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湖南桂东人，原名陈祖汉，号贯一，1904年6月27日生于桂东县城郊草堂寨背。。他初小毕业后，在家劳动和自学。1920年考入县城大神庙育英小学，早去晚归，中午常在大树下看书。假期在家，除做些家务外，就是看书。看倦了，在板凳上躺一躺，母亲劝他躺到床上去，他说：“我这是学一学‘卧薪尝胆’哩！”

陈奇爱好雕刻，至今家里还保存着他十六岁时刻的两个量米竹筒。上下两端刻有“米谷最贵，第一养生；筒斗公平，修德存心”以及“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头宝诹全，价值千金”等字句。中间刻的是一幅山水画。他的雕刻，曾得到教私塾的父亲陈景春的赞赏。

陈奇是1921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在号称“南学津梁”的衡阳“三师”，他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听过毛泽东的演说，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将会给人间创造前所未有的奇迹，他决心要为这奇迹的实现而投身革命，并把自己的名字陈祖汉改为陈奇。1924年经夏曦的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自觉地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旅衡同学会负责人和湘南学联领导成员。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声援上海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陈奇无论在衡阳或回到桂东，都积极发动和组织学生参加这一斗争。他和李璧、扶良博等学生组织的露天讲演团，走遍了桂东的圩场村落，使这一斗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年秋末，他被夏曦带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不久，他与原在衡阳任教迁居广州的蔡仲明老师的女儿蔡淑英结婚。

1926年6月，陈奇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桂东，从事党的工作。他以县立中学为据点，建立了中共桂东支部，并任支部书记。此后一段时间，他主要活动在湘南一带，组织群众全力支援北伐战争。

农民运动在湖南兴起以后，陈奇奉命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于1927年3月再度回到桂东。他还按上级指示成立了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以及国民党沙田区党部筹备处，他把这两项工作结合起来，先从组织上着手整顿。例如，他把大劣绅黄静民、陈湘池等人清洗出国民党，搬掉了农民运动的绊脚石。他又积极培养发展黄镇衡、刘雄、刘松生、黄奇至、黄奇林等十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有效地改变了一些农民协会被豪绅把持的状况，夺回了农民协会的领导权。经过整顿，桂东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有三百多代表出席。大会通过了打倒土豪劣绅、扫除封建势力、取消重利盘剥、废除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建立自卫武装等提案和决泌，选举了县农民协会负责人，宣布桂东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

为了巩固农民运动的成果，陈奇还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接收县团防局的武装，成立了农比自卫军，各区、乡也组织了农民自卫队。二是在县城办工人夜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工农运动培训骨干。不到两个月时间，全县共建立了区农协五个、乡农协二十三个，农民协会会员达二万余人。县总工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

当全县农民协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陈奇又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使一些恶霸地主受到应得的惩罚，同时开展减租减息，平抑物价，禁赌禁娼禁鸦片烟的活动。但不久，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这时陈奇正在路经衡阳赴长沙的途中，他得知消息后，即向桂东全县农民协会发出一封急信，要他们迅速作好应变的准备。他自己则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沙察看工农群众被屠杀后的惨况，然后于6月上旬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返回衡阳，在清香阁赵老板店里住了半个月，冷静地考虑了今后革命工作应该怎样进行的问题。这时，他已身无分文，幸有同学罗增美以卖掉行李所得相助，才得结帐离店。

陈奇意识到要革命就要搞武装斗争，他来到末河口工人党员刘德义家里，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组成区委，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在东阳渡兵工厂搞到了一些武器，还夺取了泉溪市警察所的枪枝。只十多天时间，他们就收缴到了两挺机枪和一批步枪、子弹。但这些事也引起了桂东当局的警觉，一天晚上，军警突然包围了刘德义家，区委成员黄文彪被捕，隐藏的武器也被搜去，陈奇因上厕所脱险。后来，他找到了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任第一团第三营第八连党代表，并随部队上了井冈山。

1928年3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桂东沙田一带，策应湘南暴动，并成立桂东苏维埃政府，将赤卫队改编为湘赣边区游击队，陈奇被留下担任第一任中共桂东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游击队大队长。

陈奇接受任务后，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迅速扩建游击队。他带领罗有缘、郭秋林等来到资兴龙溪杨家坪瑶族聚居的山村，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在瑶族青年赵己祥的带动下，许多青年纷纷参加红军，游击队迅速扩大到103人。

杨家坪有游击队的消息很快传到县里，当局派出三百多人来进攻杨家坪。陈奇率领游击队埋伏在山口的狭路两侧，敌人队伍进入山谷后，他一声令下，两侧山上无数的石头、树筒滚向敌群，枪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打得敌人转向逃窜，游击队又乘胜追击，取得了组建游击队后第一次战斗的胜利。

6月初，黄义藻与袁三汉率红军独立游击团从井冈山来到龙溪，与陈奇的游击队配合，建立以龙溪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组成苏维埃军事委员会，袁三汉为书记，陈奇、李奇中为委员。

