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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革命价值观研究
朱耀斌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体现了个体或社会所遵循的观念形态和行为准则。蔡和森身处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代,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受到其空间迁移、时间流转与革命实践的深刻影响。他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最终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价值观,实现了湖湘文化价值形态的全面提升。蔡和森鲜明的文化品格独立的文化自觉和崇高的革命气节全面呈现了他革命价值观的形成理路目标指向与精神图腾。

、蔡和森革命价值观的形成理路:文化品格

文化品格包含了地域的文化基因、时代镶嵌的思维逻辑与社会实践的终极关怀,对于个体的行动选择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蔡和森的文化品格烙上了鲜明的湖湘精神与时代特色。

(一)湖湘文化:解读蔡和森文化品格的基因密码

地方区域文化总是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逻辑与行动密码。湘中地区在近代以来成为了湖南、全国瞩目的政治焦点。曾国藩等湘中学子塑造了“无湘不成军”的历史定格,其忧国忧民的忠贞情怀、深厚的民本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等文化精神滋润着湖湘后来者。蔡和森祖籍湘乡永丰镇{今双峰县},年少时就生活在湘军肇兴的乡间田垄,学徒劳作,养成了吃苦霸蛮的精神。蔡和森母亲葛氏家族原本与湘军颇有渊源。濡染其间,湘军所倡导“忠义血性”和引用一班正人转移社会风气以澄清天下的文化精神对蔡和森的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蔡和森十六岁(1911年)在永丰国民初小开始其读书生涯,十八岁(1913年)即矢志入省城求学。在湖南一师与毛泽东“恰同学少年,一起问学杨昌济等先生,接受了湖湘文化的全面洗礼。从屈原、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到蔡松坡,蔡和森兼容并蓄了先贤们的文化精髓,其文化视界开阔起来,文化品行亦渐次丰盈。当蔡和森把新民学会的文化使命定位于改造国民的问题视域,试图“得一班正人”打入地狱,就已凸显了湖湘文化使命的本原。他说:“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且以“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共勉,对于新民学会的发展目标提出了“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的凌云之志。沈宜甲在《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中言及蔡和森早期思想受谭嗣同影响最大,吸收了谭嗣同《仁学》关于“冲决封建网罗”的文化精神,主张以‘心力”来“改良人心,尽管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对于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价值。王船山的经世实践、屈原的求索精神、范仲淹的忧国情怀、蔡锷屈节以天下为重的风骨都成为了他和新民学会会员一起研习的文化养料。杨昌济等先师对于湖湘文化的推崇与讲习也给矢志改造社会的蔡和森等青年学子以直接的影响。蔡和森身体瘦弱,哮喘缠身,但他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和志存高远的文化品格无一不折射出湖湘文化的特质

(二)、时代精神:蔡和森文化品格的现实关照

新文化运动五四狂飙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蔡和森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观照,留法勤工俭学为蔡和森革命价值观的完美蜕变提供了历史机遇。

蔡和森从问道岳麓开始,就接触新文化运动思想。从他与陈独秀、毛泽东的私人往来信函中透视,他已初具了民主改良的思想。他多次与毛泽东讨论国民改造以“切磋学术、砥砺品行"来改变中国社会“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现实,以实现除旧布新的革命目标。尽管他与毛泽东的新村建设还只带有社会改良的性质,认为天下治乱在于转移人心,简单地把墨子思想与列宁主义等同起来,但已具“以一人之忧共诸天下,以天下之忧纳诸一身”的救世情怀。他到法国后,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参照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史实,比对种种思潮流派,完成了其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价值观的蜕变与升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于综合革命说和进化说”。陈独秀在回信中明确肯定了蔡和森关于马克思主义骨髓的判断,也赞成让更多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以辨明马克思主义的真伪。但当陈独秀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莫大的损失时他又坚定地批判了陈独秀主义没有认识清楚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右倾错误,并对彭述之主义、戴季陶主义谭平山主义和鲍罗廷主义等机会主义同盟在土地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方面的荒谬主张表明了其“不客气的斗争态度,显示其洞察现实的理论水平与党性修养。

(三)革命实践∴蔡和森文化品格的历史表述

蔡和森的文化品格完整地表现于他的革命生涯的全过程。蔡和森作为党内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先驱,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探索实践,逐步培养其独立精神、政治智慧和理论素养。蔡和森从长沙到北京后,广泛接触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进一步坚定了走俄国革命道路的信念。蔡和森在1919年回信毛泽东:“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实践和自修学习是他认为提高认识中国国情能力的基本途径。

