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湖南历来被看成是新旧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之一，尤其是在戊戌维新期间，湖南新旧两派的论争更是引人瞩目。这场争斗最终以新派的失利而告终，使走在全国最前列的湖南维新运动被扼杀。但仅仅在这场争论结束十余年之后，一场更为激进的运动——辛亥革命，又出现在湖湘大地。与前一样，湖南再次成为首应之区。而不一样的是，在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合力之下湖南几乎兵不血刃地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和其他惨烈的革命相比，湖南的辛亥革命几乎可以称之为“文明革命”。相对缓和的维新运动在守旧派的攻击下举步维艰，而较为激进的辛亥革命却几乎没有遭到守旧势力像样的反击。这无疑让人产生了一个莫大的疑问，湖南在守旧势力全胜之后的短短十来年间如何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湖南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必然会有相应的思想基础。以常理而论，守旧势力在这种思想的成长过程中是断然不会置之不理的，激烈的思想论争在所难免，尤其是在1905年预备立宪开始之后立宪思潮和立宪派勃兴之际。但在对当时的湖南思想文化界进行认真考察后，笔者发现湖南新旧两派在辛亥革命前(主要是1905—1911)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学术文化争论。也就是说，湖南的守旧势力在辛亥革命前几乎处于失声状态。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其原因何在?

一、戊戌前后湖南的旧派人物

辛亥革命前湖南思想文化界的相对平静，不能不让人想起十余年前的戊戌维新期问湖南新旧两派的激烈论争。或许从分析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新旧之争中的旧派人物入手，将有助于了解湖南守旧势力在辛亥革命前失声的原因。

罗志田在《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中提到19世纪末湖南新旧之争的焦点落在学术文化上，并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学术文化之争的主要原因是新旧两派对时局及应对之策的不同心理取向，而这种思想取向来源于对国家、民族深深的忧患意识。他谈到新旧两派的区别“主要在于双方对西方冲击影响所及的面相、严重性、以及迫切的程度之上”，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本分歧：“新派害怕不行新政则瓜分之祸亟，外患又必引起内乱，从而造成亡国。旧派则认为人心不固将先生内乱而招外侮，然后亡国”。在罗志田看来，当时湖南的旧派都“面临强烈而紧迫的压力”，他们敢于“逆朝廷的意旨而行”是因为有更深远的思虑，以致“不吐不足以救国家、种族、文化于危亡”。这一分析，为我们理解戊戌前后湖南的新旧之争中的旧派人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当然，罗志田的这种分析还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事实上，当时湖南的旧派人物的具体表现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以王先谦为代表，一种以叶德辉为代表。

在王先谦等旧派人物看来，最易引起国人思想和国内秩序的混乱的，是西方的异质思想。他们对新派的思想观念保持相当的敌视与警惕，一旦触及了他们的底线，他们便会大力抨击，激烈反对。不过，在学习西方先进的声、光、化、电之学和着力于发展工商实业方面，他们尚能同新派携手并进。换言之，他们敌视西方之“道”，对西方声、光、化、电之学这类属于“器”的东西却持一种相对宽容态度，并不特别排斥。王先谦的表现就很有代表性：湖南维新运动初期，在创办新式机构、发展工商实业方面，他一直都是领军人物之一；而当湖南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王氏依然致力于近代教育和产业的发展。王先谦的这种表现贯穿了他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先谦依然先后一人，并无两样面孔、两样心肠。”(王先谦《复吴生学兢》，《翼教丛编》，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160页)

而叶德辉等人情况则不同。叶德辉不仅仅仇视西方之“道”，对西方之“器”也毫无兴趣。他几乎把一生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于旧学之中，只有散见于书信、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涉及西技、西学，他自己从未亲身致力于近代实业。在当时的时代情境中，叶德辉不像是一个对时局具有急迫心态的人，而像是一个置身事外的人。他的一切作为似乎同救国于危亡的这一主题相去甚远。以至当时人们已经很难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如熊希龄、皮锡瑞、王闾运这三位在当时和以后都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评价叶德辉攻击新政时，就颇为一致地指其为沽名钓誉(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1895—1898)》，台北精华印书馆1972年版，第115页)。可以想见，叶德辉在当时处于一种很不得志的状态，皮锡瑞就说过，“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八日)。

从戊戌到辛亥，十余年问王先谦、叶德辉思想并无大的变化，他们也仍旧是湖南守旧势力的旗帜。那么，在辛亥革命前夕思想文化界暗流涌动之时，为何他们会处于一种失声状态?

二、辛亥革命前旧派人物对新思想的麻木与失察

在湖南维新运动期间，旧派极力反对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人士，而论战的焦点则集中在《湘报》、《湘学报》以及时务学堂和南学会上。粱启超等人以时务学堂为基地大力阐发新式思想，而《湘报》、《湘学报》则成为新派人物的舆论工具，在湖湘大地风行一时。

