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当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败，朱德、陈毅率领保留下来的部队，从粤北转移到湖南后，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1928年4月，起义部队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极大地壮大了我党创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回顾这段历史，赞颂朱德、陈毅等发动的湘南起义和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是“点燃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的壮举。

90年后的今天，纪念湘南起义，追忆这段光辉历程，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予湘南起义和“朱毛会师”的高度评价，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源头的学习理解，激励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好地挖掘红色资源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湘南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湘南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首先，湘南起义的爆发是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生动实践。1927年8月3日，在《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明确指出，“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团体……”并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南特委。此后，中共中央同意以汝城为中心，在湘南举行秋收起义。为此，毛泽东亲自拟定了《湘南暴动大纲》。9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秋收起义应注意的问题致湖南省委的信中明确指出：“就在战略上说，假使湘南不有大暴动，湘中暴动即能胜利也是不能持久的。”训令中共湖南省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决议，“丝毫不许犹豫”。这表明湘南起义早在爆发前数月，中共中央已作出了部署。

但是，由于情况发生变化，秋收起义改在了湘赣边界举行。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部进入湘南。这时湘南的斗争形势又出现新的变化，他们抓住宜章敌人驻军空虚、且地方党组织对发动湘南起义已作充分准备的有利时机，果断地作出智取宜章、在湘南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并得到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赞同。智取宜章的胜利，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而湘南起义则在毛泽东前期努力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湘南暴动的计划。

其次，湘南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南昌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南昌起义爆发不到一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八七会议闭幕第二天，中共中央给南昌起义部队前委的信中明确提出南昌起义与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的原则。据此，中共中央训令四省立即发动秋收起义，以响应南昌起义。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作出《关于湘省工作的决议》，委派毛泽东、彭公达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一个月后，秋收起义爆发。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毛泽东等同志到湖南的同时，又派张太雷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军委书记，领导广州起义。张太雷于8月下旬到达广州后，即刻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研究广州起义的时间和相关事项，建立起义决策机构，

同时接应南昌起义军。他们也是利用粤桂军阀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于12月11日凌晨发动武装起义。由此可见，湘南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是遵照八七会议精神，在临时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武装起义，都是对南昌起义的呼应、继续和发展。

再次，湘南起义是对中国革命道路初步探索取得的重要成果。湘南起义是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遭受失败后，转兵湘南以农村为中心发动的一场武装起义。它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样，是在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遭到挫折后，适时率领部队走上的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其一，湘南起义初步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朱德作为领导者之一，亲历了南昌起义从胜利到失败的过程，在率领部队转战湘南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必须将武装斗争的中心，由城市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要保存这支革命队伍，就要找到一块既能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之地。他认为湘、粤、赣边敌人统治薄弱，是个三不管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好，支援北伐战争最得力，应该到那里去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南昌起义部队形成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基于南昌起义的教训，朱德、陈毅从转兵湘南起，就明确了起义不是以攻打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而是

将主要力量用于向湘南广大农村发展。这是符合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其二，湘南起义初步开始把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朱德曾说，南昌起义时“只是看到武装斗争的必要，而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必须和农民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没有把军队开到农村去搞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反而在起义胜利后把部队从南昌拉到广东去了。”湘南起义时，起义领导者、组织者明确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这是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的结果。在朱德、陈毅和中共湘南特委的领导下，工农革命军既是武装的战斗队，又是土地革命的工作队。各县制定了《土地分配法》，宜章、资兴等地开始了平分土地。这些举措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了翻身农民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形成了百万农军闹革命的壮阔景象。其三，湘南起义初步尝试把武装斗争与群众工作相结合。朱德、陈毅率部进入江西省崇义县等山区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土匪、收缴地主武装，控制山区整顿关卡收税以解决给养。部队白天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晚上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除了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部队还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并向群众宣讲党的革命理念。这些为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总结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斗争经验,曾这样评述:“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里所说的“朱德毛泽东式”，其中包含湘南起义创造的新鲜经验。

二、湘南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湘南起义的爆发，比较早地开始了从以攻占大城市为中心到以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的转变，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一，湘南起义聚集整合了散落在湘粤赣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湘南起义的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在起义期间汇聚、保存了湘粤赣地区的主要革命武装力量。朱德等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余部2000余人南撤到达韶关时，部队只剩下800余人，广州起义失败后的部分起义军部队正好流落到韶关又加入了朱德的部队，随后部队应中共湘南特委的邀请赶赴湘南参加湘南起义。同时，起义聚集了当地各县的地方军和赤卫队。一批曾参加过南昌起义，部队被打散后回到家乡的湘南籍同志，如萧克、唐天际，李奇中等人在朱德率部到达湘南后，当即归队，或在各自的家乡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参加湘南起义。这些部队成为地方军的重要来源。工农革命军在湘南起义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壮大,到井冈山砻市会师时,部队已有1万余人。

