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l1月，中共认为自己的全部工作即是全力进行国民运动。在中共看来，中国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在政治上的意义都只是国民运动，而要从速推进国民革命，舍全力发展和改造国民党组织则别无他法。为此。中共召开了第三届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上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规定：“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党团员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党团员则为之创设。”湖南的团组织积极响应这一政策，绝大部分团员都加入了国民党组织。此后湖南的各级团组织视国民党为团的预备学校，采取了大力扩展国民党组织再从中择优入团的策略，简称为“国民党是团的预备学校”策略。两年以后，团湖南区委鉴于“国民党是团的预备学校”这一策略的实施严重地制约了湖南团组织的发展，1925年11月，又将这一组织发展策略变为“适当限制国民党发展，优先发展团员”的策略，简称为“限制与优先”策略。在大革命的不同时期，团湖南区委实施了不同的组织发展策略，这些策略的贯彻执行情况如何?对大革命时期湖南团组织与国民党组织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下文将作一粗浅探讨。
一、“国民党是团的预备学校”
从资料来看，自1923年底至1925年11月，团湖南区委严格地贯彻执行了“国民党是团的预备学校”这一组织发展策略。但需要说明的是，1925年前团湖南区委发展国民党组织的速度并不快。毕竟这个时期湖南各级团组织尚处于初创阶段，其发展组织的能力和方法都还很有限，因此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及团组织在此阶段都没有获得很大的发展。这从1925年1月团湘区委给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可以看出：
“我们的学生同志是都加人了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的党员而不是我们同志的是很少。不到三分之一。这并不是我们太喜欢把国民党的同志拉倒我们里面来。实在是国民党在学生中发展太慢了一点。这却是我们的错误。”
从以上引文我们至少可以知晓两点：第一，1925年前，湖南的学生团员都加入了国民党。第二，团湘区委认为湘区国民党组织在学生中发展太慢是自己的错误，今后当全力改正。而对于此，中共湖南省委也是极力主张的。1925年2月22日，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曾命令每个团员“于最近期内介绍一人加入国民党”。在中共湖南省委的这一命令下。湖南各级地方团组织此后明显加大了宣传国民党的力度，也大大了加快了发展国民党组织的步伐。
关于南县，团南华特支1925年5月7日写给团中央的报告谓：“对于学生的宣传。我们十二分注重，因为我等都是教育界的人，而学生又都是将来教育界的人，而学生又是将来健全分子。所以注全力宣传，并同时注意教职员的联络。宣传的结果，南县师范生，高小生，以及初级年龄的学生。都有奋兴前进，加入C.Y的可能。但我们为慎重起见，暂缓介绍加入本团，而只介绍加入国校……而正式加入国校亦有八人。将来这八人中，我们又预备选有阶级思想的，加入本团。”
关于华容，团南华特支同年8月22日给团中央的信则写道：“在雪耻运动中，更是努力谋民校之扩大，南县正在筹备县校……。”稍后。团南华特支在一次工作报告中更明确指出：“我们很注意民校的扩充，因为民校是本团造就同志之预备学校。”
关于株洲，团湖南区委的一份巡视报告曾这样写道：“此地在唐生智时代(即北伐之前)作过许多次公开运动，如组织农民协会，举行反吴讨叶，预备组织挑运、起木等工会，但在各种运动中并未吸收同志一人，全介绍加入民校。”
1925年后，湖南其他区域的团组织是否也如南县、华容、株洲等地一样切实贯彻了“国民党是团的预备学校”这一组织发展的策略思想呢?限于史料的匮乏，目前我们还无法找到直接的佐证材料来回答这一问题，但仅从1925年11月团湖南区第三次代表大会针对各地团组织发展太慢而作出的千篇一律的批评便可揣测出这一问题的答案当是肯定的。在《关于各地报告之批评》中，大会以书面的形式对衡阳、宁乡等地的团组织专注于发展国民党组织以致于未能注意团组织本身的发展工作进行了点名批评。
湖南各级地方团组织对“国民党是团的预备学校”这一组织发展策略的积极贯彻。一方面使得湘区国民党的组织规模迅速扩大。社会影响力大大提升。这从表l显示的早年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情形即可看出。表1所列的国民党党员数虽然大多是1926后湖南各地正式成立国民党组织时的数据，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地区的国民党党员不少即是团组织在1926年之前发展起来的。
