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前承马克思等理论家的党际关系思想，后启新时期邓小平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党际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不可否认，由于主观上的“左”倾错误和客观上的历史惯性共同作用，曾导致毛泽东处理党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出现过某些失误。不过即便如此，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所内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这同样也不可否认。而近年来，在研究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的学术活动中，一些研究者对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误读并曲解了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的本真精神。本文旨在通过对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研究中若干误读的分析，力求恢复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的本来面目，并对正确解读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的方法进行探讨。
一、在三个理论问题上对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的误读
在研究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的学术活动中，多数研究者对毛泽东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如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等原则持肯定态度，并对之进行了正确阐释。但是，在以下三个重要理论问题上，一些研究者则误读和曲解了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
第一，关于发展党际关系的目标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由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基本没有离开“战争与革命”这一主题，因此毛泽东时期“党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政党交往的目的和宗旨是推进世界革命”，党际交往的“出发点”是“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而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表现在“指导思想”上，就是实现了“从‘支援世界革命’到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支援世界革命”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展党际关系和开展政党外交的“目的”、“宗旨”、“出发点”乃至“指导思想”。不可否认，“支援世界革命”的确曾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把毛泽东关于发展党际关系的目标定位于“支援世界革命”显然有失偏颇。毛泽东曾经说过：“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所有兄弟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这里的基本利益，不仅包括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众所周知，从新中国成立到中苏论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中共发展党际关系的主要对象首先是苏共，其次是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为了争取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与以苏共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展开了密切的党际交往，并通过政党外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援助和可靠的安全保障。单就这一点来说，把毛泽东关于发展党际关系的目标定位为“支援世界革命”就是错误的。
第二，关于发展党际关系的“唯意识形态论”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认为毛泽东把意识形态之异同作为划分敌友关系、决定是否交往的惟一标尺。如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时期的党际外交“常常以意识形态的异同划分敌友，把意识形态放在决定性的地位上，我们党的交往范围仅限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排斥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的社会党、民主党，更谈不上与各国资产阶级政党的交往”；“以社会主义划线、以无产阶级划线、以意识形态划线成了当时我党对外工作的出发点，使党际关系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斗争特点和意识形态色彩。即党的对外工作仅仅局限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排除了与其他不同性质的党发生关系的可能，党际交往的范围十分有限。”意识形态因素无疑是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但以“唯意识形态论”来概括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则是片面的。早在1954年1O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时就这样说过：“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并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互访“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从毛泽东这两次不同时期的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没有把意识形态之异同作为决定是否发展党际关系的惟一标尺。
第三，关于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相互关系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时期的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严重错位，党际关系常常取代和超越国家关系。如有研究者在总结中共政党外交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新时期以前的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期内不能正确区分和对待政党关系与国家关系，长期将发展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置于最重要的地位，由此一定程度忽视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使其事实上从属于党际关系的发展”；存在“把党际关系看作国家关系，国家关系包含在党际关系之中”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没有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个别研究者甚至认为，毛泽东时期政党外交的特点就是“党际关系代替和超越国家关系”。事实又如何呢?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对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就进行了明确区分，他说：“每一国都有几种党。对于这几种党，我们不能表示反对哪些党，赞成哪些党。我们只能以每一国的政府为对象来解决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在中缅“两个民族、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我们不去区分党派”。1965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说，中苏两党在原则问题上的争论还要继续下去，但中苏两国之问的关系应当改善。在这里，毛泽东既区分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而且也没有像上述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使党际关系超越乃至遮蔽国家关系。
二、错误解读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的方法论原因
