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秘密社会源远流长，名目繁多，分布广泛，其成员多为农村底层贫苦农民与游民，这类结社多以假托神助和“歃血拜盟”的方式组织起来，具有浓厚封建宗法色彩，且多带有武装或准武装组织的色彩，因其在农民反抗官府的苛捐杂税和兵匪侵扰的斗争中起着领头作用而在近代中国乡村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经多次利用乡村秘密社会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地农村武装起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也经常借助这类秘密社会组织的力量。利用和改造乡村秘密社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村武装斗争的一大特色，本文拟以贺龙在开辟和坚持湘鄂西根据地时期争取和改造鄂西神兵的实践为分析样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村武装斗争的这一特色作初步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秘密社会的认识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在国民革命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开始关注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秘密社会组织的，对其性质和特点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这类组织对于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有积极的作用，并提出了开展乡村秘密社会工作的基本政策。
1924年夏，安徽芜湖青年团组织在给中央局的报告中提出:安徽农民中的秘密社会“甚占势力”，其组织“极有系统”，如果能够“设法与之联络，加以训练”，“极可作农民运动之中心势力及急先锋”。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关注到了各地乡村秘密社会组织以武装反对军阀、抗拒苛捐的斗争与开展国民革命的互动关系，提出了要争取乡村秘密社会的主张。1925年底，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即指出:哥老会、红枪会等乡村秘密社会是“旧时农民的自卫的组织”，“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并断言:“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充分肯定哥老会、红枪会之类传统的乡村秘密社会组织对于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等民间秘密社会进行了分析，指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为一种革命力量”。陈独秀、瞿秋白等也都对红枪会、大刀会等乡村秘密社会组织给予了关注，陈独秀认为“他们实是武装自卫的农民，而不是土匪”，是“反抗军阀，反抗贪官污吏、反抗苛捐杂税，反抗土匪”的力量。瞿秋白则一方面肯定他们是“农民群众自己又继续中国向来所有的秘密组织”，如果将他们纳入农民协会的轨道，“立刻便可以成为极伟大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也指出，如果没有革命政党和军队的帮助指导，他们“当然要化为土匪、教匪，或者受军阀土豪所收买利用，反而变成压迫农民的武装实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秘密社会的基本政策是引导其参加国民革命，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乡村秘密社会工作的专门文件，议决案分析了红枪会等乡村秘密社会组织的性质，指出:“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是一般中小农民不堪贪官污吏之搜括，苛捐苛税之剥削，军阀战争之破坏，土匪溃兵之骚犹，以及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破产，土豪劣绅之鱼肉，才发生这种农民原始自卫的组织。虽然这种组织在发展以后，混入了一些游民分子参加在内，或是有些地方他的指导权落在土豪劣绅手上，然而绝不能说他纯是土匪的组织。”“他(指红枪会)的要求和行动，都是直接间接反抗军阀政治的，他是真正民众的武装，他已成为民族革命中破坏军阀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利用。”进而提出了党对红枪会等乡村秘密社会组织的工作方针:“红枪会不仅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并且是发展农民协会必须注意的工作。”党要积极引导这类组织，给他们“一点组织的方法和行动的政纲”。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秘密社会工作的重点是争取和指导，还没有明确提出对其进行改造的政策，而是主张:“不必积极去反对红枪会的迷信教条，因为这正是他们所能团结奋斗的要素。这本是落后农民不可免的现象，只要求他国〔实〕际行动有利于革命之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对鄂西神兵的早期工作
鄂西神兵是活跃在以恩施为中心的鄂西南山区的名目各异的农民秘密社会组织的总称。
