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1895年一l915年，是清季民初政权鼎新的时段。其中经历了诸如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日俄战争与二十一条等众多的历史大事。将1895年作为时间范围的上限，是因为在这年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史的重大转折。甲午一役，清廷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为挽救日渐衰败的颓势，清政府决定师仿日本，走富强之路。而选择1915年为时间范围的下限，则是考虑这年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日近代中国人对日认知发生重大转折。甲午战败，马关之辱，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得中国人重新审视日本，开始有了学习日本的动议。1901年9月17日(八月初五)，清政府正式颁布命令，声言“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要求各省选派学生出洋，如学有成效，即与奖励。并在晚清新政中被沿袭下来。此后，各省督抚、各大臣以及京师大学堂等地方和中央都相继派遣大批学生赴日留学。在这样的认识下，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形成“以日为师”，东渡游学吸收欧美近代文明的高潮。这就吸引和带动了中国留日学生积极主动地深入了解和认识日本。关于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日本观，虽然已有前人对此进行过较多的宏观研究，但就近代中国某一区域留日学生日本观的中观研究，目前学界尚属空白。本文拟从媒体与民问两个层面，考察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留日学生的日本观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影响。
一、湖南留日生日本观的主要内容
甲午战败带来的国耻和国辱，激起湖南士绅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先进的湖南人开始了仿日维新变法。通过师日而救亡图存的思想观念成为甲午战后湖南政府官员日本观的主导方向。在湖南主要官员的呼吁和政府的支持下，湖南人纷纷东渡，或游学，或游历考察，形成东游热潮。辛亥革命前，湖南的留日运动独步一时，走在全国的前列，其规模大于全国其他省份。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国留日学生3000余人，湖南者800余人，占全国四分之一。回湖南独步一时的留日运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也为湖南留日学生提供了—个更为深入观察、认识和了解日本的平台。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留日学生对日本的认识和了解，主要通过媒体对日描述与在日生活的个人体验，从而形成湖南留日学生多元且丰富的日本观的主体内容。
(一)文明之国，西学之“桥”。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国势蒸蒸日上，很快成为文明之邦，东亚强国。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很早就认识到了“在中国东方的有日本国，约有中国两省大，从前也是弱国，近来仿照西洋的法子，不过三十年，遂做了世界第一等的强国。”中国学习日本的终极目的更多是以日本为“桥”来学习西方。当然，湖南留日生是有选择地输入，是在其认识到日本可做西学之“桥”的指导下通过办报刊去输入欧美近代文明和摘取日本文化的精华。20世纪初，湖南大批留日学生深受西方新文化的熏陶，激烈反对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和丧权辱国的行径，他们先后在日本创办的留日刊物主要有：《湘路警钟》、《二十一世纪支那》、《洞庭波》和《游学译编》。其中《游学译编》在日本湖南留日学生群体中，以及国内就有11个发行所，传播和影响较大。湖南留日刊物大都将日本视为学习、效法的对象。如《游学译编》在第3、4,6、7、8期上就相继刊登了五封呼吁湖南同乡留日的公开信。这些信都大力赞颂日本为“对于世界为文明新进之国”，“泰西之学大都东移于日本”。
(二)重视全民教育，推崇尚武精神。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非常重视教育的全民普及，“日本如泰西诸国法无论子女年及六岁者皆人小学校”同。学生入学章髓95％以上。湖南在日留学生更是指出：“日本学校之多如中国之洋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烟瘾者。”网日本为何如此重视全民教育，湖南留日师范生俞诰庆分析认为：“考之日本维新之始，其贫乏有数倍于今日之中国，惟于教育一事不惜倾国以赴之，冀受他日之利，以为不如从则永无振兴之日，故不顾一时之窘而志远大之谋，此成效可验者，固亦必然之理也。”
