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又名洛甫，曾留学苏联，长征出发前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原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之一，但他忠诚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很高，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列于总书记博古之后，还排在周恩来同志之前，正是由于张闻天思想的转变，从“左”倾阵营中分化出来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才促成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一、在中央苏区张闻天与毛泽东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张闻天1931年在进入中华苏维埃政府工作的时候，他与毛泽东有了工作上的联系，但也就是一般的同志关系，并没有特殊的交往。“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1934年初，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派张闻天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想排斥、架空毛泽东。张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因工作关系而联系密切起来，在工作中增加了对毛泽东的接触和了解。他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时，总要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
在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斗争中，张闻天逐渐认识到博古“左”倾路线的错误，并不断加深了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的认识。福建事变发生后，博古他们不愿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相配合;毛泽东主张配合，提出一个既可粉碎第五次“围剿”又可援助十九路军的正确建议;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与博古产生了分歧。张闻天后来回忆说:“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指博古)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在对广昌战役的看法上，张闻天与当时党的总书记博古的分歧公开和白热化。在有关广昌战役的政治局会议和军委会议上，张闻天认为，博古、李德实行的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等“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是广昌战役失败的最重要原因，这不仅丢掉了阵地，还造成了主力红军的重大伤亡。博古要负责任。博古大为恼怒，上纲上线说张闻天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是反对列宁的中国机会主义者。张闻天后来回忆说:“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公开的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这次冲突，加深了他和博古的矛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加接近了毛泽东。
二、张闻天认为毛泽东是可以率领红军走出困境的不二人选
长征出发前，由于张闻天已经被架空，只有一个政治局常委的空衔，许多重要的会议都不能参加，重大事项都是三人团决定，内心很苦闷，他经常和毛泽东交谈，也把自己的担忧和想法直接告诉了毛泽东，同样的境遇使他和毛泽东慢慢地亲近起来“……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第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长征途中，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身体都有伤或有病，他们坐担架经常在一起行军，有意无意经常在一起交换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的看法，反思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战略战术上的得失等等。毛泽东同志长期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第一线，对国民党军和红军的情况非常熟悉，从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后勤保障、民众的组织发动、和前四次反围剿的比较等等方面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利弊得失，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左”倾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错误，只有决战防御军事路线才是带领红军取得胜利的唯一出路，张闻天深为折服。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抵达湖南通道县城，博古、李德等“左”倾中央领导人准备按照原定计划去湘西汇合红二六军团。国民党军已经知道红军去湘西的战略企图，早已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埋伏了20万重兵。毛泽东在得知国民党军张网以待的情报以后，向中央建议避实击虚，避开湘西的国民党重兵，中央红军主力转兵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张闻天在通道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只有毛泽东出来，才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取得胜利。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的支持下，通道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采纳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
三、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遵义会议是在当时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惨败之后元气大伤，找不到战略立足点的情况下召开的。去湘西之路被国民党军截断，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确定的在遵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不适合，因为黔北百姓贫穷、人烟稀少，不利于红军凑粮凑款和扩红，而且，黔北处于乌江和长江的夹江地带，红军没有回旋的空间，易于被国民党军围剿，不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主要是总结和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和长征初期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解决军事指挥问题和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由党中央总书记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扩大到各军团的军政首长。会议原来安排的主要议程是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经验教训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提议大家讨论发言时，张闻天作了反对博古报告的长篇发言。博古的报告历史上称为“主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历史上称为“副报告”，张闻天的发言历史上称为“反报告”。博古的“主报告”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军的力量过于强大，国民党军50万人、装备精良，红军10万人、装备落后，红军在白区的工作不力、情报工作落后，苏区的后勤保障工作不力，等等，极力为“左”倾战略战术和“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进行辩护，推脱自己的责任。周恩来同志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党无限的忠诚，在其“副报告”中主动承担责任，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固然有国民党军的强大等客观原因，但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红军战略战术的错误和军事指挥的错误，他作为红军总政委和三人团的成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闻天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作过长期的思考，又在长征途中和毛泽东及其他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交换过看法，他的发言系统而严密，直指问题的要害。张闻天认为博古的报告过分强调客观原因、避重就轻、推卸责任;没有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等错误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深刻检讨，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恰恰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博古作为党的总书记，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一个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中央军委成员的外国人(李德)来指挥，完全违背了中央军委集体领导的原则，而且这个外国人(李德)对中国的国情、红军的军情全然不知，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只知道照搬苏联红军的战法，用一张并不准确的军用地图，在那里瞎指挥，不管是大道还是小路，也不管是直路还是弯道，不知道红军也是肉体凡身，也要吃饭睡觉，也要休息，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红军某时某刻到达、某时某刻攻取，不打败仗才怪呢。