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防御性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在有关中国崛起的争论中，现实主义范式内的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的论辩着眼于国家利益与国家为了解决安全问题而施加的影响之间的主要差异。二者对无政府体系如何驱动国家作出不同预测，前者认为国家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属于安全寻求者，后者则认为无政府体系为国家扩张提供了强烈刺激与驱动力。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对国家动机较为乐观，视国家动机为避免别国获得有利收益，而不是寻求自我优势最大化。因为当平衡一旦形成，这种优势就可能转变为自我挫败的缘由。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对于体系中别国的相对收益最大化是所有国家的目标。
防御性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之间难以解决的分歧表明不同国家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军事信条与大战略。大战略的概念通常指为了确保和实现国家安全而运用的综合规划以及军事手段。它不仅包括军事力量的运用，还以不同手段——经济、政治、心理等——的综合运用来服务于政治目标。
二、战略文化作用力
大战略是一个部分由国家战略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文化建构。战略文化是一种行为向度上的文化建构，尽管概念上不尽相同，学者们对战略文化的定义通常包含以下两部分：一是政治或哲学的，二是行为或操作的。这两部分呈等级结构，但并不一定说明一个层面决定另一层面：战略与政治层面可能左右行为层面，但不会决定行为层面的具体决策。
在《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1995)一书中，江忆恩展示了一个关于中国战略文化的历史研究，并由此认为，尽管物质实力虚弱并且有时成为国家战略的掣肘，中国的战略文化仍是进攻性的。他认为，从中国的大战略来看，一个现实政治的强势战略文化而不是儒家战略文化主导了中国对外政策行为。一些其他学者与此观点一致，并试图将其应用于不同事例。
与之相反的中国战略文化的儒家观点则认为中国在孔子思想的影响下，总体上怠于用武。即使受到安全威胁，外交手段和协商也是优先选择。不过这并不说明中国人不愿用武到了面对外敌侵略也不会反击或争取胜利的程度。中国人会在必要时刻为保卫领土和国家尊严而战，比如抗日战争(1937—1945)。然而即使当所有其它手段都无效而使用武力时，中国人仍会寻求机会返回谈判桌以和解，从而减少进一步的破坏(如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印战争和中越战争)。
三、战略文化准则与行为代码信念
江忆恩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然而他的分析偏向了强势现实主义。考虑到儒家学说及儒家战略文化的影响，这一分析没有解决有关表面效度的问题。一个例子就是他对“好战”(parabellum)一词的用法，它出自现实政治的格言“Sipaeem，parabellum”(以武止戈)。江忆恩将其与中国格言“居安思危，无备有患”(并行使用，翻译为相近的意思。然而“居安思危，无备有患”的汉语原文具有双重含义：如江忆恩所言，它可以表示以备战与开战作为实现和平目标的进攻性手段。但“备战”不等于“开战”，江忆恩忽略了这点不同。江忆恩关于强势现实主义主宰儒家学说的结论同样具有潜在问题。他采用的文本存在信息源选择偏颇；对明代的重视存在案例选择偏颇：明代紧接在蒙古人入侵中原的元代之后，因而不具有代表性；一些翻译问题还存在文字转换偏颇。
为了更好地审视以上列举的问题，本研究将江忆恩对中文文献的内容分析结果与另一种内容分析方法进行比较、对比，即用VICS度量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及相应战略偏好，通过比较VICS与江忆恩研究的结果对他的论断进行一系列效度测试。
江忆恩对战略文化的定义与操作化同内森·雷第斯(NathanLeites)、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George)、欧里·霍尔斯蒂(OleHolsti)和史蒂芬·沃克提出的行为代码概念十分相近。江忆恩对战略文化两大组成部分的界定类似乔治对行为一代码概念的区分，都区分了哲学信念与操作信念。根据个人关于武力、结盟和成功需求兴奋丛的不同，行为代码信念也有所不同。战略文化与行为代码信念的通约性使得行为代码概念可以用来检验江忆恩的好战论证和与之对立的儒家论证。
