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正值新民学会成立周年之际。作为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进步知识青年团体，新民学会很快投入到运动当中，成为五四运动在湖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学会组织也在运动中迅速发展壮大，会员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74人，其中有女性会员19人。这些女性会员巾帼不让须眉，是五四运动在湖南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本文拟对新民学会女性会员对湖南五四运动的贡献作些初步探讨。
一、爱国反日的别动队
在1919年上半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提出的合理要求遭到拒绝，会议竟无理地规定德国将在中国山东半岛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集会，商量反抗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对策。5月4日上午，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五四运动爆发。
北京爱国学生运动兴起后，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北京学生爱国示威游行的情况。《大公报》以“北京学生界与山东问题”的醒目标题报道了北京五四游行的消息，“北京学生现被捕三十余人，大学校长蔡元培愿独身抵罪”的消息震动了整个长沙城。得此消息，新民学会会员们热烈地讨论着，大家兴奋、激动、愤怒，决心立即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5月14日，新民学会负责人毛泽东与省教育会干事、各校校长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协争青岛问题”。会议通过致北京军阀政府电文，郑重声明“倘我代表擅行签字，国民死不承认”，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的职务，“以谢国人”。5月23日，南下宣传北京学生运动的湘籍学生、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抵达长沙，向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希望新民学会发动湖南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支持北京的反帝运动。他的提议得到了新民学会会员的热烈响应。
25日，新民学会会员和各校学生代表在楚怡学校集会，听取邓中夏的报告，周南女校学生、后来成为新民学会会员的魏璧、劳君展等参加了会议。会上，代表们纷纷提议，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通告各地学校学生罢课，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28日上午，在省教育会举行了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湖南商专学生彭璜当选为副会长，易礼容当选为评议部部长。湖南学联的成立，标志着湖南学生大联合的实现。
有了统一的组织，长沙学生运动迅速掀起高潮。6月2日，学联作出决议，定于6月3日举行全市各校学生总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罢课宣言表示：“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6月3日，长沙学生“六三”大罢课开始，当局得知此消息后，督军张敬尧随即发布所谓“训令”“忠告”，恐吓学生如有言词过激，逾越常规者，即按照戒严规则，一律逮捕。但是，学生们在
学联的领导下，照样走上街头，魏璧、劳君展等女生高举标语旗帜、高呼口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在罢课斗争中表现突出，在6月5日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改选过程中，李思安、魏璧等当选为评议部、执行部委员。
女学生不仅是罢课斗争的生力军，也是抵制日货的冲锋队。五四运动爆发后，抵制日货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很快成为五四时期湖南主要的爱国活动之一。1919年5月28日，湖南省国货维持会成立，6月6日，长沙女学生联合会成立，周敦祥被选为副会长。在女学联的领导下，女学生全力投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中。周南女校教员蔡畅，在周南女校组织教师救国会，许多爱国教师纷纷加入。周南女校毕业生向警予，在家乡溆浦以任教的学校为基地，带领师生走上街头，进行抵制日货的爱国演讲。为了使覆盖的范围更广，他们借鉴北京学生运动中的“救国十人团”的方式，游行队伍走到人口聚集的地方就开始宣传，向警予慷慨激昂地演讲，时间长达四、五个小时，听讲群众很受感染。乡亲们互相转告：“啊呀，向瑞玲那个女，到寺坪演讲那个好哩，她在上面宣传反对日货，骂袁世凯、段祺瑞如何卖国，周司令和地方长官都在那里听着不敢出声！”
