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低音视角
以多维视野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界的一贯主张。所谓多维的视野，当指在关注革命的同时，兼及不革命、非革命和反革命，或者说关注主流的同时，兼及支流、逆流和潜流／暗流。倒不一定非得找出语境(context)与文本(text)、焦点(focus)与背景(background)之间“必然性”的因果解释，但是这些历史背景和历史积累，作为辛亥革命发生、发展和演变的“低音”，理应受到学界的重新重视。围绕辛亥革命前后的系列历史事件，并重审这些事件背后的社会机制(socialmechanisms)和文化逻辑(culturallogic)，又是近代中国革命史研究的重要视野。这就需要引人“低音”视角。
“低音”视角来自思想史界的“(执拗的)低音”概念。所谓“低音”，最早是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1914-1996)在总结自己研究日本思想史方法历程时提出的概念。其提出的过程又经历了从“原型”到“古层”，再到“低音”的转变。这一概念的最初含义是比喻精彩绝伦的交响乐中常被人忽视的嗡嗡低音。后来这一概念被葛兆光和王沉森等学者借用到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指出应当在关注作为高音的精英思想的同时，兼顾不易被人重视、但又实际存在并执拗地追随着主旋律，甚至隐然发挥着重要影响的思想观念。借用到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来，旨在强调一种从“上层革命”到“底层革命”，复从“底层革命”到“革命底层”的视野转换。
重访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就显得相当重要。这里强调的是那些以往不被重视，甚至没有“革命”之名的历史人物、思想和事件。因为近代中国是中一西、新一旧的多元和多重交织，又不断处在变与不变、激进与保守的交替吊诡中，“低音”不仅需要关注，更需要重访。本文即以近代湖南士绅聂云台(1880-1953)为例，通过系统考察由内到外、由小到大和由私到公的三个层面，即个体心智、家族生活与国家情怀，来作为重访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的窗口和渠道。其实从人物性质上说，聂云台并不算是底层人物。作为曾国藩(1811—1872)的外孙、聂缉架(1855—19l1)的三子，聂云台曾先后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22)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1926)。聂云台生于1880年，卒于1953年，可谓经历了完整的中国近代革命的历程。而作为近代中国革命高潮的辛亥革命，恰好将其一生分割成前后两段。尽管从未亲身参与过辛亥革命及前后的系列政治活动，但聂云台无论是在思想观念，还是在行为实践上，都无意中耦合了人间佛教、家庭革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革命思潮，因此聂云台无疑构成了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重放这个“低音”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由儒入耶到舍耶入佛
近代湖南聂氏家族显得相当独特，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出现了家庭刊物——《聂氏家言旬刊》。正是通过聂云台主持复刊的这个刊物，我们得以看到聂云台的个体心性。检视聂云台的生平和思想，可以看到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聂云台前后经历的两次改宗：民国四年(1915)由儒入耶，民国十三年(1924)复舍耶人佛。作为光绪十九年(1893)的前清生员，聂云台自称“我向来是崇拜儒教的”，这自然是可信之言。聂云台生于湖南著名的聂氏家族，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康雍以降，至于今日，传及七世，迄二百年，簪缨之盛，德泽之长，屈指全湘，不可多见”。“屈指全湘，不可多见”并非夸张之词。除“三代进士，两代翰林”的家族史以外，单以晚清而论，聂氏家族也不遑多让。聂云台之父聂缉架在光绪二年(1876)与曾国藩季女曾纪芬(1852-1942)喜结连理。此后出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会办、上海道台、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等职，由佐贰官成为封疆大吏。尽管以儒教治家的曾国藩在曾纪芬出嫁之前就已逝世，但聂云台之母却一秉曾国藩的治家策略，成为影响和型塑聂云台个体心智的重要因素。聂云台由儒人耶的第一次改宗就是在曾纪芬的影响下发生的。
