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毛泽东主义的取舍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操作：它既要提供社会航向，又要给统治政权提供合法性，这导致某种不协调。当“毛泽东思想”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被邓小平等中国主要领导人使用时，“辩证唯物主义”一词几乎完全消失了。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父的地位继续维持着，但他的历史观是沉默的。可以说，目前中国仍然把毛泽东当作一种凝固的权力，而不是把毛主义作为一种有助于社会变革的政治理论。半个世纪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曾教导人民拥抱“革命”，现在这同一个政权则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稳定”。虽然邓小平在1979年还提出了他的儒家式“小康社会”愿景，但中共领导人自那以后极少再提及隐含未来想象的治理概念。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毛泽东之后的政治学说都想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以维持现状。
拒绝开放对未来的想象显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有现象，而是当前许多政府的普遍现象。本文强调毛泽东发展了一个更为丰富的历史观，还提出这段社会主义的历史可以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思其与未来的关系。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矛盾不仅存在于经济和政治领域，也在于它们所提供的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虽然资本主义鼓励人们享受物质的当下而不顾未来的后果，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由对乌托邦式的未来的向往所驱使的。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更为仔细的阅读，揭示毛主义表达这种未来的方式。
本文所谓的毛泽东主义，特指记在毛泽东名下的作品汇集。虽然笔者还将讨论一些西方毛主义思想家的作品，但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卷入世界上其他地区作为政治实践的毛主义或作为知识分子理论的毛主义（参见Alexander1999;Fields1988)，那些内容很值得我们研究，但本文限于篇幅，只能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策略。本文还将囊括毛泽东的文学创作，这样一来，可以考察的文本范围将比中共官方宣布的毛泽东主体部分的思想略宽。这一套文本中存在许多内在矛盾。可以说，毛泽东本人是一个完全辩证的人，总是愿意从不同角度去思考世界，拒绝让自己的思想变得静止。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毛泽东的作品所反映的并非完全是他一个人的思想，因其讲话和著作经常受到同事们的影响，或由其执笔，例如艾思奇、李达、陈伯达、周扬、胡乔木等。笔者更多地把毛主义当作一个文本场，而不是一套凝固的哲学，正是毛主义的内在矛盾让它变得如此有趣。
一、斗争的“坏的无穷性”
自黑格尔以来，西方的几代批判思想家都在从事与辩证法有关的问题的研究，追问能否通过历史变革为社会带来积极成果。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历史学是建立在扬弃的辩证法之上的，根据这一辩证法，对立的元素通过正题和反题的形式进行相互斗争。然后，这些元素综合成一个整体，转而成为一个新的命题，由此又形成另一个黑格尔式的三位一体。黑格尔的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历史变革的积极评价，因为他相信持续的辩证发展最终将导致绝对精神的实现。这种“生成”允许我们改造自己，达至最终理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用黑格尔的模型来发展他们的历史观：历史终结前的每一“中介”阶段都包含着统治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剥削，这激发后者与前者斗争。对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资产阶级在为无产阶级提供自己的政治教育元素的同时，也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声明，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988,222)。这个著名的关于“必然性”的声明暗示着历史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前进的，历史不可能被任何人阻断，不管他多么强大。恩格斯通过求教于自然科学，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提出了辩证法的三条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些规律一起规定了阶级斗争，用唯物主义的具体术语来说，即规定了“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斗争，并指出持续的辩证发展最终将导致共产主义。