由于学联广泛的社会宣传，湖南抵制日货的斗争很快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对于调査出来的日货，首先是进行封存，限期拍卖。对于背地里仍贩卖日货的商家，则对日货进行捣毁。即使这样，贩卖日货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于是，7月7日，学生联合会和国货维持会决定联合举行烧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切勿买日货”的大旗，于下午一时，汇集到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置于坪中，淋上煤油焚烧。一时火光冲天，引来无数群众围观。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和参观群众才散走。
新民学会也在斗争的风雨中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11月，会员增加到四十多人，在爱国反日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女青年向警予、陶毅、李思安、周敦祥、魏璧、劳君展、蔡畅、徐瑛等被吸收为会员。学会修改了章程，设“评议，，“执行”二部。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主要负责人，经毛泽东推荐，何叔衡当选为委员长，女会员李思安为副委员长，女会员陶毅、周敦祥、魏璧被选为评议员。
二、驱张运动的尖刀兵
1918年春天，在南北军阀混战中，皖系军阀张敬竞夺取了湖南督军兼省长的职位。张敬竞从进入湖南那天起，就纵兵换民，他和他的弟弟敬舜、敬禹、敬汤，加上继子张敬忠，都是贪得无厌、穷凶极恶之辈，深为湖南人民所痛恨。湖南民间流传着“堂堂乎张，竞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的说法，广大人民发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怒吼。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敬尧又与日本帝国主义串通一气，禁止学生的爱国讲演，禁止新闻报纸刊载反日爱国新闻，破坏和镇压长沙各界抵制日货、维护国货的斗争。因此，湖南人民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反对军阀张敬竞的内容。
8月上旬，当张敬尧下令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查封了由毛泽东主编的学联机关刊物《湘江评论》时，毛泽东就和学联负责人同时也是新民学会会员的彭璜酝酿“驱张”斗争。11月16日，新民学会在周南女校召开会议，部署开展驱张运动。会议要求，秘密搜集整理张敬尧祸害湖南人民的材料，作揭露张敬尧罪恶的准备。这一工作由女会员、学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思安具体负责。随即，湖南学联以重组方式恢复公开活动。学联在其“再组宣言”中，号召全省人民起来推翻张敬务的统治。宣言写道：“任彼佥壬，植党营私，交相为病，愈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之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强烈愤慨，终于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曾在《湘人为人格而战》一文中写道：“驱张运动的发起，名流老辈小子后生，一齐加入，就是缘于这几种很深刻的激刺。故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湘人驱张，完全是‘为人格而战’，和蔡松坡云南誓师，说吾人为人格而战是一样的。”12月3日，新民学会在周南女校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决定，组织“驱张”请愿团和“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常德、衡阳、郴州，进行“驱张”宣传和“驱张”请愿。会议还决定，新民学会会员都要参加各个“驱张”代表团，在各团中起核心作用。
12月5日，在楚怡小学召开的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联席会议上，决定长沙全市学校罢课，并通过了《湖南省城各校全体学生宣言》。宣言郑重宣布：“张氏一日不去，湘省学生等即一日不回学校。”12月6日，长沙各校总罢课爆发。同一天，新民学会和省学联骨干约集教职工联合会、湖南各界人士会商，决定立即成立赴各地“驱张”请愿团。其中赴京“驱张”请愿团由三部分人组成：公民代表有毛泽东等，教职员代表有杨树达等，学生代表有李思安等，由毛泽东任团长。随后，赴京“驱张”请愿团分途出发，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从此，北京成了“驱张”运动的大本营。驻京“驱张”请愿团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组织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任社长，向全国各报刊发稿，揭露张敬尧的祸湘罪行，求得全国各界的声援。二是团结旅京湘籍人士向北洋政府请愿，请求撤销张敬竞督军兼省长的职务。三是动员北京各报刊从舆论上支援湖南的“驱张”工作。