通常理解的“改宗”(conversion)，指的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这里之所以有别于以往对聂云台改宗的研究，将由儒人耶纳入改宗的考察范畴，其旨不在于争论“儒学”与“儒教”的称谓，而是强调在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将“儒学”当作一种与基督教并举乃至更高的宗教，或至少是具有宗教意味的意识形态，是近代士绅常见的对抗性策略。这不仅是士绅自觉的行为，本身也代表了某种程度的以儒教抗衡西方的“国家情怀”。聂云台由儒教改宗基督教发生在民国四年(1915)，其母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有清晰的回忆：
(民国四年)正月，与其杰及儿妇同领洗于上海昆山路监理会。先是庚戌三月，送女其纯赴沪，视其杰夫妇疾。内侄季融邀赴杭州未果，渠常来为余说基督教真理。余深为开悟。遂有服膺之志。回湘后时为亲友言之，及辛亥再来沪上，感于世事日非，实由人心陷溺之故。弥以为欲救人心之迷惑当从爱人如己入手，自此益坚信力焉。
这段论述既提到聂云台改宗的外缘影响，又提到其内心考量。就外缘影响而言，重要因素包括曾纪芬与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夫人的交往、以及表亲曾季融(即曾广钟，曾纪泽第五子)和传教士骆威廉(WilliamWirtLockwood，1877一l936)的布道。聂云台内心考量更值得注意，因为这代表了一种自觉的文化(宗教)意识：其一，聂云台对西方科学与宗教的认识。聂云台自身“国学有根底，西学有深究”，在民国四年(1915)改宗基督教之前，正是游学美国归来。对于西方的科学和宗教，聂云台多有认识，比如他自称“予早年笃信科学”，这里的“早年”当指游历美国的那段经历。至聂云台35岁(1915)之时，已经“盲从西教者多年”。而聂云台对基督教的认识，主要包括“组织宏大根基深固”和“教会所办教育慈善事业之多”两个方面。其二，聂云台对托尔斯泰精神的认识和影响。聂云台曾取名“托庐”，表达自己对托尔斯泰的崇慕，“杰十八年前读托氏之书极倾倒之，慕其为人，当时取一别号日托庐。至今友朋中，尚有以托庐相称者。托氏之著作富于宗教思想，其博爱平等之精神，随处呈露”。可见聂云台之改宗基督教，一方面是以科学的态度研讨西方宗教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对托尔斯泰博爱平等精神的追求。这种心路历程与其改宗佛教一样，都与聂云台对因果报应和慈善博爱的理念和实践有关。
相比较而言，如果说聂云台改宗基督教是内缘因素大于外缘因素，那么改宗佛教就是外缘因素大于内缘因素了。聂云台在光绪三十年(1904)即已开始参加实业活动，机缘是父亲聂缉架任江苏巡抚，命亲信汤癸生(?一l9O5)组织复泰公司，经营纺织业，由聂云台担任经理以辅助。其后聂云台的实业颇为顺利，直至民国十三年(1924)其经营的家族企业前后出现困难，以至于聂云台不得不淡出实业界，转而专注个体生命的审视。在这种情况下，聂云台舍耶人佛，二次改宗。聂云台尝自述其改宗佛教的经过“予学佛之始，得力于包君寿饮之夹辅者为多。越五年，乃得晤寿饮之尊翁培斋居士于杭州。以适同寓于西湖招贤寺中，得闻其所述所以学佛之因缘。又得遇王君季果，言其学佛之因缘”。聂云台改宗佛教以后，因母亲曾纪芬阻止出家未果，乃于家中设立佛堂净修，同时不断参与各种佛教的社会事务。约而言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活动：其一，善书劝善活动。对因果报应的笃信支配了聂云台的一生，作为因果报应观念载体的善书，也成为聂云台一生观览、奉行和劝善的重要书籍。这方面与净土宗印光法师(1861—1940)的影响密切相关。在1924年至1953年的30年时间里，聂云台撰刊的善书包括《德育史鉴》和《保富法》，同时还参与了印光法师与许止净《历史感应统纪》的编纂工作。其中尤以《德育史鉴》具有代表性。聂云台在重刊序言中写道：
《德育古鉴》，原名《感应类钞》，先君尝序而刊之。民十八予重刊印，改名《德育古鉴》。其时新潮流正激，有欲尽打倒旧文化之势，于佛法及感应因果之说，尤所疾视，故将原书中《太上感应篇》删而不印，亦由此苦衷也。
可见传统善书在近代科学思潮逼迫下，聂云台巧妙地以改名使其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二，慈善事业活动。聂云台参加的慈善事业活动，据王佳龙的研究，在笃信基督教期间“表现于对国家教育事业和体育事业的贡献，而皈依佛教之后，更多的是以佛教的慈悲之心参与佛教慈善事业和社会公共福利事业”。也就是说，只有在皈依佛教以后，聂云台的慈善观念和慈善活动才从传统中寻找到资源，在致力于“佛教慈善事业”的同时，参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其所参加的慈善事业涉及面很广，有教育、体育和出版等文化事业，医疗事业和灾难救济事业等多个层面，这些都是聂云台自身心智诱发的结果。