这些规律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它引导了许多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此后，两种平行而对立的话语出现了。一方面，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过渡性思想家和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努力，恩格斯的辩证法规律逐渐演变为苏联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Kmght1997)后来这一线性进化的历史进步学说输出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革命者那里，为他们据说是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合法化和准备工作提供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受普遍规律支配的历史进步观念日益僵化，引起诸多批评。新一代的批评家们，特别是那些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家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目的论维度发起挑战，声称这样的普遍化阻碍我们去看到历史的开放性和或然性。这种批评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西奥多•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模型（1981，131-209)。尽管阿多尔诺主要关注的是认识论，但他批判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紧张显然是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他声称历史中并没有必然性。他认为，任何否认不可预知的特殊性而试图推论出普遍性的企图，都是天真的，在变化已经发生时，黑格尔规划的完美理想只能是一种回顾式的理所当然，根本没有演算未来的能力。
越来越多的批评家试图调和这两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相对独立的“左派”回应，或使其复杂化。斯拉沃热•齐泽克就是这样一个批评家，他对毛泽东的阅读体现了此种努力。（2008，194；2011)他称赞毛泽东对辩证法和继续革命的承诺，然而他也指责毛泽东未能构思一个新的环境，发展出他的特殊性辩证法，从而导致后来的中国政权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为其长久统治提供辩护。齐泽克主要通过他自己对毛泽东一段话的特有理解，来支撑这个大声疾呼的观点。这就是毛泽东在1964年说过的那段话：“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1974b，226)基于这段话，齐泽克认为毛泽东驳斥了对立面的综合，提出了他自己的“否定辩证法”。齐泽克批评毛泽东在主张对立面之间的绝对斗争时，错误地以对立和斗争作为历史中的永恒。（2011，688-9)毛泽东未能理解“否定之否定”作为克服自身原有的思想政治的“第二步”的真正含义。毛泽东主义没有追求能够超越自身的新的积极秩序，而是陷人了一个“坏的无穷性”，不愿意处理任何“综合”。齐泽克因此非难毛主义革命本质上是负面的，无法产生新的东西，从而间接地为资本主义回流和激增留下了空间，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无限的回转，我们都被困在一种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当下消费中。
齐泽克的批评是很主观的：为什么从“否定之否定”到“肯定否定”的某种措辞变化，就可以作为毛泽东未能创造和想象新生事物的证据呢？刘康批评道（2011，637):这种阅读仅仅反映了齐泽克未能理解毛泽东思想中矛盾作为革命条件的特殊性和易变性的中心涵义。刘康批评齐泽克对毛泽东的阅读不够，还批评他随意挪用毛泽东的著作来适应自己的议题。笔者同意齐泽克对毛泽东的阅读不够，但还是愿意认真对待齐泽克粗糙的批评，以便开启他未能展开的对于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讨论。
齐泽克显然不是第一个确认毛泽东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译的人，他很有可能受到了他没有提到过的另一个学者的启发。早在20世纪70年代，斯图尔特•施拉姆就已经注意到毛泽东的独特用语，他认为这反映了毛泽东对恩格斯辩证法的第三步作出了深思熟虑的批评，但是施拉姆采用一种跟齐泽克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解释毛泽东的这一特质。作为将毛泽东文本从中文翻译为英文的译者，施拉姆观察到毛泽东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将恩格斯的第三条规律表述为“肯定否定的规律”的微妙变化。（1999a，352)施拉姆解释说：“否定的东西能转变为肯定的东西，或者说，某种包含许多否定因素的形势，是在一种被称之为‘肯定’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中，转化为一种新的更有发展前途的形势。”（1989,140)施拉姆的观察基于他坚信毛泽东试图使社会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用自己独特的笔触展现了中国对恩格斯辩证法的贡献。齐泽克把毛泽东对双重否定的反驳看作是他不能否定自身、迎接全新事物的证据，与齐泽克不同，施拉姆认为毛泽东认同“肯定”并身体力行。