神兵起于土家族、苗族山民聚居的咸丰县黑洞地区。1920年，军阀武装鄂西靖国军第三师驻扎来凤、咸丰一带，横征暴敛，奸淫掳掠。深受匪祸兵患之苦的当地民众组织民团自卫，并推前清秀才王锡九为团总。王锡九自称“善星卜之术”，习遁甲之法，在咸丰黑洞五谷坪建精灵宫，设坛宣讲，信徒吃符念咒，称“有神助”，“刀枪不入”，故名“神兵”。神兵以“打倒军阀、消灭棒匪、取消苛捐杂税”为口号，按乡编队，任命带兵首人，平时“寓兵于农”，有战事时以土炮响为号集结，俟战事一完，又各自回家“种阳春”。鄂西是神兵源头，但当时神兵影响远至鄂西周边的川、黔、渝地区，《中央日报》曾载文报道巫峡神兵的情况:“夔巫四十县内，均为神兵所据。四川省政府久不放官往治，故境内无官，无田赋，无捐税，自耕自食”。各地神兵组织名目各异，有联英会、大刀会、大道会、黄带会、红带会等，统称为“鄂西神兵”，大土家、苗、汉等族的贫苦农民。各地神兵领袖也多以农民为主，如宣恩乾善统、黄绍前、黎子哲、李胜飞;来凤郭天民;恩施周代表、孟前国、曾栋臣;利川梁大和尚、董凤鸣;建始田子才、罗玉麟;鹤峰陈连振、陈宗瑜;巴东谢仙长、许彬芳等，一时间神兵迅速蔓延至鄂西各县。
1926年下半年，随着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形成了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民运动高潮。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农民运动的斗争中，认为乡村的秘密社会是反抗军阀的重要力量，提出对其要运动、争取、“引导”的方针，甚至提出其中“有阶级觉悟的应介绍加入本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到鄂西神兵的存在并开展了对鄂西神兵的工作。1926年10月，共产党员张昌歧受党组织派遣在家乡来凤县组织农民协会，他将来凤的部分神兵改编为农民自卫武装，发动暴动，一度占领来凤县城。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作出了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的部署，要求各地党组织要注意联络和利用乡村秘密社会的力量。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农字第9号通告提出:“我们要懂得会匪在农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我们的目的便是要增进他们革命性和革命训练，使之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而成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帮助者”。八七会议通过《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提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开展对乡村秘密社会工作的具体策略:“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万不可一开始便去攻击其反动领袖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破除迷信，这种机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众拥护的”。
“八七”会议以后，在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领导下，巴东、兴山、秭归等地党组织积极开展了对神兵的工作。1927年10月，巴东特别委员会成立(简称巴东特支)，制定了改造、利用“神兵”组织，发展武装力量的工作方针。派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巴东、兴山、秭归等地的神兵组织，通过教育启发神兵群众的觉悟，改造神兵，并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1928年3月，在中共巴东特支的领导下，联合巴东、兴山、秭归等地神兵发动暴动，夺取巴东县城，击杀反动县长，建立革命政权———人民委员会。1929年9月，中共巴、兴、归党组织在改造神兵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西游击大队。1930年5月，鄂西游击大队攻占兴山县城，建立巴兴归县人民委员会，随后改为县苏维埃政府，鄂西游击大队扩编为红四十九师。神兵在巴兴归武装暴动和巴兴归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来源。中共施(恩施)鹤(鹤峰)临时特委也计划联合当地神兵在咸丰发动年关暴动。1927年12月，中共施鹤地区临时特别委员会在咸丰成立，由杨维藩任书记，并建立施鹤农民武装总队，制订了咸丰年关暴动计划，通过工作，争取了咸丰、宣恩神兵首领王锡九、乾善统的支持，相约共同攻打咸丰县城。1928年3月6日，施鹤农民武装总队在咸丰龙潭司誓师，随即向咸丰县城推进，但原本答应共同起事的咸丰、宣恩神兵却未应约赶到，致使暴动失败。龙潭司暴动失败后，中共施鹤临时特委总结失败教训，决定继续开展对神兵的争取和改造工作，并掌握其领导权，以扩大革命武装力量。随后，杨维藩以个人身份加入黑洞神兵，并被王锡九委为“黑洞精灵宫神兵第一军第一路司令”、“督办利川宣抚使”。在此期间，杨维藩与转战到湘鄂边开展武装斗争的贺龙取得了联系。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鄂西神兵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借助神兵的力量发动武装暴动，并吸收部分神兵群众充实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这为后来贺龙红军进入鄂西后对当地神兵的争取和改造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三、贺龙对鄂西神兵的争取和改造