聂云台的两次改宗，经历了从由儒入耶到舍耶入佛的心路历程。而透过这种个体心智，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与“革命”活动的耦合。显然并非有意，聂云台的这两次改宗却耦合了近代进步的社会思潮。尤其是舍耶人佛，更是与净土复兴后的“人间佛教”和佛教革命思潮有直接关联。“人间佛教”可以理解为传统佛教世俗化的近代表达方式，主张以佛教信仰参与世俗事务，以变革社会的同时引发佛教革命，因此已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性色彩。
三、转型时期的家庭生活
“家庭革命”是近代革命的组成部分，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形成。作为一种革命口号，“家庭革命”主张摆脱家庭的束缚、依恋、禁锢、限制和奴役，走上“政治革命”的道路，获得作为人的自由、幸福、才智和权力，因此“政治革命”与“家庭革命”是紧密联系的关系引。这种思潮当然导源于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早年的鼓吹，至辛亥革命前后已经形成重要的影响力。发展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以吴虞和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更是将“家庭革命”的口号推向最高潮，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内容和推力。以此思潮反观聂云台的家庭生活，亦可见其诸多耦合之处，且更易见其近代转型的形态和过程。
聂云台的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有相当浓烈的家族观念，另一方面又向往西方式的家庭生活。然而这两者的对立并未在聂云台身上体现，这与聂云台自身的努力有关。就家庭生活方面而言，聂云台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为家庭教育创办了《聂氏家言旬刊》(曾用《家声》《聂氏家语》等名)。秦燕春研究认为，如此“稀奇的文化产物……确也只能发生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上海，更只能发生在聂、曾联姻所形成的特有‘双料家族文化’氛围之中”。作者并未拈出这种“稀奇”所在，大约意指以一种传统的《家训》形式进行富有现代性的教育，以及以刊物等富有现代性的形式承载传统《家训》的内容。
在民国十三年(1924)出版的《家声》第一期的《发刊词》中，聂光墀介绍了这份家庭刊物的缘起：“忆昔民国六年夏，吾家曾发行家庭周刊一种，名日《进德周刊》，其宗旨以发表个人思想、联络情谊，意至善也。惜同人因课务繁冗，出版仅六期而止。越后，虽复有人提议继续进行，迄未克如愿”。其实创立这种家庭刊物的直接原因，是基于聂氏家族进入近代以后，处于分散在全国的状态，其言“家人分居各地，家中情形常有隔膜之患，而同人等又多终年在校，聚首之缘既悭，感应因以日疏，兄弟姊妹转不若校友之亲密”。查聂光墀履历，时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故有“兄弟姊妹转不若校友之亲密”之叹。在《聂氏家言旬刊》创立以后，这一平台构成了聂云台家庭生活最重要的部分。虽然办理此刊者多为聂云台的儿辈，但聂云台的贡献甚大。创刊以后的《聂氏家言旬刊》中，聂云台的文字占了多数。这些文字后来成为《人生指津》的主要来源，《近代往生传》的作者姚慧镜称《人生指津》“皆云台先生妙应时机之宏著也”，指出这些文字的主要内容包括个人修养、家庭经济和社会治安等三方面，可见以家庭刊物为中心所讨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传统“家训”的涵盖范围。《聂氏家言旬刊》的内容包括论文、养正遗规选录、名人摘录、家庭集益会记录、耕心斋随笔、通信、杂稿、医药、特件以及介绍新书等。其中“论文”为最重要的部分，多由聂云台执笔，主要内容是聂云台的善书思想和劝善观念。这份刊物创刊于聂云台皈依佛教的二次改宗之后，加上聂云台从始至终奉行善书不断，因此善书和劝善占据重要的话题，也就在情理之中。
除了通过家庭刊物作为善书劝善的平台以外，民国十五年(1926)的家庭集会也是聂云台家庭生活的重要维面。民国十三年(1924)以后的聂云台，由于实业事业的接连失败，早已淡出世俗生活界，皈依佛教，即使从事社会活动，也多与佛教有关。事业的大起大落，带来的是家族的大起大落。其实自明清以来，在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的时代环境中，如何思考个人和家族命运，是士绅普遍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时代环境下，聂云台“仰体慈意”，发起家庭集会，成为又一个“发表个人思想、联络情谊”的平台。据《聂氏家言旬刊》可知，最早的一次集会发生在民国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此次会议规定了以后聚会的参会成员、集会名称、集会时间和集会场所等等，甚至还设立了管理集会的组织和集会的规则等。会议讨论的话题也非常广泛，除前述善书与家庭伦理的内容外，还包括时政时务等等。集会的组织似乎相当顺利，至民国十六年(1927)出版第四辑《聂氏家言旬刊》时，已经组织集会共17次，可见其集会之频繁。秦燕春在阅读这份刊物后，“亲历历史现场”，“依稀体会到传统中国‘修身一齐家’何以能与‘治国一平天下’的理想构成一种内在的理路一致性”，就是有感于这种集会讨论话题的广泛性和时代性。