辛亥革命前，新派已经换成了革命派和立宪派。他们同样也有承载他们思想观点的载体。

辛亥革命前的湖南，成长中的革命派有一些极具分量的著作，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但这些在当时都是禁书，真正流行在市面上的恐怕不多，守旧派是很难看到的。留日学生也办了不少革命派的报刊，其中最有代表的要数宋教仁、陈天华等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以及宁调元、陈家鼐等创办的《洞庭波》。同样因为其主要是在国外及留日学生中刊布，在湖南本地的影响恐怕有限。而有部分革命派利用湖南各地的新式学堂传播革命派的理想信念则在省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省城私立明德学堂就曾出现了王先谦门生刘佐楫揭发地理教员周震鳞传播革命言论的事件，但这显然不是学术文化之争(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湖南文史资料选编(修订合编本)》，第一集，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l8页)。况且刘氏本人也是明德学堂的教员，这说明明德学堂乃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机构。甚至革命派在学堂中不见得是多数，要不然谭延闾他们的保举也不会那么轻易过关。可见明德学堂和维新时期作为新派基地的时务学堂不可同日而语。革命派真正的言论中心，也就是那些革命派的团体，如华兴会、观海学会、湖南体育社等，却只能在地下从事与革命相关的活动。

处在地下状态的革命派在当时的舞台上只能说是一条暗线，而真正代表那一时期新派的应该是立宪派。立宪派是当时最为活跃的团体，成立了不少的机构，创办了不少的报刊。1907年杨度回湖南奔伯父丧期间在湖南创办了宪政讲习所(不久改为宪政公会)，这是湖南最早成立的传播宪政的机构(黄俊军《清末湖南立宪派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49页)。同时，除湖南宪政公会外还有宪友会湖南支部、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等。另外，立宪派还创办了诸如《湖南自治报》、《长沙地方自治白话报》和《湘路新志》等报刊传播立宪主张和举措。

这些承载立宪派思想的机构和报刊为何没有像维新时期的一样成为新旧两派论战的焦点呢?仔细考察这一时期立宪派的学说，可以看到他们在思想上并不比维新派的学说先进多少，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着重介绍的是具体的操作办法。这一特点决定了立宪派最引人瞩目的并不是其思想而是其实践，即创办宪政机构和开展立宪活动。林能士在《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中提到“守旧士绅对于新政运动之抨击，其目标集矢于维新人物所倡导之新思想新观念者多，对新政措施之攻击者少”(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1895—1898)》，台北精华印书馆，1972年版，第112页)。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说明隐藏在机构本身背后的学理还未被旧派所发现。因而在立宪派的各种机构竞相成立时，并没有引起旧派太大的反应。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09年湖南谘议局成立时，王先谦只是以年老为由推脱而不参与谘议局的活动，并没有激烈地反对谘议局的成立(王先谦《葵园自订年谱》卷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05页)。这里体现的是事不关己的冷漠，并非不可抑制的愤怒。可以说，王先谦等旧派人物似乎还未能窥破在各种新式机构的背后所蕴含着的学理。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缺乏引起“忧国之君子”进行大规模学术文化论争之“的”。这一时期立宪派的思想并没超过维新时的水平，这些思想对王先谦等人来说不过是老调重弹，他们并没有初次相见时的惊骇；而立宪派的实践却难以引起新旧两派在学理上的探讨。守旧派虽然极力抵制革命派，但由于革命派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其理论并不为守旧派所知。因而，这一时期的思想学术对王先谦等旧派人物所造成的冲击显然没有维新时强烈，并未使他们产生那种不吐不足以救国家于危亡的紧迫感，激烈论争也就无从产生。

三、辛亥革命前湖南守旧势力的式微

除了旧派人物对新的思想观念的麻木与失察以外，辛亥革命前湖南守旧势力失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守旧势力自身的式微。

从戊戌到辛亥，随着时间的推移，湖南的精英集团发生了思想的变迁。这种变迁并不是由旧有精英集团的蜕变所造成的，而是具有新式思想的集团取代了旧有的集团而成为社会精英。这种变化使原先占据主体地位的旧派人物日渐边缘化，他们的话语权也自然落到了新派的手中。

在清末新政的初期阶段，挟战胜维新派和扑灭自立军之威，守旧势力在湖南可谓盛极一时。在当时的各项地方事业之中，守旧派士绅无不居于主导地位。但这样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随着清末新政向纵深发展，守旧派愈来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上文谈及的叶德辉的情况，足以看出旧派人物的不合时宜。

其中谘议局的成立和运作更使旧派远离了政治的中心，在地方的影响力也每下愈况。最后，守旧派和地方官吏的冲突也愈演愈烈，最终长沙抢米风潮给其致命的一击。在这次风潮之中，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和杨巩被清廷视为“劣绅”而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处分，他们在现存政权下的政治生命由此终结。

在守旧派逐步式微的同时，新派却在不断地壮大。这里的新派自然包括明地里的立宪派和暗地里的革命派，但立宪派的实力和影响都是革命派所不能比拟的。而谘议局的成立无疑使立宪派获得了巨大的地方实权和丰富的参政经验。清末立宪并非彻头彻尾的骗局，其中有很多货真价实的成分。地方上的谘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都有着很大的权力和作用，其中有些权力和作用也许非后人所能想象。从湖南谘议局的章程来看，其有一定的立法权，可以和督抚形成相互制约的格局。为了保证监督、制约的功能得以实现，还规定本省的官吏和幕友不具有被选举的资格。这并不是具文，长沙府湘乡县的陈希洛(候选知县)在被选为议员后由于又被正式分发为知县，而辞去议员资格由他人替代(黄俊军《清末湖南立宪派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05页)。由此可见谘议局是实实在在的具有监督和制衡本省督抚的权力机构。谘议局则控制在立宪派的手中，立宪派由此成为湖南最具实力的集团。

旧派与新派的这种力量消长，使湖南守旧势力在辛亥前实际上已经没有力量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论争。即使他们有心论争，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守旧势力的失声，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