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文化方面的思想得以系统表达，其中很多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结合起来加以阐释。而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的关系方面，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化文化”的命题，但是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统领、影响和整合文化，进而达到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意旨是十分明确的。那么，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化”文化方面提出了哪些基本的思想和观点呢?概括起来，笔者认为，应凸显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是要求全部文化去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而是力求在特定时期在某一方面达到最大限度的认同

延安时期，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存在，阶级差别、工农差别、地区差别以及国内党派、民族、宗教差别的存在，使得整个国民文化呈现出极大的广泛性、多样性、复杂性。即便是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在文化领域亦存在极大的差别，甚至暴露出大量的问题。其中，既有先进的文化，又有落后的文化；既有无产阶级思想，又有非无产阶级思想：既有服务工农大众的文化，又有脱离群众的文化：既有积极的文化。又有反动的文化倾向；等等。

关于革命根据地在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1942年5月28日在中央学习组会上所作的报告都有较为详实的概括和论述。为解决问题，毛泽东更多的是将文化、文艺、文化人、文艺工作者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加以阐述。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多达22处之多，他明确提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并且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在1942年5月28日的讲话中，他讲到：“在和我们合作的人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成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变成了党员，他们的思想不但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尤其是党员作家的思想，实现向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转变是极为期盼的。那么如何转变?在此，毛泽东强调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进而达到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文化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而他所强调的“化”，是首先“化”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或文化人。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非是要求革命根据地的全部文化或文化人都必须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思想。如他在1942年5月28日的讲话中讲到：“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使得他们看中低级的东西，看中普通的文艺工作者。”虽然毛泽东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和工农打成一片”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说明少数人还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工农打成一片的思想。少数人不接受，党应采取容忍的态度，非勉强、非粗暴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延安时期毛泽东是如何处理文化、文化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

事实是，在延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在文化领域存在少数人不能和工农打成一片的现象以及不认可、不接受甚至违背、攻击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的问题，就全国而言，就整个国民文化而言，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如毛泽东在5月28日的讲话中就讲到，“对大地主讲马列主义他不来，讲民主他也不来”，对于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讲马列主义，同样不会来。那么，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这些问题是不是就听之任之或放任自流呢?当然不是，而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他们。如何“化”?就是不要求他们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而是在特定时期在某一方面达到最大限度地认同。这个最大的认同在抗战时期就是“抗日”，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反法西斯独裁”。那么，在某一方面达到最大限度地认同就终结了吗?对此，毛泽东讲到：“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高的要，低的也要，并且是从低级到高级，这应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化”文化的伟大创造、领导艺术和重要策略。因为在抗战时期，“抗日”不仅是文化战线、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普遍赞同的，而且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抗日”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实际上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国民文化某种程度上的统领，某种程度上的“化”的。尽管这种“化”是初步的、“低级的”，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讲的，这是十分有益的、必要的，这为向更“高级的”发展和更高层面的“化”提供了萌芽和可能性。

二、不是采取强制或专制的方式达到认同，而是采取民主的、宽容的、说服的、情感交流的方式去引导

在延安时期，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围绕“抗日”这一主题努力去实现对整个国民文化最大限度地整合和引导的话，那么，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为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提升革命圣地延安的感召力的另一重大举措就是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围剿”政策相对应，采取了民主的文化发展政策。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同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敌伪文化“围剿”作斗争的需要，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的重要性的认识密不可分。这种认识在于：“我们若不是想失败，就不能依靠官僚方法或专制。”不能依靠官僚方法或专制，那只能依靠民主。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5月28日的讲话中讲到的，广大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来延安、奔赴革命根据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向往民主。他明确讲到：“没有民主思想，他们根本就不会来。”关于延安与重庆国统区相比较，哪一个是民主的呢?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比森就曾撰文说：“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的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中心，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强调民主，重视民主，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设民主、发展民主，不仅是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还有文化上的。应当讲，这种民主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不是绝对的民主、无原则的民主。确切地说，在抗战时期，是在抗日基础之上的民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反之，“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

既然无论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抗日中国共产党就欢迎他们，那么，这部分知识分子必然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甚至是一些腐朽落后错误的思想。对待这些问题是不是就予以放任或不加批判呢?对此，毛泽东强调不放弃批评的方式，同时也更为强调用民主的、宽容的、说服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毛泽东针对文学艺术工作者、文艺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缺点，他强调“要采取原谅的态度”；针对革命根据地存在少数文化人不能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现象，他讲到：“要容忍他”，“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加以对待，并强调“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针对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中存在的落后思想，他号召：“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虽然在这些表述中找不到“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字眼，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述中这些思想是有着明确表达的。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化的思想和态度，具体地、灵活地运用到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文化发展实际中来。

在延安时期，在文化领域，毛泽东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为此他强调文化人要与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强调要移向服务工农兵大众的立场。而要使文化人与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首先就要使广大的共产党员与文化人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如何做到?就是在政治上给予充分的信任，在物质上、生活上给予最大限度的关照和扶持，在情感上给予最大限度的沟通和关怀从延安时期的实践来看，这在推进和实现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无产阶级“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这充分体现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1942年5月28日的讲话后，在文艺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对此，著名作家丁玲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一文中也讲到，只有具备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者作家”，并认为“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文艺是政治的一个环节，我们的文艺事业是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向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转变是多么深刻。