通过前文的例举和例证可以看出，学术界确有一些研究者误读乃至曲解了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从这些研究者的研究内容来看，多数人是在探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际关系理论上的新贡献和党际交往实践中的新成就时，对新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进行了错误解读。在笔者看来，造成误读乃至曲解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的方法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把毛泽东不同时期的党际关系思想割裂开来，聚焦于某一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党际关系思想并放大其中的错误，从而得出片面的结论。例如，在发展党际关系的目标问题上，一些研究者之所以会得出“支援世界革命”的结论，就是片面地以上世纪6O年代的“世界革命理论”为立论依据，而没有把5O年代中共通过开展政党外交争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支援，以及60、70年代通过促进与法国等西方国家政党的关系来扩展党和国家生存空间的实践纳入考察的视野。又如，在“唯意识形态论”问题上，多数研究者把目光聚焦于“文革”期间的“支左反修”理论，而对毛泽东在5O年代、7O年代甚至60年代前期会见各类政党代表团或政党领袖，如1954年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1963年会见叙利亚访华团、7O年代多次会见日本社会党领导人时阐述的关于超越意识形态来发展党际关系的思想避而不谈。再如，在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多数研究者以6O年代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为例，通过两党关系主导两国关系走向的事实，得出党际关系超越乃至遮蔽国家关系的结论，这显然没有把毛泽东在1956年作出的关于发展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思想、1972年开启中美对话大门的实践等纳入考察的视野。总之，多数研究者在探讨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时，多以“文革”期间的相关思想和实践为立论依据，而对“文革”前特别是50年代毛泽东的相关思想，以及“文革”中后期特别是7O年代毛泽东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的相关思想没有进行全面考察，从而得出了片面的结论。
第二，把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理论混淆起来，把不属于毛泽东的思想附加到毛泽东名下，从而歪曲了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的本来面目。如前所述，一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把发展党际关系的目标定位为“支援世界革命”，并在党际交往中奉行“支左反修”的极左意识形态路线。实际上，“革命中心”理论和“支左反修”理论并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是林彪、“四人帮”炮制出来的。早在1965年1月，《人民日报》在林彪、“四人帮”集团的鼓吹下就发表了一篇号召全国人民“为世界革命、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的社论；同年9月3日，林彪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中极力鼓吹中国革命经验对世界革命的普遍指导意义；1968年10月，林彪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一文中把中国鼓吹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明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就是推行中国革命经验，对外输出革命。由此可见，“支援世界革命”理论的主要作俑者是林彪。至于党际交往中的“支左反修”政策，则是康生主管对外联络部时把国内极左政策运用到党的对外工作上的表现，在这种极左政策指导下，中共以是否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否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主张搞武装斗争作为区分马列主义党与修正主义党的标准。事实表明，即使在“文革”期间的对外交往中，毛泽东本人也并没有完全被意识形态的迷雾遮住双眼，如他在给对外联络部的一个文件所作的批示中就这样写道：“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谈。”可见，把林彪等人的思想附加到毛泽东名下，就必然会导致对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的曲解。
第三，把毛泽东的党际关系理论与党际交往实践等同起来，从错误的实践中得出理论错误的片面结论。众所周知，理论与实践并不等同，理论上的错误在实践中可以得到纠正，而正确的理论也可能在实践中被背离。毛泽东的党际关系理论与党际交往实践之间就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例如，在发展党际关系的准则上，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了独立自主原则，但在实践中却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提出了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但在实践中却对苏南冲突中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指责和批判。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党际关系的思想，但在实践中却把主张议会策略的西欧共产党称为帝国主义走狗，把与中共思想存在差异的共产党划人修正主义政党行列；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关系的思想，但在实践中却支持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左派”政党开展反对该国政府的所谓“革命运动”并由此导致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恶化。在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分开、党际关系不影响国家关系的思想，但在实践中却让中苏两党的关系主导两国关系的发展，使中南(南斯拉夫)两党关系的交恶波及两国关系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发展到几近断交的地步，等等。很显然，毛泽东关于发展和处理党际关系的一些正确思想，在实践中不仅没有得到践履，而且还遭到了背离，而一些研究者却恰恰只把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党际交往实践领域，这就不免要从错误的实践得出理论错误的片面结论了。
三、正确解读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的三个维度
要正确解读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首先要全面地考察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党际关系思想，避免得出片面的结论；其次要把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其他人的思想区分开来，避免把错误的思想附加到毛泽东名下；再次要把毛泽东的党际关系理论与党际交往实践区分开来，避免以错误的实践否定正确的理论主张。除此之外，还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情、国际形势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联起来，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有机关联中来把握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笔者认为，对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解读。
第一，从党的对外交往任务来看毛泽东对发展党际关系目标的定位。当时党的对外交往的主要任务是为新中国的生存谋求安全保障，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各种支援，同时也为中共自身赢取尽可能多的国际朋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开展党际外交和国家外交的目的，必然首先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切身利益，而决不会在国家各方面都极度匮乏、亟需支援的情况下来支援世界革命。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上，毛泽东把党的主要任务定位为“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又说：“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最重要会议上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国际力量、争取国际支援来建设国家，可见他把政党外交和国家外交的目标主要还是定位于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建国伊始毛泽东在党际外交和国家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方针，其目的也是为新中国谋求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如毛泽东把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看成是“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至于“文革”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曾一度在自身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要“支援世界革命”，不遗余力地支援阿尔巴尼亚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其原因在于当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破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已处于“光荣孤立”状态，为了避免在外交上被“宣判死刑”，不顾自身困难地通过对外援助来谋求外交空间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事实上，当中美、中日和中欧关系相继缓和后，这种“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也就旋即停止了。上世纪7O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懈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与欧洲、日本各类政党开展党际互动，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党和国家的生存处境和扩展生存空间，“一条线、一大片”的政策就是为此目的而制定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把发展党际关系的目标主要还是定位于为党和国家的生存发展谋求各种有利条件，而并不是要“支援世界革命”。
