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推进者。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在新的形势与任务面前，亟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共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高度自觉，毛泽东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术界对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毛泽东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因素挖掘得还不够。本文试图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以期对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与时俱进，积极开展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有赖于中共领导人对于客观形势发展变化趋势的准确把握和清醒认识，有赖于他们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客观形势的根本变化，积极歼展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努力探讨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办法。通过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主要有4次。这4次调查研究各有侧重，均钉明显的问题指向性。
毛泽东开展的第一次调查研究是对于社会主义建没基本情况的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他一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毛泽东这次调查研究非常紧张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每天都是“床卜地下，地下床七”。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
调研结束后，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篇报告是43天调查研究的直接成果，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毛泽东曾经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第二次调查研究是对国内社会矛盾状况的调查研究。1956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一个重要原因是下半年国内经济形势比较紧张，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地表现出来，有些地方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情况。1956年10月开始，广东、河南等八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人民群众中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和对现实不满的言论渐渐增多。总之，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新情况，处理这些新问题，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全党对此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有些干部一听到群众闹事就想到敌我矛盾，就想到专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结果造成矛盾的激化，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
上述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对当时国内的社会矛盾状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认为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突出出来。少数人闹事基本上属于后者。如何处理这类新问题呢?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从性质上讲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因而不应当采取镇压的办法去解决。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毛泽东经过反复调研和思考，形成了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篇代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三次调查研究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等问题的调查研究。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是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也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认真调研。他在1956年l2月与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多次谈话、讨论，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思路，毛泽东本人将其称作中国的“新经济政策”。这是毛泽东此次调研取得的重要成果。
第四次调查研究是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调查研究。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破例邀请了约160位党外文化人士参加。会议期间，毛泽东分别与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院校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人士举行了六次座谈，征求意见。他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开展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调查研究活动。这次调查范围相当广泛。毛泽东从中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对于宣传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特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从4月4日开始，毛泽东连续3天在杭州召开座谈会，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4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继续进行调查研究。杭州座谈会属于党内的小型座谈会。会议开得比较活跃，问题谈得也比较深入。通过杭州座谈会，毛泽东更深入地了解到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他由此更加坚定了开门整风的决心。
综上所述，八大前后，毛泽东主要进行了4次大的调研活动。这4次调查研究为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从4次调研活动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面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一般是通过听汇报、开座谈会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题调研。在详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初步得出一些新认识、新思路和新判断。然后通过演讲和座谈等途径，将自己的新认识、新思路和新判断，由小范围到大范围，由党内到党外，逐步扩散。在此过程中，他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进行再思考，直到形成比较成熟的系统的理论成果。这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
与时俱进，认真开展对于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但倘若没有敢于打破“天条”的政治勇气和精神状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仍然会严重受阻。因此，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八大前后能够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他敢于破除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是密不可分的。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怎么搞，党最初并不很清楚。由于缺少实践经验，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早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这更使得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中国应该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不能总是迷信苏联的一套办法。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
但在当时，苏联模式仍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力和禁锢力。要想从苏联模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独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必须要有敢于打破“天条”的非凡勇气。因此，在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大力倡导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风气，而且身体力行，提出了很多宝贵设想，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政治建设领域，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的重大错误就是混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肃反扩大化，欣赏个人崇拜，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行“对人民的专制主义”。为了防止重犯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提出要分清两类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汲取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了扩大民主的问题。在中共八大期间，他对来访的外国朋友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在这方面，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人提出了一种颇具胆识的新思路。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扩大民主，可以借鉴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具体做法。
在经济建设领域，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评最多，主要包括：第一，单纯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对农业和轻工业投入太少。第二，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中央过度集权，损害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以苏联模式为鉴戒，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首先，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当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坚持两条腿走路，“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其次，他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利益分配原则，尤其认为不能把农民挖得太苦。第三，他主张适当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特别注意不能把地方限制得太死，否则地方就没有积极性。第四，他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认为企业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允许有点“独立王国”。第五，他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
在思想文化建设领域，苏联曾有过用行政手段干预学争论从而阻碍科学发展的深刻教训。毛泽东以苏为鉴，对党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反思和调整，郑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认为，粗暴的行政干预会严重影响科学文化的发展。应当提倡不同学派之间相互争鸣，自由讨论，这样才有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实行双百方针是“发展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对于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严肃指出：“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
在八大前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高举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摆脱对苏联模式的依赖和迷信，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开放包容胸怀彰显马克思主义新气象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敢于破除迷信的政治勇气，而且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马克思主义是在充分汲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它的发展同样需要充分汲取最新的人类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八大前后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他有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能够虚心学习借鉴一切积极因素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新气象。
就宏观层面而言，毛泽东这种开放包容的胸怀体现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个基本方针之中。具体而言，毛泽东这种开放包容的胸怀体现在对待党内不同意见、民主党派、人民内部不同声音、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和外国文明成果等各个方面。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在党内具有一言几鼎的权威和地位。但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他能够容忍乃至尊重，并没有搞一言堂。例如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期望加快发展速度，但周恩来、陈云等人认为稳妥一点好，不能走得太快。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后，接受了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在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定稿的过程中，中央领导同志之间也是相互协商，平等讨论，洋溢着民主和谐的气氛。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这些情况表明：当时毛泽东是能够容忍乃至尊重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论十大关系》，才会有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
对待各民主党派，毛泽东充分显示出了执政党领袖的大气度。他形象地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毛泽东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他甚至讲：“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正式提出要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1957年3月1日，他进一步阐释说，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
对于人民内部的不同声音，毛泽东表现出足够的包容。1957年3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同月，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毛泽东的包容胸怀催生了马克思主义者治国理政的民主新思路，其蕴含的思想价值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对于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为了争取知识分子，毛泽东主张对他们采取开放包容的政策。一方面，他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为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开展正常的争论提供了政策环境；另一方面，毛泽东明确强调对知识分子的争取要讲究方法，循序渐进。他告诫各级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变不能搞强迫，只能靠说服。毛泽东并且提出，要想争取知识分子，让他们改变资产阶级世界观，“那末，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他认为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要求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他明确表示希望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此后的历史从反面证明，毛泽东在八大前后对知识分子的开放包容政策是正确的，违背这个政策，反而阻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通道，导致思想的严重停滞和僵化。
对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素，毛泽东也持包容的态度。他明确肯定资产阶级的进步是主要的。他还认为保留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具有重要作用。他说：“我们为什么保存资本家?因为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业品。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才能巩固同农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同时，还能比较好地稳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在过渡时期保存资产阶级，有极大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等，他认为可以使之合法化，并且明确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对于外国的文明成果，毛泽东同样表现出海纳百川的胸怀。他认真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中国在汉唐时期文化的繁荣气象与当时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有很大关系。后来之所以走向落后，很大原因在于政府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所以，他在1956年初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十几年内把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过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汉朝、唐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政府开会奏的乐，有七种音乐、七种舞蹈，有六个节目都是外国的，只有一个节目是中国的。搞久了，就成为中国的了。他主张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中西文化结合，为此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八大期间毛泽东多次向外国代表团表达了开放的意向。他说：“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他一再强调：我们的门是开着的。这些言论足以证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就已经明确表达了对外开放的愿望。后来走向封闭半封闭实在是形格势禁，迫不得已。
回顾八大前后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我们发现，他之所以能够提出一系列大胆、新颖的方针政策和设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时俱进的可贵品格、解放思想的非凡勇气和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今天我们学习毛泽东，不仅要学习借鉴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丰硕理论成果，更要认真研究和学习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这些成功要素，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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