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线”，是从军事地理区域来划分的，我国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三线包括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全部以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全部以及晋西、豫西地区的西北“三线”。所以，“三线”建设实际上就是战略后方基地建设。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我国内地开展了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由于湖南西部地区是全国“三线”建设重点地区之一，本文试就此作一番述评。
一、背景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毛泽东20世纪60年代中期确立的一项关系到全局的战略决策。当时，基于对爆发世界战争危险性的估计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形成了加速建设大后方以应付战争和突然事变发生的指导思想。
1964年4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中央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讲话提出要搞“三线”建设。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他还幽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备战。自此，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
8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搬到内地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总之，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以改善我国的工业布局。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先保证“三线”建设。新建项目一律都要摆在“三线”，现在就要搞勘查设计，不要耽误时间。沿海能搬迁的项目，特别是一些“独生子”要尽快搬迁。明后年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第一线，一、二线企业要有重点地搞技术革新。
在这一期间，毛泽东在与一些省市负责人的童话中还多次强调，除了国家的“三线”建设，各省的小“三线”建设也要注意搞好。他说：“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靠地方自力更生。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粮食和棉花都要储备一些，要自己搞点钢，制造武器。要修工事、设防，多挖些防空洞。”他还提出，要以大区或者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不要怕搞小“三线”分散了，会“造反”。
所以说，“三线”建设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为中心，转向以加强国防实力、准备打仗为中心。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毛泽东之所以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主要是两点原因：
（一）为了应付可能爆发的世界战争，防止敌对国家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我国的周边出现了非常严峻的形势。
东方和南方，面临着美国军事势力的重重包围。新中国的诞生，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称霸全球战略的美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更是加剧了美国当局对中国的敌视。为此，美国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拉拢日本、韩国和南亚一些与我国毗邻的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一系列的军事条约，结成了一个反华联盟，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驻扎军队，建立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军事包围圈。美国还疯狂地在越南南方发动了战争，并且在1964年8月，又悍然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将战火逼近到我国的南大门。这就构成了对我国东南部边境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北方，面临着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压力。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是正常的、友好的。但自从1956年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党代会以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由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热衷于谋求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事务，不仅不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两党之间存在的分歧，反而是施加压力，激化矛盾，采取了单方面撕毁合同协议，撤走援华专家和顾问，逼迫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偿还债务，甚至策动新疆边境少数民族发动叛乱等卑劣行径，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千方百计企图迫使中共屈服就范。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中苏两个大国的关系由全面友好转向全面破裂。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在边界线上陈兵百万，虎视眈眈，边界争端事件不断发生。这就构成了对我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巨大威胁。
西方，印度在美国和苏联的唆使下，不断蚕食我国领土，两国边境发生的争端愈演愈烈，以至于1962年10月爆发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保卫了祖国领土，捍卫了祖国尊严。
另外，盘踞在台湾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咄咄逼人，不仅叫嚣要反攻大陆，还不断地派出飞机、军舰、武装特务部队窜犯骚扰东南沿海地区，从1962年到1965年就派遣了40多股武装特务部队登陆。台湾海峡战云密布，硝烟滚滚。
正是在这种四面被敌对国家和地区包围的特定历史氛围下，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
