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历次伟大的青年运动，所以获得光辉的成绩，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者当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发生某种偏差时，那么，那里的青年运动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失”。这里已经把党的领导的重要作用讲得再明白不过了。
三、关于青年团群众性本质的论断——为什么必须实现青年的利益?
虽然1922年团一大纲领打出了改良青年生活、实现青年利益的旗帜，但在青年团成立初期，由于过多注重政治运动等原因，团组织关心和维护青年的切身利益还远远不够。
1．不实现青年利益。青年团就失去了成立的意义
1925年1月，任弼时代表旅莫斯科的团组织出席团三大，并参加主席团及教育训练和经济斗争两个委员会。大会通过的《经济斗争决议案》一针见血地指出：“本团不与青年工人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自然离开经济斗争的境域甚远，以致本团至今不能成为领导无产阶级青年群众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失却他成立的重要意义。”这说明青年团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
在团三大之后的一年里，虽然经济斗争的工作有所改进，但在任弼时看来，仍“有极大的缺点，就是工作上没有表现关于为青年本身利益的斗争及文化运动的成绩，未能使全团工作与组织青年群众化”。
2．只有为青年利益而奋斗，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仰
1925年9月，任弼时主持召开共青团三届一次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团目前根本任务是在思想和斗争中去获得青年工人群众，并在其中扩大团组织去指导他们为自己利益而奋斗。任弼时认为，“领导群众为其利益而斗争。使他们在斗争中，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团体而取得其信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道出了对普通青年进行思想引领的基本规律。
1926年7月，任弼时主持召开共青团三届二次扩大会议，认为共青团目前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获得青年工农学生和一切被压迫的青年群众，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中去领导他们从自己的利益斗争去参加党所领导的一切政治运动。
3．团的工作青年群众化。就是使青年团成为青年利益的代言人
1926年，任弼时专门撰写《怎样青年群众化》一文，分析中国青年运动虽然有了很好的下层基础而未能使其深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能注意到学生本身利益的斗争及文化运动，以致使学生群众不能坚固地团结在学生团体之下，反而不满于自己的团体，不觉得学生团体是他们利益的保护者。在工人方面，因为我们未能注意青工利益的斗争和宣传，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仰。换言之，就是我们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未能使青年群众感觉到本团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领导者。”他接着批评道：“一般同志还没有明白关于青年本身利益斗争(尤其是关于经济斗争工作)与本团发展的关系。”“只要实际领导青年学生与工人为他们本身利益而斗争，我们自然会得到活动的经验，明白其中关系之重要”。
四、关于青年团工作方法的论断——如何开展青年工作?
正确的发展方向确定之后，工作方法就显得愈加重要。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实现预设目标，主要靠科学、合理的方法去推动。方法对路，即可事半功倍；方法不合现实逻辑，就会南辕北辙。
1．发展团员标准不能太高
1925年1月，团的三大认为，团的组织发展工作总原则是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应该扩大遍及于全国，使之真正成为青年群众的团体。5月7日，任弼时签发45号团中央通告，制定入团标准：“(一)工农青年，只要有相当的阶级觉悟，并很愿意做事而勇敢者。(二)学生及职员，对于主义有相当的认识，而有活动之才力，且愿意遵守本校纪律，接受执行机关之指挥而去参加实际工作者”。
针对五卅运动中大量吸收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入团的情况，任弼时指出：“我们吸取新同学之条件不要太严。对于工人，更绝对不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介绍入校之标准，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就是对于学生，亦应较前从宽。”任弼时认为：“我们的团体，是一个教育机关”，是为引导青年奋斗而去训练自己的一种组织，是要在青年直接谋自己利益的斗争中去训练自己，而不是先训练好再入团。共青团不同于共产党，吸收团员的条件不能太严，但是对于新团员“则须进行特别训练的工作”。
1925年9月，任弼时主持召开共青团三届一次扩大会议，认为应采取种种方法使青年工人易于加入本团。以后只要是忠实于革命的青年工人即可介绍作为同志，同时亦应注意多吸收学生中有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分子，对青年农民尤应注意。
1927年11月，由于大革命失败，团员数量锐减，从35000人降至10000余人，而土地革命斗争又迫切需要大批共青团员。鉴于此，任弼时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指出在团员数量上现在应当是一个极大发展时期，工农青年只要是勇敢参加斗争，就具备入团条件，除知识分子酌定候补外，绝对废除一切不必要的限制。