日本人崇尚武力由来已久，并把这种精神灌注到民众教育中去，开展所谓军国民教育。自明治维新以来，从小学到中学和师范，普遍施以军队式教育，使学生养成军人素质和尚武精神。特别是甲午、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更是强化了军国民教育。日本军国民教育和尚武精神的盛行也给湖南留日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湖南邵阳籍留日学生蔡鄂就曾专著一文名《军国民篇》，将日本振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归之为尚武之风。蔡氏云“日本人有言日：军者，国民之负债也。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具有之。……刚武不屈之气，弥漫三岛，蓄蕴既久，乃铸成一种天性，虽其国中儿童走卒，亦莫不以‘大和魂’三字自矜。大和魂者，日本尚武精神之谓也。”
(三)国民素质较高。湖南留日学生通过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个人的生活体验观察注意到日本国民普遍的素质确是强于中国民众。首先，湖南留日学生到日后对于日本的第一个看法就是日本民众讲卫生，重视疾病防控。如湘籍留日学生黄尊三赴日还在途经长崎时就已注意到，由长崎至神户，经过了三次检疫，但他不仅没感到厌烦，反而得出了“日人于卫生之讲求，传染之预防，最为认真”的结论。凹另一湘籍留日生魏肇文也观察到“日本当他国或本国疾病潜发之时，举国戒严，如临大敌，凡濡湿及黑暗积尘之地，皆遍洒杀毒药品以防毒菌之发生”，其次，在日湘籍留日学生还注意到日本民众忠君尚武，具有强烈的爱国心。1905年9月5日，日本民众因对日俄和约不满，在日比谷公园开国民大会，“反对和议，火烧警署，杀警官，要求天皇惩办首相及议和大臣”，这使得像湖南留日学生黄尊三等初次感到“日本民气，真不可侮，感极隗极”。认为“其爱国心及自负心，真足使我国民愧死”。对于日本人爱国心特别强烈的原因，一些留学生也做了分析。像湘籍留日生凌容众就认为是因为“日人无论男女无不入学，爱国教育，幼即入于脑经，而牢不可破”。再次，湖南留日学生注意到了日本民众的好学、质朴。湘籍留日学生黄尊三，在日生活多年，发现日本“书铺林立”，新书“日有增加”厦新极快。日本贫苦学生相当勤奋好学“有终日立书店门首抄阅，以书店作图书馆”。在日常生活中，日本民众也崇尚质朴，像日本家庭“凡家中应用衣物，均能自作，不仰赖他人，烹饪则人人能之，小手工业，非常发达”，生活简朴。就是日本戏剧的布景也比较“朴陋，代表日本人之本色”。
(四)东亚之祸源，中国之威胁，防日之心不可无。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留日学生在与日本朝野互动过程中逐渐认清了日本作为侵略者的一面。如黄兴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对日本侵略问题已有正确的认识。1911年11月他致暹罗同志书中写道：“日并高丽，而与强俄协约，满洲、蒙古势已不保。”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的黄兴，在下关居留期间，在与当地警察署长谈话时，谈到日本的外交政策，批评说：“对日本只顾眼前利益而不思长远，我感到遗憾”。二十一条出笼后，黄兴严厉地批判了二十一条及日本政府。而另一留日学生宋教仁在《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中指出：“日本者，自古及今，以并吞东亚为遗传之国是者也。……且其民族夙具岛国根性，轻傈嗜利，尚武喜功，不能恒远安于坐守，故自中古以降，其国之君若民，无日不以侵掠国外为事。”“日本是东亚祸源的唯一真正的主要原因”，是“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敌国”。宋教仁对日本蚕吞中国东北领土的狼子野心，更是洞悉其奸，他在《间岛问题》一文中，严厉指出：“日人对于间岛之目的，一言以蔽之日：要为日本海上之国防经济而已矣，其影响之及于中国者，又岂浅鲜也哉。”针对日俄勾结瓜分中国东北的《日俄协约》，宋教仁一针见血地指出：“日人阴狡，不欲首破共同协约，暗嗾俄出”。由上可见，以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关注时政的湖南留日学生，清醒认识到近邻日本推行的外交政策将使它日益成为东亚的祸源与亡我中华的巨大威胁，因而认为防日之心不可无。
二、湖南留日生日本观的特点
辛亥革命前后，从1895年到1915年，尽管只有短短的二十年，湖南留日学生对日观的演变却经历了一巨大转折，即由“师日”到“反日”。在考察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留日学生日本观的特点时，笔者认为既要看到其在整体中日互动关系格局下对日认识所呈现的共性，又要从湖南地域、民性、文化的特色来把握这一时段湖南留日学生日本观的区域个性。
