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汝城，一个位于湘粤赣三省结合部的山区小县，拥有1000多年建县的历史、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淳朴刚直的汝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湘南运动大纲》的起草和通过、“新湖南”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到毛泽东创建龙溪、西边山革命根据地，都离不开这片火热的土地。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开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历史转变进程中，汝城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天，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重温这段荡气回肠的岁月，对弘扬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推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都有着划时代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通过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运动大纲》，开启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探索之门
中国革命道路的主要探索者和实践者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召开前就把目光投向湘南地区，特别是汝城县。为很好地指导湘南人民开展斗争,1927年7月底,毛泽东拟成了《湘南运动大纲》。这是毛泽东第一篇军事论著,也是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肇始。《大纲》主要内容有：
第一，汝城应成为湘南革命斗争的中心。“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得联络”。这是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早阐述。在他看来,开展湘南革命运动就是用革命武装占领以汝城县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与湖南的敌人作斗争。
第二，阐述“湘南政府”的作用。（1)使唐生智在湖南本来没有稳固的统治更加不稳定,在条件成熟时促使唐生智部下分化、瓦解；（2)“湘南政府”应成为湖南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3)让湘南形成中国革命力量集聚的中心,达到推翻唐生智政府的目的。这里所说的“革命力量之中心冶，先是汝城县，然后是湘南地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指的是当时集结在汝城的湖南各地农军。毛泽东设想先在汝城发动农民暴动，以此带动湖南全省的农民暴动。
第三,从军事、组织领导方面部署湘南运动。军事方面:（1)请中央命令彭湃，不要将正在汝城的广东农军调往别的地方；（2)让郭亮率领的浏（阳）、平(江）的农军立即开赴汝城；（3)中央从江西的国民革命军中抽调一个团的兵力开往汝城。运动中，以国民革命军这个团作为主力军，最少可以占领五、六个县。组织领导方面：（1)“湘南政府”接受江西省委的领导。将来广东成立革命政府，由广东省革命政府领导,并满足广东省革命政府的一切要求。中央也应同时命令江西省委执行这一计划；（2)在湘南，成立湘南特委，受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在交通阻隔、信息不通的时候，特委可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
这些关于在湘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设想成为中国革命新道路中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二位一体”思想的雏形。
8月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湘南运动大纲》，毛泽东的主张得到采纳与吸收。8月9日，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湖南省委要求组织一个师的部队开往广东是非常错误的。目前，湖南的民众组织比广东多，只是缺乏武器。当前,正值农民暴动的时期，他们非常需要武器装备。他强调:纵然在湘南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这里所说的“上山”就是发动、武装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可见，在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初期，汝城是毛泽东第一个关注的地方、第一个亮点，汝城给了他探索的灵感。事实上，汝城当时的革命形势为毛泽东思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提供了支撑点。而他设想的以汝城为中心，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革命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汝城“新湖南”的形成和发展，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实践之路
(一）“新湖南”的形成:汝城成为湖南省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1926年5月，北伐军开始北伐。北伐军的胜利，促使汝城革命运动空前高涨。6月，中国共产党汝城支部成立。又相继成立县农协筹备处、总工会筹备处、共青团等组织。1927年1-2月间，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县妇女联合会、县总工会。为保卫胜利果实,还先后成立县农民自卫军和人民公安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和区乡农民自卫军等革命武装。举办军事训练班，培训自卫军骨干，在全县范围进行插标分田，开展土地革命。
上海四一二事变、广州四一五事变、长沙马日事变相继发生，大革命失败。但汝城的工农革命运动却继续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呈高潮迭起之势。粤东江、北江及湘南农军汇集汝城。到5、6月间，聚集汝城的工农武装约4000人、枪1000余支。农军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兵工厂可以打造梭镖、大刀甚至生产毛瑟枪。5月底,农军主动出击，攻占广东仁化县城，解救关押的干部群众。随后又出击桂东沙田，给桂东的反革命势力予以沉重地打击。鉴于汝城工农革命运动在全国的作用和影响，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称汝城为“新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一卷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在白色恐怖笼罩全省的情况下，汝城一隅工农运动却是生机勃勃,被誉为‘新湖南’和类似‘十月革命’前夜的‘彼得堡爷冶。可见，此时汝城的工农革命运动已超出了本县的范围,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二）“新湖南”的发展: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初显工农武装割据雏形
