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这二十年是国人，也是湖南人对日认识的转折期，经历了一个由漠视到正视、由“以日为师”到警日、防日、反日的转变。关于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虽然已有前人对此进行过较多的宏观研究和微观个案考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近代中国某一区域官民日本观的中观研究，目前学界仍较薄弱。且只局限于东部沿海地区。湖南作为中国中部一内陆省份，有着独特的地域、民性和文化特色。

一、冲击与反应：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日本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日本与中国同处东亚，因地缘相邻、文化相近，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古已有之。但直到近代初期，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了解仍如“隔十重雾”般模糊，甚至茫然无知，中国人视日本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鸦片战后，中国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如湖南邵阳人魏源写出了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地理知识的《海国图志》，但其书“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日本考证阙如”，对近为东邻的日本却仍属隔膜。进入晚清，随着交通、资讯的发达，中日两国交流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有了进一步的拓展。这使得中国民众尤其是某些精英人物对近邻日本有所认识和了解。不过同沿海相比，地处中国中部的内陆省份湖南，其地理特征：“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因位置偏僻，交通落后，民众性情骄悍，社会风气鄙陋，湖南排外之风之强劲，闻名全国。省城长沙被外国传教士号称为“铁门之城”。甲午战争前，就连湖南士绅政治上也大部倾向顽固守旧，时论指出：“湖南士民向来勇于守旧。故中国通商数十年，而洋人之车辙马迹于湘省独稀，即一切泰西利国新法，亦丝毫不能举行。”保守而排外的湖南人，自然仍如古代中国人对近代日本陌生、漠视、充满好奇和想像，如湖南士绅叶德辉之流，将日本视为“南苑风光皆逆旅，东京物望若神仙”的蓬莱仙境。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以前，近代湖南人的对日本的认识是相当模糊和肤浅的。

(一)甲午战争后，国人的反应，如何应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在相当程度上确定了湖南人对日认识与观感的基调

甲午战败，马关之辱，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得中国人重新审视日本，开始有了学习日本的动议。张之洞在《劝学篇》特地列举路近费省、东文易通晓等理由，强调：“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唐才常也鼓吹“苟欲图存”，“苟求实学，则不如假途于日”。谭嗣同更强调：“与中国至近而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尤其要学习日本人“悲歌叱咤”与“鼓更化之机”的那种侠武与革新精神。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实际上开始把派遣留日学生作为一项政策积极推行，1901年9月17日(八月初五)，清政府正式颁布命令，声言“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要求各省选派学生出洋，如学有成效，即与奖励。并在晚清新政中被沿袭下来。学习日本，“以日为师”就由个体主张成为辛亥革命前晚清政府的重要决策。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各大臣以及京师大学堂等地方和中央都相继派遣大批学生赴日留学。

甲午战败带来的国耻和国辱，使得湖南士绅对民族危机的感受较之于他省最烈!先进的湖南人开始了仿日维新变法。湖南政府官员大力提倡赴日留学，陈宝箴首开风气，继而端方强力推动。“自非选派学生前赴日本考察学制，归习教授，不足以应付而宏善及”，湖南官员还上奏朝廷：“中国立国两千余年，国势之弱如此，人才之乏如此，盖亦师日本之法创设政治学院以造就成才之地”。通过留日而救亡图存的思想观念成为甲午战后湖南政府官员日本观的主导方向。在湖南主要官员的呼吁和政府的支持下，湖南人纷纷东渡，或游学，或游历考察，形成东游热潮。甚至，1903年前后，湖南还出现自费留学的热潮，以致“童子闻风兴起，自愿筹备资斧赴彼(指日本——笔者按)就学”。当时湖南的留日运动独步一时，走在全国的前列，其规模大于全国其他省份，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国留日学生3000余人，湖南者800余人，占全国四分之一。

