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之所以人才辈出，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五四运动后，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以新民学会为核心，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和海内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湘籍早期共产党人，更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践者。他们在毛泽东的引领下，围绕着“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国情民情，不断探索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规律。

一、湖南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探索的历史背景

近代湖南和全国一样，满目疮痍，一直是帝国主义魔爪掠夺的地方，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尖锐的省份之一。自1899年岳州、1904年长沙相继开埠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直接侵入湖南。帝国主义的商船炮舰涌进了}同庭湖和湘、资、沅、醴4条内河。湘江里，挂有“太阳旗”、“花旗”、“米字旗”的兵舰横冲直撞。江岸上到处是“日清”、“怡和”等外国公司的大洋房，“仅日本纱厂就达二三十家”。帝国主义竞相在湖南投资开厂，残酷地剥削工人，掠夺各种重要资源。除此之外，帝国主义还残酷地压迫劳动人民。在长沙、湘潭的水陆洲上，帝国主义霸占的农民土地地界很多直抵东西两侧的河沿，水陆洲被分裂成若干块，甚至不留路给洲上的菜农通行。枯水季节，菜农还可以绕河滩行走，到了涨水季节，可怜的老百姓在自己的地盘上望河兴叹。

民族矛盾的尖锐又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湖南更为激烈。湖南地处军事要冲，北洋军阀以湖南为攻占两广的据点，南方军阀以湖南为北进的阵地。南征北战，湖南成了军阀们长期拉锯的战场。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政治上，剥夺人民民主自由权利。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1919年10月2日的湖南《大公报》记载了1917年至1918年湖南的物价飞涨情况：“从前吸烟的每日只要四五文够了，现在必须一二十文；吃茶的每天只须四五文，现在必须二三十文。”加之又遭一些自然灾害如水灾(1915年全省34个县受灾，1916年一1918年洞庭湖边各县和长沙等地大小灾不断)的侵扰，湖南人民根本无法生活下去了。

近代湖南灾难深重的社会概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运动，使得救亡图存，寻求中国出路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它推动先进人们迫切地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二、湖南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探索的理论成果

(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初步认识。蔡和森在留法期间，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他从分析世界形势人手，1921年2月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文中说：“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国久已隶属于西方，……不过为五大强的附属罢了。”意思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已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中共成立时，还没来得及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一大党纲，只是把中国革命的任务定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中国当时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

1922年上半年，蔡和森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调查研究来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如5月发表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说，中国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阀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他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已有所察觉。9月，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一文，指出：“中国现这种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就是新旧两阶级的争斗，还没有达到决定时候的反映。”蔡和森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性质”的人。这得益于他对社会历史和现状的深入了解。后又在《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中指出：“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人人知道，他实际上已不是独立国了。”至此，中国社会的性质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对改造中国根本方法的认识。毛泽东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考察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辛亥革命似是一种民众的大联合，其实不然。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指出辛亥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然后通过对各行各业人民利益的详细考察，认为民众的大联合在中国“应该积极进行”。这无疑是对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一个很大进步。李达在对中国和世界进行比较鉴别后，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文中也指出：中国是农业国，“劳动运动的手段，只于工业国相宜……”即中国革命应采取工农联盟形式。蔡和森在法国发扬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猛看猛译，在调查研究中意识到了组建共产党的重要性。他考察了欧洲等15个国家组建共产党的情况后，1920年9月写给毛泽东的信指出，中国“要革命，我以为先要组织党一共产党”。而且“须组织与俄一致的共产党”。即中国要想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从1920年5月到1921年2月的8个月中，毛泽东、蔡和森的六七封长信中，都集中讨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蔡和森在《法国最近劳动运动》这篇调查报告中，通过对法国各行各业工人组织罢工斗争情况和经验的调查了解，通过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考察了解，1920年8月给毛泽东的信中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今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并说“这种方法，我自信有九分对”。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深入考察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详细了解基础之上的。他在法国的巴黎、蒙达尼、里昂等地详细调查了无产阶级受压迫和剥削的悲惨情况。向警予留法期间，先后在树胶厂、纺织厂做工，通过广泛接触华工和法国工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深信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她1920年12月给父母的信说：“你的九儿在这里努力向上，还要在世界上做一个特别的光明。”

(四)对中国革命对象的认识。蔡和森1922年5月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指出：“单靠增加工钱，减少时间这样的运动，工人阶级永远不能超出工钱奴隶的地位。””他说“工人阶级要从‘卖力’与‘饿死’两条路中解放出来，就只有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将一切生产手段一即土地、资本收归社会公有”。给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9月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要实现中国民族独立自强，只有下列二途，其中之一是“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即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五)对中国革命动力的认识。要革命，就得先分清敌友。湖南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动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21年秋，毛泽东、李立三到安源调查工人状况后，认为这里是蕴藏无限革命力量的工人运动的处女地。这年冬，毛泽东回上海后指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城市是重点，主要是依靠工人阶级。”他对占人口80％的农民、农村重要性还缺乏正确认识。说明他们对中国国情还没有摸透，对中国革命的动力和任务等问题也还不太明确。蔡和森通过十月革命的考察，认为群众是革命的主力。他1921年底回上海后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如果不注意运用宣传手段发动群众，便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1923年，二七惨案后，毛泽东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能成功的，他开始重视对农民的调查。他和刘东轩、谢怀德到衡山岳北农村调查后，开始初步意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如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作为湖南工农运动的发言人，用调查事实有根有据地说明：“工人人数虽少，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他们的力量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注意农民运动，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广大农民一定会联合起来，国民革命就一定能胜利。”只可惜这一认识在当时没有引起党中央的重视，没有写进决议里去。

三、湖南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探索的历史启示

综上所述，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三大召开，在这样短暂的四年时间里，湖南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已进行了一系列可贵的探索。这一历史认识过程表明：在中国这样复杂的近代社会环境里，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结合起来，需要经过反复和曲折的发展过程。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向纵深阶段发展，出现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随着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会出现许多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多次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外国经验和模式，从来就得不到成功。”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我们既可以看到正在实施的理论政策的得失，以便及时纠正，又可以找出与世界先进国的差距，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现实情况，利益与需求，寻找发展的新思路。这样我们才能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陈家骥：《蔡和森和毛泽东》，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3]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

[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

[5]戴恭绪等：《向警予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6]中共双峰县委宣传部：《怀念蔡和森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7]孙克信等：《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