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官方意识形态，而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阐释其义理的学问，即称经学。1940年，初到延安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着手开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和清算经学的学术活动，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信给范文澜表示赞赏，并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这一工作“必有大益”。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支持有关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他本人在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中尤以对儒家思想的研究用力最多。本文拟就此期毛泽东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研究加以考察。
一、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初步划清了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界限。与此同时，他对孔子哲学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和若干重要观点作了具体分析，并给予革命性改造，使之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1．对孔子哲学中名实问题的研究
名实问题是孔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1939年，陈伯达在《解放》杂志第69期发表《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对孔子的名实问题作了探讨。毛泽东认真阅读了陈伯达的文章，并在给张闻天的信中集中表达了自己对孔子名实问题的基本看法。
首先，毛泽东认为孔子关于名实问题的基本观点是观念论的。针对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一切从名出发，由名到实，颠倒了客观实在与精神的关系。他认为，孔子哲学“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他还说：“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
其次，毛泽东也肯定了孔子观念论的优长所在。他说：“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尽管孔子思想的体系是观念论的，但在毛泽东看来，“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最后，毛泽东还指出了孔子的“正名”与革命者之“正名”的不同。毛泽东认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
毛泽东在对孔子名实问题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借鉴和汲取观念论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除了名与实的关系里包含辩证法外，孔子所说的“文与质”、“言与行”等关系也都包含着辩证法的因子，值得认真研究。
2．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研究
中庸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范畴。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致陈伯达、张闻天的信以及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所作的批注中，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了研究和阐发。
首先，毛泽东科学解释了“中庸”的概念。他指出：“中庸”就是“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意思，同时认为《中庸》篇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几句话，十分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毛泽东认为朱熹的有关注解大体是正确的，但“两端”不应单纯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过与不及”。在对“中庸”概念进行科学解释的基础上，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中庸”方法又作了科学的说明：“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
其次，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他认为，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毛泽东肯定地说：中庸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找到了质区别于异质的界限或连接点，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他指出，任何质都表现为一定的量，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中庸的方法就是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事物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连接点或界限，用其确定该事物的性质，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不使其向异质偏斜。当事物处于量度阶段时，这种方法在保持事物质的稳定性，使其平衡、协调发展方面是必要的、有益的。毛泽东在肯定孔子中庸思想包含着许多辩证法因素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事物、分析矛盾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具有认识论意义。
再次，毛泽东指出了孔子中庸思想的缺陷。在对孔子中庸思想辩证法因素予以高度赞赏和充分发掘的基础上，毛泽东也分析和指出了孔子中庸思想的缺陷。其一，毛泽东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没有发展的观点。只讲事物矛盾的统一和平衡，不讲事物矛盾的斗争和转化，把平衡绝对化，认为平衡是事物矛盾的最佳状态。毛泽东指出：“‘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另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其二，毛泽东认为孔子中庸思想本身包含折衷主义的因素。1939年5月他在阅读艾思奇主编的《哲学选辑》时，针对艾思奇“中国的中庸思想常常被人曲解为折衷主义，或妥协调和主义”的论述，批注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不是‘被人曲解’，它本来是这样的。”此处毛泽东表述的意见很清楚：中庸即折衷主义。其三，毛泽东从孔子中庸思想的折衷主义角度出发，又指出了中庸思想的反辩证法的一面。他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路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毛泽东认为：“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综上，毛泽东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评述了孔子中庸思想的得与失，肯定了其中的辩证法因素，指出了其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并从辩证唯物论的高度对之进行了改造与发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辩证的思想方法。
二、对儒家伦理思想的研究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儒家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孔子的道德论以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文化的批判与剖析上。
1．对孔子道德论的研究
“知仁勇”三达德是孔子提出的道德范畴。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重视对它的解读，把“知仁勇”作为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则，用来愚弄人民群众。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知仁勇”三达德进行了研究。
