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南新的货币工作迅急启动，在革命的各项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湖南革命工作的运转、生产建设的恢复及人们的经济生活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一、辛亥革命中的湖南儿女

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湖南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一方热土。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不少有识之士寻求变革，力图拯救中华民族。有浏阳的谭嗣同，为震惊中外的戍戊变法法六君子之一；有新化的陈天华，为唤起革命在日本海岸慷慨蹈海捐躯；辛亥革命大名鼎鼎的三位革命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辛亥革命三巨头，其中有两人是湖南的即长沙的黄兴，桃源的宋教仁，黄兴的作用和地位仅次于孙中山。著名的辛亥革命在武昌首先起义，是在两位湖南人的影响、发动和组织下爆发的。

湖南常德人刘复基精心制定了武昌起义的军事计划，1911年l0月9日，紧急情况下，是刘复基下决心当日夜里起义；湖南澧县人蒋翊武是湖北的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果敢地发布了第一道起义命令，后来蒋牺牲，孙中山说：“辛亥武昌发难，公(蒋翊武)功为冠”。对于刘复基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中的牺牲，1913年中华民国稽勋局局长冯自由发布通电，将刘复基与其他民主革命先躯并列，呈请作为“开国前先躯及开国时殉难之重要人物。”在湖北的革命军中有很多是湖南藉战士，如果没有这些湖南人，辛亥革命的首义不一定在那里爆发。

武昌起义前夕，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与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秘密往返搓商起义，焦达峰提出，若湖北首先起义，湖南即刻响应，若湖南首先起义，湖北即刻响应，或两省同时举行更好。所以，武昌起义后，最先响应的是湖南。

全国率先响应起义的前七个省都是湖南人担任的都督，湖南都督焦达峰为浏阳人。云南都督蔡锷为湖南邵阳人。吴松(上海、江苏、浙江北部)都督李燮和为湖南安化人。福建都督孙道仁为湖南慈利人。山东都督胡瑛为湖南桃源人。甘肃都督黄铖为湖南宁乡人。广西都督沈秉垫为长沙人。湖南人李燮和领导的光复军成功攻下上海、南京，为中华民国的建址打下大本营。

武昌起义后，清廷派袁世凯率军到湖北镇压。率军前往武汉进行保卫战还是湖南人黄兴、蒋翊武指挥的，士兵多是湖南派去的援军。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读书，毅然投笔从戌，参加新军，准备马上驰援武汉。

这些事实说明，在辛亥革命中，湖南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二、湖南革命将领极为重视货币金融工作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最先响应，于l0月22日在长沙正式起义，23日，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成立湖南都督府，辛亥革命在湖南取得第一步的胜利。31日，湖南新军中的乱军颠复了新政府，新政府仅仅存在9天，在这革命初起的非常时期，年仅25岁的都督焦达峰、三十多岁的副都督陈作新都很懂得金融、货币工作的重要性，在仅有的短短9天执政时间内，军务紧急、政务繁忙，他们在处理军事、政权工作的同时，真可谓百忙之中速急处理了货币、金融工作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宣布成立湖南都督府后，他们即刻考虑货币库房的安全保卫工作，决定速急派兵守卫湖南钱官局，即今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原地上的湖南官钱局，以保护金库货币的安全。

第二件，派遣人员接管大清银行长沙分行，并更换行名，为湖南大汉银行，保护了该行库款的安全。

第三件，湖南和丰火柴公司曾发行货币，广泛流通于长沙及湘中地区，辛亥革命期间，湖南新军中的乱军为了对抗新政权，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货币挤兑风潮，新生的都督府为了稳定货币市场，维护金融秩序，10月31日，由副都督陈作新亲自出马，前往和丰火柴公司，应及处理货币挤兑风波，未料此风波由乱军策划，将叛军埋伏在和丰火柴公司附近，当陈作新一行行至今文昌阁附近，叛军乘其不备刺杀了陈作新，接着另一支叛军冲进都督府，杀害了焦达峰。当天晚上，谭延间就位湖南都督，为辛亥革命时湖南第二任都督。