尼克•奈特在另一个场合也指出了这种分歧，但他的解释又不同于施拉姆和齐泽克。他不相信毛泽东试图把中国元素引人马克思主义。相反，尼克•奈特认为，毛泽东忠实地采用了苏联从1931到1936年间发展起来的正统辩证唯物主义，他并没有完全抛弃否定之否定规律。“毛泽东偶尔将‘否定之否定’规律称之为‘肯定否定规律’并不意味着他对该辩证法规律的放弃，而名称的改变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该规律是最根本且普遍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Knight1997,102)在笔者看来，毛泽东的用语变化可能只是反映了汉语语法的运用方式，但笔者不想为了界定“肯定否定”的确切所指，而卷人对毛泽东著作钻牛角尖般的训诂。只能说，施拉姆和奈特详细阐释毛泽东在一个关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微小变更，都是基于他们对毛主义的整体性阅读的。施拉姆强调，毛泽东想要发展出一套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政治哲学。相反，奈特强调毛泽东始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双方都有道理。
相比之下，齐泽克并未将他对毛泽东的解释建立在全面阅读毛泽东著作的基础上，而是将其建立在当下左翼的绝路上，这条路显然比毛泽东更多地卷人了否定性批评的“坏的无穷性”。更确切地说，因为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持续存在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它的批评者也往往会采取一种单纯的否定方式来作为回应，这注定了他们不能产生任何可以逃避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概念。吉奥乔•阿甘本提醒我们，一个真正的革命，其最重要、最原始的任务不仅仅是改变世界，而是首先要改变时间，没有这一改变，新的世界就不能被概念化。（1993,91)正是齐泽克在我们不能决定斗争领域也不能改变我们的时间观念方面的挫败感，导致他对毛泽东的成问题的讨论。（2011，673)但是这种与左翼相伴随的挫败感应该迫使我们进一步探讨毛泽东，而不能在齐泽克终止的地方停下来。
二、历史和主体：毛泽东的哲学
为了进一步探索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必须首先分析他如何看待人——这种能够通过坚持而改变历史的主体。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开始。雷纳塔•塞勒克尔在对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前政权运行的分析中，描绘了一幅惨淡的画面：政权的腐败和不受欢迎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它们的垮台。(1994,47-9)她认为，即使人民越来越疏远这些社会主义政权，他们仍然在国家默许的私人领域享有某些自由。正是由于党一方面默许私人领域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否认“隐私权”，人们通过享受私人生活而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越轨的愉悦形式，就像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渲染的那样。塞勒克尔由此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体是那些不相信制度、对制度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人”(48)。正因为他们不认同政治生活，他们居住在自己的私人空间，因此更容易被怀柔和笼络。
如果说托马斯、特丽莎、萨宾娜这些角色能够如此轻快地生活在I960年代晚期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国家和人民的直接管制的话，中国同一时期则并没有给像昆德拉小说中那样的自由奔放的艺术家提供庇护。许多毛主义主体自愿放弃他们大部分的私生活，以便进人政治领域。至少可以假定，理想化的毛主义主体不会有太多的私生活，因为他们是一穷二白的，历史就是这些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舞台。正如毛泽东所宣称的：“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1971，499-500)毛泽东经常这样谈论中国人民，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穷二白，使得中国人民能够从事最为壮丽的历史变革。（参见Schram1989,128,140)