其二，湘南起义为探索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积累了新鲜经验。湘南起义的结局深刻地揭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朱德曾经指出：“一是没有转移到乡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二是没有整编和改造。这是南昌起义后遭到失败的两条最重要的教训。”正是血的教训，才会有南昌起义部队的“赣南三整”，以及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湘南起义。这些，客观上促进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湘南起义坚持了3个多月，建立了各级政权，短时间内组织了上万人的革命武装，并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这是当时的城市斗争很难做到的。这些成功的实践,使朱德等共产党人看到了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的美好前景,坚定了他们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信念。同时,湘南起义的最终结局也从反面证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拥有1万多人武装力量的湘南起义军最终不得不退出湘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最后还是靠毛泽东在井冈山坚持的这块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也正是因为这样,经过包括湘南起义在内的多次起义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特别是到那些经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才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正如亲历者黄克诚所说：“没有根据地的依托，红军就无法生存。离开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单凭攻打几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其三，湘南起义为纠正党内“左”倾盲动错误进行了初步探索。当湘南起义方兴未艾之时，湘桂军阀联合起来，把屠刀对准了湘南革命力量。1928年3月中下旬，李朝芳、范石生等部向起义军发起总攻击。面对这一严重局面，中共湘南特委强调“守土有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将湘南所有人民武装力量投入战斗，与敌硬拼。这种冒险盲目的主张，受到了朱德等人的坚决抵制。朱德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情况，吸取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的教训，为保存革命力量，在敌人兵力数倍于我的情况下，坚决主张避敌锋芒，主动转移。关键时刻，朱德不顾中共湘南特委的反对，依然决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农军主动撤离湘南，向东转移，向井冈山靠拢。他在回忆湘南起义时说：“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了湘南。”

其四，湘南起义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参加起义的当事人萧克将军曾这样评价：“没有湘南起义，就不会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湘南起义有效地牵制了敌人,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创造了条件。湘南起义的巨大声势,迫使湘粤两省军阀急于调兵谴将,对湘南起义军实行“协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湘粤敌人的注意力,减轻了来自西北面的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工农革命军得以放开手脚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第二，湘南起义产生的武装力量和战斗中游击战术的成功运用,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开展和胜利奠定了基础。湘南起义不仅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而且在斗争中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政治、军事骨干。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湘南起义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壮大。湘南起义军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合,组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一支最强大的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湘南起义军部队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湘南起义中,朱德率领起义军灵活、成功地运用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后来井冈山的军事斗争中多次得到很好的运用。第三，湘南起义中进行的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建设道路，积累了经验。

三、湘南起义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湘南起义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举行湘南起义，起义军能够坚持下来并由小到大，最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主要原因是部队中有共产党的组织，有党的领导及政治工作的基础。朱德、陈毅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思想建军、政治建军，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他们领导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通过开展思想教育，整顿党团组织，设立党支部，严肃纪律，使部队明确了方向，稳定了军心，为湘南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基础。在与国民党范石生部合作期间，朱德、陈毅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独立领导，在国民党第十六军内部成立了军委，陈毅任书记；还建立了政治部，连队设立政治指导员，将革命武装力量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二，湘南起义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朱德、陈毅等人吸取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深刻认识封建军阀的割据与斗争，对革命力量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进行了科学研判，决定将主要力量用于向湘南广大农村发展，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起义后期，面对国民党军阀的联合进攻，朱德等同志领导部队结合实际情况，抵制硬拼蛮干的“左”倾盲动政策，适时将起义部队撤离湘南，转移到井冈山，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国情出发，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第三，湘南起义启示我们，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越是危难关头，越能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败后，孤立无援。面对严峻的形势，朱德挺身而出，召开全体人员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同时有理有据地分析革命前途，指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也会有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朱德的讲话稳住了军心，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抱着坚定的革命信念，重整旗鼓，历经艰难险阻，转兵湘南。他们与广大湘南儿女同舟共济，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旗帜，振奋了大革命失败后处于低迷状态的革命群众的精神。湘南起义保存下来的革命星火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武装汇聚成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千难万险，点燃了革命胜利的希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天我们抚今追昔，纪念湘南起义，缅怀革命先烈，就是要学习湘南起义所蕴育的革命精神，勇立潮头，积极投身到新时代的伟大事业中去。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