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7年5月刘少奇率中央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至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迁移北平，通常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这是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和进行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阶段。西柏坡时期，根据中共中央战略的调整与部署，刘少奇率中央工委在华北地区就军事、土地、财经特别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等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共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的转折历程进行了诸多意义重大的实践。
一、中共中央“一分为三”战略的出台
刘少奇率中央工委来到华北，是与时局发展下中共中央的战略调整密不可分的。内战以来，陕北在国民党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并不是进攻的重点，受到的战乱波及较小。但随着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开始，以胡宗南为首的20多万国民党军集结于延安周围，而“陕北的人民军队仅2万多人，兵力只有国民党军的1／10。处于绝对劣势”，一时间延安上空阴云密布，大有风雨欲来之势。在国民党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保证对战争持续有效的领导，是毛泽东和中央需要面对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毛泽东纵观全局后，决定要有策略地全力保卫延安，不到万不得已时绝对不放弃；即使是到了最后关头，也要作有计划的撤离，但是中央仍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作战。毛泽东指出：“只要延安及边区存在即能钳制大量胡军不敢东调”，对于其他解放区军事形势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
胡宗南开始进攻延安后，在中央一些机关、学校及其他相关单位有计划地疏散撤离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接连发出《军委关于配合保卫延安给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关于保卫延安的命令》等指示，调集周边部队及指挥其他解放区兵力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结果虽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却是预料之中的，由于实力相差悬殊，死守延安已是不智之举；而且“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在退出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据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机关和群众尽快地撤出延安。
虽是放弃了一座空城，但是中央所在地和指挥全国战争的中枢被敌人占领，对于时局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这也引起了中央的一些担忧。因而，随后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砭歼灭胡宗南第三十一旅近3000人的胜利则如一场及时雨，极大地鼓舞了中共军队及群众的士气。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会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主要作出了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决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负责指挥全国范围内的作战；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合适的地方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负责后方工作。4月9日，中央特别通知各地，“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就此，华北地区已悄然成为中共战略决策中的重要选择，刘少奇肩负起了中央委托的重任。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中央何以决定要“一分为三”?在枣林沟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去向时，坚持中央离开陕北前往安全地区的意见成为对形势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但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形势的严峻是不需赘言的，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及中央机构与人员集中在一起，毕竟不是一种长久安全之计。合理适当地进行分工分散以后，不但使领导层安全系数增加，而且便于工作的开展。由此可见，刘少奇率中央工委来到华北是一种顺应环境与形势的选择。
二、中央工委在华北展开工作
1947年3月3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率领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晋绥，并于5月3日辗转到河北，移驻平山县西柏坡村开展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中央工委在华北展开了丁作，刘少奇的诸多富有前瞻性的思考也随之得以实践。
在刘少奇看来，军事上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抗日战争结束后，认为和平即将到来从而放松军事准备的解放区不在少数，晋察冀区就是其中之一。晋察冀地区是中共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军事斗争和各项建设上成绩十分突出。但在抗战结束后，军民都表现出了对和平的极大期盼从而出现了放松军事训练麻痹大意的现象。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认为既有“自卫战争以前领导上存在和平思想，战争准备不足”的原因，又与平时“执行运动战方针不够”，“没有很好的调动敌人，缺乏对隋况的周密调查研究，对作战计划全盘考虑商讨不够”是分不开的。因此，刘少奇到达晋察冀后，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措施，使军事薄弱的局面逐渐得到了扭转，相继取得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汉路北段迫击战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的大量有生力量，并配合了其他各区的战事进行，特别是为华北区的各项丁作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刘少奇对土地问题的关注，是与时局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内战开始后，原有的土地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要求，或者可直接表述为不适应中共要动员群众支持战争的要求，因而迫切需要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以调整制定今后的土地政策。在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主要精力已用于全国军事工作的领导上，因此，中央决定由中央工委主要是刘少奇来承担这项任务。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分析了过去一年来土改工作的情况，认为必须要解决由指导土改的“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官僚主义的领导”等造成的土改不彻底问题，由此决定了要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出台。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使土改工作顿成燎原之势，在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刘少奇也时刻注意着土改丁作，并做了大量改正错误与纠正偏向的工作，因此从“分得了土地的亿万翻身农民，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积极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持了全国解放战争”来说，刘少奇的丁作完全称得上是“卓有成效”。
总之，中央工委在华北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为中共中央定址西柏坡，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准备条件。当然，这其中的关键内容还要谈到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所作的准备。
三、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准备
在和平的曙光已可预见的时候，刘少奇已经在思考未来的中央人民政府的若干问题，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决策过程很好地反映了刘少奇高瞻远瞩的思考。早在1948年2月12日的中央工委财政经济座谈会上，刘少奇提出要有利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干部南调工作和太原作战工作，“可考虑先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起，先统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和西北，而后再及其他”。这是党内关于两区合并在公开场合的首次发表意见，并且提出了一个由华北进而其他各区的统一模式。
在进一步的思考后，刘少奇于2月16日致电彭真、聂荣臻、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我想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邯郸局与五台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管辖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冀中、北岳六个区党委。”这里提出了对华北局的设想，也是在为统一的华北政府的成立作组织上的准备。
在酝酿华北局成立的过程中，刘少奇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他在主持中央工委会议时指出：“成立华北局不是临时的，而是一直达到全国胜利。中央要吸收这种太平区域的管理国家的经验，以便将来管理国家。两区合并后必须一切统一，一直统一到村，为将来中央的全部统一打下基础。”很明显，无论是华北局还是华北人民政府，在酝酿成立的时候已经被赋予了为不远的将来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进行政权建设实践的任务。
这一指导思想在随后的工作中不断地明确化、清晰化。3月25日至26日，刘少奇在中央工委会议上作关于形势诸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准备和争取全国的胜利，不要只在口头上、思想上、精神上来准备，而且要在组织上、政策上、干部上、机构上、具体办法上来准备。刘少奇明确指出：“战争、生产、土改、整党、建政、统一全中国管理全中国、供给全党十部，要靠华北；整党、土改、建政，人民法庭、人民代表会等等一套办法和经验，也要靠华北”，对华北党政工作所寄予的重望已溢于言表。在刘少奇5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这一精神得到了比较完整的阐述：“中央工作主要是华北局T作，华北工作带全国性意义。我们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又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我们要逐步走向正规化，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印证了刘少奇作为一位卓越领导人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
毋庸置疑，西柏坡时期刘少奇在华北地区重要作用之发挥，除了其作为中央高层领导人的角色外，还源于方面的原因：其存根据地长期工作的经验；中央“一分为”时工作重心的确定；中央工委期间在华北进行多项开创性工作的基础。因此，对刘少奇在华北工作的历史进行回顾与探究，不仅仅有利于了解刘少奇的思想发展轨迹，更有利于理解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这一转折年代的历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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