中国存在双重战略文化——强势战略文化与儒家战略文化，与之相应有两套哲学与操作的行为代码信念和动机偏好。不同的战略文化与不同的战略偏好排序之间的联系可以用霍尔斯蒂与沃克的行为代码模式表现出来(见图1)。不同的信念类型反映了与行为代码信念相联系的动机表象。A型信念包含结盟的意象，而DEF型信念表达武力的意象。B型和c型都拥有成功的意象，不同点在于B型同时拥有武力的意象，c型同时拥有结盟的意象。
儒家战略文化与强势战略文化都有强弱两个版本，但根据战略偏好的不同排序各自有所不同。在图1模式中，一个儒家领导人可能具有A型(弱)或C型(强)信念，尽管在任一边都显示出对外交手段和安全目标的防御性偏好。一个极度好战的领导人显示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B型信念，而一个轻度好战的领导人更易于合作，显示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DEF型信念。
领导人依据四个关键信念定位于霍尔斯蒂模式。图中横坐标表示领导人对左右历史发展程度的信念(P一4)。根据领导人的自我认知(I—1)与对外认知(P一1)，纵坐标的正区间表示友善与合作的递增，负区间表示敌意与冲突的递增。P一4、I一1与P一1等关键行为代码信念的指标将自我认知坐标(P一4a，I一1)与对外认知坐标(P一4b，P一1)定位于霍尔斯蒂模式中。自我认知坐标所在的象限揭示出领导人的战略偏好。
四、研究方法
本文中对中国领导人行为代码的内容分析使用自动计算机软件Profiler+以及VICS词库。VICS词库中的核心动词是WEIS事件数据的言行分类中冲突与合作行为的及物动词以及同义词。Profiler+定义的动词及语法结构被VICS词库分为六种基本类型。VICS首先将合作(+)与冲突(-)事件数据类型的及物动词分为肯定(+)手段与否定(-)手段，随后肯定手段再分为三类：请求/支持(+1)、承诺(+2)、奖励(+3)，分别与根据权威、影响、奖励的权力行使相对应。同理，否定手段分为反对/抵抗(-1)、威胁(-2)、惩罚(-3)三类，分别与根据抵制、威胁、惩罚的权力行使相对应。
表1说明了VICS的编码过程，计算机记录下六类言行的频率。
结果随后经表2公式计算得出不同信念的总值。I一1与P一1指标概括了领导人把合作与冲突属性归结于自身和他者之间的平衡。P一4分值表示领导人对历史发展掌控力的信念。I一1、P一1与P-4为“关键指标”。
内容分析使用公开讲话来捕捉领导人的总体行为代码信念中的一致性和变化。毛泽东的大部分讲话可以从网络获得。本文使用的抽样框包括朝鲜战争时期及其之前的对外政策讲话与声明，其中18篇讲话被选为进行行为代码分析，来源与江忆恩同样地采用《毛泽东选集》。以下分析再将每一信念指数内毛泽东的VICS总值与涵盖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33位世界领导人的164篇讲话的规范组数据均值进行比较。
五、毛泽东的行为代码
首先进行的是收敛效度的试验性测试，仅关于江忆恩在《文化现实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战略》一文中分析的4篇讲话。毛泽东讲话的VICS总值与世界领导人规范组的数值的比较显示，他在这4篇讲话中的自我操作信念为DEF型，对外哲学信念为B型，这显示毛泽东的P～1与I一1值大约距离规范组的均值一个标准方差。毛泽东显示为一位DEF型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通过相对温和的手段寻求有限目标以实现自身的灵活变通。他对于使用武力作为最后手段的倾向也是对手与形势使然(见图1中DEF型操作信念)。毛泽东B型的世界观是高度对抗的，但是他选择防御性现实主义战略的倾向反映了低于世界领导人均值的历史控制感。
为了更为严格地检测收敛效度，讲话数量扩大到这4篇之外，来修正信息源选择偏颇。接下来的测试是毛泽东对外政策的18篇讲话。结果显示，毛泽东的对外信念为DEF型，自我信念为B型。考虑到均值标准方差，毛泽东的P一1和I一1值大于平均值1．5个标准方差。尽管毛泽东对于历史发展控制力的观念(P一4)与规范组相近，他的政治世界的观点以及采用的手段和规范组均值相比远富有敌意和对抗性。毛泽东B型自我认同的战略偏好排序为：进攻性用武>防御性用武>协商妥协。