“一穷二白”的毛主义主体显然是一个抽象概念，因为没有人能生活在这样的“纯粹”当中，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都在政治上背负着阶级、年龄、家庭、性别及各种物质上和文化上的身份标签。但是，通过“一穷二白”这个概念，毛主义悬置了这些身份标签，以便为那些专注于集体政治生活的革命主体正名。这样，毛泽东这位领导者和中国广大人民之间相互解释，相互授权，从而使人民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领导者也永远保持正确。这些“一穷二白”的毛主义主体是时刻准备着投人革命意志——或用齐泽克的词汇来说即“恐怖”——的空置的载体，以便能够从事最激烈的斗争，实行最富有想像的历史变革。
1957年，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不要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它只会导致更多的人转向社会主义，中国将由穷国变成富国。（1960,63-4)中国共产党官方的战争立场是：“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EditorialDepartmentofHongqi2010，sec.3)当时苏联对这种尚武精神持以严厉批评的态度，苏联政府在官方文件中提出了严正指责：“这到底算什么？一种特殊牌子的英雄主义，或是新奇的人道主义？这样的立场符合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领导者的崇高职责吗?”（Griffith1964,444)苏联政权在这里没有提到的是，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一直隐含在毛泽东主义中，这并不是为了对抗苏联而专门发明出来的东西。
毛主义主体的工作是进行否定，却不允许被否定。但这些毛主义英雄并不是无敌的，因为在毛主义中有一种微妙的宿命：人民永远处在辩证的斗争中，英雄也永远被挑战。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为毛主义提供明确的历史方向。相反，它只是不断识别和提出对立面，从而建立人民在与不确定的历史对抗时的勇气和意志，使得他们如此英勇。
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个思想家，毛泽东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贡献出太多重大或激进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当毛泽东基本的哲学世界观形成时，他将自己清楚地定位为一个向正在发展起来的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学习的学生。（Knight1997,98-9)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承认，他关于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著名讲稿，都是应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的哲学讲座要求而写的，毛泽东自己对这些讲课笔记并不是很有信心。（1999b，405)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他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元素有选择的强调。
众所周知，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中，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两个：矛盾与实践。当他在1936和1937年写作和发表他的《矛盾论》《实践论》讲稿时，这两个讲稿的写作显然是相互支撑的。通过思考这两个概念，毛泽东认识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辩证法”：作为历史规律的“辩证法”和作为人类实践的“唯物主义”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毛泽东相信历史规律，他努力探求历史规律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动。早在1915年毛泽东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就已经表明“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1990b，22)。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终于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这些历史规律。在他关于矛盾论的讲稿中，他明确表示，正是矛盾的不断运动构成了历史的动力。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学习，以便理解矛盾是如何形成、发展、转变的，这些历史的模式，反过来又可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Mao1965a)。
但他的另一个讲稿《实践论》，可能是我们理解毛主义更为重要的著作，因为它强调人的实践在塑造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虽然文稿中关于劳动和生产的核心理念都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毛泽东对实践和认识相互制约的强调，表明他不喜欢任何“宏大叙事”，他经常提醒我们，没有“理论”可以真正解释历史。“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次的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程度。”（Mao1965b，308)换句话说，如果历史有规律，它只是实践和认识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但它不能告诉我们历史的走向。