作为新民学会女性会员和“驱张”学生代表，李思安在北京的行动格外引人注目。她主要参加了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静坐请愿。赴京代表团在京的一个多月时间内，7次向总统府、国务院请愿，3次递交控诉张敬竞的呈文，李思安参加了全部活动。1920年1月28日，她与赴京请愿团的公民、教职员、学生三个代表团成员一起，举着“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与张偕亡”三面大旗及数十面小旗，浩浩荡荡涌往国务院，作了最后一次请愿，坚决请求撤惩张敬尧。李思安回忆道：“到京之初，我们到新华门当时的徐世昌总统府请愿。我记得，大雪天，我们从一个安了很多电灯的大桥经过，来到总统府前，哨兵的枪都上了刺刀。我们一点也不怕，向他们讲述张敬尧的罪行，争取他们的同情。总统府不接见，我们一连去了好几天。”二是发表“驱张，，演说。在12月28日北京成立的湖南旅京各界联合会上，李思安作为请愿团代表作了发言，痛斥了张敬尧的恶行。李思安回忆说：“我第三个讲话，本要我讲张敬尧烧株洲的罪行，因我讲话不喜欢别人限制，要求不出题目。毛泽东说，那好吧，就随便讲。我上台发了一通议论，台下好多人还流了泪。”1951年，毛泽东在接见李思安时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感慨地说：“那次在湖南会馆，你慷慨激昂，义愤陈词。”1920年2月，李思安接受新民学会的委托，又到上海开展驱张宣传。
陶毅、魏璧、劳君展等女性会员也全都投入到“驱张”运动之中。1920年6月，在新民学会的领导下，在各界驱张势力特别是湘军的共同作用下，张敬尧终于被驱逐出了湖南。毛泽东在评价驱张运动的意义时曾说：“驱张运动是达到根本性改造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将给湖南一个较好的环境，以便在这种环境内实现根本的改造”。挪驱张运动增强了湖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决心，因此被称为“湖南的五四运动”。它的胜利，开了人民群众打倒封建军阀的先例。在驱张运动中，新民学会是运动的中坚，以李思安、陶毅等为代表的女性会员发挥了尖刀兵的作用。
三、妇女解放的急先锋
妇女解放是反封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中国妇女几千年来一直遭受封建宗法制度的残酷迫害和摧残。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妇女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斗争精神，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新民学会女性会员是妇女解放的急先锋，她们对妇女解放的贡献主要有：
一是创办妇女刊物《女界钟》，宣传妇女解放新思想。在《湘江评论》《新湖南》相继被反动军阀查封时，周南女校的新民学会会员就酝酿创办一个新刊物，继承《湘江评论》的精神。1919年10月下旬，这个新刊物《女界钟》正式创刊了。这个刊物的使命，就是“担负起向妇女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任务，唤起更多的妇女冲破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樊篱，走上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道路。”周敦祥被推举为总编辑，魏璧、劳君展任编委。新民学会女性会员创办的《女界钟》，与湘雅医学院的《新湖南》、雅礼中学的《救国周报》、明德中学的《明德旬刊》等都是五四运动时期促进湖南女子解放的重要刊物，在湖南女界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是引领赵五贞事件的讨论，批判封建婚姻制度。争取婚姻自由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步骤。旧式的包办婚姻使得女性没有选择的权利，成为男人的附属品，经济和人格都不能独立，成为制约中国女子数千年的桎梏。因此，婚姻自由是妇女能否解放、能否取得自主性的重要一环。新民学会女性会员是婚姻自由的自觉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引领赵五贞事件的讨论就是她们的杰作。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女学生赵五贞不满父母包办婚姻于出嫁途中在花轿里自杀，消息一出，新民学会立即抓住这件事情发起讨论。毛泽东布置女会员李思安在《女界钟》就此事进行调查研究，他自己带头参与讨论，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连续发表了9篇评论文章。新民学会女会员更是义愤填膺，作为女性，她们对赵五贞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向警予和蔡畅在加入新民学会之前都有过包办婚姻的经历。向警予出生在湘西溆浦的一个商人家庭，1918年底驻守在溆浦的桂系军阀周则范找来媒人向向家提亲，向警予的父亲碍于情面答应了这门亲事，但是向警予以“以身许国、终身不嫁”为由拒绝了这场包办婚姻。蔡畅年幼时家庭拮据，父亲想把蔡畅以500银元的价格卖给别人做童养媳，蔡畅的母亲极力反对，蔡畅的父亲勃然大怒，从那时起，蔡畅就体会了封建婚姻的毒害。因此，她们更能理解赵五贞的不幸。在五四运动中，她们都成了反对封建婚姻的急先锋。赵五贞事件发生后，她们立即做了三件事：一是召开纪念会议。向警予、蔡畅、李思安、周敦祥、劳君展等女会员同周南女校的学生一道召开了纪念赵五贞大会。