两组样本无法定论。毛泽东从小样本中的DEF型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变为大样本中的B型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小样本测试中，毛泽东的哲学信念证实了江忆恩对毛泽东的战争世界观的结论，但没有证实毛泽东受操作信念支配而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一样行动。因此对构造效度的进一步检验要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确定毛泽东是否随外部威胁形势转变自己的信念(如现实主义者预测)。控制威胁等级能够表明毛泽东是一个在战争威胁下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
六、平时与战时的毛泽东
为探究毛泽东是否以及在何种形势下产生信念的转变，一个控制变量(平时与战时)被引入分析。毛泽东的讲话被分为朝鲜战争时期与战前和平时期以进行方差分析(ANOVA)测试。待验证的假设为毛泽东的信念是否由和平时期(1946年6月一1950年11月)到战时(1950年11月一1953年7月)转变为更加好战。结果显示，时期的变化确有作用：毛泽东的某些行为代码信念在平时与战时的不同形势下产生变化。这一发现说明，外部环境的改变(从和平到战争)以及随之而来威胁的升级对领导人关于政治世界的判断，同时对全部五种哲学信念(P一1、P一2、P一3、P一4、P一5)可预测方向的信念都起到重大影响。形势之间的变化质疑了单纯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这一论断。考虑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与一个大国角力，而且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美国的严峻威胁下岌岌可危，他的哲学信念变得较有敌意是可以理解的。朝鲜战争被看做是关乎中国生存的战争。当敌情十万火急之时，即使是有着和解偏好的防御性现实主义领导人也不会屈服于外部威胁。
七、毛泽东的现实主义再思考
本文检验了关于在危机与非危机语境中毛泽东的讲话是否为理性行为。结果显示，毛泽东遵循现实主义理性，但他是一位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非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本文概括的行为代码分析证实了江忆恩关于毛泽东为强势现实主义者而非儒家领导人的观点。但他的行为代码信念也许主要是敌对的外部环境与威胁的产物。在战争或危机形势下，毛泽东显示出更为敌对的行为代码信念，并更易用武。在非危机与非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现实政治信念本质上是非进攻性的。
沈大伟(DavidShambaugh)认为：“(毛泽东)对苏联的支持(或在朝鲜战争与两次台海危机中的缺乏支持)迅速产生了不信任，认为对苏联的依赖侵害了争取国家独立与尊严的百年奋斗。”因此毛泽东的大战略着重于自我防御，并脱身于两个超级大国竞争。中国增加了军队预算并试爆首枚原子弹，同时努力促进不结盟运动并动员发展中国家加入对抗超级大国的广泛阵线中。
另一方面，毛泽东仍可能为一个内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始终依靠进攻性或扩张性手段达到特定目标。本文所示数据显示毛泽东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有与规范组极为不同的对抗性战略偏好，也不大可能重新使用合作性手段(奖励、请求和承诺)。然而毛泽东的革命倾向并非一成不变。他的战略取向从平时的防御性到战时的进攻性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同的外部形势意味着毛泽东可能与之相应采取不同战略。最终结论的歧义性要求在把结果推及其他中国领导人时保持谨慎。即使是毛泽东，他掌控历史的总体观点(P一4)也与世界领导人均值相差无几。他也许只是一个陷入安全困境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不是顽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与江忆恩的单一战略文化主导理论不同，毛泽东的信念更为复杂，且随时问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江忆恩的分析忽视了防御性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显著区别，而毛泽东本人则在现实主义传统的这两端摇摆。为检验儒家文化与强势文化哪个更重要以及何时更重要，选择不存在外部冲击的情况较为合理。外部干扰存在时，很难判断检验对象能否作为衡量中国领导人基本信念的真实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