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所说：“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甚至索尔兹伯里认为：“李锐在研究了毛泽东那个时期的笔记(《讲堂录》)后，感到难以区分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和杨教授的思想。两人的思想似乎融为一体了。”这种“融合”使得杨昌济的思想“基本部分被毛泽东的实践与思想继承下来了”。更为重要的是，在身体危机的时代境遇中，杨昌济的身体观对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的启蒙功能，凝炼成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中的“身体”情结。
一、身体的国家意蕴及教育表达
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初，民众的迷茫与信仰的迷失使得“身体”在传统教育中始终没有被提上显著地位，国家化危机使得“身体”的“顺应”与“服从”似乎成为不二法门。然而，在改造旧中国积贫积弱梦想的留学生看来，身体的国家化潜隐着浓烈的“国难”和“使命感”。“将身体赋予一个劳役和税赋之外的职责，是一个十分时代性的决定。”但在杨昌济等学者看来，“身体”也是教育中的一个潜隐因素。英国的学校中“学生之运动甚盛，午后全体出发，从事各种之运动，殆无在书房中静坐读书者。”“日本运动之风亦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之学生，努力从事各种之运动。”这是因为运动使得身体重新焕发了活力，“人于户外新鲜空气之中为各种之运动，则血脉流通，呼吸速而强，多吸人空气中之酸素，而身体之活力遂增，此卫生至要之事也”。而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态尚未达到这种标准，“中国人不好户外运动，而偏好下棋、斗牌各种户内之游戏，此国民文弱之所由来也。”因此，中国人身体上的“积习改造”理应成为社会改造的先导，而这也是教育的首要目的。杨昌济认为：“学校教育最足以伤儿童之身体者，为钟点太多，负担过重。”“此事斯宾塞尔于其教育论曾痛切言之，以为学校之课程过重，学生之身体暗亏，数十百年后，英国国民将蒙不可回复之恶影响，诚可谓救时之伟论。”教学时间通过“身体”而影响到了教学效果进而关系到国民素质，“吾国学校总有钟点过多之弊，长此不变，于将来国民之体力所关甚巨，不可不加深察也。”实际上，杨昌济反对的是传统教学程序中因教学时间、方法等产生的身体损害及其所表征的教育意义。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也产生了同感：“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而“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青年毛泽东将现实教育、强健体魄同人格的完善、国家民族的命运直接联系起来。为此，毛泽东认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学校教授之时间，宜力求减少。”“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以至于建国后，毛泽东依然对学校中学生的身体特别关心，“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为的是全面发展”，“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显然，身体在这里不仅是人格的张扬与自我的实现，而且更加突出国家意识，赋予个体的身体以国家使命。
二、教师的身体样态及教育关怀
从内涵上看，“身体”首先指鲜活的生命躯体等生理存在，并为教育过程的展开提供了具有实质性的基础和前设。在琐碎而细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身体语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身体行动，规范着学生原本粗糙的生活表达，引导着学生思想的逐步形成。在看似平稳而舒缓的教学过程中，通过教科书、教室等潜隐着对学生个体的压制，使其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自然性地承袭权力的影射，确定受制于权力的规制；“戒尺”、“罚站”、“罚跪”等私塾“经典”象征与其说传达着教师的权威，不如说身体存在于时时可能发生的恐吓与指责的场域中。学生尽管有抱怨甚至些微的抵抗与不服，但这种生存策略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缓冲对身体所造成的剧烈变革。在传统教育面前，教师本身不可避免的某些“工具化”行为也在不自觉间转嫁为学生身体“异化”的境遇以及对身体的驯服与征占。
杨昌济认为，教师理应“专心致志”、“久于其任”，身体力行“教书”的“宏业”，要“生徒当儿徒”，强调“不动声色，微言感人”，反对“责数”多于诱导。作为教师的杨昌济，不仅在修身课的教学过程中注重青年学生的引导，而且在“板仓杨寓”同毛泽东、蔡和森等学生探讨时政、交流思想。在《达化斋日记》中曾记载，“至第一师范学校，为国事而讲演，余以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勉诸生。”在杨昌济看来，“不死”，就是要锻炼身体，保持身体健康，就是要严于律己，自强自立。足可见，杨昌济将“身体”同作为教师的身份联结起来，使“身体”成为教师职业身份的基础要素。
这种对教师的身体关怀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毛泽东曾疾呼：“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导他们。”教师古板的教学方式将学生的身体进行压制，而学生缺乏相应的反抗恰恰加剧了自我的颓势与身体的弱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曾疾呼：“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寇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椅不太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恶劣的教学环境使得学生“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而“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而对于那些“小学教师”而言，毛泽东认为：“教育学上讲的小学教师是终身事业，难道便要我们做终身的鳏夫和寡妇?