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经提出，就应成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既要与时俱进，随着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化而进一步完善、发展；也要实事求是，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原有论断中不准确的内容进行调整、修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薄一波有过“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探索和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提出了一系列区别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路和构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创造性的、历史性的理论贡献。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l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对照中宣部归纳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4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笔者对毛泽东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进行了初步梳理，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已经涉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占主导地位，并为后来者所继承、发展并一直延续至今，由此衍生出了目前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一、毛泽东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阶段、根本目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一)毛泽东明确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倡导把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以这一思想路线为指导，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并要求“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表明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路，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写道：“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他还以匈牙利事件为例指出，“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办事”。“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以及党的八大文献，集中反映了探索中的初步思考和认识，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标志着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毛泽东曾经首倡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要求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同年12月8日，他又指出，“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再次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63年12月，他又提出，“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抓革命、促生产”也一直是毛泽东所坚持的治国方略。尽管在后期实践中，毛泽东并没有把他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坚持贯彻下去，但不能否定他曾经首倡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三)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在这方面，毛泽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是一次具有突破性的理论创新。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1959年底、l960年初，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他还指出，中国的发展所遵循的是“两步走战略”，即首先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后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三是初步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毛泽东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并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尽管后来有些思想随着形势发展发生了变化，但是不能否认，这些宝贵思想都是毛泽东创造性提出的，为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四)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他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提出，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上层建筑……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质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解决的思想，为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五)毛泽东明确提出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始终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关于人民的历史地位、关于党同人民关系问题作过许多经典的论述。他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工作路线。毛泽东历来认为，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他反复强调，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我们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了1954年宪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毛泽东也认识到，人民利益的满足不是一个可以一次性和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他为此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
二、毛泽东探索提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和军队等方面建设的总体指导方针
(一)毛泽东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模式，初步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宝贵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体目标和合理途径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明确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命题，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此外，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设想和观点：一是初步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他认为，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非资本主义的特产；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可以搞一些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1958年11月，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还要大力发展。尽管这些正确思想在以后没能坚持，但这些有突破性的见解，对于后来者“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思想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二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毛泽东提出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思想，这就是发挥中央和地方这两个积极性；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的关系，绝不能只顾一头；应特别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允许企业有一定的“独立性”。三是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要求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此后，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四是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他在1955年3月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中还提出，“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毛泽东的“向外国学习”的主张尽管还只是初步的，但为新时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际，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基本理念，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本制度框架，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以达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义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目标。为此，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主张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让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提出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和解决社会经济生活重大问题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要实现各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制，实现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等等。特别是毛泽东对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方略。他还指出：“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这些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毛泽东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了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毛泽东提出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问题上，他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泽东还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努力发展教育事业等思想，并特别强调要加强艰苦奋斗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等等。
(四)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步提出了一些设想。毛泽东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现阶段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必须用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强调要普遍提倡和善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最重要的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那种主张实行西方的两党制、鼓吹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的倾向。为了更好的协调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毛泽东还对个人与集体、改造人与改造世界等许多重大关系或重大矛盾做了辨证的思考，提出了要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等三大差别等重要思想。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社会保障是件大事、务必要抓好以及强调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利等等。现在看来，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确实是不完善的，还有一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指导意义。
(五)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始终强调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提出了关于军队建设的一整套指导方针，特别是始终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将军事工作中心转到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国防上，就社会主义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原则，如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国防现代化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建立完整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体系以及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加强战略后方建设等等，一直延续至今。
三、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争取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一)毛泽东明确提出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就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纲四目”的创造性构想。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打破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在坚持香港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对香港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1974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确定“香港在1997年应有一个平稳的交接”，由此基本确定了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在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和平统一台湾的基本方针，后来被概括成为“一纲四目”，于1963年初转达给台湾当局。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湾所有军政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互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团结之举。毛泽东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政策。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纲四目”的构想非常重要，成为后来“一国两制”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毛泽东明确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主张，新中国必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尤其是加强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他强调，“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他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各国、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四、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等原则性问题
(一)毛泽东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毛泽东历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看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一个如何在新的基础上调动、发挥和保护人民积极性，不断实现其创造性的问题。为此，他又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探索和试验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频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也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无论怎样，毛泽东的初衷是好的，确实是矢志不渝地坚持了依靠群众的指导思想。
(二)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要求毫不放松地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明确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且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这些思想，在当前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曾经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从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贡献来看，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没有系统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其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粗略的、初步的，但从总体上看，他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路和构想主题明确、内容系统、思想深邃，已经基本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方向、主体轮廓和核心内容，可以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导向性、基础性的作用。
笔者认为，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要真实、客观、全面地总结历史，做到实事求是、名副其实，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真正用之以指导实践并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特色，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历史起点理所当然地要定位在中国主动改变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始，即1956年。无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衷是什么，无论是否有权威人士作出过什么结论，1956年至1978年期间依据毛泽东的理论指导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被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之中。“在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经验时，把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9年与后3O年完全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是不可取的”[HI。综上，笔者认为，既然我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历史背景就必须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首先是初始阶段，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贡献还是历史事实的层面，我们都应当实事求是地把毛泽东关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不能仅仅是现在定位的“渊源”和“基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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