会上，向警予等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对旧式婚姻制度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二是调查揭露事件真相。周敦祥等女会员实地走访了赵五贞的家庭成员和周边邻居，得知赵五贞是一位接受了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女青年，对父母的安排很是不满，在出嫁前就对嫂子说过“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做女子真是背时呵”的话，她的死是她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最后抗争。调査的结论是：“本社同人以为赵女士是为女界争解放的急先锋，为人类由黑暗而争光明的冲锋队。”三是出版讨论专刊。为推动赵五贞事件的讨论，《女界钟》专门出版了特刊,刊登了《关于赵女士自刎以后的言论》《赵五贞女士自刎纪实》等专题文章。陶毅等女会员纷纷为刊物撰写文章。陶毅在文章中称赵五贞是“改革婚制的牺牲人”,赵女士的悲惨遭遇不仅是代表了她自己，“我想大千世界还有无量数赵女士这类人，还有无量数像赵女士父母的父母”。作者由此发出质问：“为什么偌大的世界竟容不得一个女子，生生的逼着她去死？咳！难道不是这万恶的婚姻制度吗？……因为煌煌的礼教，赫赫的父命,凭你什么力量，都不能抵抗的，若是提出抗议，马上就加上一个不贞不孝的罪名，天地间还有斯人的立足地吗？”《女界钟》因此发出号召：“愿我们女界同胞，大家都要醒悟过来。女子要解放，是要从女子自己做起，不必要等别人来解放你，你才可以解放。”
由新民学会女性会员推动的这场讨论，使封建婚姻制度的落后性和毒害性得到更多人群的认识和关注，推动了湖南女性争取婚姻自由的步伐。经过这场讨论，“婚姻自主”“女子自立”的呼声高涨。受此影响，一些女子走上了自主自立的道路。
三是推动女子教育，提升妇女素质。在五四运动以前，有许多人认为妇女解放首先要“天助”而后是“自助”。随着近代教育的发展，教育被看成是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这是五四时期关于妇女解放的主流思想。《少年中国》是五四时期具有标志性的杂志之一，据一卷的十二期杂志统计，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多达15篇，文章共同的特点是，都认为妇女解放的途径在于教育，只有教育平等了，才能实现社会的均齐发展，才能打破轻视女性的陋习，才能实现女子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促进女性的最终解放。这也是包括新民学会女性会员在内的广大知识女性普遍认同的主张和方法。针对军阀张敬尧统治时期湖南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的情况，新民学会在1919年11月16日的欢迎新会友会议上，提出了创办平民教育的主张，其目的是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实现男女共同学习，促进男女平等。为了鼓励更多的女子坚持学习，向警予在留法前5天仍在给新民学会女会员陶毅写信，阐明自己的女子发展计划：“所以归根结底的希望，仍脱离不开教育。而男女同学的教育，尤为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进步的唯一妙法。”希望陶毅能动员湖南省的小学毕业生或者师范生团结统一，“促起高小毕业或现中学师范一二年级的学生大家一起结成一个团体，到北京教育部和大学校去”,来促使大学开设男女共学的中学班。她认为男女同学的教育不仅能提高双方的学识能力，还能促进社会进步。向警予的这一想法在后来的教育实践中得以实现，对促进女子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勤工俭学的领头羊
留法勤工俭学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萌发于民国初年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的“留法俭学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俄国、英国等急需劳动力，在中国广泛招募华工，于是，1916年，留法俭学会在法国巴黎建立华法教育会，主要负责安排留法勤工俭学者的工作、住宿和学校。但由于战争的影响，真正成行的人数极少。一战结束后，法国和欧洲相对安定，而且，恢复战争创伤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迅速形成高潮。
以蔡和森、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学会十分关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新民学会成立之初，就定下了国内国外双向发展的方针。1918年6月，杨昌济向新民学会会员们传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6月20日，新民学会召开会员大会，讨论杨昌济的信和赴法勤工俭学事项。大会决定：留法一事，由蔡和森与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同年6月23日，蔡和森从长沙出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京去了解和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在开展这一工作时，就十分注意女子成长问题。他在给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友的信中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1919年9月，蔡和森从北京回到湖南，此时，勤工俭学的渠道已经开通，女子同样可以赴法留学，这一消息使蔡畅与母亲葛健豪非常兴奋。蔡畅立即给向警予写信，希望她能一同前往。向警予收到来信后，将自己经办的溆浦小学托付给新民学会女会员任培道，立即赶往长沙。
