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是连接华北、华中的枢纽，又是控制南北运输主要干线津浦铁路和近海交通的要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0年以后，日军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巩固战略后方，加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仅1941年就对山东进行了29次大规模的“扫荡”。在这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各主要领导人，对反“扫荡”策略和群众工作等问题产生了分歧。

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由于山东在1941年1至4月间曾受华中局领导，因此刘少奇对山东情况有所了解。适逢刘少奇正准备从苏北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1942年3月下旬，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他代表中共中央来解决山东问题。自4月10日至7月下旬，刘少奇先后住在山东省临沭县西朱范村(现属连云港市东海县南辰乡)和临沭县大树村(现属连云港市赣榆县黑林镇)，帮助指导工作，使山东分局正确总结了抗战工作的经验教训，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胜利度过抗战的艰苦阶段。

一、抓住深入调查研究这个“法宝”，摸清真相，统一思想

1942年3月18日，刘少奇带着100余人的队伍从盐城新四军军部出发，途中风餐露宿，机智穿过日伪军数道封锁线，于1942年4月10日顺利到达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驻地西朱范村。路上，刘少奇每到一处，不顾劳顿奔波，处境危险，他总是习惯性走出去察看地形，仔细查看贴在土坯墙上的宣传画和标语，寻找机会同村民们谈心，尽可能多了解情况。经过沿途走访调查，刘少奇发现：根据地农救会发挥的作用不大；减租减息的标语贴了不少，农民还没有真正尝到甜头；有的农民不相信地主老财会发慈悲，少向农民要粮食和利息。他对随行人员说：“山东这个地方的减租减息，从边沿村群众的谈话中，农民对减租减息的要求很强烈，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到达山东后，刘少奇一刻不停地工作着，走访、调查、听汇报、看材料，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开展革命斗争的基础。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当地普通百姓家里、抗日小学的教室里、医院里。

为进一步深入全面地了解情况，他先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谈话三天，接着又同l15师代理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谈了一天一夜，然后同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谈了一天。他还听取主动向他反映情况的各部门干部的意见，仔细翻阅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刘少奇基本上找到了山东问题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群众工作还没有真正地开展起来，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山东落实不力，中央指示“在山东争取优势”的任务没有完成等等。

为此，4月25至29日，他召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和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意见都摆了出来。最后大家思想逐步明确，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随后两天，刘少奇又召集军政委员会会议和山东分局与军政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山东战略方针部署和主要干部配备、山东地方部队同115师的关系等问题。经过讨论，各主要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念，从而为全面解决山东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抓住战略方针制定这个“关键”，强化组织，解决问题

树立山东对敌斗争的坚定信念固然是刘少奇山东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如何总结经验，分析问题，吸取教训，继而研究制定出山东根据地下一步战略方针，清理现存问题，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刘少奇的指导帮助下，山东分局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从而使山东根据地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转变。

帮助制定战略方针。针对山东根据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刘少奇对山东分局领导干部提出几点意见：第一，要粉碎敌人的“扫荡”，并进行敌伪工作，向敌占区发展：第二，击溃顽固派对我们的进攻，加强友军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第三，组织群众，发展群众武装，加强军区工作和改造政权工作。针对山东领导机关中存在工作被动、敷衍现象，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调查研究，埋头苦干，打破主观主义、清谈主义、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到群众中去，到支部中去，改造一切不良的作风。

帮助实现“一元化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精兵简政”指示，结合山东实际，刘少奇做出对山东党、政、军、群机关调整和精减的战略部署：建立山东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115师、山东纵队司令部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三个机关由10000人缩减为3500人；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副书记黎玉均驻115师师部，与罗荣桓、陈光一起办公。自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起统一的军事领导指挥中心。同年9月，朱瑞奉命去延安学习，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通过这些组织上的调整，增强了军队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精简了机关，充实了部队，使山东的组织从此更加坚强有力，保证了党的各项正确政策、方针贯彻落实。

帮助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在刘少奇来山东的途中，中共中央书记处曾致电刘少奇：“山东党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作风浓厚存在，因之在锄奸工作上犯过严重错误。”“望你到山东时，对此问题彻底检查，以纠正山东党锄奸工作的严重错误。”刘少奇遵照中央指示，经过深入调查了解，认为：这是被坏人钻了空子，这种自我摧残革命力量的惨痛教训一定要牢牢记取，切勿重蹈覆辙。他指示山东分局组织部，“要实事求是地纠正锄奸工作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对于已经查明的错案、假案，应予彻底纠正。”在刘少奇的帮助下，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总结全山东锄奸工作的决定》，确立了更加严格的锄奸工作制度。罗荣桓亲自组织分局、115师师部和山东纵队指挥部的保卫干部复查案件，凡属搞错的立即平反，恢复党籍，分配工作，从而稳定了山东局势。

