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包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科学文化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新政权的权威。如何建立起新的社会事业发展体系始终是毛泽东非常关心的问题，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向全党呼吁：“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一、推动形成国家主导、高度集中的社会事业发展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医治战争创伤、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恢复发展社会事业成为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任务。从实践来看，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方向。1953年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时代。为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以及一切重大问题由各级党委决定的原则，各地方党委采取分口领导方式，把政府部门按工作性质分为若干口，如工交口、财贸口、文教口、政法口等，由分管党委(后是分管书记)集中领导。在物资匮乏、秩序混乱的情况下，这种党政主导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对经济社会秩序的重建是十分必要的。对社会事业来说，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同样有利于党和政府进行全盘统筹规划，将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较为合理的分配。
在社会事业恢复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方针成为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则。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专门阐释了统筹兼顾思想，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它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统筹兼顾不仅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准则，也成为发展社会事业的指导方针，本质上就是党和政府站在全局角度来分配各种资源，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这种国家主导、高度集中、统筹规划的社会事业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唯一的选择。
二、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为目标的社会事业发展思想
为改造旧中国社会落后面貌，毛泽东对发展新中国社会事业做出了全面而丰富的探索，提出了若干重要原则。在毛泽东社会事业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事业发展体系。
(一)发展新中国教育科学事业
毛泽东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认为教育是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对整个国家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毛泽东对教育的探索归结起来包括：一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必须具有中国特色。1957年3月7日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特色办学的理念，包括教学计划、教科书全国一致的做法不一定合理，允许办私立中学、农村办学、实行农村助学金等等。毛泽东还对教材编写提出了总体要求，认为应在理智借鉴苏联基础上照顾中国实际，要有地方特点，如农业课本要省里编，地方可以编地方地理，文学也要有乡土文学等等。二是教育必须是全面的教育。他指出：“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毛泽东认为中学应该有政治课，学校应指导学生的思想。同时，毛泽东还提倡在学校教育中宣传艰苦奋斗精神，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三是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毛泽东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应成为工人阶级手里的工具。因此，智育与德育都必须坚持与劳动相结合，教育结合劳动原则不可轻易改变。四是必须改革学校课程设置与讲授方法。毛泽东认为：“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初步认识。五是教育要与扫盲工作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前，半殖民地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主体，文盲占9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农民更是被剥夺基本受教育的权利。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从一开始就担负着扫盲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早在七大毛泽东就对新中国的扫盲工作做过预计：“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不仅出台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还成立了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和扫盲协会。扫盲成为提高全民族素质，人民解放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科技文化事业落后面貌，建设工业化国家，毛泽东提出应该努力发展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特别是自然科学。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经过半年多时问的讨论酝酿，编写了《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为新中国向现代科学进军制定了行动纲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心指导下，新中国科学技术开始起步发展，为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重视防疫工作，发展新型医疗卫生事业
医疗卫生工作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早就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卫生防疫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卫生事业的若干建议，总结起来包括：
第一，将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的卫生环境和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传染病盛行。一部分干部只关心生产工作，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毛泽东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出发，对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1951年毛泽东批阅一份报告时强调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力发展这项工作。……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第二，重视防疫工作，预防为主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之一。毛泽东非常重视卫生防疫事业，将其作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主要途径。1949年1O月察哈尔省部分地区发生肺鼠疫蔓延，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他亲自指示周恩来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亲自致电斯大林请求援助。1949年11月，毛泽东指示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从1950年开始，卫生部相继开展各种卫生疫苗的接种工作，并制定了相关传染病的预防应对方案。在防疫工作中，毛泽东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针对新中国成立后血吸虫病流行范围广泛、危害大的严峻局面，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经过全国协力预防救治，血吸虫病到1958年基本得到控制，毛泽东兴奋赋诗庆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热情讴歌党领导人民群众抗争血吸虫病的伟大成就。
第三，重视传统中医作用，并提倡与西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中医具有一定优势。毛泽东主张应重视培育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工作者，充分发掘传统中医学的精华。
第四，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1952年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根据毛泽东的号召，“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就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毛泽东倡导的爱国卫生运动主要包括：要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卫生工作，客观上有利于迅速革除旧习与积弊，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具有直接效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调研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爱国卫生运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卫生。这个运动是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第五，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面临重重困难。毛泽东强调一定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1965年1月20日，卫生部党组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为农村培养医生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立即批示“同意照办”。6月26日毛泽东在与医务人员的谈话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的号召立即得到全国广泛回应，全国各地城市医疗机关都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取得良好效果。毛泽东还对农村创办的合作医疗模式表示大力支持，认为这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同疾病斗争的伟大创举。到6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得到推广，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三)发展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事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还不稳定，生产力水平低下，大部分群众应对各种灾害和其他风险的能力不高，社会保障成为重要的弥补途径。面对新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严峻局势，毛泽东提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若干重要原则。