从“只要有相当阶级觉悟，并很愿意做事而勇敢者”，到“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再到“只要是忠实于革命”、“有无产阶级革命意识”，而后为“只要是勇敢参加斗争”。其中的细微变化，反映出任弼时在组织发展工作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实事求是的理性思路。
2．借助社会运动发展团组织
关于如何建立团组织?任弼时主张借助社会民众运动高潮，抓住机会，扩大影响，以达到发展目的。
五卅运动中，鉴于民众觉醒与运动扩展的情况，任弼时即以团中央总书记和组织部主任的双重身份，向全团发出通告：“在这次全国群众的行动中，实给我们以极好的发展机会”，“即是我们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之时”。“如果坐视过去，那就是我们极大的错过”。“我们应借这次机会，打进我们的势力，散播我们的种子。”并强调各地团部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否扩大，须以组织发展的成绩来测量。经过五卅运动，全国团员人数由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1925年9月的9000多人，增加了2．7倍，其中工人成分由原来不到1O％增加到38％。
1946年讨论重建青年团时，任弼时认为，“先搞一套空架子的办法不好。可以采取示范的办法，先从工作基础好的地区做起，……脱离生产的人员应尽量少”。在任弼时指导下，中央青委在河北平山县结合当地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率先普遍建立起村、区、县各级团组织，由此“证明在土改中建团是完全可能亦必要的”。在平山等地影响下，各解放区陆续在土改中开展建团。
3．按照青年的特点开展团的工作
大革命时期，任弼时十分注意团组织的结构与青年特点的适配。他强调指出：要使团体能群众化，必须重视组织上的结构是否适合于与群众接近的需要。一切组织的方式和内容，都要适合青年群众心理和生活的需要。
在1946年关于建团的讨论中，任弼时认为，要在各种工作中研究领导教育青年的方法，要研究青年团如何领导一般青年去参加各项建设，也要研究苏联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经验。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如果不研究青年的特点，不采用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发展，就没有前途。“如果我们的工作方针和方法真正做到为青年服务，学习陶行知做青年工作的办法，又专心专意地做这个工作，是会创造出办法的，也会做出成绩来的”。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任弼时与毛泽东所见略同。
4．团员要密切联系群众
1925年5月，任弼时在团中央号51号通告中，要求每一个团员在假期中，在尚无团组织的地方，“如有一个同学，他必须负责至少介绍三五人加入本校，成立支部”。
1928年1月，任弼时认为，“每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每个党和团的工厂与乡村支部，……应当时刻注意自己周围的群众，应当很详细地去调查研究群众生活，替他们(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实际的极切身的要求，领导他们为这些要求而争斗”。他强调，我们不能孤立地去做这项工作，而是要将这项工作同解决青年的实际生活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进而解决广大青年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其在各个领域的各项工作中起先锋作用。
共青团三届一次扩大会议提出“深入群众”，到二次扩大会议又提出“青年群众化”。在这一过程中，任弼时要求各级团组织要在各工人区域，用适当的名义(工会或某种团体)召集各种没有党派的青年群众会议或代表会议，以扩大团的宣传工作，以便“巩固党在工人中的势力”，争取更多的青年参加政治运动，为他们本身利益而斗争，促进实现青年群众化。
五、几点启示
虽然时代在变，但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没有变，组织运作的一般规律没有变，任弼时关于青年工作的理论见地与实践经验，对当代中国共青团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权益等职能的发挥，具有诸多启发和借鉴意义。
1．青年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事业胜利的坚强领导核心。“党有号召，团有行动”是共青团最大的政治。各级共青团只有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创造性开展工作，才能体现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共青团要做青年合法利益的维护者。任何组织的吸引凝聚，一靠信仰，二靠利益。对于广大普通青年来说，谁维护和实现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拥护谁，就会跟谁走。共青团要在维护全国人民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代表和维护广大青年的合法利益。
3．共青团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根本推动力，离开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一切都无从谈起。共青团工作是社会运作中的一个链条，共青团员来自青年群众。共青团工作不能单打独斗，需要更多地借助党政渠道，整合社会资源，竭诚服务青年、服务社会。
4．基层团组织要灵活设置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有内逻辑的。当代青年的流动性和群体分化都很强，传统的组织形态遇到严峻挑战。共青团要充分利用地缘、亲缘、业缘、趣缘等社会关系，在产业链上、互联网上、楼宇内、社区里广泛地联系青年，灵活地建立各类团组织。
参考文献：
[1]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等．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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