通过集会和家刊的平台，聂氏家族达到了“发表个人思想、联络情谊”的初衷。戈公振在为民国十四年(1925)出版的《家声选刊》所写序言中指出：“海通以来，欧风东渐，国人眩于欧美国力之富，其人民生产力之强，又鉴于我国游民之多，一人操作所获，多数人赖之而食。以此为旧家族制度之诟病，于是盛倡小家庭之论，又进而为家庭革命之说，此固时势推迁之反动，而有所必至者。然天下事固未可一概而论，吾辈要当熟审中西新旧之短长得失，平心而论断之也。”可见即使是在当时，就有人将聂云台的这种家族生活形式与时代环境联系起来。这种稀奇的家庭生活无意中耦合了时代形势。戈公振甚至认为，聂云台的这种家庭生活形式较之西方尤为“现代”，正是革除旧家族制度之弊端，以现代小家庭替代传统大家族的“家庭革命”。然而在那时的聂云台意识中，却远没有这种“时代自觉”的“家庭革命”意识。
四、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
如果说聂云台的二次改宗，只是个体心智发展的表现；聂云台的家庭生活，只是聂氏家族内部的发展，其所产生的影响尚相当有限的话，那么其在近代产生的最大影响力无疑来自其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观念和实践。在实业方面，聂云台被誉为与张謇、荣宗敬、穆藕初齐名的“中国近代四大棉纺巨子”；在教育救国方面，被蔡元培誉为与陈嘉庚、吴锦堂齐名的“办学三贤”，而在辛亥革命前后(或清末民初)，“实业”与“教育”正是当时的时代主题，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视聂云台生平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活动。
聂云台的实业生涯从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至民国十三年(1924)为止，前后正好20年的时问。这20年实业生涯似乎又可分为两大阶段，以前10年(1904-1914)为第一阶段，以后10年(1915～1924)为第二阶段。近代实业源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前后，这已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聂云台既为曾国藩之外孙，聂氏家族的实业也就不能不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聂缉架调任江苏巡抚不久，聂云台就被任命为复泰公司的经理，至次年(1905)总经理汤癸生病逝之后，聂云台始任总经理。其走上实业道路虽比张謇和荣宗敬要晚(比穆藕初略早)，但起点却甚高，发展也甚为迅速。至宣统元年(1909)，聂氏家族买下华新纺织局，并更名为恒丰纺织新局，是为聂氏家族独资运营企业的开始，仍由聂云台担任总经理之职。
接手恒丰纺织新局后，聂云台大胆革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以电气动力代替以往的蒸汽动力，购人新式机车，并开设技术培训班，革除陈规陋制，大大提升了恒丰纱厂的生产能力。至民国四年(1915)，借农商部组织中华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的机会，聂云台第二次出国，并担任该团的副团长。赴美后集中考察了美国的纺织行业和麻织行业，并以此为基础，归国后继续对恒丰纱厂进行改革。在恒丰纱厂的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聂云台以聂氏家族资本为中心，创办了规模更大、设备更新的大中华纱厂，论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民族纺织资本发展的顶点”。在实业事业的第二阶段，特别是在民国十年(1921)以后，聂云台不断拓展相关业务，先后与其他实业家合作，创办了恒大纱号、中国铁公司、中美贸易公司、华丰纺织厂、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华劝工银行等六家企业。也正是在其事业发展的顶峰时期，聂云台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1920)及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1920)。这里无意也不可能全面展现聂云台的实业活动，只是希望通过这种简要的介绍，勾勒出其实业事业的基本脉络，以期与当时的实业救国思潮略作比较。