(二)近代日本政府侵华大陆政策的基本国策，使得湖南人对日认识走向敌对

大陆政策是近代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政策。甲午战后，三国干涉还使得日本认识到其实力不足，仍无法同欧美各国抗衡。如果此时瓜分中国，无疑对日本不利，基于这种权衡，日本不得不收缩、暂停其扩张性的侵华大陆政策，转而采取“先保全中国，以待时机”的方针。随着日本侵华大陆政策的逐步推行，日俄战争后国人对日本倡导的“支那保全论”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如湖南留日生陈天华就在其《绝命辞》中指出“同盟为利害关系相同之故，而不由于同文同种”，“利害相冲突，则虽同文同种，而亦相仇雠”，如今“中国之于日本”因为“势力苟不相等”，所以日本是借“同盟”之名而行“保护”之实。陈氏之言清醒地揭露了日本人所倡导的“同文同种同门之说”实是包藏祸心。近代日本侵华“大陆政策”，旨在掠夺中国大陆丰富的物产资源和重要的战略资源，开拓市场，大量倾销工业商品，以达到其摆脱国内资源贫乏，延长其经济生命线，满足其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的“以战养战”的目的。在此方针指导下，拥有丰富有色金属、非金属等重要战略矿产资源和航运资源的湖南无疑成了日本扩张侵略长江中下游流域经济利益重点区域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的经济扩张势力向南方发展，进一步渗透到长江流域诸省。随着日本侵华大陆政策由北向南加快推行，中国日益认清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更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防范。到1915年5月日本迫使袁世凯政府承认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被披露后，中国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和反日运动。湖南的学生无比愤怒，5月7日，湖南长沙各校学生纷纷自动聚集省教育会开会，并一致决议举行反日的国耻纪念游行示威，因反动派阻挠，游行不成。“当今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更是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强烈的反日誓言。“从此以后，不论日本说什么，中国总是满腹怀疑，不敢置信；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加以警戒”。由上可见，日本近代侵华大陆政策的逐渐暴露，中日冲突日益加剧，决定了国人，乃至湖南人对日认识必然走向敌对之路。

二、近像和远影：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日本观的主要内容

(一)文明之国，西学之“桥”

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很早就认识到了“在中国东方的有日本国，约有中国两省大，从前也是弱国，近来仿照西洋的法子，不过三十年，遂做了世界第一等的强国。”中国学习日本的终极目的更多是以日本为“桥”来学习西方。湖南士绅唐才常更是深明其道，曾明确指出“日人学术，所得于欧、美者，不过十之七八”，但“譬有百里之路与此，日人已行其八九十里，中人则自半途为其所携而赴之，非独免旁皇歧路之惑，抑且收驾轻就熟之功”。20世纪初，湖南大批留日学生深受西方新文化的熏陶，主要通过办报刊去输入欧美近代文明和摘取日本文化的精华，他们先后在日本创办的留日刊物主要有：《湘路警钟》、《二十一世纪支那》、《洞庭波》和《游学译编》。中国留日刊物大都将日本视为学习、效法的对象，因而竞相鼓吹国人留日。《游学译编》还在第2期刊登了《湘乡张簌芬女子自金陵致其妹书》，张女士在信中就认为“日本乃东亚文明进化之邦”，并已“步移西法，遂力行之”，现在要“振兴女学”，可以“就近东游，采彼所长，补我不足”，鼓励其妹留学日本。尽管《游学译编》宣称其宗旨“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明智”，以译述为主，但以此信发端，在第3、4、6、7、8期上又相继刊登了五封呼吁湖南同乡留日的公开信。这些信都大力赞颂日本为“对于世界为文明新进之国”，“泰西之学大都东移于日本”。因而号召湘人急速留日。

(二)重视全民教育，推崇尚武精神

日本明治维新后，教育的现代化取得飞速发展，中国留日学生已经认识到教育的发达是其强盛之本。日本非常重视教育的全民普及，“日本如泰西诸国法无论子女年及六岁者皆入小学校”。学生入学率一般在95％以上。在社会教育方面，日本广建学校，重视对国民普及全民教育。

日本推崇军国民教育的尚武精神给当时的湖南留日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湖南邵阳籍留日学生蔡锷就曾专著一文名《军国民篇》，将日本振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归之为尚武之风。蔡氏云“日本人有言日：军者，国民之负债也。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具有之。呜呼!此日本之所以独获为亚洲之独立国也欤。日本之国制，昔为封建，战争之风，世世相承，刚武不屈之气，弥漫三岛，蓄蕴既久，乃铸成一种天性，虽其国中儿童走卒，亦莫不以‘大和魂’三字自矜。大和魂者，日本尚武精神之谓也。”