教育学上原说学校应该有教员的家庭住着，才能做学生的模范，于今却是不能。”“小学教师横直是奴隶罢了!”教师的“教务殷繁”，阻碍着教师的修身，而毛泽东力陈：“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不仅要对学生进行身体关怀，而且教师本身也要反思所缺乏的身体自主：其根源恰恰不在于那些“教我们的先生们”，而是社会教育制度的整体劣根性。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教育过程中的“身体”因素，就不能认识到反抗旧教育制度的重要意义，也难以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三、修身的精神理路及教育塑造
修身课是杨昌济影响青年毛泽东最主要的途径，也是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前提。而杨昌济所给予的思想洗礼恰恰深刻启蒙着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这种“启蒙”在杨昌济人职一师后便潜移默化地开始了，尤其到了1917年下半年，杨昌济在湖南一师教授毛泽东修身课，并将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为教材，毛泽东阅读此书时做了大量的批注。从中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虽然深受中国传统身体观念的影响，但尚未接触外域的身体理论，杨昌济的循循善诱与学生的勤奋刻苦一并提升了毛泽东对修身问题的理解。而杨昌济也身体力行地加以引导，“毛生泽东……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国藩)、梁任公(启超)之例以勉之。”
身体本身是“身”与“心”的统一，铭刻着文化的烙印，既是人生活的“实践模式”，也是个体自我的“体现”。因而修身的真正目的在于实践与“通今”。在《论语类钞》中，杨昌济通过儒家经典认为，“然若士人修身，一旦懈于为善，则立失其为善人君子之资格。盖君子之于修身，乃毕生之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杨昌济在文本中的话语表明，这种以当下的亲身实践为导向的知识学习突破了传统儒家科举取士的价值取向，而在这种具有实用理性倾向的修身观影响下，青年毛泽东也在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表明了毛泽东以“野蛮其体魄”及“文明其精神”为“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的途径。李泽厚认为，毛泽东在杨昌济影响下所进行的强身健体，“不仅是自觉磨炼体力、意志的问题，而且还表现了要求在这种体力、意志的展现中，来获得最高的人生快乐和审美享受”。而这种以实现自身价值为导向的修身过程恰恰是常态的学校教育所不能取代的。
同时，在这种修身的过程中，“体魄界之中心点，吾身也，灵魂界之中心点，吾心之灵是也。总之，天地万物，以吾为主”。“以吾为主”能否形成天地万物?这种唯心的成分也影响青年毛泽东对“我”的看法，而“贵我”思想的形成不仅确认了发展的主体性，而且潜隐着夸大主体的“唯我”倾向。而事实上，青年毛泽东也曾这样认为：“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实在有生活者也。”“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而后来连毛泽东自己也承认，“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我的论文(指《心之力》一文)被杨昌济老师大大的称赞着。他给了我一百分。当然啦，他是从他的伦理观点来评阅的。”毛泽东后来也对周世钊回忆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昧。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应该说，在当时复杂的社会思潮中这种修身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不可避免，如何看待身体、生死以及自我，这对处于思想成长时期的青年人而言确实需要甄别和裁断的过程。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潮，便不会对问题有终极的理解以及对人的本体性关怀，这些前期的思想铺垫恰恰为毛泽东后期体悟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提供了可能。
四、“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
“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是杨昌济身体观的重要因素，而“体育”又是杨昌济身体观影响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形成的关键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为具体行为方式的教化与贯通，而且表现为对教育理论的认同与体悟。
（一)关注“教育上之养护”
在杨昌济的视域中，身体对于个体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学校于养护一事，能为家庭之所不能为，又有指导家庭之责”，并且还关系到“国家之兵力”与“国民之生产力”的问题”。为此，要努力让学生形成合理的身体“养护”方式。“一事欲言者，现在学校钟点，总不免太多，学生负担过重，大有害于身体，女学尤甚。此事关于国民之体力甚大。”而“体操在助身体全部之发育，整齐其姿势，坚固其筋肉，使动作灵敏。”可见，这种“养护”正是符合与体育相适合的教育方法。总体上看，杨昌济的身体观从四个方面深度影响了毛泽东的早期思想。
