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爆发的长沙抢米风潮是清末民变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对当时的清朝当局和湖南地方政权造成了巨大的震撼，也给湖南地方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因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长沙抢米风潮，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广大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有的认为它是一次单纯的“饥民暴动”，有的认为“其徒多匠作，市民听驱使”，即泥木工人居多数，还有的甚至认为“暴动完全是绅士阴谋的结果”等等。总之，对饥民、泥木工人、绅士及会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本文以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和绅士群体中的新旧势力的不同表现为研究的重点，以期能对长沙抢米风潮中的湖南绅士有一个更加深刻地认识。
一、长沙抢米风潮发生的背景
湖南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然而湖南亦是一个自然灾害的频发区，20世纪初年更是灾荒不断。1906年发生的超大水灾，造成三四十万人遭灾，三万多人死亡，被称为“湘省二百余年所未有”。而1909年，湖南再次发生重大灾情，更为严重。据当时的《长沙日报》所载，“滨湖南州(今南县)、华容、武陵(今常德)、龙阳(今汉寿)、安乡、澧州(今澧县)、沅江、益阳、岳州、临湘等地，十堤九溃”，“庐宅荡析，人民漂溺，田畴刮削，被灾者达百万余人”，洞庭湖区的水势从是年夏开始，至秋不退，堤破之后，“汪洋一片，尸肿遍浮，或至流人民户，积填壑中，甚或挂悬林间，漂搁岸上，然鱼鸟相食，哀不忍睹。幸而得余生，或抱树杪，或蹲屋脊，然不为溺鬼，终不能不流为饿鬼”，除洞庭湖区严重的水灾外，长沙、衡阳、永州等府县并遭水夏旱及虫灾。这些遭受水、旱、虫灾的农民纷纷逃亡长沙乞食，临省湖北亦有部分灾民逃来长沙，致使长沙饥民陡增。灾荒导致粮食锐减，而饥民的大量涌入更是加重了长沙的粮食供应负担。
湖南是产粮大省，往年欠收的沿江各省和日、英、美等国商人都从湖南采购谷米。是时，湖南虽罹巨灾，长沙粮食供应紧张，湖北大吏仍照常采购湘米，每月运走粮食十万石以上。而帝国主义在这紧要关头，非但未考虑湖南的实际情况，减少湘米输出量，反而更加猖獗地抢购粮食。长沙自1904年开埠以来，各帝国主义国家在长沙开设了大量的洋行、企业和公司，把长沙城变成了侵略湖南的据点。列强排挤湖南的民族工商业，大肆掠夺湖南人民，湖南人民早已深受其害，此次外商的的行径对湖南和长沙民众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据统计，到1910年2月份长沙公私存谷“不满三十万石”，当时省城城厢内外每天需要“食谷六千石”，每月“需谷十八万石”，“即颗粒不复外溢，不足两月之食”。
而在粮食大量外运，湖南留存谷米为数不多之时，以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为首的豪绅地主以及一些投机商人还纷纷趁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以待价而沽，牟取暴利。仅叶德辉一家存谷就有一万多石，杨巩家存有七八千石，王先谦、孔宪教等人也大量囤积着粮食。这样，粮食更是奇缺，粮价飞涨。“湖南常年米，每石一般为二三千文，1906年水灾时亦不过四千文，至1910年三月初，米价涨到每石七千余文，4月上旬，长沙米价更加紧张，米价一天之内要涨几次”，“不必说灾民无力购买，就是一般城镇居民也有断炊之虞”。在这样的局势下，一场抢米风潮终于似火山喷发般爆发了。
可见，1909年到1910年的自然灾害是长沙抢米风潮发生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部分绅士趁灾荒年岁大量囤米则加剧了这次风潮的发生。
二、抢米风潮中绅官矛盾的激化
4月11日，长沙米价每石突破八千文大关，由于米价爆涨，南门外一黄姓贫民之妻凑足八十文钱还买不到一升米，愤慨至极，自溺而亡，黄亦带着两个小孩投水自尽，这一惨闻迅速传遍全城，在群众中激起无比的义愤，及至4月14日，终于发生了饥民要求平粜，并捣毁米店的事件。善化知县和巡警、巡防队前往起事地点弹压，引起大批群众围攻。消息迅速传至湖南巡抚岑春冥处，岑春冥责令务必严拿“滋事”群众，稍后即逮捕了带头要求平粜者，导致群众怒不可遏，贫苦居民、各色工匠、流落在长沙的省内外饥民以及其他下层群众等皆“闻风而至，愈积愈多”，顷刻间，数万人蜂拥前行，聚集在巡抚衙门前，要求“开仓平粜”、放人。岑春冥见局面难以控制，竞命令常备巡防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多人，伤数十人。群众更加愤懑，久久不愿退去，三更以后，一部分群众转向街头，“争向各碓坊，以官平粜价，强粜谷米，霎时间各碓坊存米，被抢一空。”4月14日，群众斗争进一步升级，各铺店罢市停业，部分会党也参与其中，风潮更形高涨。