(三)国民素质较高，有着积极进取的爱国精神

赴日的湖南留日学生通过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个人的生活体验观察注意到日本国民普遍的素质确是强于中国民众。首先，湖南留日学生到日后对于日本的第一个看法就是日本环境优美、整洁，日本民众讲文明卫生，重视生命和疾病的防控。如湘籍留日学生黄尊三赴日还在途径长崎时就已感到“风景绝美”，初抵宏文书院也说“风景尚可”，学校各处设施“颇完备而修洁，费省用宏，非中国学校之徒修饰门面者可比”；黄尊三还注意到，由长崎至神户，经过了三次检疫，但他不仅没感到厌烦，反而得出了“日人于卫生之讲求，传染之预防，最为认真”的结论。其次，在日湘籍留日学生还注意到日本民众忠君尚武，具有强烈的爱国心。1905年9月5日，日本民众因对日俄和约不满，在日比谷公园开国民大会，“反对和议，火烧警署，杀警官，要求天皇惩办首相及及议和大臣”，这使得像湖南留日学生黄尊三等初次感到“日本民气，真不可侮，感极愧极”。认为“其爱国心及自负心，真足使我国民愧死”。对于日本人爱国心特别强烈的原因，一些留学生也做了分析。像湘籍留日生凌容众就认为是因为“日人无论男女无不入学，爱国教育，幼即入于脑经，而牢不可破”再次，湖南留日学生注意到了日本民众的好学、质朴。湘籍留日学生黄尊三，在日生活多年，发现日本“书铺林立”，新书“日有增加”，更新极快。日本贫苦学生相当勤奋好学“有终日立书店门首抄阅，以书店作图书馆”。副在日常生活中，日本民众也崇尚质朴。

(四)东亚之祸源，中国之威胁，防日之心不可无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对日本日益膨胀的侵华野心有着敏感、清醒的认识。如与日本知华人士有友好互动的黄兴，辛亥革命后不久，对日本侵略问题已有正确的认识。1911年11月他致暹罗同志书中写道：“日并高丽，而与强俄协约，满洲、蒙古势已不保。”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的黄兴，在下关居留期间，在与当地警察署长谈话时，谈到日本的外交政策，批评说：“去年以来，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态度，在外交上是不太适宜的，以致中国陷入今天的局势之中”，“对日本只顾眼前利益而不思长远，我感到遗憾”。二十一条出笼后，黄兴严厉地批判了二十一条及日本政府。宋教仁在流亡和留学日本期间，对日本的国情，近代崛起，对外扩张侵略野心有系统完整的认识。他在《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中指出：“日本是东亚祸源的唯一真正的主要原因”，是“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敌国”。由上可见，辛亥革命后至二十一条出笼前后，以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关注时政的湖南人，对日认知心态由“依日”、“联日”逐渐转为“警日”、“防日”乃至强烈反抗日本的侵略扩张。且他们清醒认识到近邻日本推行的外交政策将使它日益成为东亚的祸源与亡我中华的巨大威胁，因而认为防日之心不可无。

三、共性和个性：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日本观的特点与影响

(一)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日本观的特点

第一，师日中的自主性。甲午战后，陈宝箴首开风气后，继任的几位热心教育的湖南巡抚继续积极主动地强力推动留日运动。除了用官费派遣留学外，还及时实行留学奖励政策，最突出的例子是1903年初湖南巡抚院发布谕令称：“照得近年湘省子弟，立志坚苦，自备资斧，出洋游学者甚众，有家计贫寒，抽暇译书以供学费者，闻知良为欣念。本部院为湘省造就人才，不惜筹款派送，既有前经在彼留学勤苦可嘉之士，自应酌量发给官费，以示奖励。兹由本部院访得自费勤学各生十人，应即各给官费一年，每人日钞三百元。”再者，甲午战后，在湖湘文化“其爱同胞而基仇虐”，这一民族责任精神影响下，湖南民众以朴质进取的湖湘士气纷纷主动自筹经费东渡留学日本。在上述三股力量的主动推动下，湖南留日运动可谓独步一时，官费、自费同时并举，所以湖南留日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到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为2395人，其中湖南籍学生为373人，占全部留日学生人数的11．4％。1905年，湖南留日学生又有更大的增长。最值得称道的是独立自主地派遣女子20人赴日学习速成师范，开大规模女子留学日本的先风。湖南政府官员除大力倡导湖南学堂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外，还结合本省新兴事业人才的实际需要，积极主动地推动政府官员以日为师，赴日考察或学习新兴事业。湖南巡抚端方于1905年“派道员赴日学习政法警界并考察银行等事，首开官员出国。”辛亥革命前五年，湖南东游赴日考察、留学人数大为增长，这是这一时期国人主动去认识日本考察日本的体现。

