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诘的党”。在共产党执政前后的政指实践中，毛泽东以其过人的胆略和智慧，锐意探索，率先实践，通过党内的思想教化和纪律规制，依靠党外的群众监督和党派建言，构筑起了保持共产党纯洁性的壑实防线，形成了一种内外并存、刚柔相济的有效治理机制。这对于当前处在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提高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思想教育：夯实队伍纯洁的党性基线
列宁指出:“严格的党性则是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共产党员的党性基线是党员思想道德、工作作风、行为纪律等不可逾越出界的起码要求，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政治底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对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家庭，以及长期处于农村和战争环境的现实，毛泽东慨叹：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实在是“难得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早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红军时期，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党的思想教育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1928年11月25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在根据地与外界隔绝、我党缺乏党员教育素材的情况下，毛泽东写信给上海的中共中央指出：“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由此看出，毛泽东在我党初创时期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党的队伍发展状况尤其是党员思想不纯等问题，认为这必将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进步思想教育，纠正和防范各种落后的错误思想对于党和红军的影响，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
1929年12月,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系统提出了红四军中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根源与表现，号召党内同志必须认真地加以肃清，自觉防止各种错误思想在党内和红军队伍中的蔓延和滋长。这为中国共产党首先从思想上建党和纯洁自身队伍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认为，越是处在艰难岁月奋斗中的党,越要提高党性思想上要端正纯洁，不可逾越党性要求。他在1936年写给叶剑英的信中曾这样叮嘱：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在此后党内的整风运动、军队中的整军运动以及各种教育学习活动中，都着重从共产党人的主观思想上进行教育、改造，正本清源，力保纯洁，实践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可以说，作为民主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党的建设，就是不断通过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和纠正，才使党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进而成熟起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纯洁性，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当作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他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建设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武器，形成了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自觉纠偏与防范机制，而其中所运用的各种灵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工作方针以及正确对待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思想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实践模式，不断巩固广大党员的党性基线，最大程度上纯洁了党的队伍，促进了党的团结，实现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高度认同。
二、纪律规制：构建组织纯洁的坚实防线
共产党与其他阶级政党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就是组织纪律的严肃牲。严格的纪律是保持共产党组织上纯洁的重要保钲。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的科学论断。他要求共产党人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醒全党：“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当然，毛泽东对于党内纪律的重视决不是限于一般的提倡层面，而是努力探索，躬身实践。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严酷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现实，探索出了一条从严治党之路，使党的组织始终保持着一种规范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健康状态。
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的建设与探索是从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开始的。他的“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就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按照党的要求，实现人民和历史赋予的政治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亲自为红军制定的铁的纪律，是党的纪律在党领导，的军队中的反映。而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毛泽东正确运用了两种工作机制，不断强化着党在组织上的纯洁性：一是阶段性地开展整党整风，建立全党从思想到行为的自我约束机制。考察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及其实践，无论革命还是建设时期，他对于党内门类各异的个人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分散主义、机会主义、自由主义、實僚主义乃至分裂主义等，采取的一个有效举措就是通过整党整风这个独特形式，要求党员在自省自查的基础上，借助于党的工作纪律、政治纪律、经济纪律、组织纪律、作风纪律、群众纪律、宣传纪律、生活纪律、财务纪律以及保密纪律等，规范和教育党员干部，消除它们对党的危害，达到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纯洁性。二是建立对于党内腐败分子不留情面、采用重典的惩戒治理机制。毛泽东强调，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延安財期的黄克功、建国初年的刘青山和张子善等，均是毛泽东重典用刑的典型。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干部经不起糖弹诱惑的状况，毛泽东连续发布300多条“猎虎令”，领导了前所未有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中国第一次反腐败运动，使党的干部能够在较长时期里保持高度的廉洁自律，大大保持了全党上下的组织纯洁、作风纯洁，促进了思想纯洁，有效地端正了党风。整党整风是柔性机制，重典惩治是刚性机制，刚柔并济，有机配合，已经常态化为我党纯洁性建设的一种有效工作机制。
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成熟和壮大，并保持组织的纯洁性，与党严格的纪律锤炼分不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把纪律作为共产党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他号召：“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毛泽东始终认为，对党员及其于部如果放任自流，党的组织行为的发展就有可能走向领导与群众亲密关系的反面，而只有通过各种创新举措与方式方法的纪律监督与约束，才可达到"党能管党”和“从严洽党”的目的，始终保持党员和干部忠诚可靠、服务群众、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拒腐防变的政治本色。
三、群众参与：形成人民监督的广泛战线
