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11年的辛亥革命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它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武昌起义，厥功甚伟，作为首应之区的湖南也功不可没。1O月22日，长沙新军起义，宣告湖南“光复”，建立了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革命政权。但不到1O天，风云突变，10月31日，长沙城内又一次响起兵变的枪声，焦达峰、陈作新惨遭杀害，原立宪派首领、参议院院长谭延阎登上了都督宝座。都督易人，但政权的性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谭延闽政权较焦、陈政权虽有妥协倒退的一面，但仍不失为一个以反清为主旨的革命政权，只是带有较为浓厚的“文明革命”色彩，体现着成与维新的时代烙印，也是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一个典型样本。
一
湖南独立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流血冲突，但是革命党人“犯上作乱”，对抗皇权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强大冲击。何况焦达峰就任都督后，废除封建官场的陋习，推行官兵、官民平等的民主作风，“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广纳人才，且力除苛税(曾下令废厘金)”，“日废秕政以数十计，接见民众无间晨昏”。表现出平民都督的新气象。因此，下层民众纷纷投效，“进出都督府(焦达峰任内)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时城中庙宇、公所、客栈，无不高悬招兵旗帜，车轿担役、流氓、乞丐皆相率投营当兵矣。”下层民众的高涨革命热情，突破了立宪派绅士依靠“巨家世族”和“军界长官”推行所谓的“文明革命”模式，因此，他们对焦、陈恨之人骨。立宪派策动梅馨发动政变，就是要阻止革命的进一步扩大，保住自己传统地位和经济特权，将革命推进的尺度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们抬出世家弟子、科场显贵，绅界领袖谭延闽为湖南都督，也是出于这一政治目的的需要。
谭延闽初任都督，并不轻松。“长沙人心浮动，旧派顽劣乘机窃起，危疑震憾不可终日”。一面是革命党人，要求为焦、陈复仇的强烈呼声，一面是立宪派、旧官僚要求谭延阊抑制下层民众的激烈革命情绪，恢复旧有的社会秩序；另外还有参与杀害焦、陈的乱兵，“以拥立大功，索饷索械，位置私人，稍不遂意，辄露拔箭击柱之态”的骄横。谭延闽明白，只有解除了这一系列危机，才能实现自己“文明革命”的蓝图。
谭延闽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凭借自己多年官场练就的从政技巧，采用八面玲珑、四处逢迎的政治手腕，来平息各方的怒意，化解可能引发内部火并的社会矛盾。首先，他千方百计地缓解革命党人的复仇情绪，争取革命党人对自己的支持。政变次日，当叛军四处张贴告示，公布所谓“焦、陈罪状”时，谭即立予制止，并“命各部员向焦之党羽婉言相劝，冀为调停”。并肯定焦、陈倡义“厥功甚伟”，“答应葬以厚礼，并铸铜像二尊，以示纪念”。宣称：“凡焦所委托之人，一概照常办公，即焦身旁名单中之死党，概不穷其既往。”以争取革命党人对他的谅解。另外，他还借助援鄂，将焦、陈所招募的军队调往湖北前线，一则转移他们的斗争视线，解除肘腋之患；另一方面可以借此争得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湖南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好感，化解与革命党人的矛盾。他派人赴桂林劝说沈秉垄和王芝祥，电函福建孙道仁和云南蔡锷，敦促他们独立响应，都是想以他的良好表现，来冲淡革命党人因焦、陈被杀产生的阴影，使革命党人消释对他的戒心，从而取得了革命党人对他的支持。其次对拥立他的军官和士兵给予封赏，委屈求全地对他们加以笼络。谭延闽将杀害焦、陈的元凶梅馨晋升为师长，将库银一万两赠梅馨，作为游历欧美的旅费。并赏杀焦督士兵五百金，进行笼络。但谭延闽并不信任擅杀上司的梅馨。“谭延闽三次督湘，拥谭的梅馨竞不得志。在军人跋扈、政局动摇、风声紧急之时，谭宁可求助于力量不大而声誉颇好的曾继梧；对于梅馨则始终采取敬而远之的办法，不予重用。一则力避谭、梅合谋之嫌，以免党人报复；更重要的是怕梅馨挟拥戴之功，行废立之事，再演一次政变。谭的老谋深算，表现为用人行政方面都不外一个‘我字’。反正后的几个高级军官都跳不出谭的手心。”再次，对一向支持自己的立宪派绅士和旧官僚给予他们实惠，满足他们确立上流阶层统治湖南的要求，恢复绅权势力对地方的控制。在谭延闽的政权机构中，立宪派以及依附于它的旧军官、旧官僚占据了权力的中心。在全部l4名省级正职官员中，立宪派占6名，革命党人，旧军政人员各2人，无党派人士2人，其他身份不明者2人。立宪派绅士从中获得了重大的实惠谭为抑制下层民众的革命激情，防止上流阶层的传统利益受到冲击，对会党群众实行压制、打击。焦、陈被杀后，“凡焦、陈所募国民军、学生队、马弁、卫队……多逃散”，留下的也被谭“分别去取”，严加控制。为了对付风起云涌的衡南会党活动，谭延阊令衡山县知事赵元锟谋害运动会党的革命党人周果一(未遂)，在湘潭、常德以“积盗”、“会匪”的罪名，杀害了年轻的会党首领冯廉直和革命党人杨任，恢复了上流阶层对地方的控制。