第二，知日中的多元性。近代中国人对日观感可以说是立体多元化的。同样，湖南人日本观的多元性首先体现在观察者本身的多层次化，包括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其次是日本观内容呈现多元全方位。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民众主要通过媒体舆论、民间个人体验展开对日本的全方位观察和感知。这一时期，湖南民众观察日本选择了多视角，一方面通过湘籍留日学生在东京所办的报刊等媒体报道来了解日本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个人日本体验。一是湖南民众对日本在湘存在日益增多的观感。岳州、长沙相继开埠后，随着日本对湖南经济掠夺与扩张的加剧，以致“税关公吏、学堂教员，以聘用日本人为最多，甚至日本的小贸手贩亦纷至沓来，与我湘人挣利”。据调查，至1908年，日本在长沙居住人口已达1395人。虽是暂时性的，但有一阵子竞超过了汉口的人口。日本在湘存在的增多，湖南人接触日本、近距离观察日本的机会就越大，获得的对在湘日本人、日本物及无形日本文化的近像也就更真实，对日的个人体验也就更深刻。二是在日东游的湖南人，把本为私人的日本体验，通过报刊、书信、日记出版这些印刷品的方式，流入公众阅读圈，成为湖南读者共同的对日体验，构成了湖南民众对日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人日本观内容的多元性，还体现其内容范围的广泛性，涵盖了包括日本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国民性。这就为湖南人提供了一个了解认知日本人全方位的观察。

第三，认知上的不对称性。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的对日认知远远不如日本对湖南考察的全面细致。甲午战后，湖南变法图存的维新思潮异常活跃，仿日维新首在知日。1897年和1898年湖南发行的维新报刊《湘学报》和《湘报》刊载了不少关于日本社会和教育方面的报道与论说，如《日本安政以来大事述略》、《日本国志》、《东瀛学校举概》、《日本华族女校规则文》等，这些文章、著述为湖南知识分子了解日本无疑打开了一扇窗户，但是他们大多不是很深入地去全面细致了解日本，更不是专注学业，而是把现实的政治需要、祖国的命运和民族救亡摆在首位，其原因大概与湖湘文化中关注政治、经世致用的传统有关。反观日本，甲午战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急剧扩张到长江中游流域诸省。为了解湖南的经济市场、内河航运状况，1899年冬，日本商人白岩龙平到湖南考察，回去写了一篇《湖南视察的鄙见》。书中，介绍了湖南的自然、产品、贸易、城市等情况，认为湖南省是日本经济掠夺的最适宜目标。“开发湖南并将其介绍给外国人一事，实属我国的义务”。日本航运公司甚至对湖南的民性都作了深入的考察，“湖南人惟知排外顽固，不独对外国人为然，即对外省人亦然，大小官员，莫不以本省人以排外省，此攘夷论之生，亦非偶然”。由此可见，同日本认识湖南相比，湖南人对日认知的深度和广度还是很不够的。

第四，敏感中的理性。在应对东邻日本的挑战时，湖南人对日本的反应和看法较为客观冷静、理性务实，即战败刺激过后，是冷静地分析和理性的反思。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把日本作为“谈革命”的乐土，想借这种对日态度和方针争取日本民间人士以至日本政府的支持。而黄兴却客观清晰地认识到，日本并非革命的天堂、自由的乐土。黄兴于1909年春说，此时“在日本完全不能从事革命运动，其理由有三：(1)日本政府之保全清政府政策。(2)警察之严密取缔。(3)在日同志操节薄弱。其中，第三点颇令人痛心”。1911年春夏间，宋教仁著文理性务实地检讨了中日关系。他认为，日本“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此则真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要原因。”指出，日本是中国的大敌。上述湖南人日本观的独特性，缘于湖湘文化特性中表现出“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特别独立之根性”的独立思想。以及近代湖南士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并且大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浓厚的经世致用思想。

(二)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日本观的影响

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湖南教育的发展和民智开化。湖南留日学生学成归来积极领导地方兴办事业。在教育办学方面，在当时最具典型性的是由日本习师范归来的胡元恢创办的明德学堂。胡在日留学期间，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认为得力于教育的发展。明德学堂的创办，在省内外有很大的影响，明德学堂造就学生甚多，于思想界颇有贡献。此外，留日学生目睹日本女学教育的发达，回国后积极倡导兴办女子学堂。1903年自日本习速成师范归来的龙绂瑞、俞蕃同等禀请湖南巡抚赵尔巽在湖南长沙“创立女学，以开风气”，女子学堂创办后，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派遣第一批官费留日女子20人，开女子出国留学之先河。到1909年，湖南已有初、高等校学堂共1113所，学生43310人。湘省中学接近50所，居全国第二位。据1912年第8期《教育杂志》统计，全省女子小学校59所，学生达3607人。由上可见，辛亥革命前后，湘籍回国留日学生为湖南兴办新学提供了急需的师资，为湘省的近代教育事业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开启了民智，造就了一大批湘省各项新政建设急需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