到法国后,他“猛看猛译”,很快就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与此同时他还在巴黎、里昂、蒙达尼等地进行社会调查,考察法国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亲自接触和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为他分析中国社会和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作了深入的理论储备与方法探索,提出“要使统御宇宙的社会主义从此登基”,同并告知留在国内的毛泽东和其它新民会会员“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回这些书信往来与相互沟通加快了毛泽东等人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蔡和森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先后主编《先驱》和《向导》,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积极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有力驳斥了胡适诬蔑反帝为“海外奇闻”的辩护丑脸,强调在国共合作中要保持党的独立性,与国民党右派与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卓越的洞察能力与组织艺术成功发动了五卅运动。在驻共产国际期间,深入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演讲报告,并系统总结了建党五年来的基本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初步理论成果。

蔡和森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对于中国革命道路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主张以暴力对暴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他在党的六大上分析到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在革命阶段上要处理好高潮和低潮的关系,反对瞿秋白的“一直高潮”论和张国焘的完全否定革命形势论;认为在革命的空间上提出了农民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思想,与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如出一辙,构成了我党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主体脉络。

、蔡和森革命价值观的指向:改造中国与世界

蔡和森一生致力于探索改造社会,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救世情怀。从最初的改良思考到后来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蔡和森以劳苦大众为历史分析主体,力主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体现了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性

(一)“储养”与“练习”的统一

蔡和森北上筹备留法勤工俭学时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是1918年6月30日邀毛泽东北上“储养练习时说到:“普渡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无所谓屈节”,“吾人今兹,之所急者:一方要有适当之储养,一方要有适当之练习。”在蔡和森看来,“前辈名人,疏空罕成者,多矣,此非其才之不足,智之不逮也。无充分之练习故尔”,鲜明地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认识论思想,进而思考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对于后来他主张新民学会向外发展,把实践摆在第一位的学术意趣具有重要影响,继承了王船山关于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和文化品格,对于新民学会的发展以及其会员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发生了重要影响

 (二) “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

在新民学会筹建初期,蔡和森非常赞同梁启超关于新民”的注解,将中国积弱落后的事实归因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具有鲜明的改良色彩。这个宗旨是很符合他们当时的身份和思想状况的。

1918年8月21日,蔡和森与毛泽东谈及改造社会的手段与目的,否定了传统的善恶观,说道:“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表明了蔡和森对于现实社会的直面勇气毅然打入“地狱与之博死一战。在谈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和方法时蔡和森强调“将此万恶捣之碎之,烧之熔之,锻之炼之,淬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提出了与旧社会决裂和锻造新国民的思想具有湖湘文化的圣贤豪杰创世精神。

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创办新民学会。在他获知毛泽东关于大规模的自由研究计划后,难掩“动吾之心,慰吾之情”的狂喜,在回信中宣称:“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与谭嗣同“冲决一切网罗”的精神如出一辙,是一种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改造国民性的文化路径依赖,标志着蔡和森革命价值观的萌芽

(三)“极端马克思派”

蔡和森艰苦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他早期对墨子平民思想的偏爱。沈宜甲在回忆中尝言蔡和森是百分之九十九墨子之徒,因为蔡和森主张要像墨子一样以“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精神来改造社会,必要时要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他曾在与张昆弟的谈话中说到“以中国无一部完全之史书,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宜“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成一史书”阿,颠覆了传统的史学主体价值观,把平民大众作为考察社会的主体地位,具有初步的唯物史观思想

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出中国应仿效列宁的人。1918年8月21日,在蔡和森致毛泽东信中指出:人不能只有善而无恶,正人之恶,即是善之变相,求全则难免不为乡愿,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厉害。墨瞿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要“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之所为”(上集第27页),向毛泽东表明了十月革命给他所带来的震撼与影响,相信列宁的做法比墨子的思想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这是他救国思想的升华。

留法期间,蔡和森完成了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1920年7月的蒙达尼会议上蔡和森明确主张激烈的革命,倡议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1920年8月13日与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强调”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1921年2月他在法国致信陈独秀表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吉尔特社会主义,论证中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四) “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

蔡和森接受、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独立思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凸显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意趣,推动了我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早在新民学会成立前,他曾经与张昆弟讨论说: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欧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突破了近代史以来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视野与狭隘的价值观,凸显了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文化思考,批评了全盘西化派”和“保存民粹派”,颇具去伪存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思想准备和价值观的铺垫。

蔡和森在最初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时把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归纳为综合革命说和进化说,体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系统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吉尔特社会主义流派。毛泽东在回信中明确唯物史观是吾党晢学的根据,没有一个字不赞同”。陈独秀也赞同蔡和森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骨髓”的判断。蔡和森提出要以自身读书阅报之所得来促进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详细讨论,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线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蔡和森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其中鲜明地提出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需要新的实践来检验,另一方面是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对苏俄社会主义的实践的观察来看,蔡和森认为“俄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无阶级无反动社会组织完成世界组织完成取消国家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布尔塞维克,既已把俄罗斯完全彻底的建设其主义”,“我已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啊与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线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从借鉴苏俄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要形成“自己的理论”,首先要建立一个“和俄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其次要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政治环境及其历史使命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演讲报告中,鲜明提出有别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蔡和森在总结党的五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真正的革命党,如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但党的理论并非从天下掉下来的一短时期可以形成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三、蔡和森革命精神的图腾:“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蔡和森作为一个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其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事业,不断激励着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他的大无畏革命牺牲精神是党的重要精神财富谱写了为革命抛洒热血的红色篇章。