一是重视体操的强身健体作用。体操是“既使之强壮，又使之健美，又使之敏捷，三者毕备，体育之目的可谓已达矣。”这是因为“体操与运动，皆宜于户外新鲜空气中行之”，而中国人在室内进行的“打弹子球”、“打牌、下棋”等活动，都无法到达锻炼身体、修身养性的目的，面对这些“国民文弱之所由来”，杨昌济极力主张“所宜急以户外运动代之者也”。相同的是，毛泽东也认为：“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惟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因而，毛泽东主张中小学所开设的体操课应注意实效性。与杨昌济自创了体操项目一样，毛泽东也为此自创了“六段运动”的体操，并教授给同学。而实际上，李锐认为，“体操”不过是毛泽东“借题发挥”对学校和徒具形式的课间操的一个讽刺。毛泽东的确是借“体操”之名来审视传统教育，而这也恰恰说明“身体”已然成为毛泽东早年重视教育的重要视角。
二是重视冷水浴的身心协调功能。杨昌济认为，“血脉之流通，为身体健康之一要件。欲求血脉流通，除常行运动之外，莫于勤于沐浴。”这种冷水浴的方式能够使人身心变化，“冷水浴后行深呼吸更好，因浴后则血脉之流通速，而需养素更多也。”由于这种常年洗冷水浴的方式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常见，因而在杨昌济的引导下引起了学生的纷纷效仿，毛泽东就曾在湖南一师坚持了4年的冷水浴。无论什么样的天气，毛泽东都能坚持每天天不亮就到校园东北侧的水井旁，进行冷水浴，而其他人则难以持之以恒。后来，“风浴”、“雨浴”、“雪浴”等也纷纷被青年毛泽东所采用，在改善身体卫生的同时也祛除了“不洁”的积弊，强健体魄的同时也强化了身心。
三是重视静坐的“调息”功效。杨昌济积极提倡静心养性，以静坐提高人的素养，“静坐调息，宁神定气，绵绵延延，无稍间断，期以不见一人，不发一言，不动一念。”他相信“静坐作为一种自我修养的方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类的精神可以与宇宙精神或终极的理学相结合。”然而，毛泽东却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影响身体的方法，“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是因为“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其实，杨昌济更多地是出于避免“务外为人，出力干事”、“营营扰扰，己之心术”而“修己以敬”、“不言之化”；而毛泽东正处于青春年少之时，难以从杨昌济的视角触碰“静坐”的“调息”功效。正如近藤邦康认为，毛泽东的这种人生观加上“天地盖为有动而已”的宇宙观将朱熹的“敬”、陆象山的“静”、老子的“无动”、佛教的“寂静”以及近代所崇尚的“静坐法”都否定了。因此，在批驳以身体之“静”为样态的传统教育基础上，“动一静”之间，毛泽东的身体观不自觉地上升为人生观与世界观。
四是重视“游学”的学习方式。杨昌济坚信古人“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每逢假日，他便去游览日本的名山大川，箱根红叶、上野樱花极盛之时，必往游宴。这种游历行为影响了青年毛泽东，他也常利用假期邀请朋友一起徒步游历乡间，体察民情，了解民俗，增长才干。如步行120华里访问板仓杨昌济寓所，曾与张昆弟步行50多里体验社会，与萧子升游历湖南五县等。毛泽东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览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斫于是，“遍游四宇”、“友天下善士”促使毛泽东走出书本的樊笼，以亲身实践的方式扩展视界；“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行为也促使毛泽东也想找机会出国考察，“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因此，“游学”的经历不仅使毛泽东以开放的态度看待教育，而且也促进了毛泽东对于外域教育思想的比照与借鉴。
(二)生成“毛泽东式”的体育理论
对于早年体质孱弱的毛泽东而言，“注意健康很重要，一个人只有身患恶疾时才知道健康的幸福。”加虽然当时的私塾教育仍将“体育”视为“杂科”，但在毛泽东看来这门课十分重要，“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毛泽东曾系统阐释过身体的重要性：“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可见，“身”是实现“德智”的基本载体，而“勇”正是实现“智仁”的有效途径。在这里，青年毛泽东通过对“身体”的表述显露了唯物主义的思维立场，他认为“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拨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可见，毛泽东在这方面超越了杨昌济的唯心观点，形成了富有个性的身体观。这尤其体现在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先高度评价了体育的重要作用，认为体育是“养生之道也”，是“人类自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毛泽东用车、舍的形象比喻，说明了身体作为一切活动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同时，毛泽东认为，“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起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因此，毛泽东辩证地认为，“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身体的规训形成了传统教育的特征之一，而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正是从“身体”出发认为要重视体育在教育整体中的重要价值，“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鸣。暗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礼。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其意为体育正是使身体获取充分发展、意志得以顽强体现的最佳方式。因此，毛泽东在学校教育中重视体育不仅在于对身体本身的关切，而且更加强调其阶级性与国家性，使强化体育本身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式”的体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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