我们应该记住辩证法在古希腊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最初含义。在那里，辩证法指的是一种建立在对话和斗争中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参加交谈和争论的合法公民不断的集体反思，才能达成对真理的理解。这样一来，辩证法隐含着“实践”的不可或缺的维度，在漫长的商谈进程中，辩证法总是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Koel2008)平衡这两个重点，对于那些对辩证法的广义概念感兴趣的人来说，既是最吸引人也是最困难的任务。
笔者认为，毛泽东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有关历史进步的任何确定的形式，即使在不断否定的模式中也没有。齐泽克批评毛主义无法为人民提供一个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代表的未来想象但是这难道不是毛泽东尊重开放性的未来的反映吗？齐泽克也忽略了毛泽东深厚的历史兴趣：阅读历史是毛泽东最热衷的消遣，他不仅学习了所有主要的中国历史文本，也学习了多种另类的历史、历史小说、家族史和村庄史。（张贻玖1992年，22-39)在他的读书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总是对理解历史人物的处境和命运充满兴趣：他称赞各位英雄人物的伟大政治成就，但也哀叹那些无法操控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力量的败军之将。（张贻玖1993)毛泽东还经常在政治讲话、诗词表达和日常交谈中提到各种历史细节。他知道历史中的轶事是实现沟通的有效工具。他的想法是，在辩证思考中与人民打交道，促使他们理解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和紧张。
就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醒我们的，辩证法可以使这个或那个历史叙事的结构成为可能，但它本身不是一个叙事。因为辩证思维指出事物中心永远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所以也就强调了预测的不可能。詹姆逊要求我们把辩证的解释看成是暂时的叙事：它们并没有使过去变得毫无意义，但它们保持了解释和叙事的开放性。（2008,118-31)毛泽东之所以受到辩证法概念的影响，可能是因为他相信不断的变化。关于从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机械的、目的论的进步史观，在毛泽东的写作中很少提及。相反，毛泽东对人民的斗争，和他们如何可能或如何不可能导致一个更好的未来，表现出更多的兴趣。
让我们转向自称是毛主义者的萨米尔•阿明所提出的一个争论，他为了回应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而引进了“不完全决定”的理念，以描述社会历史的形成。（1998a,xxiii-XXv;1998b,49-56)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的概念，来说明历史并非由任何单一因素而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他认为这一理念可以促使人类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重要的是要阐明人类主体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鼓励革命者对他们的目标树立信心。我们知道，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部分地受到毛主义与经济决定论的决裂的启发，他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个证明人们可以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操纵革命的功能模型。（Robci2012)
但是阿明认为，即使阿尔都塞也无法避免决定论的陷阱，因为根据阿尔都塞的模型，所有的因素——无论经济、政治或是文化——都是一起发挥作用来做出变革的。这样一来，多元决定的模型暗示了制度再生产过程中历史动力的汇集。阿明进一步认为，阿尔都塞间接表明了所有因素都将调整自己以适应经济因素的要求。他因此提出一个替代性的概念即“不完全决定”，这个概念更加明确地强调，历史进程中简直没有决定性的因素。阿明认为，历史存在许多冲突，其中每一个冲突都有自己的逻辑，它们在历史中不规则地聚合，让历史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以致人们不能用对自然科学的理解方式来理解历史。（1998b，51)在笔者看来，阿尔都塞和阿明分享着非常相似的问题，阿明只是想把阿尔都塞向前推进一步。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和阿明的“不完全决定”，都表明了这些自称是毛主义者的思想家如何拒绝任何形式的固定的历史。