20年代初期表面上进展顺利，但却是聂云台和聂氏家族的挫折时期。从民国十一年(1922)开始，聂云台经营的最大一家企业——大中华纱厂开始面临危机，两年以后因债务而低价售于永安公司。如前所述，此后的聂云台皈依佛教，淡出实业界的同时，也开始漫长的晚年生涯。虽然在20年代退居幕后的初期，仍进行某些救国宣传，如提出“生产救国”的主张，颇有反思大中华纱厂经验教训的意味，但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和顾问以后，聂云台基本上不再涉及实业问题。在这2O年的实业救国活动中，聂云台耗费了大量心血，革新技术和管理的同时，还通过外出考察推广棉花种植，发展铁厂生产设备等等，而且在此过程中，与其他爱国实业家和民族资本家通力合作。虽然辉煌实际上只持续了10年时间(1915—1924)，但正如科大卫(DavidFaure)所说，“聂家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商业决策缺乏理性，而是因为他们太过轻率地进行了信用投机，而又恰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银价下跌”。科大卫所说的是聂缉架对家族股权的分配方式(有限责任及析股分权)所带来的对企业本身的影响。
前文论及善书劝善的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慈善理念和实践，一直构成了聂云台个体心智和家族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实业事业进展顺利之时，聂云台也不断将慈善的理念付诸实践。特别是秉持教育救国的信念，积极参与现代新式教育的创办中来。即使是在兴办实业时，也不忘记开展技术人员的培训。可见其“教育救国”实践正是建立在“实业救国”的基础上的，具体开展基本是在辛亥革命以后。聂云台认识到“中国数十年来之教育颇为空虚，例如昔之学文学、政治、法律等”，因此其所创办的学校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性”色彩。如民国二年(1913)建立的聂中承华童公学，聂云台就主张对学生进行商业职业教育和工艺技术教育，这些显然与传统学校的教学科目不同。在捐资兴学以外，聂云台还积极参与由蔡元培、黄炎培发起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当然在教育救国实践之外，聂云台还积极参与其他的慈善事业，如资助成立上海佛化医院、捐助筹集善款与贩济灾民等等。对此学界已有较为详细的研究，此处略而不赘。即使是在皈依佛教、二次改宗以后，聂云台也以佛教慈善为理念，以佛教组织为平台，继续参与各种佛教慈善事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聂云台与王一亭、施省之等佛教界的慈善家合作共兴慈善事业。聂云台虽没有提出“实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的口号，但其实业和教育实践，却无意中耦合了这种时代思潮。
五、结语：低音之外
晚年的聂云台自撰挽联，“做了几十年的怪物，见解不与人同，于今放下诸缘，一心皈依净土；哀哉无量数有情，痴迷皆日予知，何时彻底觉悟，三界齐现清凉”，颇有为自己一生盖棺论定的意味。他自定位的“怪物”，却似乎相当中肯。在聂云台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一现代、东方一西方多重文化要素的交织。但是这些交织状态又不成其为紧张和矛盾，反而激发了聂云台的积极实践。从个体心智角度来说，聂云台的二次改宗预示了人间佛教观念和佛教革命的思潮，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善书劝善和慈善事业；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说，聂云台生活在中国和西方两种家族模式中，以西方式的集会和家刊传播中国式的家庭伦理；从国家情怀上说，学通中西的聂云台对时政和时务的关注，导致无意识中与近代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潮耦合。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将这位近代精英士绅看成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低音”。而在这种“低音”之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一时代的“高音”：人间佛教、家庭革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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