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最近由最高规格的人民出版社以首印六万册的大手笔公开发行。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与该书作者一样，最为关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者之一的胡耀邦，曾经留下实证印迹的思想脚步。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作为与会代表的胡耀邦在会议前夕的3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建言信。胡耀邦在信中对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农村评论说：“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勇敢的思想家，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放不开。他曾经不许集体农庄拥有自己的大型农业机械，更不许办工业，结果使苏联整个农村长期富裕不起来。”斯大林设想把集体农庄的农民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工人，用“产品交换”的形式建立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相互交往的全民所有制社会,并且以这种方法进入共产主义。胡耀邦在信中坚决反对抄袭斯大林式的苏联模式:“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在的可能性,……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

在胡耀邦看来,中国必须走一条“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为了实现自己设想的经济建设之路，胡耀邦向毛泽东大胆建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胡耀邦这种共产共有、共富共享的富民思想与富民模式，在当年属于最大胆也最为开放的前沿思维。用胡德平的话说：“耀邦同志在党的九大期间写的建言信，是他个性、思想历程中一次突出的表现。在那时，诸如此类的建言不仅毫无用武之地，而且是批剥逆鳞之举。”

该书收录的《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的第三部分，有一个小标题是“‘文革’中的逆向思考”。其中介绍说，1967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选一卷，有篇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文章。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

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亲自修改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在《理论动态》内部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刊登。5月13日，胡耀邦在家中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成员们表示说：“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复复学习，真可以说达到过‘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对他老人家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怎么就上纲成是反对他老人家呢!这种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这个风气再不改变怎么得了呀!”

1982年5月19日，胡耀邦召集宋平、刘毅、李朋、袁宝华、薛暮桥、马洪、郑必坚六人，集体研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留下的《耀邦同志同几个主要经济部门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纪要》。在这份纪要里，记录有胡耀邦基于逆向思考对于中国模式的分析瞻望：

其一，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

其二，资本主义的模式，即追逐高额利润，加强对群众的剥削，大鱼吃小鱼，互相兼并，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

其三，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可否这样说，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现在消费品的生产搞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正在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

胡德平认为，胡耀邦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分析较为一般化。“1982年以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一个也没有去过，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有概念化的东西”。作为证据，他专门介绍了2O世纪60年代日本制定的并没有“加强对群众的剥削”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所预想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关于胡耀邦以消费促生产的富民模式，胡德平认为，“耀邦同志上面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论述，已经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那就是人们的需求是生产的目的，人们需求的多少(稀缺性)构成了生产多少的‘指示标’。‘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耀邦同志的论述中呼之欲出。”

1989年4月15日清晨7时53分，胡耀邦病逝，享年73岁。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者之一的胡耀邦，基于他的逆向思考大胆设想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