三、湖南银行货币的发行是辛亥革命的产物

辛亥革命后，满清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地方政府被推翻，其金融机构湖南官钱局处于半瘫痪状态，该局原已集亏计银240万两，加之在辛亥革命的战火中，湖南官钱局遭清湖南藩司公署卫队袭击、劫掠，致使钱局工作受到影响，金融货币工作不能正常运转。谭延闽就位湖南都督后，湖南正值光复伊始，机关设立，新军屯驻，各行各业急待开拓建设，政费军需骤增，市场的货币需求量大增，湖南官钱局货币不敷应用，全省货币市场银根紧缩，革命形势的发展呼唤更新金融机构，企盼新的货币投入市场，建立新的银行、发行新的货币成为革命政府的燃眉之急，湖南都督谭延闽立即适应形势的需要，决定迅速筹备发行新货币，为新生政权组建新式银行，湖南银行货币即应运而生。

四、湖南银行前期的货币发行

很短的时间内，发行新货币的筹备工作有效进行，一切就绪。1912年(民国元年)正月，都督谭延闽告示发行货币，票币为银两票、银元票、铜元票3类。银两票面额有壹两、伍两、拾两3种，俗称纸银；银元票为元票1种，俗称纸洋；铜元票有壹拾枚、贰拾枚、叁拾枚、伍拾枚、壹百枚、伍百枚6种，俗称票钱。银两票票币正面有色彩斑斓孔雀图案，故民间又称雀斑票。原湖南官钱局货币民间称为被窝票，称雀斑票以示区分。各票背面印有谭延间签署的告示：“凡持此票及前官钱局发行各票充纳本省丁漕关税盐课，准照票载足银铜元各数按照市场交纳，商民交易，一体行用。各局所州县如有藉辞不收，或留难折扣，准该商民控告，一经本都督查实，定立即严行处分。”告示落款时间为民国元年正月吉日。

湖南银行货币发行3个月后，1912年4月，都督府正式组建湖南银行，行址为今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所在地，于长沙设总局。货币发行工作由库务、兑换二课分工担负；省内将原湖南官钱局各地分局、子局改为分行、支店，后又增设部分分行，支店，计有湘潭、衡州、常德、宝庆、洪江5个分行及平江、益阳、岳州、永州、辰州、淑浦、澧县(津市)、醴陵、新化、郴县、安化11个支店，货币发行工作由各分行、支店与长沙总行库务、兑换两课相对应的部门担负。1913年(民国二年)1O月，湖南银行增设发行课，专司货币发行工作，这是湖南历史上首次设立货币发行专职机构。

先发行货币，后建立银行，表明首先开展货币工作，后设立银行其他工作部门，这在中外金融史上是不多见的。当时一定是货币工作迫在眉睫，一定是市场缺乏货币，以致市场运转、经济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活动都不能很好地进行，迫切的社会需求，推动新的执政者在掌握政权、军事之后把货币工作放在其他金融工作的前面，产生了货币工作率先，其他金融工作跟进的独特的历史现象。在实际生活中，有可能本来就是货币需求在先，其他金融需求在后，只是这种本来的规律在政权变更的非常时期方才凸现出来。

湖南银行货币发行之初，仅承湖南官钱局资本银53万两(包括田地产折价)，以及湖南官钱局历年余利项下加拨的银两27万两，共计资本银80万两，但在货币发行前期，发行量与市场需求保持平衡，加之商民认为官方所发票币，有都督告示能缴纳赋税，均信之不疑，倍加珍爱，持银两、银元兑票使用，并有乡镇勤俭人家积攒所得票币，藏于箱柜，轻易不用，故所发各种货币信誉尚好，币值稳定。银两票1两初能折合银元1.33元，甚或一度超过银两实价；银元票一直与银元等价流通而无行市；铜元票亦维持相应价格，票1串作铜元千文左右。当时，湖南银行货币的发行对缓解清末民初湖南货币市场银根紧缩现状、对开拓湖南地方工商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便城乡居民交易、巩固新生革命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12年年底，发行壹两银票200万张，伍两银票30万张，合计省平银350万两；发行银元票40万元；发行铜元票300万余串，这时，湖南银行的货币成为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湖南全省的主体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