首先，毛泽东指出了对孔子道德论进行批判研究的必要性。孙中山把“知仁勇”这一封建主义的道德观念加以改造，充实以民族的、民主的新内容，作为军人的根本，要求革命军人认清革命形势、明辨是非，为救国救民和实现三民主义而敢于斗争、不怕牺牲，这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积极意义的。蒋介石则把“知仁勇”这个封建道德观念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作为其进行专制思想统治的武器。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指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因此，毛泽东认为：“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其次，毛泽东揭示了“知仁勇”的实质。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露了“知仁勇”的唯心主义及反人民的实质。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指出：“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再次，毛泽东对“知仁勇”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他指出：“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在这里，毛泽东把本来是封建主义的道德范畴改造成为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光华的范畴。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指明了知和仁勇的关系乃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要使认识、理论、政策取得预想的结果，就必须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勇于实践。这种对“知仁勇”的改造和解读，就使得这一传统道德范畴不仅具有了革命的道德观意义，而且具有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意义。
2．对封建伦理文化的研究
毛泽东认为，各民族的伦理道德除了民族性的差别以外，还具有相似的时代性。1938年1月5日至25日，梁漱溟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谈论中国文化问题。梁漱溟认为可以用“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毛泽东不同意梁漱溟的看法，他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批注道：“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毛泽东从文化的时代性的角度阐释了各民族的文化尽管有不同的地方，但由于经济基础相同，各民族也会具有相同的伦理特征。毛泽东认为封建伦理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对抗性，指出：“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作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作到好处，被统治阶级则作到极不好处。”
毛泽东对家庭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并对传统忠孝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从国家产生晚于家庭、家庭是国家的基本细胞的事实出发，认为陈伯达在《孔子哲学思想研究》中提到的“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的提法不妥当，应该表述为“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是“移孝作忠”而非“移忠作孝”。此外，毛泽东在1939年4月29日的讲话中指出：“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这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义者。”
此外，毛泽东认为，经济基础变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也会随着变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没有根本改变，中国旧的封建伦理文化也就被保存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变革封建的经济、政治，无疑也就必须变革封建的伦理文化。毛泽东站在文化时代性的立场上对封建伦理文化进行清理和批判，中西伦理文化呈现的时代性差异坚定了他对封建伦理文化批判的决心。他肯定这种革命的批判必将会为新时代的到来以及新的伦理道德的生长扫清道路。
三、对儒家教育思想的研究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安时期，毛泽东认识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性，在谈到教育问题时，经常以孔子的教育理论说明问题，对孔子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继承。
首先，毛泽东肯定了孔子教育思想的积极方面。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提到了孔子的教学方法，他说：“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在这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孔子“因材施教”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毛泽东对孔子注重教育、培养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大加赞扬，对孔子教育学生一丝不苟的精神倍加推崇，如在谈到学习的态度时，他指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其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都是孔子所提出的。
其次，毛泽东也指出了孔子在教育方面的不足。毛泽东认为，孔子在教学上轻视劳动实践、轻视生产知识，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对孔子办学不重视劳动实践和生产知识的教育提出批评。
四、延安时期毛泽东儡家思想研究的总体评价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坚持了科学的理论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当然，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儒家思想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系统清理和研究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过程中，注意坚持尊重历史和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的原则。毛泽东强调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毛泽东肯定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既有封建性的糟粕，又有人民性、民族性的精华；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把那些具有人民性、民族性、对今天新文化的发展有益的东西作为宝贵遗产继承过来，同时将那些腐朽的东西彻底清除。这便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研究儒家思想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是毛泽东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其次，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从学术上探讨儒家文化的本质、源流、结构和思想观点，对儒家思想的认识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如他对孔子和儒家哲学中的名实问题、“中庸”学说，以及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等的研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通过这种研究，一方面使他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他从儒家思想中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成分。这既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贯彻，又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注入了传统文化的营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然，由于延安时期特殊的战争环境以及资料的缺乏，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具体体现为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为现实所需的领域和范围内，因而就不免使他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功利性，从而导致在研究内容上的不尽全面、系统和研究方法上的某些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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