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湖南涌现了一大批革命志士，蒋翊武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他虽年轻，却被推为辛亥武昌起义的总指挥，为辛亥武昌首义作出贡献。蒋翊武（1884一1913)，作为湖南人，也是湖湘文化的孕育产物，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精神。本文试图从湖湘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蒋翊武所体现了湖湘文化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之爱国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是湖湘文化精神基本精神之一，体现的是湘人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蒋翊武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西方列强圜视，瓜分之说喧嚣。同时，也是中国进步人士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道路的年代。在他的少年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的维新思潮风起云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已此起彼伏。这一时代的特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蒋翊武的成长，成为他爱国思想形成的源泉。
蒋翊武“少倜傥有大志”“资性敏捷，读书过目不忘，工诗善饮，骨嶙嶙不苛吝，喜为人鸣不平。幼读王船山黄梨洲诸书，即抱种族思想。后于坊间购得《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记，阅未终卷，愤然曰：‘自古夷狄入主诸复，岁不满百。今神州陆沉，二百余载矣。胡尚无兴弔民伐罪之师者也！’”。显然，在少年时代，通过阅读具有反清思想的读物，萌生了传统“华夷之辨”的种族思想，这是从汉族主义出发的爱国思想。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蒋翊武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逐步加深，并且逐步开始认识到清政府卖国投降的本质。1900年“庚子义和团之变，联军陷北京，国势岌岌，哭泣累日，谓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这体现了蒋翊武的爱国思想已经由传统的“华夷之辨”发展到了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特色的爱国思想了。
1903年，蒋翊武就读于位于常德的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在这里，蒋翊武一方面更方便和广泛地阅读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读物，另一方面结识了一些革命派人士，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并投身于实际的革命运动，这使得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升华，融入20世纪初年的资产阶级爱国思潮之中。
蒋翊武在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就读期间，经常光顾附近的“启智书局”，在这里，他读到了《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新湖南》《中国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伤心人语》以及一些西方社会和自然科学著作，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同时，蒋翊武结识了林伯渠、刘复基、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深受其爱国思想的影响。在实际活动方面，蒋翊武和林伯渠等人还发起成立了“新知学社”，组织进步同学阅读进步刊物，探讨形势，寻求救国道路。华兴会成立后，特别是在策划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蒋翊武参加了常德一带的发动、联络工作。因此，到1905年，蒋翊武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一样，其爱国思想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义。
蒋翊武的爱国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这就是他视爱国为“天职”的使命感。正如他在《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蒋翊武布告》中所宣布的那样：“须知高贵军人，爱国实具天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蒋翊武的少年时代，是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侵略、蚕食，并最终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造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期，同时他又成长于湘西北这一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地区，这些因素使得少年蒋翊武通过阅读进步书刊、结交进步人士以及耳闻目睹国势阽危、人民痛苦的情况下，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并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升华。