谭延闽通过这些手腕，很巧妙地化解了社会的各种矛盾，争得了各方面对他统治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下层民众革命的改造，使焦、陈“利用下等社会以起事”的革命色彩不复存在，湖南重新落入了上流阶层的控制范围。
不过，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反对封建帝制，推进民主共和的伟大革命运动，其影响力不是一下子就能消失的。它给社会造成的波动，带来了整个社会观念的更新，民主共和成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尤其是孙中山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气象和开明作风，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新感觉，奉如神明的皇帝在民主共和的声浪中，成了紫禁城内孤独的幽灵，再也没有发泄龙威的能力，具有民主共和理念的青年学生成了新时代最富魅力的社会群体，他们以反对传统的叛逆精神，描画着民主共和的宏伟蓝图。尽管他们缺乏老练的政治经验，过早的陶醉于革命成功的喜悦，缺乏对革命艰巨性的认识，过分相信议会民主的功能，缺乏防范封建势力复辟的手段和机制，使袁世凯得以以军事强人的面孔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但是，革命党人仍拥有强大的潜在势力，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杰出表现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威望，在议会里面他们仍旧拥有绝对优势的席位，在南方各省也还拥有强大的军事武装。湖南是革命元勋黄兴、宋教仁的故乡，也是革命党人最为活跃的省份，这迫使谭延阊在改造革命的同时，不得不接受革命的改造。
二
谭延闽心里十分清楚，要在“革命伟人多”的湖南站稳脚跟，没有革命党人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而湖南又是近代绅权势力强大的省份，失去了绅士的欢心，就没有了政权的依靠。因此，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只能摇摆于革命和改良之间，既改造革命党人的过激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革命的改造，讨革命党人欢心，给地方绅士以实惠，按照“文明革命”的思路，进行政治制度的改良，即：立宪派夺取政权后，马上“竭力维持秩序，保全治安”，使新政权迅速走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开明专制”轨道，这就是谭延闽巩固政权的指导思想。
(一)建立有利于推行“文明革命”的省级政权机构
谭延闽登台伊始，便在立宪派、革命党人和实力派旧军官们之间进行权力再分配，调整了军政领导机构。就行政机构而言，政权几乎完全为立宪派垄断，“所有职位，都被与新督军持相同意见的绅士成员和学生阶层占据了。”军政府不再设副都督，专为挟持都督的临时参议院以及几乎与都督分庭抗礼的民政部均予撤消。四职合而为一，高度集权于都督。此外，立宪派还占据了财政、外交、交通、矿政、盐政等部门。(见表一)
这种以资产阶级化的绅士为主体的行政领导机构，保障了谭延闽的政令畅通，使他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取得绝对多数的支持，从而有利于推行谭的“文明革命”计划。就军政机构而言，军权完全为旧军官们所控制。原新军标统黄鸾鸣继续任军政部长(后改军务司长)，危道丰(原督练公所粮饷科长)取代刘邦骥(原督练公所参议官)任参谋部长。军队由四镇扩编为五师，师长余钦翼、赵春霆、曾继梧、王隆中、梅馨均为旧军官，革命党人完全丧失了军队中的上层领导权。后又借裁军的名义，将参加过长沙光复和在武汉抵抗过北洋军战斗的新军全部裁撤，高级军官余钦翼、赵春霆、王隆中、梅馨、蒋国经、向瑞琮等一概保荐北京封官赐禄，并以旧巡防营和赵恒惕的桂军为基础，重建听命于自己的军事武装，借以控制军权，以便有效地推行“文明革命”的改良计划，防止革命党人过激的军事行动。
(二)建立以开明绅士和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为县知事的新的地方政权机构，推进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据杨鹏程对湖南宁乡、溆浦、宜章、安乡、永顺、汝城、沅陵、宁远、慈利、嘉禾、常宁、醴陵、永明、石门等14个县辛亥前后的职官出身所作的统计：1900年至1911年光复前共94任知县，其中进士16任，占l7；举人24任，占26％；生员32任，占34％；旗人、捐官、军功或出身不明的22任，占23，绝大多数系由传统功名出身。而光复后至1913年止64任知事中，除7名暂时留任者有功名外，仅进士、举人各2任，各占3；生员11任，占17。有功名者22任，占34，而无功名者(包括新式教育出身)42任，占66。传统功名是清朝任用官吏的主要标准，人民国后任命的知事不再以此为前提，至少表明州县官员同封建主义的联系减弱了些。湖南的地方政权已经开始由封建地主政权向新兴地主、新兴资产阶级政权过渡，封建地主绅士的势力逐渐退出了地方的权力中心，代之而起的是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具有一定民主、共和思想观念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是辛亥革命对社会改造的重大成果。