贺龙是在石门暴动失败后于1928年9月率红四军转移到鄂西的鹤峰一带时开始对鄂西神兵的争取和改造工作的。
贺龙长期在湘鄂西一带活动，加之本身也有着秘密社会的身份(袍哥)，对于鄂西神兵的情况有着相当的了解。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对神兵的认识:“这一带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封建迷信的风气严重地统治着这一片贫瘠、偏僻的山岳地带。这里到处都有所谓‘神兵’(类似红枪会)，是有名的神兵窝。”“‘神兵’虽然是迷信团体，但其成员大都是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是为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组织起来的。除了被地主恶霸掌握的一部分，一般都不欺压群众”。基于这样的分析，贺龙决定要设法收编神兵，并在神兵的地盘建立根据地。1928年9月，贺龙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以当地的环境，神兵群众的援助，在我们主观的力量确实比较适合红军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我们决定在最近几天内即将红军带到施属之咸丰去”，并在报告中提出了争取和改造神兵的具体“工作策略”。10月，中共中央在给贺龙的指示信中肯定了他对神兵的分析及争取神兵的计划:“至于民团土匪，他们的社会成分，多与贫苦农民有联系，我们在民团土匪中应宣土地政纲，建立干部吸收他们的群众，从豪绅地主领导之下分化过来”，同时指示:“你们目前在大的敌人包围之下，欲图大规模的发展恐甚困难，此时宜竭力避免与敌人的主要力量直接冲突，以免被敌人消灭，同时你们到某地应极力帮助发展群众，使群众起来成为斗争的主力，你们的武装只有在广大群众当中才能生存而发展这是你们主要的任务”。在鹤峰休整期间，成立了由贺龙任书记的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红四军和湘鄂边地方党的工作。11月上旬，中共施鹤临时特委杨维藩来信介绍了利川、咸丰一带神兵的情况，并邀请贺龙前去开展工作。中共湘鄂西前委定下了争取和改造神兵的策略:“对其领导人物，采用争取和分化的办法，对下层则加紧团结、教育”，“吸收其下层觉悟的群众，成为党的群众”。从1928年10月到1933年7月间，贺龙亲自领导了对鄂西神兵的争取和改造工作，后又扩大到对四川、贵州边界地区神兵的争取和改造。
(一)收编和改造神兵武装，壮大红军力量，开展武装斗争。
贺龙最早重点争取的是鹤峰邬阳关神兵和咸丰黑洞神兵。1928年5月，中共地下党员徐锡如向贺龙汇报邬阳关神兵情况时，贺龙即作出“改造神兵，扩大武装”的指示。徐锡如受命到邬阳关与双刀会首领是陈连振、陈宗瑜父子联系，随后又派出共产党员到神兵大队担任副大队长和正副中队长，并发展了陈宗瑜入党。贺龙在率红四军抵达鹤峰后，即派人通过陈宗瑜开展对邬阳关神兵的争取工作。贺龙后来在回忆中谈到了这一段历史:“我曾派汪毅夫等去邬阳关做神兵陈宗瑜的工作。攻克建始后，我们即去邬阳关与陈宗瑜会合。陈是党员，陈父是秀才。我与其父谈形势所趋，陈协平(即陈宗瑜)以同宗关系，与其父谈革命理论，即改编了他们的全部神兵，共二、三百人。”1929年1月，贺龙成功收编了邬阳关神兵，其主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二特科大队，由陈宗瑜任大队长，另一部分则编为大道会革命军，由陈连振率领留守邬阳关。1928年12月初，贺龙率红四军进入黑洞地区，为了争取王锡九同意红军进驻黑洞地区，贺龙化名“王胡子”以袍哥身份亲入黑洞精灵宫做王锡九工作。贺龙后来在回忆中谈到:“我们搞黑洞神兵也是有计划的，不分化神兵，就不好活动。许多军阀武装整军整师就是被神兵搞垮的。神兵头子金侠公(即王锡九)是袍哥，又是地主。我以袍哥办法分化他，还分头做中、小头子和神兵士兵的工作，后来神兵窝子成了我们的根据地”。经过贺龙的工作，王锡九不仅同意红军在咸丰活动，而且将杨维藩率领的神兵常备队交由贺龙指挥。其后，贺龙将杨维藩等部神兵武装二三百人被收编为红四军第三特科大队，由杨维藩任大队长。在此期间，贺龙还争取了宣恩神兵群英会首领乾善统，将宣恩群英会神兵武装150多人编为红军游击大队，由乾善统任大队长。贺龙在1929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了红四军收编神兵武装的情况:“红军第四军之下设第一路指挥部及党代表办公厅。现步兵第一中队、第二中队及神兵联□会，编为第一特科大队，大道会、双刀会编第二特科大队，杨维藩编为第三特科大队。各部共有官兵四百余人，步枪、连枪共二百枪［枝］，战斗力较强。”红四军对这批新加入的武装进行了整编和改造，通过“进行阶级教育，做深入宣传，使神兵靠拢了我们”，使“部队面貌，也有相当改变”。这批神兵武装人员的加入，使红四军的兵员及时得到了补充，战斗力也很快得到恢复。
1929年4月，贺龙在以湘鄂西前委名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补充神兵武装人员后红四军的情况:“从去冬到现在，红军已发展至千人，枪枝亦增至三百余，基本部队为吴辅臣所带之特务队，贺炳南所带之第一中队，贺沛卿同志所带之第二中队，陈宗瑜同志所带之第三、第二特科大队等。”1930年春，贺龙率红四军离开鄂西，在公安与孙德清、周逸群率领的红六军会师，合编为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1931年3月，红二军团又改编为红三军，由贺龙任军长，转战于湘鄂川黔地区，神兵是红二军团和红三军中的重要力量。