从最初的反对满族专制的“种族”爱国思想，发展到反对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以专制自为的思想，正是他视爱国为天职的体现。正因为他以爱国为天职，就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奋斗目标，而不以推倒清政府为唯一目的。当一些革命党人在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后，认为大功告成，革命目的已经达到，或退隐江湖，革命意志消退，或热衷于争权夺利，甚至为了一官半职，不惜与袁氏勾结，对昔日的革命同志迫害杀戮。蒋翊武则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不为袁世凯的高官厚禄所动，所关注者，乃国家的建设事业，他向袁建议要“实行征兵、移民、殖边、统一币制，兴办实业等项政事”，表现出他期望国家强大的拳拳爱国之情。当袁世凯表面应承而实际毫不热心时，蒋翊武敏锐地意识到“袁氏野心，无意民事，恐其帝制自为，专横恣睢，宜早防止，免为民害。”果然，袁世凯为实现个人的野心，肆意践踏约法，镇压民主势力，特别是暗杀宋教仁，暴露了专制的面目。蒋翊武激于爱国大义，毅然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号召，出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率湘鄂联军第三军、湖南讨袁军第一军驻岳阳，发布讨袁檄文，以保“国家以永宁”，使人民“共享自由幸福”为号召，激励革命志士“联翩奋起，慷慨同仇”，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表达了他“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的强烈的爱国热忱。
蒋翊武在就义前，慷慨赋绝命诗四首，其中一首云：“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依然是蒋翊武对祖国前途的深深忧虑，“中原无主倍增愁!”二次革命失败了，中华大地又将成为专制统治的天下，袁氏暂时取得了胜利，更增添了他的忧愁，但是，“是谁支得江山住?”此刻在蒋翊武的心中，仍然是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其情也真，其忧亦切，似水长流，永存人间。
二、敢为人先、敢于担当之实干精神
近百年来，敢为人先、敢于担当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从魏源第一个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到曾国藩首倡近代企业、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从而开洋务运动之先河；从“我自横刀向天笑”、为维新变法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到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辛亥湖南志士，无不体现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蒋翊武作为辛亥湖南志士的杰出代表，表现了敢为天下先的彻底的革命精神。
成长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世纪末，蒋翊武目睹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从小就萌生了反抗不平等现象的思想，“骨嶙嶙不苛吝，喜为人鸣不平”，正是这种富有反叛的精神，使他在接触到革命思想时，能迅速理解接受并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他在私塾读书时，即因“言论维新，颇遭世忌”。维新运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改良之路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
1903年，蒋翊武到西路师范以后，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后，更加深了对清政府卖国投降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他认为，“满夷侵夏垂三百年，而女贞酋首，为觊觎中原，竟不惜遗弃其先人故园，使广袤北漠沦为熊罴盘据之地。……诚为我中华民族亘古以来最大之不幸。”因此，“居今日而言改革，应以种族革命为手段，以政治革命为目的。否则虽掷尽志士之头，终无丝毫裨益也。”故在西路师范，“倡言革命，毫无顾忌”，“某日清吏祝寿，劝诸生攘斥洪杨，效法曾左。公大声疾呼曰：‘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者乎！’清吏瞠目而视者久之，终不敢对外声张，其革命精神有如此。日俄战争爆发后，时任西路师范校长的熊希龄曾命题《中国如何自强》，请学生大胆写出自己的想法，蒋翊武则在作文中公开提出“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表现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
与此同时，蒋翊武积极投身实际的革命斗争中。20世纪初年，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湖南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相继从海外回国，在湖南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黄兴在长沙创建了华兴会，策划武装起义，广泛联络革命党人、会党、学生，制定了长沙、常德、岳州、衡阳、宝庆分五路同时起义的计划。常德一路，由宋教仁负责发动。蒋翊武与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参加到宋教仁领导的活动之中。在蒋翊武等人的发动、组织下，西路师范学堂成了华兴会起义西路的据点。但是，由于长沙方面消息的泄露，起义失败。蒋翊武等人被开除学籍。自是，蒋翊武成为了职业革命家。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蒋翊武“与刘尧澂（复基）奔走于沅、湘间，招纳会党，晓以复汉大义，……得死士数百。”并建立了革命机关。