（二）为了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内陆地区生产力落后的状况。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一些现代化的工业，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生产力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实行了倾斜政策，在内陆地区兴建了一批现代化工业企业，并建成了兰新、成渝、宝成等铁路干线，使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就整体而言，内陆地区的经济基础仍然非常薄弱，工业布局不合理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特别是国防科技工业的布局存在严重的缺陷，它们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的大、中城市，处于美国、苏联战略导弹、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战略核潜艇的威胁下，一旦爆发战争，就有可能导致瘫痪、毁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随着国际形势越来越严峻的变化，为了应付可能爆发的世界战争，防止敌对国家发动的突然袭击。调整我国工业不合理的布局，改变内陆地区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就势在必行，成了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这也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经过
“三线”建设的总目标是：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重点是建设西南后方。预计10年到15年时间把“三线”建设搞起来。湖南“三线”建设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地区、邵阳地区、娄底地区和常德、益阳两地区的大部分市县及零陵地区的部分县市，总面积有10余万平方公里，大约占了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0％左右。湖南“三线”建设的经过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5年至1968年，这是“三线”建设全面开展阶段。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的“三线”建设决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率领一批人员亲自赴湘西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提出了初步的建设规划设想。1964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成立了省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由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担任组长，章伯森、龙书金、赵冰岩任副组长，李瑞山、张孟旭任成员，下设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全省国防工业建设的相关事宜。11月，省委召开工交会议，决定把加强湘西、湘西北以及湘西南战略后方的建设作为1965年全省总任务之一。1965年1月，省人大通过的《湖南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要求积极备战，支援“三线”建设，加强“三线”建设，发展工业，特别是原材料生产。2月，为了协调“三线”地区的建设，又成立了省国防战略领导小组，由省委、省人委和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人组成，张平化任组长，统筹协调“三线”地区的建设规划、动员和组织等工作。这样湖南就从领导上、组织上、政策上，物质上为三线建设提供了优先保证。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大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方针，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委决定，大力支援国家的大“三线”建设，并集中力量发展农业，兴建一批为“三线”工业配套的能源、交通、冶金、建材、轻纺、食品工业，拟定在在沅陵、安化、新化、涟源等地建设10余个生产半自动步枪、轻机枪、高射炮、迫击炮、地雷等常规武器的企业，即本省的小“三线”项目。同时决定将经济建设的重心由原来的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四市以及京广铁路沿线，逐步向西部山区转移，并指示有关部门专门拟定了湘西地区第三个五年计划地方工业发展的初步规划，后来又根据情况变化，在1967年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从1965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和湖南省调集了大批建设队伍和物质，浩浩荡荡开进了湘西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千军万马在沅陵、安化、新化、娄底、涟源等县境内荒芜沉寂的深山沟里，安营扎寨，逢水架桥，遇山开路，艰苦奋战。“白天开路背蓑衣，晚上睡觉打雨伞。身上虱子有半斤，手上血泡数不清。为了建设大‘三线’，再苦再累也光荣”的歌谣，就是当时“三线”建设者们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国家在湘西“三线”建设中投资达到3.4亿元，相继建设了19个大中型项目。属于军工企业的项目有：五一机械厂、五二机械厂、五三机械厂、向红机械厂、红日机械厂、资江机械厂、建华机械厂、红光仪器厂、红敏化工厂、湖南锻造厂等，生产各种常规武器及引信弹药。属于军民合用项目有：长岭炼油厂、浦沅工程机械厂、湘西仪表厂、中南制药厂、中南制药机械厂、湘东化工厂等。属于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一批企业有：湘澧盐矿、资江氮肥厂、湖南维尼纶厂、岳阳化工总厂等。还有属于外地搬迁来的企业有：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湖南印刷机械厂、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等。
除了国家大“三线”建设项目以外，湖南省在益阳、安化、新化、娄底、涟源等地建设的小“三线”项目有：青山机械厂、华湘机械厂、华锋机械厂、华云机械厂、湘锋机械厂、东升机械厂等。在一些民用机械厂，也专门成立了军工品车间。
另外，为了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国家决定大力开发江南煤田，在湘西涟邵地区铺开煤井建设。
由于受到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推动，湖南“三线”建设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当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大力帮助下，工程项目进展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因为“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尚未受到大的影响。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动乱不断的加剧，“三线”建设项目也不断受到干扰和冲击。特别是1967年夏至1968年秋，因受到全省造反派大规模武斗的影响，工厂停产，交通瘫痪，建设物质供应紧张，所有的建设项目基本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状态，进展十分缓慢。