第二，从政党性质来看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政党是意识形态色彩最强烈的政治组织，其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执行无处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尼克松曾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无论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主张，还是气候的暂时变化，都不会抹去意识形态的对立”。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时期，不要说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就是奉行西方式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政党，其对外交往也充满“唯意识形态论”色彩，敌视、攻击乃至妖魔化共产党在当时实为这些政党的常见行为，中国共产党作为红色政权的执政党，自然不能免遭多数西方政党的敌视。如果忽视这一国际大背景，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能与极少数西方国家政党保持有限的党际交往，同时也容易得出中国共产党排斥与意识形态相异的政党交往的错误结论。此其一。其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把团结互助的国际主义原则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因此，在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交往中，毛泽东特别珍视与各党“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并且主张以相互支援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这种情谊。除此之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始终把推进国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许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之一。基于此，我们应该看到，在上世纪6O年代的“支左反修”运动中，至少从主观上来说，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支左”看成是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荣义务，把“反修”看成是维护自身马列主义正统性的神圣斗争，而在这种运动中支持中共或与中共发生争论的其他“兄弟党”，在主观上也同样如此。从中国共产党与两类不同性质政党交往的实践可以看出，在中西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和以意识形态挂帅的年代，包括党际交往在内的任何政党的政治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西方政党也概莫能外——西方政党敌视和拒绝与中共交往即是明证。了解了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党的本质属性，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毛泽东难能可贵地提出关于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党际关系的思想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从而也就不会轻率地对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扣之以“唯意识形态论”的帽子了。
第三，从政党的作用来看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相互关系问题。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党际关系必然对国家关系产生影响，尤其是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尤为直接和明显，因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国执政党执政意图和政治利益在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反映，当两国执政党在执政意图与政治利益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两党关系就必然会波及两国关系。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多数西方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导致了二者关系上的对立，党际之间互相攻击、互不往来，并使这种关系延伸到国家关系层面；在社会主义阵营，由于“总路线”问题上的大辩论所导致的“兄弟党”关系的破裂，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要正确解读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相互关系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党际关系对国家关系的客观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中苏两党关系的发展态势会直接影响中苏两国关系的走向，为什么中共与一些民族主义国家非执政的共产党发展“革命友谊”会恶化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为什么中共与多数西方国家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会导致中国的西方建交国甚少；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南两党关系恶化后作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难见成效，为什么在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倡议得不到苏共回应。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轻率地得出毛泽东把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混淆起来的错误结论了。此其一。其二，从另一方面来说，党际关系影响国家关系的客观事实，为政党双方通过主观努力来坚持、改善和发展国家关系提供了可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对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的一些正确思想，如发展国家关系不以党际关系的有无、好坏为前提，通过消除误会、化解矛盾、增进友谊来发展党际关系并以此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等等一能进行更好的理解，并避免得出毛泽东把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混淆起来，或者把党际关系置于国家关系之上的结论了。
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更不能对之进行相互否定。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同样不能把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党际关系思想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无容置疑，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党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源头，正确理解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对于全面正确地理解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党际关系理论领域和党际交往实践领域取得的新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爱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党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6)．
[2]李曼．新时期党际交往理论的转折与创新[J]．江汉论坛，2007(10)．
[3]李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探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2)．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5]谭吉华，张晓敏．论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外党际关系的基本经验[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3)．
[6]曹天禄．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思想探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3)．
[7]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彭沛．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实践及基本经验[J]．南京社会科学，2011(10)．
[10]谢增寿．邓小平对党际关系理论的历史贡献[J]．甘肃理论学刊，2004(3)．
[11]白晓芬。刘爱华．论中国党际关系的发展及趋势[J]．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6)．
[12]裴坚章．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5][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16]李章军．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N]．人民日报，2013—0l一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