一个政党愿不愿意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反映的是这个政党的政治品格和组织文化特点。从政党的功能要求来分析，不论是精英型政党还是群众型政党，也不管是独裁式政党还是民主式政党，都不能回避民众利益诉求和愿望表达这些基本的政治问题，都要反映所代表阶层民众的思想意愿和利益需求。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是依靠什么方式表达的？是通过人民群众的要求、建议以及对党的工作行为评判和监督的方式实现的。党不能回避人民群众的监督。毛泽东在红军创立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指出：“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批评与监督。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
让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一个重要目标指向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实际上，群众监督本来就是防止干部贪腐、保持党的纯洁的最有效方法。毛泽东主要从党的宗旨、工作方法与策略的角度，强调把群众监督作为重要途径，以实现党的纯洁性。
首先，毛泽东提出了实现党的纯洁性的标准问题。毛泽东认为，达到人民群众所希望的纯洁性标准，在于党是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他指出：“共产党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是否达到这样的标准，应由人民群众来评判。“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酸政策来作判断。”毛泽东这样提醒全党：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它本身并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鉴此，毛泽东首次向全党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命题，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
其次，毛泽东强调了共产党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所应持的态度问题。建国后针对一些党的干部对于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产生漠视的情况，毛泽东给予了严正批评。他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毛泽东认为，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若不加以改正，我们党“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所以，“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是主要的一面。”毛泽东还要求党的领导干部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
第三，毛泽东指明了共产党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方法路径。毛泽东在《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讲的很清楚：“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选举政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颁布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其中指出：“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錯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中共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52年，政务院发出《加强人民通信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要求各地方的党和政府建立人民来信来访制度，鼓励群众监督、检举和批评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毛泽东这样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革命还是建设，中国共产党只有诚心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评判、批评，形成人民监督的广泛战线，才能更好地克服各项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才会不忘肩负的历史重任和政治使命，始终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品质，才能全心全意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更好地履行党的宗旨。
四、党派合作：建立多党建言的民主阵线
同民主党派合作与协商是中国#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协商的思想早已存在。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已经详尽地考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性质、结构和特点，提出只有建立广泛的革命联盟，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崇高而艰巨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实行长期合作；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变的，永远不变的。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协商，接受他们的批评、监督，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保持共产党政治肌体的纯洁性。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上指出：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仅要通过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只有“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共产党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其他党派力量的存在，把长期以来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协商关系，用党和国家的制度确立下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建国后毛泽东的大量演讲、文稿和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取得政权后的共产党可能经不起腐化的考验，因此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作风的告诫；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因此必须要慎重加以防患的思考；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各种矛盾，对这些矛盾必须认真辨别并努力化解的警示等，显示了毛泽东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本身固有的以及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以积极态度应对的政治智慧。在毛泽东看来，，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是掌握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领导党，其不足、缺点、错误都会以各种形式体现在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上，会损害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而保持党的纯洁性、避免“人亡政息”的情况发生，必须善于依靠外部力量，变外在压力为内在动力。正确的选择就是：一方面广泛依靠人民群众监督党的工作，另一方面团结各民主党派，发挥他们参政议政、协商合作、民主监督作用，确保党的肌体健康纯洁和政府清廉有为，将之常态化为一种治党治国的政治机制。
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指出：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很少听到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这不利于党的纯洁性建设；有意识保留民主党派，就是要听得到不同意见。毛泽东给予各党派之间的民主监督机制简单概括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他特别指出：有了其他政党的监督，就能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对我们更为有益。