为了动员更多女性出国求学，新民学会女会员立即担负起湖南女子留法的准备工作。1919年10月，向警予、蔡畅、陶毅先以自己的母校——周南女校为试点，发起成立了“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为了扩大规模，她们陆续联系了湖南其他女校，于12月3日成立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同日，《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简章》发布，对学会的目的、主要任务、组织情况、会员情况等作了相对完整的说明。简章规定，学会以“回国振兴实业教育”为目的，以“工读神圣”为思想基础，随时提出女子问题，由会员共同讨论。《简章》还明确规定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当前的主要任务，即“筹备关于赴法勤工俭学的一切事务”和“筹集出发互助基金”。为了加强会员联系，学会会所国内国外各设一处,一设于长沙周南女校，一设于法国巴黎豆腐厂。在出国准备方面，湖南女子勤工俭学会主要担负两大任务：一是开设法文班，组织有意愿出国的女子学习法文，为出国作语言上的准备。二是筹集资金。根据华法教育会的规定，赴法船费需自行解决，到法国后“有一定存款的即刻就可以入学校学习，没有存款且没有债务的先去工厂做工，攒了一定的钱后再去学校学习”。所以船费问题是会员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女子俭学会动员会员们到处奔走，希望通过得到当局的支持来获取留学的费用。她们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譬如，据《大公报》记载，湖南浏阳县知事曾先后批给熊淑彬和熊季光赴法经费。这一消息在湖南女界广泛传播，增强了湖南女子赴法留学的决心。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是勤工俭学运动中唯一一个女子勤工俭学组织，这一组织的设立，使得勤工俭学的信息第一时间得到共享，大大提高了女性出国的积极性，为促进湖南女子外出求学作出了贡献。
在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顺利推进，共分三批赴法。在1919到1920年间，湖南赴法女子共计12人，其中新民学会会员6人，居全国领先地位，被上海时报誉为“中国女界之创举。”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向警予、蔡畅等新民学会女性会员的热情发动、精心组织分不开的，是与她们的领头羊作用分不开的。勤工俭学期间，新民学会女会员向警予、蔡畅先后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她们通过书信，经常向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报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心得，并向国内报刊投稿，介绍勤工俭学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国外新思潮在湖南的影响。在法国期间，她们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进行的三大斗争，即以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为目的的“二八运动”、抗议北京政府向法国秘密借款的斗争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这些斗争成为她们成长进步的重要经历，为她们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新民学会女性会员是湖南五四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同时，五四运动也给新民学会女性会员提供了成长的广阔平台。运动让她们开阔了知识视野，增长了斗争才干，积累了实践经验。经过五四运动的革命洗礼，新民学会女性会员迅速成长起来。在19名女性会员中，后来有6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向警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向警予、蔡畅都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有的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如魏璧、劳君展等。她们都是引领时代又被时代锻造的杰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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