1932年12月，红三军在洪湖苏区反“围剿”失败后，部队由二万五千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在贺龙的率领下又转移到了鹤峰。1933年7月，贺龙率红三军再进黑洞，开展对神兵的工作。此时，黑洞神兵原首领王锡九已遭反动团防势力杀害，黑洞神兵少壮派人物庹万鹏成为新的首领。贺龙亲自做庹万鹏的工作，8月，庹万鹏带20多名黑洞神兵骨干宣布参加红军。随后，他又动员说服黑洞及其周边地区的毛坝、大集场、晓关、桥塘等地神兵共700余人参加了红军，贺龙将此次收编的神兵编为特科一大队和特科二大队，分由庹万鹏和宣恩神兵首领黄绍前任大队长。1933年12月，四川黔江联英会首领龚昌荣率神兵20多人投奔红三军，也被编入黄绍前的特科第二大队，红三军攻克黔江县城后，又收编了200多神兵武装。加入红军的神兵战士由于多具有一定的军事技能，经过短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整训后，能够迅速形成战斗力，在作战中表现十分勇敢，使红三军战斗力大增。如第二特科大队在1929年1月红四军攻打鹤峰县城的战斗中充当突击队，率先破城，大队长陈宗瑜在战斗中更是骁勇过人，第二特科大队后改编为红四军第四团，因作战勇猛，被称为“神兵团”，团长陈宗瑜被称为“舍命王”，后在作战中英勇牺牲。群英会首领乾善统参加红军后担任红军的武术教官，深受官兵爱戴，所部群英会神兵战士因作战英勇，多次受到贺龙的嘉奖。1935年秋，在湖南平溪战斗中，乾善统部遭国民党军伏击，乾善统被杀害于来凤，群英会的神兵战士几乎全部战死在沙场上。贺龙二进黑洞收编的庹万鹏部神兵，因作战勇猛，被誉为“铁壳大队”，后编入红三军主力第七师，庹万鹏本人也因英勇善战，战功显赫，被任命为第七师副师长，率部随贺龙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区。1934年3月，庹万鹏在战斗中负重伤，贺龙安排他回家养伤，后遭县反动团防武装围捕，壮烈牺牲。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中对红三军收编和改造神兵的经验作了这样的总结:“红三军根据党的发动群众、创造新苏区的路线，几次游击鄂川边区几县(如宣恩、利川、咸丰、黔江一带)，使得这个地域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土地革命口号之下，积极的参加红军……斗争发展形式的过程已经由神兵斗争的形式走到参加红军的形式;由参加红军，企图依赖外来红军力量得到解放，过渡到自己组织红军来作武装斗争，已经表现群众的革命化，开始走到苏维埃运动的道路。证明党的发动新的区域的群众，创造新苏区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1934年6月，贺龙率红三军转战到四川、贵州边界地区，湘鄂西中央分局专门开会讨论争取黔东神兵问题，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议发布《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随后收编了当地千余神兵武装组成红四军黔东纵队。1935年1月中旬，红三军又收编2000余神兵组成了第十七团。神兵武装成为当时红三军的重要兵源。
(二)依托神兵在鄂西农村的社会基础和组织体系发动和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
贺龙对鄂西神兵的争取和改造还体现在通过神兵组织来动员和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由于神兵组织在鄂西农村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特别是对于下层农民中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要在鄂西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就必然要和各地的神兵组织发生关系。由于神兵组织的社会基层就是底层农民，如果能够争取到神兵组织的支持和合作，对于发动、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就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不能够处理好和神兵组织的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便会十分不利。因此，中共鄂西党组织在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时，一般会注意争取与神兵的合作。国民革命时期张昌歧在来凤县组织农民协会时，就是依托当地的神兵组织来进行的。中共施(恩施)鹤(鹤峰)临时特委在发动农民运动时，也特别注意和神兵的合作。1928年冬，贺龙率红四军进入鄂西后，非常重视通过神兵组织来发动和组织农民。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通过神兵组织来发动农民的策略:“神兵是一种农民斗争的原始形式，……我们的策略，首先在接近他们，在接近了他们以后，主要的是以土地革命口号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来夺取下层的群众。同时，在群众中还直接的组织农民的团体。当时采取了这个工作路线，我们当时组织群众的方式是两种:(一)是组织游击队，同着红军行动;(二)是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斗争纲领是抗租、抗税、抗债与反对国民党政权，发动土地革命。会员是雇农、贫农、中农，这是苏维埃政权没有建立之前，白区组织农民群众的一个方式)、雇农工会。”