帮助解决“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的问题。山东根据地建立后，山东文化教育界一部分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来这里参加抗战，并组成“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因为“抗协”爱国的属性，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武装，可以配枪。后由于协会入会门槛把关不严，成员复杂，党的山东机构逐渐失去对“抗协”的领导权，“抗协”逐渐成为影响抗战工作的阻碍力量。刘少奇把问题基本弄清楚后，他征求了分局意见，约“抗协”负责人座谈。最终“抗协”的各级干部被分别调到有关部门工作，军队被并入山东纵队，“抗协”活动逐渐结束。

三、抓住充分发动群众这个“牛鼻子”，减租减息，促进革命

刘少奇对群众运动具有丰富的经验，在西朱范村期间，经常轻装布衣，走村入户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的想法和建议。他嘱咐随行的工作人员，应该积极寻找一切机会和老乡深入交谈，以了解党的政策贯彻的情况、群众的反映如伺。随后，刘少奇召集山东党政军千部，连续作了《群众运动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思想方法》、《关于山东工作》、《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等八个报告，对如何以群众运动为中心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在《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中，刘少奇列举了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党与群众的关系：我们党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母亲——群众，就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脱离了土地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导致被对手勒死的后果。他十分尖锐地指出：“脱离群众是共产党员最危险、最严重、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了这一条，他虽还在党籍，而实质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他明确指出：“在当前，减租减息就是山东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都来抓。”关于开展群众运动的具体方法，刘少奇指出：群众运动以农民运动为中心，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为中心。

为推动山东根据地群众运动的开展，6月15日，刘少奇来到大树村住了25天。当时这个地区以减租减息为核心的群众运动还没有真正地开展起来，他便和山东分局、l15师的同志研究，决定从攻破当地财主熊老七这个封建堡垒入手，迅速掀起山东地区群众运动的高潮。刘少奇亲自向滨海工作团团长孙汉卿了解分析当地情况，然后把贫雇农积极分子熊方文等人找来，做思想发动工作。他以安源煤矿工人团结战斗，取得罢工胜利为例，说明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他拿起桌上的筷子，说：“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了。”他问熊方文：“打人是伸开巴掌打，还是握紧拳头打?这两种打法，是哪种打法力量大呀?”熊方文回答：“还是握紧拳头打更有力。”刘少奇笑着说：“是呀，咱们贫雇农只要团结起来，就能斗倒地主，减租减息就能成功。”由于刘少奇亲自启发引导，这个村的贫雇农很快建立起第一个农民组织——职工会，向地主老财提出减租减息的要求。开始时，地主老财不答应。雇工们发动罢工，熊老七竟网罗地痞流氓，妄图镇压农民运动。雇工们被激怒了，在农历端午节的第二天晚上，70多名长工高呼口号，涌进熊家大院。熊老七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威，不得不接受职工会提出的条件，，第二天便签订了减租减息合同，雇工每人每年增加工粮450斤，布1.2丈。此次减租减息运动的成功，在附近地区产生很大影响，随后，康邑、旦头等1O多个村庄都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吴山、芦阳、金山、谷阳、门河等地区，也有4000多户贫雇农成功减租。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雇农的斗争热情。在刘少奇的亲自指导和滨海区党委工作团的帮助下，职工会、青抗先、妇救会、游击小组、识字班、儿童团等一大批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起来，根据地处处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革命景象。

刘少奇在大树村期间，非常关心军民关系，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只要有机会，他总要诚恳征求地方同志对部队的看法，认真听取老乡对部队的反映，深入了解部队执行群众纪律和军民关系情况，有时还仔细地进行记录。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1周年，7月1日，刘少奇在大树村西北边的邵布地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山东地区区党委的领导和部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政军干部大会。会上，刘少奇在作了重要报告，为当地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他在报告中对当时反“扫荡”斗争、群众运动、党的建设及抗日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联系党的成长史，从革命先行者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一直讲到共产主义胜利后美好蓝图。当他讲到“我们终于找到了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时，会场上掌声四起，经久不息。

1942年7月下旬，山东工作走上正轨后，刘少奇又踏上前往延安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