1905年，蒋翊武来到了上海，本想去日本留学并进一步了解留日革命情况，因日本政府颁布了歧视中国留学生的规定《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留日学生纷纷回国，陈天华愤而蹈海抗议，蒋翊武未能如愿。在刘复基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入中国公学读书。在此期间，他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不但参加了《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宣传革命，而且实际参加了萍浏醴起义的策划，他以同盟会会员身份与他们一同前往湖南，在长沙水陆洲约集革命志士，策划起义方案，蒋翊武负责策动新军工作。
当此之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这些以会党为主要力量的起义基本上以失败告终。革命党人特别是湖北革命党人开始谋划策动新军，他们认为必须掌握军队，起义才有可能成功，而新军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军队，科举制废除后，大批知识分子投入军队，国内军事学堂毕业生和国外留学生也在新军中充任各级军官，与旧式防军不同，新军官兵易于接受革命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蒋翊武接受组织建议，决定进入新军，以策动革命。应当说，蒋翊武是较早关注新军中的革命力量的人之一。
1909年秋，蒋翊武经人介绍，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并参加了新军中的革命组织群治学社。不久，群治学社的活动就受到了挫折，1910年9月改组为振武学社，推杨王鹏为社长。但振武学社也为清政府所不容，杨王鹏、李六如等被迫离去。随后，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掩护革命活动。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蒋翊武被推为社长。
文学社成立后，积极扩大组织，开展活动，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不久，新军各标、营都有了文学社的成员和组织。当时，武汉的新军共计1.5万人，文学社成员竟占1/5以上。经过蒋翊武等革命党人的艰苦工作，文学社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为反清武装起义聚结了一支人数可观的战斗力量，成为武昌首义的基本队伍。蒋翊武在新军中的开创性工作，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充分体现了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1911年4月，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失败。“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因此次起义，准备甚久，经费由海外华侨募集而来者，为数甚钜。较之以前各次起义，力量最为雄厚，而结果精锐干部大半牺牲，黄兴也在此役中受伤，革命党内悲观情绪弥漫。在此时刻，蒋翊武毫不气馁，一方面派代表往上海与宋教仁、黄兴、谭人凤等人联系，一方面积极筹划在武昌发动起义。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10日发动起义，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就在一切准备妥当后，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起义用的炸弹时，不慎爆炸，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俄国巡捕抄走。面对这一突发状况，蒋翊武再次表现了他敢于担当的精神，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他当即起草了起义命令，分头送出。虽然后又因突发事件，蒋翊武避走他乡，但甫闻首义爆发，即赶回武昌，投人战斗。在黄兴指挥的阳夏战争失利后，蒋翊武又毅然接替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直到南北议和。可以说，在人生和革命活动的关键时刻，蒋翊武都以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精神，践行着湖湘文化的精神。
三、成仁取义之奉献精神
1921年，胡汉民在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碑文中写道：“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麋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成仁取义”可以说概括了蒋翊武不计名利、不图虚名、不怕死的奉献精神。