一是以人民利益为重原则。毛泽东强调，社会保障对党和国家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应首先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背离党和政府的基本宗旨。毛泽东指出：“在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政府颁布了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条例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条例，制定了有关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复员安置等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党和国家的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到基层，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二是统筹兼顾原则。由于经济水平有限，新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必须强调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毛泽东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社会保障事业必须统筹兼顾，统一安排。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统筹兼顾、统一安排的基本方针，并在多个场合强调这一方针。从1949年到1966年间，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原则，国家先后颁布了城镇《劳动保险条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等，确立了适合中国城镇职工的劳动保障、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公费医疗和退休退职制度；在农村，毛泽东通过《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确立面向乡村孤老残幼的五保制度，使农村集体担负起社会保障的基本责任。根据城镇农村不同情况确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是低水平的保障，但对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公平公正原则。与旧政权不同，新中国在社会保障问题上采取的是一视同仁、公平公正的做法，摈弃旧社会的特权等级思想。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新中国第一步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有这种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针对劳动者特别是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甚至缺失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一定要改善农民福利，在农村建立起包括五保户制度、医疗制度等多项保证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在处理工人与农民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要协调发展，在加快工业化的同时，也要照顾农民利益，“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
四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新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基础薄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保障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针对此种情况，毛泽东提出量人为出的社会保障原则，即社会保障必须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他指出：“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例如在农村，对农民的福利水平就必须从实际生产水平出发，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借鉴了前苏联的社会保障模式，又根据当时的国情建立了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体制，通过基本制度建设保证了新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起步与发展。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颁布实施，对生、老、病、死、伤残、医疗和集体保险等作了具体规定，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大家普遍反映：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又做了一定修改，扩大了覆盖的范围。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明文规定了全体公民所应享受到的基本社会保障权利，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障的地位和作用，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初步建立。此后国家还相继颁布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条例等相关法规，并成立了劳动部和民政部等机构具体负责社会保障的各项事务，确保社会保障工作的落实。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启动，新中国逐渐建立起了包括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
(四)有效解决就业问题
毛泽东对就业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失业工人进行有效救济。新中国成立时，严重的失业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各级政府和工会组织采取多种方式帮助失业工人，逐渐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有力促进了社会稳定与国民经济的恢复。二是提出了新中国的总体就业方针。毛泽东认为，应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为方针，对城市青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等都应有一定就业安排。三是提出要保障妇女的就业权利。他指出：“妇女中极大的潜在劳动力还没有发挥……妇女问题一定要安排好，要同男子同工同酬，在合作社、工厂都要一样。”毛泽东对就业问题的探索，解决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以后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五)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分配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八大前后，毛泽东认为应改变革命时期战时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当时党内对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解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具体到实际，毛泽东对按劳分配进行了充分解释，他认为按劳分配的“劳”包含有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意义，具体表现在效率和效益上。在农村，“生产队对于社员的劳动，应当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合理的报酬。”在城市，“工人、技术人员、一般职员的劳动报酬的多少，应当按照本人技术业务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数量质量来决定，不应当按照其他标准。”毛泽东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必须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毛泽东逐渐将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联系起来，分配上更倾向于以绝对平均主义为目标的供给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绝对平均主义式的分配模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严重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忽视了人民群众的正当物质利益需求，产生了严重后果。后来邓小平总结分配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认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毛泽东在分配问题上的许多正确思想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在八大前后所阐述的按劳分配的具体含义以及后来对分配公平的执着追求，成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思想渊源。
三、毛泽东探索发展社会事业思想的特色与意义
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事业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初创性特点，对发展新中国社会事业具有指导性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秩序，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社会事业建设提出不少建设性的思想，总结起来包括：在战略上，将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都提高到政治高度，体现了对社会事业的重视。毛泽东及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建立起的社会事业发展体系，与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社会秩序的恢复密切对应；在目标上，强调社会事业发展是为了稳固政权和服务于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在发展模式上，强调党和政府的绝对领导，形成了国家主导的社会事业基本发展模式；在方法上，强调思想动员和群众运动对发展社会事业的巨大辅助作用，客观上扩大了民众对社会事业建设的参与度；在原则上，强调发展社会事业必须做到公平合理、统筹兼顾、量人为出、服务人民。总之，毛泽东所阐述的社会事业发展思想，破除了旧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规则，对改造旧中国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全新的社会体系具有方向性的指引作用，对发展新中国社会事业具有开拓性意义。
毛泽东对社会事业的探索不仅具有直接的历史效应，且具有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毛泽东所阐述的社会事业皆为关系社会稳定、百姓民生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稳定、树立新政权的权威起到重要作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指出：“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同时，毛泽东对社会事业的探索触及社会事业的本质要求，具有非常强的现实借鉴意义。一是社会事业发展必须以服务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体现了社会事业的应有价值目标。毛泽东强调不论是教育、社会救济、医疗卫生还是就业、分配等，都必须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福利为目的。二是社会事业发展必须公平公正。公正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基本价值诉求。毛泽东非常注意改善劳动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强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必须体现党的基本宗旨。尽管到六十年代他过分强调平均主义，但仍体现他对公平公正社会的不懈追求。
当然，毛泽东在发展社会事业问题上的失误也留下深刻教训，为当前的社会建设提供了另一种借鉴。一是以运动模式发展社会事业，不符合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建国后社会事业发展带着明显的全民运动特征，如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全民体育运动等等，在短时期内体现了高效率的优势，但从长远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二是社会事业为政治路线服务，容易背离社会事业的价值目标。当政治路线正确时，社会事业就会沿着科学的方向发展，当政治路线出现失误时，社会事业就会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出现大的曲折。以政治运动来协助发展社会事业，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的确立，政治斗争逐渐干扰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正常发展，各项社会事业遭受严重破坏，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经济已陷入崩溃边缘。三是过分强调国家主导模式，压制了社会发展的空间。由于将国家的作用、公有制的作用提高到不恰当的地步，我国逐渐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事业发展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也压抑了社会活力。在计划体制下，社会事业资源基本上由政府、单位来提供，政府承担起绝大部分的社会保障责任，囿于经济水平的限制，这种保障必然是一种低水平的保障，国家也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从长远看，政府主导、单位制的社会事业发展模式不利于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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