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但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实践开拓者和推动者，而且注重理论总结。他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调查研究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科学地统一起来，结为一体，形成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的调查研究理论。因此，从群众路线视角进一步审视和把握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践行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调查研究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
“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周恩来的话阐明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本质。毛泽东始终认为，调查研究既是认识中国社会基本情况，又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向人民群众负责的最基本的方式。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他倡导“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要求领导干部“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向群众寻求真理”。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毛泽东还把调查研究称为与群众做朋友的过程。他认为，在调查中，“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1941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曾谈了他自己的经历：“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从来都是轻装简从，置身于基层民众之中。1961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又说道：“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
调查研究需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联系的群众更具有广泛性。开调查会是毛泽东经常用的一种方法。他认为，开调查会时，各种人都要，经验多的人要，经验少但思想进步的人也要。“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与联系群众联系起来，是建立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基础上的。理论上，毛泽东立论的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认识的来源，既是调查研究的对象，也是群众路线的工作对象，向社会作调查，就是向群众作调查，只有联系群众，才能获取真理。为此，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就严肃指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坚信，“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他告诫党员，不要坐在房子里不出去，要到群众斗争的大风雨、大世面中去。实践上，来自对中国共产党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党的历史上，一段时间曾饱受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浸染，给党的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失。1961年，毛泽东谈到《调查工作》的写作背景时曾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倒退了，蜕化了，变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专从书本里讨生活，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在文章中深刻批评了“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的种种现象，还批评了形式主义、“清谈主义的调查研究”。他说：“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到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1949年，毛泽东针对城市工作中的问题总结说：“我们在接收石家庄的工厂时就有教训。我们派去的干部不能在业务上给予帮助，又不作具体调查研究，只是大讲了三天反帝反国民党的大道理，讲完了又没有新的，人家就不愿意听，不赞成你。他们后来重新当学生，和工人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开展对敌斗争，业务上成为内行，才成了工人的贴心人，谈话别人也爱听了。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1961年，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再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与联系群众结为一体的思想和做法，对于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不无裨益，可收到在调查研究中联系群众，在联系群众中做好调查研究双重实效。
二、调查研究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调查研究本身就包括了调查和研究互相联系的环节。一般而言，调查带有感性色彩，重在搜集材料为研究做准备；研究带有理性色彩，重在对通过调查得来的孤立的零碎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与研究的结合。他多次说，中央领导机关是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就没有原料，没有半成品，就不能制造出来产品。而这些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通过深入群众的调查才能得来。所以，毛泽东强调，要做认真、细致、耐心、深入的调查，以求尽可能详细地占有各种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占有材料不是目的，对调查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从中总结出一般性结论，为解决问题、作出决策提供事实依据才是真正的目的。他说：“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所以，他特别重视在详细占有调查材料的基础上的分析和综合，强调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这样，调查和研究便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实际上，调查和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基于此，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进一步把调查研究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联系在一起。他说：“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他强调：“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如此，调查研究不仅与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结为一体，而且成为连结“来”与“去”的重要桥梁和途径。
为使调查研究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结合起来，毛泽东还根据自己做调查研究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做法。如，他强调在调查研究中要搞典型调查，要把个别指导与一般号召结合起来，要下去蹲点等。他认为，领导干部“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都是经验之谈，他调查研究的众多成果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对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三、调查研究是转变领导作风的基础一环
调查研究重在求真求实，即要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取得所需要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所谓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从本质上讲，是作风问题。所以，毛泽东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毛泽东结合自己进行调查研究的经验和体会，对调查研究中的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作了系统的论述，其中至关重要是以下两条。
一是要有向下的兴趣和决心，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倾听群众意见的过程；调查研究的方法，就是深入群众的方法。因此，进行调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的许多内容丰富的调查报告，正是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虚心求教的结果。他把作为调查对象的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称为“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多次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决不可以当“钦差大臣”，不可以摆架子，因为群众看到这种态度和作风就会敬而远之，不会向你说心里话，不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他还进一步论述了学生与先生的关系：“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他的志愿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
二是领导干部“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不能单靠书面报告”。毛泽东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调查工作“要亲自出马”，他认为：“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因此，毛泽东一直非常看重领导干部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他多次强调，领导干部不能老是坐在办公室里，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汇报、看书面报告、或靠报表来了解情况，必须亲自到群众中做调查，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才能正确地掌握和统率全局。1961年，面对“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又深有感触地说：“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他要求各级党的领导干部，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或公社。“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他还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他还要求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另外，毛泽东还提出，调查工作要做到“有的放矢”，要事先准备，定调查纲目；要下马看花，从个别问题深入，解剖一两个麻雀等。
四、结语
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丰富多彩，以上只是撷取了部分相关内容。这些论述都是从调查研究的实践中得到的真知灼见，对于今天仍不无启迪。
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称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不断告诫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关心的问题，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并规定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2011年11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习近平专门作了题为《谈谈调查研究》的讲话，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倡导在新的形势下大力弘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这些规定和倡导对于推动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习近平所说：“当前在领导干部中，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善于调查研究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有的走不出‘文山会海’，强调工作忙，很少下去调查研究。有的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上网络，不深入实际生活，坐在办公室关起门来作决策。有的自认为熟悉本地区本部门情况，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反映不敏锐，对形势发展变化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应对不得力，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凭经验办事，拍脑袋决策。有的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因此，重温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并非多余之举。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与联系群众、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转变领导作风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体现出来的绝不仅仅是方法或能力问题，而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态度问题，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问题，是一个党员、一个领导干部的立场和作风问题。做不到这一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便无从谈起。我们只有从这样的高度、这样的意境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才能真正体味其深刻的现实意义，自觉地拿起调查研究的武器，把调查研究作为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真心诚意地走出高楼；跳出文山会海，与普通群众交朋友、做亲戚，增进相互间的感情，转变作风，彻底清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不良作风，化解所谓“条件越来越好了，反而与群众的感情浅了；通讯越来越方便了，反而离群众远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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