第一，知日中的多元性。湖南留日学生日本观的多元性首先体现在：一方面通过在东京所办的报刊等媒体报道来了解日本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如《游学译编》“所译以学术、教育、军事、理财、历史、地理、外论为主；其余如中外近事，各国现今之风俗，才技艺能，无论书报，择其优者由同人分译。”其中，有不少对日本一些事物的详细的描述，如日本的名人传记、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军备概况、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也有对主要问题的宏观把握和思考，如日本的政体政情、经济政策、对华政策等；另一方面通过湖南留日学生个人日本体验。如前所述湖南留日学生黄尊三的留学日记、魏肇文的私人书信，构成了湖南留日学生对日认知的多元视角。湖南留日学生日本观内容的多元性，还体现其内容范围的广泛性，涵盖了包括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国民性。
第二，认知上的不对称性。在东渡师日的过程中，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的认知和了解仍相当不足，正如戴季陶所言：中国留日学生虽多，但近代以来除了“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门论日本的书籍”，与此相反“‘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同样，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留日学生的对日认知也远远不如日本对湖南考察的全面细致。辛亥革命前，湖南留日学生东渡日本更多的不是专注学业，而是把现实的政治需要、祖国的命运和民族救亡摆在首位，其原因大概与湖湘文化中关注政治、经世致用的传统有关。反观日本，甲午战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急剧扩张到长江中游流域诸省。为了解湖南的经济市场、内河航运兄，1899年冬，日本商人白岩龙平到湖南考察，回去写了一篇《湖南视察的鄙见》。书中，介绍了湖南的自然、产品、贸易、城市等情况，认为湖南省是日本经济侵略的最适宜目标。“开发湖南并将其介绍给外国人一事，实属我国的义务”。日本航运公司甚至对湖南的民性都作了深入的考察，“湖南人惟知排外顽固，不独对外国人为然，即对外省人亦然，大小官员，莫不以本省人以排外省，此攘夷论之生，亦非偶然”。
第三，敏感中的理性。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士，包括在日参与编辑《游学译编》等刊物的湘籍留学生的大部分人员，“确实富有政治敏感性。他们看出了帝国主义贪婪侵略中国的种种阴险手段，看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形势”。但在应对东邻日本的挑战时，相对而言，他们对日本的反应和看法较为客观冷静、理性务实。如留日生唐才常在甲午战后，尽管敏锐地认识到，日本“割我膏腴如天际饿鹰攫身拳爪，又如穷山饿虎伺人便食，中国不国，奄然待毙，以有今日，日本为之也”。但他很快又理性地认识到今日中国，“苟欲图存则不如学矣，中国不求实学则已，苟求实学则不如假途于日矣。”针对甲午战后，在中国知识界颇为流行的一味仰慕、赞叹的“呢日”论。以湖南留日生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派则日渐对日本不抱任何幻想，而是怀有警视心态。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把日本作为“谈革命”的乐土，想借这种对日态度和方针争取日本民间人士以至日本政府的支持。而黄兴却客观清晰地认识到，日本并非革命的天堂、自由的乐土。黄兴于1909年春说，此时“在日本完全不能从事革命运动，其理由有三：(一)日本政府之保全清政府政策。(二)警察之严密取缔。(三)在日同志操节薄弱。其中，第三点颇令人痛心”。1911年春夏间，宋教仁著文理性务实地检讨了中日关系。他认为，日本“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此则真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要原因。”指出，日本是中国的大敌。上述湖南留日学生日本观的独特性，一方面归于湖南的地域空间离甲午战争太过遥远，并未亲眼目睹、切身感受日本的侵略，因而甲午战败后能有理性的反思；另一重要原因也缘于湖湘文化特性中表现出“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特别独立之根性”的独立思想。