毛泽东告诫全党：让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对于民主党派的正确批评应该接受，即使批评有不确当者，也要给予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批评。他还指出，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法纪的共产党干部，有权向法庭控诉、向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建国后，毛泽东经常通过人大、政协、党外人士座谈会等途径，昕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党和政府的真知灼见，这对于执政的共产党及时发现自身毛病与缺点，改正错误，以及党的纯洁性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五、毛泽东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党在创建时期，怎样保持其纯洁性以确保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是需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实践创新的政治课题。毛泽东的探索实践，成功地解决和完成了这样艰巨的历史课题。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政党，发展成为拥有8千多万党员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众多促成中国共产党实现其成功伟业的因素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保持其自身纯洁性的建设之路。从世界视野观之，这种通过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及来自党外多种力量的参与性建设实践，确保一个政党始终保持政治肌体纯洁的成功经验，在中外政党史的政治实践中，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再无二例。这既为古今中外的大党小党、新党老党的兴衰成败提供了一种合理性解读，也为中国共产党开拓未来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毫无疑问，以毛泽东为奠基者的中国共产党探索出来的这种始终能够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有效机制，不仅强化着党的自觉自省意识，而夏提高了党不断完善和修复自我肌体的能力，在实践和理论上都符合现代政党建设的发展要求。这一套成熟而系统的党建机制，已经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永葆其纯洁牲的政治保证。
毛泽东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主要体现为：
第一，思想上和政治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核心是理想信念教育。在艰难困苦的漫长岁月和斗争环境下，毛泽东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紧紧抓住理想信念这个灵魂性主题，教育和凝聚了数以万计的党员干部，使之保持思想纯洁、信念笃定、理想崇高，为党的革命事业取得成功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观念多元、多样、多变，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理想信念教育显得异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强调，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有些党员干部，“口上讲马列、心中信鬼神”；“嘴上无杂音、心中有问号”。这是精神上缺“钙”的表现，实质上是党性不纯、思想不纯、信念不坚的反映。这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在全党形成浓厚的教育学习氛围，要夯实思想教育的牢固防线，把树立理想信念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基线，使全党在理想信念上固根守魂、思想行动上步调一致。
第二，组织纪律和作风建设上保持党的纯洁性，关键要强化执政党的内外监督机制。毛泽东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蕴涵着一种内外并存、刚柔相济的科学监督机制，即通过思想监督、政治监督、组织监督、纪律监督、群众监督和党派监督，构建起党的教育内化机制、制度规范机制、法律制约机制以及外部压力机制，从而增强党的思想纯洁、政治纯洁、组织纯洁和作风纯洁。毛泽东后来提出的通过“民主”的方式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免人亡政息的治国思想，实质上也是依靠人民民主监督的途径，达到建党治国的目的。可见，监督思想是毛泽东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重要理念。新形势下执政党要保持自身的纯洁性，无论是反腐倡廉建设，还是反对党内“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都要把“监督”突出到重点和主要位置，充分发挥党内党外各种监督力量的作用与效能，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思想表现、政治言行、组织纪律、工作作风和群众观念等，建立常态化的监督约束机制，以避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党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的减弱，使党的纯洁性建设面临动力不足的境况。习近平要求所有党的领导干部都要自觉接受监督：“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其用意也正在此。
第三，党的纯洁性建设必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有效结合。刚柔相济、德法兼施是毛泽东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党的建设仅仅依靠党员干部的自律显然不够；党的纯洁性建设仅寄托于党规党法也存在不足。近两年来大量老虎”“苍蝇”被清理，显示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政治魄力。这也从一定意义上向我们昭示，在面临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物质利益、价值理念等众多诱惑的情况下，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党的纪律法规还不足以完全约束一些党厦干部的贪污腐败和违纪违法行为。把党的纯洁性建设融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将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长效之举、科学之策、应势之道。国家法律对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是一种威慑的力量，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当不例外。当前，依宪执政、依法治党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提出要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其意在提升党的建设法治化能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依法治党的各项要求，重要的是贯彻落实。要在全党上下营造法治思维的良好氛围。领导干部自觉用法治思维意识规范工作生活中的言与行，普通公民具有法治思维能力监督领导和政府行为的责任意识，这对于党的纯洁性建设定然是一个有效的外部约束。
第四，党的纯洁性建设始终是一个需要与耐倶进的现实课题。毛泽东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党情、民情，创新性地破解了保持中国共产党纯洁性的时代难题，为完成耐代赋予党的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证。党的纯洁性建设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同时期都会面临不一样的时代课题。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重大变革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严峻形势面前，坚持不懈地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执政党的现实需要，是实现更加艰巨的目标任务、完成党的政治使命的现实课题。我们一方面要深入研究毛泽倉关于党油纯洁性建设的思想原则、政治策略和方式方法，探寻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发展规律和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使我们党始终沿着科学化方向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要从教育、规范、严惩三个方面入手，依靠思想教育使党自觉保持纯洁性，依靠制度规范使党能够保持纯洁性，依靠法律严惩使党必须保持纯洁性。让制度发挥根本性作用，使法规成为不堵触动的红线，从而确保党的纯洁性能够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8.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7.
[5]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2.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
[10]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1992:146-147.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57.
[14]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9.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0.
[16]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64.
[17]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