在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话（这个讲话被认为是关于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个讲话的大纲）中，他强调宇宙是开放的，所以历史没有终结。（1990a,109)同样，他从没有提出过革命终结的概念，而是革命必须不断进行，以便保持开放的权力结构。（Mao1999a,34)如此强调“实践”，毛泽东心目中的历史只能是一种未完成的历史。毛泽东对人的意志的坚定信心，基于他意识到了历史动力的无情。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批注》中，毛泽东公开批评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过于看重历史规律，包括批评苏联教科书总是采取“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1974,274-5)他认为，在原理、原则被发现和证实以前，人们必须进行具体分析。这样一来，毛泽东对能够推动历史的人的主观力量的理解，既强又弱，因为它既要推动历史，又要面对着实际的客观的唯物主义条件，而这又是从来不能被准确地预测和推理的。
三、历史和主体：毛泽东诗词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已被卷人历史的客观性和政治的主观性的矛盾当中。当毛泽东诉诸这种动力时，他的理论表现出人类主体与历史之间更加纠结的紧张关系：人类主体必须超越历史来领导历史，而历史动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最终可能埋葬所有的主体。这种动力最容易在毛泽东创意性和个人性的写作中发现，此类写作往往展现出作者渴望与历史和宇宙融为一体。我们还须认识到毛泽东的多个侧面，了解他不仅是中共领导人，也是浪漫的艺术家。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审美和情感冲动中，他是真正叛逆的，不断对现状说“不”，拒绝任何形式的支配，以便致力于生成的过程。
例如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即将接管中国政权时，他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从中我们可以读到：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Mao2008,75）
在这首诗的前六行，毛泽东描述了1949年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南京的战役中的伟大胜利。作者从西楚霸王项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断言中国共产党不能满足于部分的胜利。但在最后两行诗句中，毛泽东突然转变语气，认为变化和动乱是人类世界的自然现象，对此，苍天只是不露感情的见证人。在这里，我们发现毛泽东同时占据着两个立场：他参与打造人类历史，同时也从一个更高的、超然的立场来看待这个历史。最后两行诗句所展现出来的这种从历史中的退却，使得诗人毛泽东在历史面前谦卑下来。这种双重的认同显然含有中国传统的思考方法，即人类自由只有通过双重认识才能实现：首先，人在更广阔的大千世界中只占有一个极为谦卑的位置；其次，我们必须继续投人到人世和出世的双重姿态中，这是一种在塑造中国传统文人的过程中以儒家和道家的关键动力为特征的姿态。作为领导者，毛泽东显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可以改变历史的人，中国传统思想的谦卑和隐退的维度，在他的政治哲学中更多是被压抑而不是显露出来。但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发现一个浪漫的个体意识到自己是茫茫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可以要求控制其他生命的自由意志。
尽管毛泽东不是一个多产的诗人，但在他的时代，毛泽东诗词在中国人民中间非常有影响力。可以说，在询唤毛主义主体时，毛泽东诗词即便不比他的政治讲话和著作更有效，也是同样有效的。在官方认定属于他创作的67首诗词中，大部分描写的是中国共产党近期的战争，突出士兵和支前平民的英雄主义。（Mao1996)对毛泽东来说，军事是诗意的，或者说是暴力的审美化。他热衷于把自己和当代中国的军人、农民和工人，同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英雄作比较。这些诗词反过来又使得他领导下的人民激动不已，他们在开展宣传或实际斗争时频频引用他的诗句。
但也有毛泽东写的其他诗词，揭示了人民与时间之间的不同关系。让我们来读一读毛泽东写于1962年的一首很短的词（2008,105)，题为《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稍。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首诗所赞扬的梅花是春天的预兆，但不是使春天发生的主体。它不是像愚公那样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意志力和劳动将不可能转变为可能的理想的毛主义主体（Mao1965c);梅花只是见证和宣告时间的变化和新世界的到临。它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一个信使，在目睹春天来临的同时它灭亡了，虽然它是快乐的。事实上，周恩来用这首词向时为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解释说，词中隐含了他1972年访问中国的历史意义：“在这首词中，毛主席的意思是说，那些开拓事业的人，不一定都是收获成果的人。百花盛开之时，也是他们行将凋落的日子。”（参见Mao2008,115)梅花可以被看作代理人，正如前一首诗中所提到的，它目击沧海变成桑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主导历史。而是它被卷人历史中，扮演着召唤历史的积极角色，然而，这也预示着它的死亡即将来临。