(一)“若从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

蔡和森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行动依据,始终把劳苦大众置于革命价值观的中心,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冷峻的时代色彩和崇高的政治情怀。1918年蔡和森在北京筹备赴法勤工俭学时致信毛泽东,共同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与方法,表明了“吾人欲从一身之利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宜屈节者若从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君子无弹性,此乱之所以不止也”,道出了群众基础作为考量中国革命的基本价值指向,一反“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的传统方式,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和森紧扣时代脉搏,站在时代前列,浴火重生,把最初迸发的革命激情与革命情怀传输给全体新民学会成员,表明与旧时代的思想体系决裂的革命果敢精神并以蔡松坡屈节的政治情怀自励。在后来被叛徒出卖被逮捕后,他毅然不屈服于敌人的严刑拷打,慷慨就业真正实现了“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的少年誓言。

(二)党性高于个性

大革命时期,党的领袖往往因为个性方面的偏颇造成了对党的事业的极大损失不在少数。蔡和森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坚持党的利益至上。就个人而言,他的性格相对沉默行事稍偏执。但在处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上,他始终顾全大局,坚持党性第一的原则勇于承认个性方面的缺陷,忍辱负重,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难能可贵的一个品质。

早在留法期间的蒙达尼会议上,参会代表分别进行了个性评价与批评蔡和森“坚强防僻”的个性解剖极为吻合他的行为偏向,对于后来回国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实践具有鲜明的个性反省与政治自觉意义。后来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上尽管有些策略和方式不一定适当,但他先后与党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彭述之主义和李汉俊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坚决维护了党的利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发展。他在担任《向导》等刊物的主编时,凡属与党的政治路线相悖的言论坚决不予刊登,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尤其是对国民革命时期联合战线中国民党的一些独立批评意见,固然有过于激烈的一面,但对于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推动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舆论促进作用,体现了一个卓越的宣传思想工作者坚定的主义信仰、深厚的理论功底、饱满的革命激情和高超的宣传艺术的统一。

在面对党内错误时,他敢于积极开展自我批评。蔡和森在北方指导工人运动中关于北方暴动计划的错误固然与临时中央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训令有关,但他在《关于顺直问题的口头报告》中勇于揽责,向组织坦诚了个人极端民主化对机会主义的纠正走向到了另一个极端、工作方法和政治教育无甚成绩、个人个性对许多问题简单化的倾向等错误,在提请中央要注意北方工作的同时请求“一切责任应当通通是我负了”,“为党工作前途及完成第六次会的责任起见,我自己提出请求开除我的中央政治局的资格。”的1930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的发言中批评了李立三路线的小团体主义错误,同时主动进行自我解剖:“我在过去对于党亦是用过两面派的手段的,亦做过无原则的斗争的。”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体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尽管蔡和森曾经多次受到党内的错误处分,但他总是坚持不计较个人得失,体现了高度的党性修养水平。

(三)红色记忆—民族复兴的追梦人

蔡和森少年学徒开始,就能吃苦耐劳。后来走上求学道路也克服了许多学习上的困难。后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和回国加入革命的洪流中,他忍受哮喘的疾病,常以瘦弱之躯承载中国革命之重,也能在重要的革命关头忍辱负重,坚定自己对于革命的信仰须臾未曾动摇。没有一种血性的精神,他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的。

蔡和森不但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其人生价值观,而且影响他一家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从1920年5月开始,“向蔡同盟”便开始了其光辉灿烂的红色伴侣生涯,将对革命价值的追求延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点。1928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向警予在武汉英勇就义。蔡和森闻讯亲撰《向警予同志传》以悼念自己的革命伴侣:伟大的向警予,英勇的向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蔡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1931年6月蔡和森不顾生命危险,出席参加香港海员工会会议,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后被引渡至广州,英勇就义,时年三十六岁毛泽东对自己亲密战友的一生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得和森同志都做到了”贯穿其革命一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情怀是党的历史长河中一段珍贵的红色记忆。

作为建党先驱之一,蔡和森的革命价值观实现了个人价值与时代价值的统一,完美勾勒早期共产党人追求民族复兴之路的红色记忆,抒写了一部珍贵的历史手记和纯洁的党性名片。历史的记忆总是让我们顺着那些节点一路前行。比照当代社会转型的纷扰,远离尘俗,吸取伟人传世不竭的红色能量,我们才会拥有伟岸的人生;怀抱伟人的理想信念,冲决网罗全面推进改革大业,我们就一定能实现蔡和森同志“潭州蔚人望,洞庭证源泉”的宏远期盼,就一定能实现美丽中国梦。

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