三、不是要求所有的文化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但特别提倡文化人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是极为期盼的。然而，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要有文化。因为“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不进去，对某种理论达不到了解、精通和应用，也就谈不上“家”。然而，就文化而言，文化人是不缺乏文化的，那么，是不是就此要求党的文化人都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特别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这“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的表述，实际表明了毛泽东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不是要求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

之所以这样要求，与当时文艺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认识状况有直接地关系，这就是在“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的人是“许多”的。而要使这一“许多”的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对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要使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更是不现实的。再者，毛泽东也讲到，我们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同时还需要各种各样的专门家。因为“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实际上指出要使所有的文化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不必要的。

对党的文化人、文艺工作者是如此，对于党外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更是如此，不仅不要求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要求不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去排斥他们。如毛泽东在1938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就讲到：“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但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对于中国文艺界所谓的“第三种人”。毛泽东同样强调“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

“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在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推进文化统一战线方面毋庸置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文化方面的政治立场。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不仅不放弃，毛泽东还针对艺术至上论，针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就会妨害创作情绪的观点，针对将马克思主义和文艺发展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针对文化领域中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针对文艺界的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实际，强调要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加以批判和改造。如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强调革命的文化人要来一番思想改造。如何改造?毛泽东特别指出，不是号召党的文艺工作者去写哲学讲义，不是去搞教条主义，而是要掌握和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而言，就是要有服务工农兵大众的阶级立场，要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采用来源于生活、取自于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创作途径和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等。那么，如何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呢?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还要参加到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去；既要走进群众之中。学习大众的语言，还要深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创作服务人民大众的文化作品。

四、在各种文化和思潮发展的取向上，特别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检验、批判和引领

如前所述，毛泽东强调在文化上采取的政策是从低级到高级，并明确指出在抗战时期就是从抗战到马列主义，这实际上为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问题是怎样才算是“到马列主义”、如何才能“到马列主义”呢?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以检验、批判和引领。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人，而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尤其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是假马克思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现象在延安时期的文化领域同样存在。诸如“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在文学、艺术方面，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从教科书出发确定文化发展方针。对此，毛泽东批评道：“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正确的也就谈不上是马列主义的，更谈不上“到马列主义”。那么怎样才能算是马列主义的。进而“到马列主义”呢?对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即是说，只有做到这种结合，才能称之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进而“到马列主义”，反之，两者相脱离，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更谈不上“到马列主义”。也就是说，文艺工作要“到马列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是一致的，实际上指出文化“到马列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文化“到马列主义”提供了明确地检验标准、发展方向以及实现途径，那么，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各种思潮加以批判和引领。如就“中国化”思潮而言，就有三民主义儒学化、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不同的发展路向。而新儒学和三民主义儒学化“引领”的“中国化”方向，其共性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际的脱离。如就三民主义儒学化而言，其追求所谓“民族性”，讲求吸收传统文化。但它实际上肯定了封建礼教、四维八德的合理性，没有正确回答中国革命所要亟待解决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等主要问题。实践也证明，这一思潮不但没有引起中国实际问题的“积极”解决，反而为中国实际问题的解决起了不积极的作用。那么，如何引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特别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以批判和引领。具体而言。就是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这种“相结合”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与社会需要(即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二是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找到自己的表现形式。

五、特别强调用文化“大众化”理论引领新民主主义文化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延安时期，为用马克思主义“化”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化的统领，使文化发展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不断迈进，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用文化大众化理论对文化加以批判和引领，而这推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断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何谓大众化，其科学内涵及其精神实质、实现原则和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如就何谓大众化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何谓大众?强调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关于大众化的内在含义，认为大众化具有具体化、通俗化、普及化、服务人民大众以及为人民大众所掌握的内在意旨。其实质在于让文化从剥削者、贵族、少数人或书本里、课堂上走出来，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如何实现大众化呢?毛泽东强调要贴近群众。学习大众的语言；强调与中国的特点紧密结合，深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强调必须适应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准；强调与中国化、现实化紧密结合；强调要创作大众的作品，并将普及与提高紧密结合起来；等等。应当讲，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展开和运用，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文化大众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具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

而延安时期的实践也表明，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的理论是发挥了巨大威力的，直接的体现就是推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断向前发展，并迈上新的发展阶段。而这突出的体现在：一是延安时期尤其是中后期文化发展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坚定地确立起来了。这一政治方向在革命时期即是反帝反封建。二是延安时期文化发展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立场是牢固地确立了。这突出的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广大的文化文艺工作者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南，自觉地深入到工农兵大众之中，与他们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创作出了一大批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三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化大众化中的指导地位确立起来了，并取得显著成效。突出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个学科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在其指导下大放异彩、取得显著成果。如在史学领域，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的《社会史论导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著作。在哲学领域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及与吴亮平合著的《科学历史观教程》，是适应文化大众化的需要而编写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在文学、文艺领域，涌现了大量切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作品。如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戏剧《兄妹开荒》《白毛女》《逼上梁山》等，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歌曲《黄河大合唱》，而这些代表着当时文艺创作的最高水平，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化迈上新的发展阶段。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文化大众化理论的形成和引领不无关系。

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为实现用马克思主义“化”文化，进而将文化化为大众改造世界的武器，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顾和总结这些思想和经验，对在当代中国条件下，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最高文化去批判、影响和引领各种文化和思潮应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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