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历史上被称为“反报告”，由于他在中央红军长征的高级干部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威信，他的坚决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态度，为遵义会议结束“左”倾军事错误路线，重新肯定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遵义会议在肯定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正确军事路线的同时，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根据周恩来、毛泽东和他本人在遵义会议的发言以及其他红军将领的发言起草《遵义会议决议》，这就将遵义会议的成果用党中央的文件形式巩固下来，张闻天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张闻天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遵义会议参加者中三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之一，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周恩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系统地、坚决地、旗帜鲜明地反对李德、博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正确军事路线，他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
四、遵义会议以后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军事路线
1935年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代替博古任中央总书记。会议通过了张闻天在行军途中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左”倾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李德、博古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撤退中逃跑主义。对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正确军事路线充分肯定，并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消极防御和毛泽东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红军在今后的战争实践中还要继续坚持和运用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正确军事路线:
第一，集中兵力原则。认为中国革命将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状态，敌我力量的对比往往是敌人数倍或是数十倍于我，而且敌人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后勤保障比我们充足，在这些方面，敌人处于绝对的优势，我们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我们并不怕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强大的敌人。中国地域辽阔，我们有广大的空间可以回旋，而当敌人包围和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部分兵力牵制敌人，而集中优势兵力对其孤立突出的一部分弱敌快速歼灭之，达到整体内线作战中的部分外线作战、整体弱势中的部分绝对优势的效果，各个歼灭敌人，不断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第二，运动战原则。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在军事上采取了堡垒战略，30里一大堡垒群、10里一小堡垒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关隘都建立了堡垒，极大地限制了红军的机动性，但是，红军并不是没有实行运动战的机会，比如团村、建宁战役及十九路军事变时，都有施行运动战的机会，但李德、博古等“左”倾中央没有去进行运动战，而是错误地采取分兵迎敌、阵地战、短促突击的单纯防御军事战略战术，在有强大兵力和充足的后勤保障的敌人面前，红军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这是叫花子和龙王爷比宝，正确的战略战术应该是用运动战去战胜阵地战，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
第三，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上的速决战原则。中国革命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将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是短时间之内一蹴而就的，为了打破敌人持久战对红军的围攻，要在物资、兵员准备、群众工作等方面进行充分准备来对付敌人的持久战，而在具体的每一个战役上要坚持运动战和速决战相结合，每战不光要集中优势兵力，还要在敌人的援兵赶到之前快速歼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免与敌人拼消耗，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时机再反击敌人。
1935年2月5日，扎西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随即在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张闻天主持并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张闻天满怀深情地说，同志们在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同志们受苦受累了，8万多主力红军，现在只剩下3万人了，有那么多优秀的指战员牺牲了，这仗打得窝囊啊，这都是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造成的啊。上个月，我们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李德、博古的“左”倾单纯防御军事路线错误造成的。不过，现在好了，我们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了，毛泽东同志已经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了，协助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同志指挥红军，毛泽东同志的决战防御军事路线过去领导红军取得了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今后也是红军作战的一般军事原则，我相信红军必将在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取得辉煌的胜利。
扎西会议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以党中央的文件形式对毛泽东积极防御军事联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为这是红军过去行之有效和取得胜利的作战原则，并将其确定为红军今后作战的一般原则，并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其他方面军进行了传达。参加了长征的王守道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合作是很得力的。对毛泽东同志他非常尊重，许多重要事情的确定，都要事先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为此，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向我们说:洛甫同志是开明君主。”
《遵义会议决议》在扎西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通过，以及随后在红军指战员中的传达贯彻，对于批判李德、博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重新肯定和确立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遵义会议决议》既是对李德、博古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和长征初期“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深刻批判，又是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正确军事路线的第一次系统总结，而且写进了党中央的文件，这对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逐渐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奠定了思想基础。1935年3月初中央在遵义成立前敌司令部，负责红军的战役指挥，任命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中旬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临机处置红军战略指挥，毛泽东是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之一;8月沙窝会议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泽东接替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同志一步步地成为党和红军的核心，这和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同志的全力支持密不可分。张闻天是遵义会议上以党内排名第三的常委身份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将毛泽东积极防御军事路线写进党中央文件的第一人，以总书记的身份将毛泽东积极防御军事路线在全党全军进行宣传贯彻的主要推动者。张闻天实际上成为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崛起的最关键的人。
参考文献：
［1］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2］费侃如．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M］.东方出版中心，2006．
［3］程中原．张闻天传［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