7月初,周恩来派陈东日等军事干部来汝城。陈东日等人到汝城后，整编农军,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二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的第一支打出工农革命旗号的武装力量。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武装力量的诞生。汝城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面军旗升起的地方。7月中旬，毛泽东拟定《湘南运动大纲》，确定把湘南革命运动的重点放在汝城，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有“上山”的思想。在他看来，当前敌强我弱，要保存革命武装力量，形成革命的中心力量就必须“上山”；（2)汝城所处重要而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汝城处于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境内大多是偏僻的山区农村，地势险要。进可北攻衡阳、南可攻广东的城市,退则可在隐蔽在山区保存革命力量，是革命处于低潮之时,保存革命力量的理想地区；（3)较好的群众基础和相当的革命武装力量。当时农军就有4000多，还有60000多农会、工会的基本群众。加上在全县范围基本上已实行工农专政、“一切权力归农会”。此时的汝城已具备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雏形。
革命力量蓬勃发展，让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勾结土匪于8月15日晚向二师驻地发动突然袭击。二师没有准备，加上弹药严重缺乏，被迫突围。突围出来的500余人继续转战湘赣边界，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26日，第一团从江西进人湖南桂东。他们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的旗号,宴请桂东县党政要员，当场逮捕反动县长及部分土豪劣绅，宣布武装起义。29日，乘胜攻占汝城县城,宣告成立全国第一个工农革命政府一汝城县苏维埃政府，吹响了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号角。
桂东、汝城秋收起义坚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打响了湘南秋收起义的第一枪,为后来宜章年关暴动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正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中所评价的那样：“桂汝秋收起义连克两座县城，并建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权，实现了中共湖南省委的起义计划,对湘南地区武装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可以说,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发动桂东汝城秋收起义、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这些壮举让汝城的“新湖南”运动发生了质的升华。它初显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雏形，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三、朱德与范石生在汝城的合作，汝城整编，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为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奠定了武装基础
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冶。军队是武装斗争的组织形式，要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就必须组建革命的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自然谈不上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开辟。
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失利,朱德率起义军余部在撤退路上召开茂芝会议。会议决定:部队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在艰难的转战途中，部队
面临着重重困难，特别是给养和弹药。朱德、陈毅为部队的生存、发展而焦虑。就在这时,他们意外地获悉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驻防湖南郴州、汝城的消息。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窗好友。为部队的生存和发展，应利用这一特殊关系开展统战工作。经研究,决定同范石生合作。
在确保起义军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前提下，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起义部队保留原有的编制和组织，起义部队要离开则随时可走；(2)起义部队改用十六军四十六师一四0团为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六师副师长并兼任一四0团团长；（3)范石生按一个团的编制，暂发一个月的薪饷，配足弹药和被服。其实，起义部队当时仅有七八百人，范石生却按一个团足额的编制配备了物资和军饷。之后,又将前来投奔的张子清营改编为四十六师一四一团,将参加桂东汝城秋收起义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二师一团改编为十六军特务营。为实现党的统一领导，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军军委,统一领导三支部队原有的党组织、十六军内的党组织，陈毅为书记。
通过合作，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恢复和提高。何长工曾高度评价朱德与范石生在汝城的合作：“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没有井冈山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合作建立,部队得到休整。利用这一空隙,朱德、陈毅对部队进行整编，即汝城整编。整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1)革命处于低潮，连续的行军作战使部队党员数量减少，党的领导力量减弱，需要在部队中强化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2)部队隐蔽在范石生的十六军中，难免会受到军阀思想侵蚀和物质享受的影响，干部战士思想上容易发生蜕变；（3)最为关键的是，当时部队仍属于国民革命军体系，打着的还是国民党旗帜，没有系统的共产党组织,需要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系统组织。通过整编,部队中建立了系统的党组织，确立了党完全领导军队的体制，确保部队的正确方向。这与秋收起义部队三湾改编确立在连队建立政治委员、党支部,几乎是同时。
当蒋介石获悉朱德和起义军隐蔽在范石生部队时，起义军不得不离开范石生，转折湘南，开创更大的农村革命局面。对于在汝城与范石生的合作,朱德多年后还深情地说:“他接济我们十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把块钱、医生、西药、被单……在红军的发展上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朱、范的汝城合作，就当时来说，稳定了起义军的军心，恢复、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对中国革命来说，保存了可贵革命的火种，使革命化险为夷,并焕发出无限生机，在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四、召开“汝城会议”，绘制湘南起义的蓝图