(三)谭延阎支持革命党人对旧的封建势力进行适度的打击，这是革命改造在谭身上的积极体现。光复以后，湖南民军骤增，饷无所出，财政拮据。谭延闽任命革命党人周震麟为筹饷局局长，将亡清官僚、豪绅富室、奸商滑贾列为重点筹饷对象前湖北第八镇统制张彪，在宁乡的财产被一律充公；前两广总督袁树勋虽拥资近千万，但不愿多捐，筹饷局将其所管“谭邑田产五千余亩及省城镇沅典铺，约值银五万两，一并提充作为军饷。”前军机大臣瞿鸿襁“于去岁反正后，虽认有捐款，而为数不多，且赴上海以寓居租界为避捐计，该局将所存长沙蔚丰厚票号银四万两又日昌票号银一万两，一并提出充公。”前清巡警道赖承裕，“积资数十万”，筹饷认捐不愿多出，并迁居乡下避捐，被筹饷局将其省城住宅查封，并将其各号存款，其银二万两均提取充公，还将其三子押厅追缴。筹饷局不畏权势，不顾曾任广东钦廉都督郭人漳的强烈抵制，将其父已故前清提督郭松林的遗产酌提充公。对谭延闾的哥哥谭璞吾，也“驰电交攻”“致函诘问”周还将曾国藩祠改为烈士祠，供奉为革命死事者、光复功臣及阵亡将士牌位，四时祭奠。地主豪绅对筹饷局的做法也深感不满，省外的汤寿潜和伍廷芳还联合写信给谭延闯，出面为瞿鸿禚说情，要求谭“饬将房屋发还”。尽管尚未发现谭延闯给汤、伍二人复信的内容，但谭延间在给张子武的回信中，却明白地拒绝了当时一些人对湖南筹饷问题和瞿鸿禚问题的指责。他说：“湘省筹捐，皆给公债票，无损人权；瞿之田宅，更未议提，公言殆过。”由此可见，谭延闽对周震麟在湖南的筹饷活动是支持的，至少是默认的。虽然这只是解决湘财政的暂时应急措施。但是，他把打击的对象对准封建的顽固势力，又表明了谭政权具有一定的革命性。谭还在农村将田赋数额固定下来，取消各项附加税，并废止粮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谭在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也不遗余力，在他当政期间，湖南掀起了一个举办近代实业的热潮。正如当时人所言：“湖南的工业本极幼稚。民国元、二年间，一般人士都说振兴工业是救国的第一要着，又是我们湖南的第一要着。正当那谭祖安(延闽)做都督的时候，提了许多的公款来‘振兴丁业’。当时的什么实业公司和某项工业筹备处的招牌，到处皆是。有官办的，有商办的，也有官商合办的。”美国学者周锡瑞称之为“都督主动地鼓励资产阶级工业化。”这表明谭延间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后，已经日渐地向资产阶级革命派靠拢，成了一个带有封建胎记的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政治代表。
值得指出的是，国民党支部在湖南建立后，谭延闽政权的结构成份有了重大变化：谭延闯以都督兼任支部长，负责军事；革命党人仇鳌任副支部长兼民政司长，负责政治和社会方面。民政司长权限很大，各县知事均由他直接指派。此外，革命党人还占据了财政、实业、司法、教育、军事等部门。“省级行政官员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国民党的领袖。”谭延闽的幕僚、当时已投靠袁世凯的唐乾一对此十分仇视。谓：“亦山(仇鳌字)归，纯用党人”，“各县知事必国民党员。法官故不入党者也，而盛时、肖仲祁为司法筹备处长，则亦非其党不任用之。仇鳌又于都督府组织参事厅，遇事侵越，秘书室之权力，亦因以缩。”唐作为湘省代表驻京，“日必函电数起，遥商要政，而多不能行”，因而痛骂“党人横行，政务乖戾，善良被辱，至不可言”，“湘事内容渐变更矣”。所谓内容变更，就是指政权中立宪派、旧官僚、旧军官的地位已经为革命党人和立宪派联合组成的国民党支部所置换。而且正如唐乾一所言：国民党支部中“暴烈者居多数，稳健者或不能展其才”，起主导作用的正是被称为暴烈者的革命党人。因此在“二次革命”中，湖南在商界的极力反对和势力极为悬殊的状态下，仍旧扯起了反袁独立的革命战旗。
由此可见，在革命的风潮激荡下，绅士阶层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革命的改造，尽管改造的幅度有强有弱，进步的速度有缓有慢，但都物是人非，无法再回复到旧日的模样。谭延闽政权较焦、陈政权，虽然有所倒退，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倒退到清王朝或袁世凯的立场上去。进两步，退一步，它是新旧势力调和折中的产物。如果说谭延闽政权还蒙着一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面纱的话，那么二次革命失败后的汤芗铭政权就只有专制独夫的野蛮凶残，革命的印迹被他用铁血政治全部抹平，革命的改造被复辟的喧嚣所全部淹没，在历史的沧桑中，如叶德辉之流的豪绅耆旧重新粉墨登场，为流逝的封建亡灵重新招魂，历史向人民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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