其次，对湖南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变革和实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甲午战前，湖南人民既未遭受外力的直接侵凌，也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加之地理的闭塞，基本上是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社会状态中。湖南社会这种极端封闭的情形，直到甲午战时，湘军一败涂地，湖南士人才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受战败割地赔款的强烈刺激，终于感悟时势迁移，再也不能故步自封了。当时湖南人多以日本人为榜样。日本之所以打败中国，是因为学习西方有成效。“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开始正视西方，并立即就近学习日本。甲午战后湖南人这种“以日为师”的日本观与湖南人刚劲强悍、朴质进取的特殊地域性格、以及湖湘经世传统相结合，产生了巨大推动力，一扫甲午惨败所带来的耻辱感，更强化了拯救国家与民族的责任心，抱着“救中国以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气概，在沉沦和变革的道路上毅然选择了变革。在这种强烈的救亡图存观念感召下，以日为师，仿日维新变法的日本观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使湖南实现了从“素以保守闻名天下”到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的转变。湖南社会由此开全国维新风气之先。中国变法“自行省湖南始”。

再次，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先进的湖南人如黄兴、宋教仁、杨度等通过在日的亲身感受，深入地认识到了日本立宪政治的严重缺陷。再将中日对比，他们更感到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并认为非超越日本模式方能救亡图存。要突破日本模式，只有效法西方。因而他们在日本广泛地接触西方各种政治学说，创办报刊，翻译书籍。当时在日本的留日学生湖南人数最多，思想最活跃。1902年，杨度、周家树、黄兴、杨笃生、魏肇文等，以及八个湖南同学会创办了湖南编译社，出版了第一个介绍西方文化与政治民主制度的杂志《游学译编》。1904年，宋教仁与陈天华等人在东京创办了《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它在留日学生中影响巨大，在介绍西方近代思想传人中国的作用上“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较诸严复这位启蒙大师都有所前进。”上述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当时都是通过秘密渠道“风起云涌，大量输人国内，唤醒了国人，也震动了清廷官吏”。《洞庭波》等杂志在湖南广泛散布，尤其是醴陵、萍乡、浏阳等县，凡“粗解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黄兴等留日学生回国后积极创办学堂，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使学生颇多倾向革命，“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继黄兴、蔡锷在东京发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后，1904年，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建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在这些团体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清末湖南留日学生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和数次革命起义的实践，无疑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促成了湖南成为辛亥革命的首应之地。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前后，1895-1915年，这二十年间，湖南人日本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内容、特点及影响是那个时期中国人日本观的一个缩影，既有直观的近像透视，也有空间的远影描述；既有客观深刻的一面，也有模糊激进的一面。有独特地域、民性、文化的湖南，在近代中国面对东邻日本的一次又一次挑战与冲击下，反应极为敏感，形成了湖南人独立、自主、理性的独特日本观。无疑反映了这一时期湖南人的一种正确的智力行为。然历史的场景、观念却又总是丰富复杂的。湖南人的日本观在辛亥革命前后纷繁剧变的历史时空绝不只是处于“师日”与“反日”简单的线性二分的层面，而更多层面展现的是湖南人一面在话语上大力呼吁效法日本，学习西方，以日为师，变法新政；同时又大声疾呼日本是“东亚的祸源”，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巨大威胁，警日、防日之心不可无；一面如黄兴、宋教仁等湖南精英人士又在实际行动上频繁串联日本朝野各界将其视为中国革命争取国际外援的立足点，反映出了湖南人对日观的复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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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教育司编制：《湖南省各种学校简表(1912年)》，《教育杂志》1913年第8期。

[40]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41]《湖南时务学堂缘起》，《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

[42]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缡：《湖南通鉴》(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8页。

[43]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套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81页。

[44]湖南省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醴陵县志一人物志(下)》(民国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7页。

[45]王先谦：《王祭酒年谱》卷中，1908年刊本。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