蒋翊武矢志革命，短暂的一生完全献给了民主革命事业，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们知道，辛亥武昌首义，固然是以同盟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推动的结果，但就具体原因而言，确是文学社致力于在新军中的组织、发动的结果，正如李六如所说，“就其领导成分说，是由新军一部分知识青年，借研究军事学术为掩护，组织了各标、营、队的士兵来发动的。至于与同盟会，只是在武昌首义快要发动之前不久，才开始发生联系，受其领导。起义后，文学社社员全体加人了同盟会。”正因为如此，蒋翊武才以文学社长的身份被推为起义总指挥。虽然因为突发事件，蒋翊武离开了总指挥岗位，但以熊秉坤等为首的革命士兵们仍然按照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发布的命令，于第二日（10月10日，原定10月9日晚12时）9时发动起义，揭开了武昌首义胜利的序幕。由此可见，武昌首义的成功，是与蒋翊武等起义策划者分不开的。但是，蒋翊武为代表的文学社成员，以新军为主体，“惯于秩序之生活，意志极为纯洁，不识权利为何物”，并不计较个人得失。首义之后，蒋翊武返回武昌，虽未担任任何职务，但“日以联络军事为己责。及汉口战事发生，集同志多人组织督战队”，“以粮食弹药接济前方，故士饱马腾，咸能勇敢作战”。在推举都督时，有人提议由蒋翊武担任，认为“文学社人数最多，蒋同志既为文学社首领”，当为都督，但蒋认为“在湖北起义，自以湖北人为首领为适宜”，加以推辞。这种看法，虽反映了革命党人政治上的认识局限，但却体现了蒋翊武胸怀坦荡的气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特别是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与争权夺利，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作为起义总指挥的蒋翊武被安排为军务部副部长，而起义参谋长、共进会的孙武则任军务部部长。但蒋翊武不计较，仍以大局为重，投人起义后的各项工作中。他说：“革命团体很多，以前有日知会，以后有共进会、群治学社等等，里面的首脑人物如孙武、刘公、季雨霖等都可以推为都督。不过革命党人素不争权夺利，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
黄兴来武汉后，被推为临时总司令，主持汉阳保卫战。蒋翊武协力帮助，“其军事设施，多出之蒋翊武之策划”。汉阳失守后，黄兴离职赴沪，在此危机关头，蒋翊武毅然接受了战时总司令一职，担负起艰巨的责任。时人回忆说：
“蒋翊武于创巨痛深、危机存亡之际，继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之职，设司令部于洪山，整理部队，严密布防。……蒋翊武独支危局，矢志死守。”对于稳定汉阳失守后的形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及至南北议和开始，一些党人出于私利，极力反对蒋翊武继任总司令。蒋翊武坦然对前来游说的覃振说：“此实非吾所愿。前日武昌危机时，无人负责，为维持大局，故遵督都令权理其事，今已停战议和，自无设置战时总司令之必要，且有人负责，余可早卸仔肩。”随即辞职，接受了黎元洪的敌军招抚使的名义。
从武昌起义前夕的发动新军，筹划起义，到起义后的政权建设和军事斗争，蒋翊武始终是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职志，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来不在乎职务高低，不争权夺利，体现了革命党人的奉献精神，这是当时很多革命党人做不到的。武昌起义后，特别是南北议和成立后，很多革命党人认为革命成功，热衷于权力名利，革命意志衰退，革命精神丧失，或成为袁世凯专制的帮凶，屠杀同志；或认为功成名就，接受袁世凯的收买拉拢。蒋翊武对袁世凯日渐暴露的专权野心保持着高度的警慑，在袁招他去北京前，召开最后一次文学社会议，宣布全体加入同盟会，表示了追随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决心。到北京后，他拒绝了委任的高等军事顾问、授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荣誉，他逐步看出了袁氏野心。为此，蒋翊武积极投身国民党筹建工作并任参议兼汉口交通部长，为宋教仁的主张奔走宣传。宋案发生后，他响应国民党“二次革命”号召，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发布檄文，表示了反对专制、成仁取义的决心：
“乃袁世凯以无赖之小人，握全国之政柄。国人方推诚相与，冀促进于共和。袁贼竟阴谋背叛，敢实行其专制，……竭国民之生命财产，成一人之子孙帝王。逆迹显然，无可掩讳。诸将士昔年辛苦之所祈，尽属子虚；今日灿烂之民国，等诸梦想。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仗义执言，敢忘初志？
“诩武本拥护共和之心，掬忱陨泪，告我军人: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尚望当日同志，共鉴此心，联翩奋起，慷慨同仇。……庶几国家以永宁，共享自由幸福。”
但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了，蒋翊武扼腕叹息之余，反对专制的革命决心不改，在谭延阊取消湖南独立之后，他前往广西，试图说服广西都督陆荣廷反袁，但不幸在全州被捕，不久被杀于桂林。蒋翊武临刑前对围观群众慷慨陈言：
“予死固所甘，请悬予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必有知予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
“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十多年前，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在维新运动失败时，坚辞不避，慷慨陈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湖湘志士多慷慨。蒋翊武以其年轻的生命实现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成仁取义之志，体现了他不争权、不怕死的奉献精神。这也是辛亥湖南革命志士共同的精神，陈天华蹈海赴死，禹之谟慷慨就义，他们共同的选择，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功业和精神财富。
辛亥革命已经百年了，蒋翊武英勇就义也已经百年。百年来，以天下为己任之爱国精神、敢为天下先之革命精神和躬行实践之实干精神以及成仁取义之奉献精神的“翊武精神”，激励了无数湖湘儿女为民族、国家英勇奋斗。无私献身，也成为追求中华民族复兴与进步的志士仁人的精神力量，积淀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