我们不应过分强调那种能够排除万难、改变世界的毛主义主体，因为毛主义具有“辩证法的”的一面，它强调历史进程的不确定性超越于任何个人的控制。在1966年写给妻子江青的信中，毛泽东谈到他能够在自己死亡的基础上看到一个新世界。毛泽东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当时不在北京），他对迅速发展的个人崇拜感到不安。他知道自己被别有政治用心的人所利用，也知道自己暂时只能随波逐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Mao2013,377)虽然这封信似乎表明毛泽东不愿参与到别人设置的计划中，但他也觉察到，在历史的大潮中他不过是个剧中人而已。毛泽东不是老虎，他会失去控制力，而且猴子在拥抱潮汐的时候，最终也会被潮汐吞没。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齐泽克的关键论点和关切上，他批评毛泽东未能超越自身。齐泽克针对毛泽东提出，“（毛主义）作为一种‘原教义’，它必须经历某种背离才能重生（例如列宁对马克思的背离、毛泽东对列宁的背离），对一种思想的生命力而言，经历这种暴力性的误读和重读是一种内在需要。在这种变异的环境中，它不得不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普遍性才能产生。”（2011，681;原文是斜体字）《咏梅》中的主角梅花是含笑而死的，它通过目睹原来的生存环境转化为毫无自身立足之地的崭新环境，完成了自我实现。同样地，作为山大王，猴子也会被杀死。毛泽东的创意性和个人性的作品提供了一种强烈的自我僭越的味道。这些作品既不会把我们带到历史的机械进步，也不会把我们带到斗争的“坏的无穷性”，但是它们描绘了召唤革命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最终也将被革命所淹没。这就是毛泽东所宣扬的“普遍性”，这可能跟齐泽克主张的没有多大区别。
四、毛主义时间与弥赛亚时间
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苏珊•巴克•莫尔斯解释了黑格尔“扬弃”一词的三种不同含义：“第一种含义，确实是代数数学中的否定，即方程式两边的等价项互相抵消；它们互相消灭掉了……第二种含义是现在名声不太好的对否定的超越、压倒一切的综合、‘取代'将历史的矛盾转化为（具有宗教性的）理性的狡黠。但是作为动词的‘扬弃’还有第三种含义。这就是德语表达中的‘保持’、‘保留’，如保留物质的痕迹，保留过去的遗物，我想为我们保持、保留，这样的含义。”（2010,72)巴克•莫尔斯解释说，左翼现在几乎只强调当下的否定，抓住扬弃的第一个含义对抗第二个含义，似乎批判是哲学的全部要求。但是第三个含义，即过去不只是通过扬弃去“克服”，也是“保存”和“拯救”，仍是尚未被考察的。她提醒我们，扬弃的“拯救”这个意思指的是试验性的、分散的、选择的，而且往往不是理论上一贯的行动和结果。（80)
然后她坚称，本雅明的“弥赛亚时间”概念可以作为一个对“扬弃”的两极化理解的有效替代，这种两极化理解要么把扬弃理解为简单否定，要么理解为简单肯定。本雅明认为，为了把过去从被用来使当下霸权合法化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我们需要救赎历史的丰富性，不将历史看作进步，而是看作充满了偶然性和可能性。（1968,253-6句他提出作为现时（now-time)的弥赛亚时间这一替代模型，以反对被统治阶级用来将历史呈现为进步的连续体的同质性的编年时间。弥赛亚时间是当下的时间，因为弥赛亚任何时刻都可能来临。这种时间观念迫使我们专注于此时此地，这将有效地剥夺未来的魔力，并将全部潜能重新授予过去。
本文的重点并非要通过颂扬本雅明的时间观念去批评现在的左翼。笔者反而想要借巴克•莫尔斯的理念来涉及毛泽东的历史思想。在重新连接本雅明和毛泽东这两个辩证法的学生的同时，笔者希望重新唤起潜伏在毛主义中的关于历史的各种可能性，也希望向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提出疑虑，因其民族主义话语完全建立在单一性的中国历史之上。如果黑格尔的扬弃的第三种含义为本雅明的注定的、但也是开放式的弥赛亚时间提供了根据，那么，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深人触及也应该允许历史来接替政治。
对本雅明而言，尽管弥赛亚时间关注的是此时此地，它的政治性主要在于对过去的重构。未来，如果存在的话，只能通过我们对历史、对权力现状的重读而改变。就像本雅明宣称的：“事实上，没有一个瞬间是不带来革命机会的……进人[封锁的历史的]厅堂在严格意义上是与政治行动相符的，正是通过这种无论多么具有破坏性的进入，政治行动才有救世主的意味。”（1996b,402)在这里，我们发现弥赛亚时间既是当下的时间，也是过去的时间。当下的政治行动有助于打开已被关闭的历史厅堂。反过来，通过从当下抓住稍纵即逝的记忆和不连贯的历史并保留下来，我们也能解开当下的各种可能性。弥赛亚时间是由我们每一个人书写的时间，以致个体产生出他或她自己的时间，这些个人时间既进入更大规模的编年时间，又永远不能被后者吸收和消解。（Agamben2002,1-14)因此，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理解都是政治的。这个弥赛亚的观念鼓励我们寻找和建立另类瞬间，以开放另类的时间和政治。