而另一方面，“国民党是团的预备学校”这一组织策略的实施也严重地制约着湘区团组织自身
规模的扩大。表3显示，时至1925年11月，整个千的欠缺、政局的不利是影响早年湖南共青团组湘区的团员才652名。如果说团内经费的困窘、团织规模扩大的客观因素，那么团湖南区委实施的“国民党是团的预备学校”这一组织发展策略则是这个时期湖南共青团组织规模难以扩大的重要的主观原因。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团湖南区委对于湘区团员数量长期增长缓慢的弊端，认识也日益深化，调整先前的组织发展策略也逐渐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适当限制国民党与优先发展团员”
1925年11月，在团湖南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团湖南区委对此前实施的组织发展策略进行了深刻反省。并对各级团组织今后的组织发展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划和安排：
“我们注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放弃我们自己的工作，并把革命分子先介绍到国民党去受训练再使加入本团的办法，均足以妨碍本团的发展，我们应即加纠正。在工农群众中。应先发展我们的组织。不可先发展起国校的组织。同时我们应以全力发展自身的工作，不可为民校工作所累。本区在半年中组织上应发展之工作：
(1)安源失败后许多同志散处各地乡间，区当前即指挥在乡间的同志在农民中活动，以扩大团的组织。
(2)安源在六个月内，须增加团员三倍以上，即须发展到二百五十人左右。
(3)长沙、衡阳、常德在六个月内至少须增加同志三倍以上。并须力求普遍的发展。尽可能的在每个中等学校、每个女子职业学校、每个工厂(或工会)成立一个支部。
(4)长沙、衡阳、常德须设法介绍城区小学校教员。借以与市民发生关系，做市民运动。
(5)长沙须设法组织店员学徒群众并介绍其加入本团。
(6)长沙在六个月内，青工学徒、店员、园艺工人最少须增加[现]有学生同志全数[的]三分之一。
(7)常德在一个月、湘潭在三个月内成立地方。
(8)湘潭新桥支部须在一个月内发展团员至五倍，六个月内最低限度须加入青年农民三十人以上。
(9)醴陵在两个月内即须在江湾成立一支部，在六个月内成立地方。
(1O)平江在六个月内须增加团员四倍以上。
(11)南县、华容，在六个月内，每县须介绍青年农民五十人以上成立地方。
(12)株洲、铜管，在六个月内须加入青年农民三十人以上。
(13)长沙、宝庆(今邵阳)、益阳、湘乡、浏阳、汉寿、沅江、新化、岳阳、江华、临湘、水口山等处，在三个月内分别缓急，成立支部。
(14)区应调查同志籍贯，凡某县有一个同志以上，在寒假内须发展一支部，至少亦须介绍一人。
(15)有支部之学校工厂，必须使普及于每班或每个工作处。”
由上引团湖南区委的“反省”与“规划”的内容本身来看，1925年11月后，团湖南区委的组织发展策略有了重大调整。此前实施的“国民党是团的预备学校”组织发展策略为“限制与优先”策略所替代。然而，这种新的组织发展策略其执行的效果究竟如何?这一问题仍值得继续探讨，请看表2和表3。
从表2来看，大革命后期湖南团区委“适当限制国民党发展”组织发展策略的执行效果是相当
有限的。虽说关于早年湖南国民党党员数，各种资料记载不一。很难具体考证。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那就是1925年11月后湘区国民党的组织规模确实得到了急剧扩大。台湾学者李云汉曾谓“马日事变”前湖南的纯国民党党员已发展到7万以上，这还不包括跨党党员数。综合表中数据及各家说法，笔者认为“马日事变”前湖南全省的国民党党员数当接近1O万人，显然其组织规模远非同期的湖南共产党和共青团所能比。一句话，大革命后期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事实上并没有受到多少限制。究其缘由，这和中共湘区委当时秉承的“大力发展国民党，再从中造就左派分子”的指导思想有着重要之关联。
从表3来看，1925年11月底，团湖南区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拟定的团的“优先发展”策略，在湘区各地的执行效果也并不理想。表3所列的5个地方团，没有一个实现了6个月内增加团员3倍以上的既定目标。不仅如此，除了长沙地方团以外，其他各地的团组织甚至在一年以后的1926年底仍都未完成既定的增长任务。