三、湖南留日生日本观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后，1895—1915年，这二十年，湖南留日学生对日本的基本看法，就是认为日本比中国强。“以日为师”，走日本人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道路，这是湖南人大批东游赴日留学、考察的最根本的动因。湖南留日学生“师日”的日本观在其归国后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湖南教育的发展和民智开化。湖南留日学生学成归来积极领导地方兴办教育。在当时最具典型性的是由日本习师范归来的胡元恢创办的明德学堂。胡在日留学期间，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认为得力于教育的发展。胡创办的明德学堂，在省内外有很大的影响，明德学堂造就学生甚多，于思想界颇有贡献。湘省武备学堂的重开与振兴也得益湖南归国留日学生。且武备学堂的教员大都聘请回国留日学生，课程及教科书均由他们编译订定，在学制上，陆军小学堂仿照日本军制，课程分学科、术科两部分。湖南的军事人才逐渐兴起。此外，湖南留日学生目睹日本女学教育的发达，回国后积极倡导兴办女子学堂。1903年自日本习速成师范归来的龙绂瑞、俞蕃同等禀请湖南巡抚赵尔巽在湖南长沙“创立女学，以开风气”，到1909年，湖南已有初、高等校学堂共1113所，学生43310人。湘省中学接近50所，居全国第二位。据1912年第8期《教育杂志》统计，全省女子小学校59所，学生达3607人。另据1913年第8期《教育杂志》统计，其时湖南有各类师范35所，学生达3413人。由上可见，辛亥革命前后，湘籍回国留日学生为湖南兴办新学提供了急需的师资，为湘省的近代教育事业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开启了民智，造就了一大批湘省各项新政建设急需的人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
其次，对湖南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变革和实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甲午战前，湖南人民既未遭受外力的直接侵凌，也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加之地理的闭塞，基本上是生活在自我封闭、相对恬静的状态中。封闭造成守旧、排外，产生一种固步自封，舍我其谁的自大心理。湖南社会这种极端封闭的情形，直到甲午战时，湘军一败涂地，湖南士人才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受战败割地赔款的强烈刺激，终于感悟时势迁移，再也不能固步自封了。当时湖南人多以日本人为榜样。日本之所以打败中国，是因为学习西方有成效。“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甲午战后湖南留日学生这种“以日为师”的日本观与湖南人刚劲强悍、朴质进取的特殊地域性格、以及湖湘经世传统相结合，产生了巨大推动力，一扫甲午惨败所带来的耻辱感，更强化了拯救国家与民族的责任心，抱着“救中国以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气概，在沉沦和变革的道路上毅然选择了变革。在这种强烈的救亡图存观念感召下，湖南留日学生以日为师，仿日维新变法的日本观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使湖南实现了从“素以保守闻名天下”到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的转变。湖南社会由此开全国维新风气之先。新政开始后，湖南急需法政、银行、警察、矿物等各种新兴事业的人才，尤以“湘省实业诸待讲求，其时势所急需者则莫如路、矿两科”。湖南留日学生归湘后，对兴办工商实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如黄兴、熊希龄、梁焕奎等留日归来者，兴办了一系列实业，如矿业、交通业、制造业等。其中熊希龄等创办的醴陵瓷业制造公司和梁焕奎创设的华昌炼锑公司成效显著。这些实业的兴办是学习日本以之为师的经济实践成果，促进了湖南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湖南社会、经济现代化由此起步。
第三，激荡了清末政局，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晚清的留日生所选择的专业虽然宽泛，但大都集中在法政、师范、军事三方面，其中尤以法政专业为最，故清末的留日生主要是政治留学。归国后，留日生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日俄战争结束后，很多中国人认为是日本的立宪战胜了沙俄的专制，因此国内要求以日本为榜样，仿效日本实行立宪制。其中，尤以湘籍留日生杨度大力倡导以日为榜样，实行君主立宪。他认为“英日都以君主立宪而强”。为说明立宪与专制的优劣，杨度还举中国与日本历史作例证，认为中国之贫弱，就在于几千年来实行的仍是专制制度。“但知以专制易专制而不知以立宪易专制”，而日本二十多年前程度较中国野蛮，“自责任政府立，乃皆以瞬息千里之势，突飞进步，忽然而支配世界”。由此，杨度得出“改造责任政府为中国今日救国之唯一方法”的结论。