相比之下，毛泽东主义的主导性的历史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歌颂。毛泽东强调革命主体，回避无能的人和边缘性事件。他在强调“群众路线”的同时，也倾向于把群众视为单个的英雄，而非具有差异性的多数人。因此，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英雄气概的”的时期之一，不可战胜的男女英雄们出于对人民的真诚奉献，干着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事情。（参见Mitler2013,223-7)不管毛泽东自己对另类历史如何痴迷，我们永远无法在中国主流毛主义话语中成功地找到这种历史。但是如上所述，毛主义的历史学极大地受惠于辩证法，以致这一历史是反基础论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简单地说，毛主义的历史学包含着矛盾的因素：一方面它宣传一个基于单一的编年时间的主叙事，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能够压倒一切的开放式的未来。
另一个有趣的比较点在于美学。本雅明的审美瞬间具有巨大的变革潜力。正如他在论析歌德的《亲和力》时所主张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只能在词语从哪怕是最伟大任务的魔力中的自我解放中出现。这样的诗不是从上帝那儿下来的，而是从灵魂中深不可测之处升起的；它在人的最深的自我中占有一份。”（1996a,323)这个最深的自我代表着生命形式的斗争，在那里艺术、历史和神学相遇了。阿甘本这样描述本雅明的美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通过破坏过去的可传送性，美学复原了它的否定性，使得不可传送性在审美意象中具有本身的价值，这样，为人打开了一个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空间，在其中他可以找到自己的行动和知识。”（1999,10)我们可以把这段话和巴克•莫尔斯对当前左翼不能产生任何新的东西的批评放到一起来阅读。本雅明敦促我们“拯救”过去，而这一拯救行动也是一种解放行动，要求和孕育着审美意象中的想象力。
如果齐泽克批评毛泽东未能摆脱无休止的否定这一“坏的无穷性”，那么，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诗学就是他能够产生新事物的证据。的确，在毛泽东诗词中，我们发现他陷于渴望操控和自愿放弃之间。在致力于深谋远虑的雄伟的毛主义英雄这里，有一个明确的审美维度，他们知道或许最终会失败。这种欢呼自由和意志的历史观，当被一个有力的权威政体推动去控制物质实在和人民的主观感受时，可能变成极爱摆布人的和危险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沉迷于他的诗学，让自己与历史和当下角力，开辟一个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不确定空间。毛泽东是一个独特和自相矛盾的思想家，他的诗学、历史观和政治理论相互干预，错综复杂。他用诗词书写历史，他的政治理论常常是如此地审美化，以致虚构与现实、想象与事实、理性与主观性相互纠缠。在击开同质性的资本主义时间问题上，毛泽东主义显然比齐泽克所总结的和当前中国所接受的包含了更多的资源。
在最近的中国，我们观察到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的和民间的“左翼”力量的复苏，许多中国公民表达对已经逝去的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以回应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所遭受的社会不平等方面的困扰。中国的新左派无疑是由许多具有不同的思想兴趣和立场的人组成的。但是对毛主义的再挪用或滥用是常见表现，由此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这就是通过认同全球左翼的反西方倾向，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合理化，将全球资本主义理解为一切罪恶的根源。这种对西方霸权的左翼批评不仅是一条回避当前中国内部问题的便利途径——回避了政府自身应承担的责任，也避开了对中国自己的共产主义历史作出批评性的评论。现实的政治压力导致中国新左派避免专注于禁忌话题，其后果是认可现状，不能像毛泽东所做的那样为未来提供一个新的想象。
正如吴一庆所认为的，对中国在晚期资本主义背景下的转向的充满活力的论辩和批评中，自我批判发展不足。（2014,XViii)如果我们专注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我同意齐泽克所说的毛主义未能提供一种挑战自身权威的想象。但我们还是能够在毛主义中找到潜在的种子，它能给我们提供对未来不同的解读。含笑的梅花相对于现任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展示了一种人民和历史进步之间更加微妙的辩证关系。我们应当致力于共同的努力，去找到那些作为代理人的个体和被压抑的事件，让他们被听到，直到他们可能建构起一种复调的乐曲和旋律，以使大一统的编年历史成为不可能。虽然毛主义建构了所有中国合法公民都是英雄的神话，但我们现在能做的是把个体从主人年表中解开。直到我们作为一个“人”各自回到我们的过去，让我们的过去再次说话，否则对于未来和对于政治的负责任的集体担当是不可能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