贺龙后来在“关于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回忆了通过神兵组织中发动农民的情况:“同时，在神兵中进行阶级教育，做深入宣传，如房子什么人修……等等，于是，神兵靠拢了我们”。1929年4月中共湘鄂西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在鹤峰境内，“现在已经成立农协的有七处，可以号召的群众(编入小组的)达四千余人，在邬阳关方面并有千余神兵在党的影响之下而与反动派斗争着。”报告中还专门谈到了在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如何处理神兵组织和农民协会的关系问题:“邬阳关方面，设有神兵的佛堂，与农协时有冲突，农民受佛堂的压迫颇深。县政府除已决定农协并得指挥佛堂外，同时此间并要我们同志加紧农协工作，深入广大群众中去，领导农民减少佛堂的信仰，提高农协的作用，即是要夺取神兵的群众成为农协的群众。”6月，中共中央在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信中，对湘鄂西党组织利用和改造神兵组织来发动农民运动的策略也给予了肯定，并指出:“神兵是农民在军阀苛捐杂税压迫之下而发生的一种反抗组织，这一组织在客观上是带有革命性的群众组织，不过他有两个主要的缺点，一是常常在豪绅中小地主领导之下是迷信，我们对他的策略是打入进去领导他们作反军阀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努力作土地革命的宣传，领导这些群众反对这些豪绅地主的领袖，领导群众转到革命方面来，深入土地革命的工作，绝不应对神兵群众采取关门的政策。自然在某一情形之下，对于这类的武装，亦可设法利用他们或收编他们好的群众”。从这些档案文献和贺龙的回忆中，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神兵组织在鄂西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中所起到的作用。
(三)借助神兵力量，开辟与发展革命根据地。
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都离不开对神兵的工作。1928年3月，中共巴东特支在巴东县发动神兵暴动，后建立了巴兴归革命根据地，这是依靠神兵建立乡村革命根据地的最早实践。1928年底，在贺龙石门暴动失败后，率红四军转移到鹤峰一带时，也作出了借助当地神兵力量，以“黑洞狗耳石等处为红军根据地”，“一有相当基础即建立苏维埃和实行分配土地”的决策。贺龙当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选择在咸丰黑洞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原因:“泥沙失败后，红军由走马坪退至鹤桑交界的×××××等处休息(在休息有接到头××××××××××石门实不可能)，鄂西特委虽有回信，但只要我们与五峰势力汇合是否有点把握，亦难预定。惟施鹤特委的答复，比较园［圆］满，以当地的环境，神兵群众的援助，在我们主观的力量确实比较适合红军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我们决定在最近几天内即将红军带到施属之咸丰去。”红四军要想在咸丰一带顺利建立根据地，就要尽量避免和神兵的冲突，争取和神兵合作。为此，贺龙亲赴黑洞做通了王锡九的工作，使红四军很快就在鄂西站住了脚跟。1929年1月，红四军以改编的神兵武装特科大队为突击队，攻占鹤峰县城，建立鹤峰县苏维埃政府。6月，红四军又攻占桑植县城，随后鹤峰、桑植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红四军也发展到3000千多人。7月，红四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桑植县城的进攻，击毙旅长向子云，歼敌2000余人，缴获枪枝1000余支，巩固了根据地。随后，红四军又向五峰、长阳、松滋等地发展，发动群众，开辟新区。1930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和鄂西特委决议，贺龙率红四军主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合编为红二军团，随后，湘鄂边、洪湖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监利、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红四军第五路指挥陈连振(原邬阳关大道会首领)则率部坚持湘鄂边的斗争，他又以起神兵的名义组织了千余农民参加游击队，坚持在巴东、建始、鹤峰、五峰、长阳一带活动，为保卫湘鄂边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贺龙对鄂西神兵的争取和改造神兵，对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坚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1932年10月，湘鄂西根据地未能打破国民党军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洪湖根据地全部丧失。贺龙率红三军于1932年12月又转移到鹤峰、利川一带活动。1933年7月，贺龙再进黑洞，收编庹万鹏等部神兵，补充了红三军兵员。此后，贺龙率红军主力离开黑洞地区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区。军部警卫营长钟德之奉命率部分红军骨干留守黑洞，招收神兵组成游击大队，以黑洞为中心，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钱粮，建立苏维埃政权，10月，在黑洞正式成立乡苏维埃政府，将神兵的发源地改造成为了红色根据地。