第二阶段：从1969年至1973年，这是“三线”建设掀起高潮阶段。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四次入侵我国黑龙江省的边境地区珍宝岛，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演变为两国的边界武装冲突事件，苏联政府甚至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这进一步加重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当时认为的国际形势日益严重，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过“左”的估计。1964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要“准备打仗”，并号召全国人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10月，毛泽东又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恶化的判断。正是依据对战争可能爆发的紧迫性认识，一度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进展缓慢的“三线”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再一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0年1月2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准备打仗组织全面跃进誓师大会”，提出了“把湖南建设成经得起任何战争考验的、坚不可摧的战略基地而英勇奋斗”的口号，强调要保证军工厂品的完成，要求全省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和财力物力人力高度集中到战备动员、军工生产和重工业方面来，加强“三线”建设。
从1969年至1970年底，湖南的“三线”建设除了加快在建设项目的进度外，又陆续在湘西地区开工了35个新建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达到36.4亿元。为了加速这些工程项目的建设，中央和湖南省革委会从军队和地方抽调了大批的干部，组成各种工程会战指挥部，加强对施工的领导。同时，还从全省农村积极动员了近200万的民工，采取团、营、连、排、班的军事建制形式，开赴湘西地区，抢时间，争速度，掀起“三线”建设大会战的高潮。
1971年，我国经济建设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其基本精神仍然是突出备战，“三线”建设占据了显著位置。湖南省革委会根据国家的安排，除了继续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结转下来的全部项目之外，又决定当年发展国民经济的重点之一就是狠抓湘西“三线”建设，并又增加了10个项目，计划投资3.7亿元，主要有：湘东机械厂、韶光电工厂、华峰器材厂等。拓展的工程有：涟源钢铁厂、拓溪水电站。
由于湘黔铁路湘西段，枝柳铁路湖南段属于“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贯穿湖南西部大片山区，中央和湖南省革委会超常规部署了铁路大会战。100多万铁路建设者脚穿草鞋，肩挑行李，浩浩荡荡，从长沙、湘潭、株洲、益阳、零陵等地区徒步数百里，赶往汇集铁路工地。不少家庭出现了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争上铁路建设工地的热烈感人场面。建设者在施工中，炸石山、夯土方、逢山凿洞，遇水架桥，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972年10月修通了横穿全省腹部，连接大西南的湘黔铁路。然后，建设者又经过5年多的顽强奋战，于1978年12月修建了工程十分艰巨的枝柳铁路，使湖南省的交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三线”建设进入高潮，使电力供应以及其他配套工程建设紧迫起来。湖南省第一座高温高压机组的大型坑口火电厂——金竹山火电厂于1969年5月动工兴建，上万名建设者冒酷暑斗严寒，艰苦奋战多年，首台机组于1972年发电。凤滩水电站也于1970年开始建设，工程投资3.3亿元，装机容量为40万千瓦，年发电量达到20亿度。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的指示，国家大量投资，在湘西兴建了一批大型高、精、尖端项目，包括电讯、计算机、航天航空、直升飞机制造等，促进了湖南地方电子工业的蓬勃发展。
一大批军工项目在这一阶段建成投产，使湖南成为国家国防工业生产能力较强，品种门类较多的一个省份，成为国防军工基地之一。一大批民用和基础工业项目也在这一阶段建成，极大地增强了湖南工业的整体实力，并改变了湖南工业布局，湘西地区工业生产力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
第三阶段：1973年至1978年，这是“三线”建设逐步结束阶段。
随着国际关系趋向缓和，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相继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实现建交，中苏之间也开始就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举行外交谈判，加上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1973年以后，湘西地区没有再追加投资，上新的项目，“三线”建设高潮已经过去，原拟建设的一批项目砍掉了，有些项目因为技术和原料供应等方面的原因而停建了，有些项目则因为资金和产品性能陈旧等原因而缓建了，湖南省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至此告一段落。在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填平补齐，解决遗留问题，使已经建成的项目尽快达到设计要求，在建项目尽快竣工投产，形成生产力。“三线”建设余下的一些军用、民用项目一直拖到70年代末期才完成。
10年间，累积在湘西地区“三线”建设的大中型项目达到71个，投资总额达到45亿，占了湖南这一时期基本建设投资的70％。
三、评价
由于“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从准备战争早打、大打的立足点出发，而且又是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的，情况错综复杂。因此，对湖南“三线”建设的评价应当一分为二。
（一）成就巨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为湖南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湖南“三线”建设，先后投入了数十亿资金和几百万人力，花费了10余年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湖南工业落后的面貌。具体说，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交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以前的湖南“三线”地区，交通十分闭塞，到1965年，“三线”地区公路通车总里程不足一万里，一半以上的公社（即现在的乡）不通汽车。1958年动工修建的唯一铁路湘黔线，也只通车到金竹山。“三线”建设铺开以后，中央和湖南省把发展交通事业摆在显著的位置，先后投资近2亿元，到1978年，修建公路18000多公里，比1965年增长近2倍，“三线”地区95.7％的公社和63％的生产大队都通了汽车，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特别是纵横交错贯通全省的湘黔和枝柳两条铁路的修通，使湖南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第二、能源工业有了显著发展。湖南西部地区能源储量极其丰富，但在“三线”建设以前，这里的能源大部分没有开发，“三线”建设期间，中央和湖南省先后投资近10亿元，开发能源工业。在电力方面，先后建成大中型水、火力发电站7座，小水电站500座，扩建了拓溪水电站，新增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比1965年全省装机容量增长近6倍。还架设22万伏高压输电线路520公里，使“三线”地区工农业生产用电和人民群众生活用电基本得到解决。煤炭方面，中央和湖南省先后在“三线”地区新建和扩建大中小型煤矿400多处，使全省的原煤生产由1965年的90多万吨上升到1978年的800多万吨。