拥有革命的武装是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前提。只有发展、壮大革命武装，才能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1927年11月26-28日，利用合作营造的宽松环境，朱德、陈毅等人在汝城召集湘南、粤北各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开会。会议传达了中央拟以汝城为中心、发动湘南暴动的指示，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湘南、粤北的斗争形势,并就即将举行的湘南起义进行了紧张而热烈地讨论。最后制定了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打先锋的湘南起义计划:政治上，当前的敌人是想把农民武装力量消灭，对共产党实行“清乡”大屠杀，共产党必须以农村为阵地,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武装暴动；军事上，积极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夺取武器，发展壮大武装队伍，开展以武反武斗争；组织上，建立、发展党的组织，恢复原有的一切革命组织。在暴动成功的地方,迅速成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
会议决定在12月中旬，以汝城为中心，各县区配合,组织革命武装,发动湘南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实现湘南割据。这次会议因在汝城召开，史称“汝城会议”。“汝城会议”的决议带有明显的纲领性、方向性，是湘南起义前夕的一次决策性的会议。这次会议既沟通了起义部队与湘南、粤北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又统一了认识，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为湘南暴动作了必要的前提准备。正如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所说:“为准备湘南暴动,我们就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进行会议和布置。”
按照“汝城会议”决议,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部队采用桂东汝城秋收起义的经验在宜章发动年关暴动。宜章暴动首战告捷，湘南、粤北各地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纷纷响应，举行起义。起义军民相继攻克郴县、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十多个县城，创建苏维埃政权。大部分县乡开展了插标分田运动。3月中旬，在永兴太平寺举行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
湘南起义是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的结合,是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尝试。它为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农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权政权革命道路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萧克大将在回忆录中就说道:“从三月五日第二次收复耒阳到四月三日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转移，朱德同志领导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插标分田’；一是组织宣传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对湘南起义历史地位,萧克如是评价: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的朱德和毛主席的会师,才有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
五、毛泽东率部到汝城策应湘南起义部队，创建龙溪、西边山革命根据地，直接进行中国革命道路的尝试
1928年3月，宁汉战争结束，国民党立即纠集7个师的兵力进逼湘南。敌我力量悬殊,湘南起义军决定避敌锋芒，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同时，毛泽东则应湘南特委的要求，率领部队进入湘南。毛泽东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从江西宁冈砻市出发，楔入湘南的汝城、桂东之间，阻击国民党部队，掩护起义军上井冈山。
4月3日，在桂东沙田墟老虎冲三十六担任坦召开军民大会，毛泽东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将汝、桂边区赤卫队改编为湘赣边区游击大队。得悉湘南革命军正向湘赣边界转移的消息，毛泽东离开桂东向汝城进发。在汝城党组织和群众的大力支援下,8日攻占汝城县城。毛泽东在汝城仅十多天。他利用田庄墟日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农民起来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当部队到达汝城、资兴边界的龙溪洞时，毛泽东指示何翊奎等人留在汝城的南洞、资兴的东坪,组建中共资汝边区支部,创建井冈山外围的西边山、龙溪两个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建立联络站，沟通西边山、龙溪两个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
4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在龙江书院胜利会师，中国革命进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发展了湘南起义时期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形成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毛泽东本人也对如何开展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及时进行理论总结，创造性地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鸿篇巨著，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意义，完成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综上所述,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以中共中央通过毛泽东拟定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运动大纲》为肇始，以汝城“新湖南”形成与发展、桂东汝城秋收起义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朱范合作和汝城整编、“汝城会议”策划湘南起义，毛泽东创建龙溪、西边山革命根据地等为具体实践,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在汝城开展的这些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以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最早雏形，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思想、武装力量基础。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成功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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