口而宋教仁则指出，“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但是日本的行政大权，总是控制在藩阀武人手中，成为藩阀政治，不是行国民公意之政治，因此，“日本政治为非立宪的”，充其量只能算半立宪国。他还指出，立宪最重要的是宪法，而清廷编定宪法大纲者，刻意仿效日本，“以为日本皇统万世一家，天下最有利安全之宪法，莫日本若也”。如此产生的“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杨度、宋教仁的日本立宪观有力地揭露了晚清的立宪骗局，无疑给风雨飘摇的清末政局激起了动荡的涟漪。正是如宋教仁等留日生通过在日的亲身感受，深入地认识到了日本立宪政治的严重缺陷。再将中日对比，他们更感到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并认为非超越日本模式方能救亡图存。要突破日本模式，只有“以日为师”效法西方。因而他们在日本广泛地接触西方各种政治学说，创办报刊，翻译书籍。1902年湖南留日学生在日本出版了第一个介绍西方文化与政治民主制度的杂志《游学译编》。这个杂志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的民权学说、鼓吹民主政治，同时也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这些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唤醒人们认识当时民族危机的严重形势；从而奋起救亡图存”。1904年，宋教仁与陈天华等人在东京创办了《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它在留日学生中影响巨大，在介绍西方近代思想传人中国的作用上“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较诸严复这位启蒙大师都有所前进。”上述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当时都是通过秘密渠道“风起云涌，大量输入国内，唤醒了周人，也震动了清廷官吏”。《洞庭波》等杂志在湖南广泛散布，尤其是醴陵、萍乡、浏阳等县，凡“粗解文字眷，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予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黄兴等留日学生回国后积极创办学堂、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使学生颇多倾向革命，“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继黄兴、蔡锷在东京发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后，1904年，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建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在这些团体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清末湖南留日学生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和数次革命起义的实践，无疑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促成了湖南成为辛亥革命的首应之地。由此可见，1911年辛亥革命运动是“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前后，1895—19l5年，这二十年问，湖南留日学生日本观的内容、特点及影响是那个时期中国留日学生日本观的一个缩影，既有直观的近像透视，也有空间的远影描述；既有客观深刻的一面，也有模糊激进的一面。有独特地域、民性、文化的湖南，在近代中国面对东邻日本的一次又一次挑战与冲击下，反应极为敏感、形成了湖南留日学生独立、自主、理性的独特日本观。无疑反映了这一时期湖南留日学生的一种正确的智力行为。然历史的场景、观念却又总是丰富复杂的。湖南留日学生的日本观在辛亥革命前后纷繁剧变的历史时空绝不只是处于“师日”与“反日”简单的线性二分的层面，而更多层面展现的是湖南留日学生一面在话语上大力呼吁效法日本，学习西方，以日为师，变法新政。同时又大声疾呼日本是“东亚的祸源”，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巨大威胁，警日、防日之心不可无；一面如黄兴、宋教仁等湖南留日精英人士又在实际行动上频繁串联日本朝野各界将其视为中国革命争取国际外援的立足点，反映出了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留日学生对日观的复杂性。以史为鉴，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留日学生的日本观，笔者认为尽管已散汇成中国历史长河中模糊的远影，但其理的观念无疑对今日敏感的中日问题仍具有现实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