第三、建成了一批现代化企业。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湖南“三线”地区的工业一直十分薄弱落后，大中型现代化企业为数甚少，1966年工业总产值仅3亿元，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9％。“三线”建设期间，中央和湖南省投资30多亿元，在这些地区新建和扩建大中型企业70余个，先后建成兵器、航空、航天、电子、核工业等大中型厂矿35个，重要科研院所2个，成为全国国防工业规模较大、物质技术基础比较雄厚、门类齐全的重点地区之一。民用工业投资10多个亿，先后建成29个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成为“三线”地区和湖南省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
所以说，“三线”建设，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湖南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为湖南农业的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三线”建设，为湖南农业的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具体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一些支农企业本身就是“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资江氮肥厂、洞庭氮肥厂、湘江氮肥厂、浏阳磷肥厂、津市磷肥厂、石门磷肥厂和一些农药、农机设备制造企业等。这些企业生产的化肥、农药、农业机械设备，为湖南农业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三线”建设的需要促进了农业发展。为了支援战备，充分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中央要求湖南的农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中共湖南省委、省革委始终紧抓农业不放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是一项并不亚于“三线”建设本身规模和成就的农业系统工程。1969年至1973年，全省每年冬春两季都组织几百万农民大军上阵，浩浩荡荡；热气腾腾，大搞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据统计，一共兴建完善大中型水利工程近百处，小水库3000多座，塘坝11万处，新增加排灌设备570万马力和旱涝保收面积600万亩。从而使湖南的农业能够持续地向前发展，粮食等主要农业产品连年递增，不仅继续保持自给，每年还外调大量农产品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3、促进湖南的工业布局趋向合理。
“三线”建设以前，湖南的经济重心在京广铁路沿线一带，其中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四市的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0％，而占全省土地面积一半的“三线”地区，属于湖南的“老、少、边、穷、山”区，占全省工业总产值9％，差距悬殊，发展很不平衡。经过10余年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湘西兴建了大批工矿企业，并且从东南沿海内迁一部分重点企业来安家落户，这就使得湖南的工业布局和生产力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老、少、边、穷、山”区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由于湖南地方工业建设的中心向“三线”地区转移，兴建了大批为军工和农业配套服务的能源、建材、机械、冶金、轻工、纺织以及交通运输业，这对于“老、少、边、穷、山”区改善生产条件，开发本地资源，振兴经济，改变落后面貌，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到1984年，“三线”地区有大中小型工业企业86000多个，占全省工业总户数的39％，工业总产值63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7.4％，比60年代中期增长了近3倍。一批新型工业城市在湘西、湘中大地崛起。例如：怀化这个几千人的小镇一跃成为数十万人口的城市和铁路枢纽，还有冷水江、娄底、邵阳等。
（二）问题不小。这主要也表现在三个方面：
1、建设摊子铺的太大。
“三线”建设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从准备战争早打、大打的立足点出发而展开的，这就导致出现“三线”建设规模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要求过急过快的状况，严重脱离了国情、国力。从湖南“三线”建设的情况看，1965年至1968年全面开展阶段开工的10多个项目，由于建设规模相对适中，基本上如期建成，投产后，效益都还不错。但在1969年至1973年掀起高潮阶段开工的30多个项目，全部建成需要耗资30多亿元。这么大的摊子，造成资金、设备、原材料很难到位，致使多数项目只好中途下马，有的则长期成为“胡子工程”。到1978年全部建成的只有4个，仅占开工项目的11.7％。其中列入缓建的13个，停建合并的8个。由于建设周期一再延长，经济投资转化不了经济效益，造成严重的损失，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2、违背经济建设的规律。
由于过分注重备战的因素，“三线”建设的工业布局不是以经济技术合理，交通便利为标准，而是强调按照“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建设。这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大分散、小集中”和“靠山近水扎大本营”的构想确定的。从而致使一大批现代化企业选址匆忙，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未经过充分准备，认真进行可行性论证，就仓促上马。厂区布局不当，远离城市，盲目孤立地建在深山沟里，不仅生产条件差，经常受到洪水、泥石流、塌方、地陷等自然灾害的威胁，而且企业之间相距甚远，不利于协作互动，难以形成综合生产能力。湖南“三线”地区兴建的40多个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和单位，分布在43个县市，企业与企业之间相距最远的有700多公里，最近的也有20公里。例如：068基地17个项目跨4县一市，东西长130公里，南北相距70公里，即使是一个企业，车间与车间也相距太远了，根本形成不了流水生产线。因此，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大多数企业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协作困难，经济效益差等等原因，被迫重新布局调整。
3、忽略配套的设施建设。
大多数“三线”企业远离城市，职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文化教育等全部由企业来承担，企业本身就像是一个小社会，而在建设期间，非生产性投资比例很小，致使“三线”企业职工的生活福利设施不仅标准低，而且严重不足。即便如此，全部由企业来负担，也不堪重负。由于生活福利欠帐多，负担重，工作、生活条件差，给“三线”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压力是巨大的，职工不安心，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总之，长达十余年的湖南“三线”建设，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深入探讨，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当今进行西部大开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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