岑春冥感到事态严重，令长沙知府等人召集众多绅士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岑仗其父(前云贵总督岑毓英)、兄(两广总督岑春煊)、师(晚清重臣、前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庇护，一向刚愎自用、虚骄自矜，与湖南绅士素来不和。早在抢米风潮发生前湖南米荒不断升级之时，岑不但不采取紧急措施设法从外地购进大米，以平抑湖南的米价，反而勾结外国洋行与奸商将公私存粮运销外地以牟取暴利，此举影响了王先谦等囤米绅士的利益，于是联合布政司庄赓良，要求岑禁运谷米，岑不但不以理睬，反借办义粜，要力募绅捐，王等自然反对，又要求岑发仓平粜，欲借平粜抢购到更多的谷米，矛盾很快激化。而其他绅士虽与岑没有直接利益冲突，但多数也对岑春冥在赈灾方面的措施不力心存不满。而在风潮霎起，岑春冥无奈求向众绅士之时，那些与其“积怨甚深，衔之已久”的绅士便趁机要挟，不但一开始便就急粜办法和条件与其讨价还价，孔宪教、杨巩等人更是要求岑停办一切“新政”，并欲推庄赓良代之为抚。
就在双方争执之时，抚院外又聚来了大量群众，继续要求放人、开仓平粜。岑春冥竞又下令手下开枪，打死20多人。此举一方面招致群众更加坚决的回击，众人即刻拆墙毁屋，浇油纵火，在焚烧了巡抚衙门后，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机构，如教堂、洋行等共计四十余处，并把学堂也加以捣毁，因为群众认为学堂是推行“新政”的产物，而岑等官吏借“新政”牟取了暴利，坑苦了百姓；而另一方面则使绅官矛盾进一步升级，孔宪教、杨巩等进一步进行拥庄倒岑活动，而其他绅士对岑的枪击之举也表示反对，认为“并非战时，对破坏者只宜逮捕斩首，开枪则伤人之数难以估计，没有道理”。于是，王先谦、黄自元、谭延间、龙璋、刘国泰、孔宪教、刘巨等在籍绅士7人联名湖广总督瑞激，要求由庄赓良署理湖南巡抚。岑春冥一筹莫展，只好于14日下午电奏朝廷，自请治罪，并请令庄赓良署理巡抚。
庄赓良在湘为官四十余年，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僚，在抢米风潮发生时，庄面见群众，并保证即时开仓，给死伤者以抚恤，企图笼络人心、平息风潮，挤走岑春冥。而代行巡抚职位后，在部分绅士的支持下，他便变回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决心对参与抢米风潮的群众进行血腥的镇压。庄委派手下率领弁勇四处巡逻，缉捕饥民，并“准其格杀勿论”。刽子手们在大街小巷杀气腾腾，连日间“无辜受戮者，时有所闻”。至清廷电令湖广总督瑞潋调兵遣将，日、英、美等自上海、武汉等地调来十来艘兵舰，帮同镇压，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终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
三、抢米风潮中湖南绅士的进一步分化
晚清湖南是全国绅权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造就了大批军功绅士，仅湘乡一县二品以上军功的官僚绅士就有近2000家，加上清廷广开捐纳之门，湖南捐纳者甚众，致使湖南的绅士数量激剧膨胀。而且，不同于传统乡绅，晚清湖南绅士在退职返乡后，不再盘踞乡村，绅士们日益聚居于城中，这样绅权更是日益加重。到20世纪初，在湖南绅权最重的长沙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绅士势力，绅士们不满足在野地位，喜作权绅，经常干预政事。湖广总督瑞潋曾指出，“湘省自咸同军兴以来，地方官筹办各事，借绅士以为辅助，始则官与绅固能和衷共济，继则官与绅遂多遇事优容，驯致积习成弊，绅亦忘其分际，动辄挟持。”确实，从1895年到1910年的l6年间，湖南六易巡抚，岑春冥任期达4年，完全是因为父兄及张之洞的庇护，而当长沙抢米风潮爆发，绅官矛盾过度激化，岑春冥终遭湖南绅士集团的排挤。
但需注意的是，尽管在倒岑的态度上绅士的意见大致一致，但如前所述，绅士们倒岑的目的却不尽一致，且在长沙抢米风潮被平息后，命运也不一样。在受到这次风潮的沉重打击后，为了缓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清政府不得不惩处了一批“肇衅酿患”的官绅，巡抚岑春冥、布政使等众多官员或革职、或降职。而绅士中的王先谦、孔宪教降五级调用，叶德辉、杨巩均革去功名。清廷如此严惩上述绅士一方面当然是对他们的囤米行径的问罪，另一方面就是对湖南绅士胆大妄为、自作主张要求“以藩署抚”的举动的一种以儆效尤的惩戒。因为就在4月14日要求“以藩署抚”的电文发出后，4月16日，清廷并未如湖南绅士所愿，令庄赓良署理湖南巡抚，而是在正式将岑春冥开缺后，任命湖北布政司暂行署理湘抚。于是，王先谦、谭延闽、龙璋等l6名绅士又联名致电湖广总督瑞潋，再次要求“以藩署抚”，“请为电奏”，这种近乎“抗旨”的举动自然引得清廷吃惊不小。在风潮平定后，为整肃纲纪，便对绅士加以重惩。而除了上述受惩的四绅外，一起致电署名的其他绅士却未受处罚。这是因为，其余多数绅士是立宪派绅士，如谭延闷时任湖南咨议局议长、龙璋是湖南商务总会总理，都是湖南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从长沙抢米风潮的起因和中间的官绅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孔等绅士不但是在极力维护自己的私利，而且反对新政，可以归为旧派绅士；而谭、龙等绅士则更多是为维护政见一致的绅士群体的利益，并支持新政和预备立宪运动，可以归为新派绅士。当时清政府正在推行宪政，担心处罚谭、龙等人会引起不良后果，便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事实上，湖南绅士群体的这种分化早已出现，只是这次抢米风潮中绅士们的不同表现表明了湖南绅士在进一步发生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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