团湖南区委“优先发展团员”的组织发展策略缘何在大革命后期贯彻的效果也相当有限?其中原委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很值得一提，即北伐军入湘后。湖南的国共三方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竞争发展组织的局面，而团组织在这三方的竞争中显然处于弱势地位。这样，大批的青年就加入了国共两党的行列，而非共青团。关于大革命后期共产党与共青团竞争吸纳青年的情景，任弼时1928年在其著的《中国共产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曾有过详细地描述：“时常有党与团竞争的现象。因为党与团都认为在工人中发展组织是组织上的重要任务，同时在斗争中的青年工人很多是表现得积极活动，所以党与团都争取这些勇敢的青年。常有团去宣传了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将要入团之前。党便马上把他介绍入党，这是当时团的下层同志所极气忿的。上海工作的同志常发出一种有趣的‘忿言’道：‘党与团的中央把团的发展年龄限制到二十三岁，但是现在的情形：党可以向二十三岁以内的青年中发展。把好的青年都吸收去了；团又不能在超过二十三岁的成年内吸收同志，这样如何能使团有很大的发展?就是发展了也是吸收了青年工人当中的次等成分……。’X道：‘党要是这样与团来竞争发展，团以后就不分化予党了。老实说。如果党不象这样在青年中发展，党员数量也不会比团员数量多……。’
在湖南，这个时期的确也存在着与上述相类似的党团组织竞争发展青年的现象。据参加过大革命的老人刘子直回忆，“1927年4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下发了关于公开征求党员的通知，填个表就是党员，而表又随便可得，即所谓‘恶性发展’。此后党员人数大增，几乎几倍于前。”显然，这对于湘区团组织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毕竟对于广大青年来说，入党比入团的吸引力更大。
此外，这个时期湖南的国民党组织也是湘区各级团组织发展的强劲对手。表2显示，1926年1月时，湖南全省的国民党党员不过才5000余名，但至当年1O月即达33400名，次年1月更多达8万名。从1926年1月至1926年10月，在短短的10个月时间里。湘区国民党党员增长达568％，如果算到次年1月，则增长达1500％。而据笔者统计，同期湖南共青团团员的增长却不到300％。1927年的《中共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则载有这个时期湖南国民党在农民中的发展情形：“湖南国民党党员约8万余人，其中农民党员约1，4万余人，约占18％。此因我们从前不介绍单个农民人民校，而又少成立农民区党部。现已通告改变，此后农民将大批加入民校。”在中共湘区委的这种政策的指导下，究竟有多少青年农民加入了国民党，由于统计资料的原因我们不碍而知。但仅从表2所示的大革命后期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情形来看，人数当不少。桃源县的老国民党员熊新民在其回忆中也提到了自己当年不愿意加入中共时的一些真实想法。“我想(人国人共)反正都一样，不用跨党了。”入国民党后，连共产党都觉得都没必要入，就更别说入团了。笔者认为，当时和熊新民有同样想法的青年当不在少数。由上可知，大革命后期中共湖南区委“大力发展国民党，再从中造就左派分子”的指导思想和湖南国共两党对于青年的大规模吸纳。显然是这个时期湖南共青团组织不能很好贯彻修正后的组织发展策略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团湖南区委虽调整此前的组织发展策略为“适当限制国民党与优先发展团员”。但由于，是大革命时期，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共青团组织事实上都处在一种与国共两党竞争发展组织的弱势地位。
在此情景下，团湖南区委认为，湘区共青团要想获得组织上的大发展，除降低入团的要求别无他法。为此，1926年11月初，团湖南区委被迫将入团要求几乎降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发展组织是我们重要的工作，现决定加入条件极力减低至适当的限度，如有机会则公开征求”。这就造成了大革命后期湖南共青团组织质量的急剧下滑，“马日事变”发生后，湖南的团组织顷刻间消弭于无形，不能不说与此没有一定之关联。不过，笔者以为，当时的主要问题不是在于大革命后期团湖南区委组织发展策略本身，而是在于团湖南区委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面对国共两党对青年的激烈竞争，不应只在降低入团的条件上做文章，而应将团的工作重心及时转移到青少年事务方面，从而增强团组织对广大青少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显然，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共青团乃至当时整个中国的共青团组织还未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其思想的转变和工作重心的转移还尚需一定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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