1934年6月，贺龙率红三军转战到四川、贵州边界地区，根据鄂西的经验，迅速和当地的神兵建立了合作关系，不仅收编了大量神兵充实部队，同时，依托神兵原有的社会基层，很快建立起包括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的酉阳(今属重庆市)在内的黔东特区根据地。随后，又东出湘西，在湘鄂川边恢复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形成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4年8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所有这些工作的成绩，已经建立了黔东(印江、德江、沿河、松桃和川边西、秀附近)的苏区，已经举行了黔东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已经以明显的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将这个区域的原始的神兵斗争转变到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苏维埃革命方面来……所有这全部革命斗争的成绩已经使我们解决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巩固的基础”。显然，对于神兵的争取和改造对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利用和改造乡村秘密社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村武装斗争的一大特色。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革命进入到以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革命时期。而这一时期在中国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形形色色秘密社会组织，因为其成员多为农村底层贫苦农民与游民，多具有反抗军阀地主压迫，痛恨贪官污吏、反抗苛捐杂税的诉求，又具有较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有效的联络方式，并拥有自己的武装，带有准军事组织的色彩。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发动乡村暴动，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的过程中，经常会借助这类乡村秘密社会组织。贺龙在开辟和坚持湘鄂西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将争取和改造神兵作为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阶级教育、政治训练等方式克服神兵组织的落后性、愚昧性，激发神兵群众的革命性，利用神兵的组织网络，发动和组织农民，收编神兵武装，壮大红军力量，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和改造乡村秘密社会力量，发挥其在乡村动员、乡村组织和武装斗争中的积极作用的一个成功范例。
参考文献:
［1］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64．
［2］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
［4］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074．
［5］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74．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16．
［7］巫峡神兵的状况［N］．中央日报，1928－09－02．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9］中央档案馆．秋收起义:资料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2．
［10］梅兴无．鄂西“神兵”起义纪略［J］．江汉论坛，1985(1)．
［1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星火燎原选编:第1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79．
［1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第1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13］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J］．近代史研究，1980(1)．
［14］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第2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15］梅兴无．贺龙两进黑洞［J］．档案时空，2015(1)．
［16］张爱华，王平．贺龙与鄂西神兵［J］．湖北档案，2008(6)．
［17］龙子健．庹万鹏的传奇人生［J］．恩施老区建设，2010(10)．
［18］贺龙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