这年8月，当朱德率领红军攻打郴州失利后，撤到资兴、汝城、桂东边界，陈奇率部赶到汝城迎接。并带领红军开赴桂东的沙田、东水，于18日进占桂东县城。

这时，毛泽东也来到桂东，陈奇十分高兴，还特意要五弟提了几条鱼，请去他家中吃饭。中午，毛泽东等人来到他家，这时，他家里的夫子墙上还贴着他几年前为老三结婚时写的一幅对联：“身范克端，绳其祖武，家规垂训，贻厥孙谋”。毛泽东看到后，风趣地说：“陈奇投笔从戎，已经身为‘赤匪’，何能‘绳其祖武，？但‘家规垂训’却可以为儿孙后代绘下革命宏图。”引得满座欢笑。当知道陈奇号“贯一”时，毛泽东又诙谐地说：“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只是我们的夫子是马克思。”饭后，他五弟陈祖勤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投身革命。

在掩护毛泽东、朱德向井冈山回师的路途中，陈奇在城西十里的高坳于24日同分路向桂东袭来的吴尚部阎仲儒团打了一仗，全歼敌军一个先头连，为转移赢得了时间。当敌军进入县城后，为了迷惑敌人，他又故意向外透露要在牛塘界、三台山一带打阻击战。当敌人乘夜分两路包围过来时，他已率部悄然撤去，使敌人自相火併，事后，仅搬到关帝庙的尸体就有八十多具，闹得县内棺材供不应求。从此，“朱德毛泽东，陈奇打先锋”的民谣，就在桂东人民中流传开来。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敌强我弱，他率领湘赣边区游击队（一百多名队员）转战在东边山、赤水仙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

1929年元旦，陈奇接到湘南特委的通知，要他立即去宁冈柏露村开会。他走了两天两夜，赶到了柏露村，于1月4日，出席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湘赣边前委，中共湘赣边特委，红四、五军军委，边界各县县委及部队团以上干部联席会议。

4月初，按照红四军前委的决定，红五军主力和湘赣边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四军第六纵队，陈奇率领的游击队加入了红四军序列。6月，重新恢复红五军建制，下辖两个纵队和一个特务大队，他被任命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大队党代表。

陈奇这时的革命思想情况，我们可以从桂东革命活动纪念馆保存他的一封家信看得出来，他献身革命是勇往直前，义无返顾的。他在边界托一位同乡商贩带回的信中说：“……我等兄弟的革命意志是坚决干到底，请不要另有寄望。我死弟在，弟死还有千百万同志在，革命的道路是光明正确的。过去为了我们，你们生活艰苦，当前又要回避反动派的恶毒摧残，没有理智的人会咒骂我不该如是。可是，双亲不要难过，望你们为千百万穷人着想，一旦革命成功，双亲和村邻群众，定是永世幸福的。”

1929年9月，陈奇随纵队沿着罗霄山脉北段，秘密行动，出幕阜山，进入鄂东南，到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游击战争。他常给战士们说：“我们这次北上，就是要搞到敌人的兵工厂，把自己装备起来。”事实也正是这样，井冈山的红军修械所，就是红五军在鄂东南把缴获的一些器械转送到井冈山建立起来的。

在阳鄂东南进军途中，他非常注意部队的群众纪律。当他率部到达通城地区时，群众都闭户不出，他就率部在野外宿营，不惊扰百姓，用严明纪律，取得群众对部队的信任和支持，并且用清算反动派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革命要求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还与当地党组织做群众的工作，很快开创了鄂东南的新局面。

9月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他率部攻克了崇阳；10月在通山歼灭夏斗寅部一个营；11月攻克大冶、阳新，在阳新福丰区张翌，消灭敌军一个加强连，缴获步枪一百二十余支，重机枪一挺。当地工农群众纷纷要求加入红军，在这三个月内，五纵队就扩大了三倍，发展到四千多人。

接着，陈奇又率部策应地下党员程子华在西北军唐云山部组织的起义。这时，唐部已被蒋介石改编，隶属十五旅，驻在大冶县城和下陆一带。大冶中心县委根据中央军委提供的情况，即派郭子明、刘振山与程子华取得联系，准备由程子华发动“大冶兵暴”，并派五纵队策应。12月初，五纵队乘百余只渔船，夜渡大冶湖，绕道到达大冶城的北门。13日晚，程子华带领部分起义队伍出城，第二天拂晓，五纵队先消灭了出城追赶起义队伍的敌军一个营；继而又用佯攻诱敌的办法，消灭了敌军一个团和两个营。到此，敌十五旅全部就歼。

陈奇在参与上述战斗后，他写了三首小调，并请纵队党代表何长工谱了曲，在五纵队的战士中流传。小调的歌词是：“九月里来是重阳，红军挺进鄂东南，铜鼓一战歼白匪，缴获敌人兵工厂。”“十月里来秋风爽，大冶湖北练兵忙，下楼一战打胜仗，活捉县长奚炳良。”“十一月里来真稀奇，红军消灭十五旅，深夜两占大冶城，解放同志饶征西……”

红五纵队由于得到武器和人员的补充，纵队领导将部队扩编为三个支队，由原第五纵队部队组成第一支队；由“大冶兵暴”起义部队改编为第二支队；由鄂东南红十二军游击队同五纵队第二支队合编为第三支队。陈奇被任命为二支队党代表，程子华为支队长。他们一起随纵队集中于黄沙镇一带搞整训工作。

在整训工作中，陈奇非常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重视启发和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他随时给战士讲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对革命的重要性，讲红军应为工农阶级的解放而战。他在连队设置了党代表，建立党的支部和发展党员，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强调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严格遵守红军纪律。在军事方面，他向战士系统讲井冈山的斗争经验，讲武装割据思想和“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他特别强调积小胜为大胜的思想。他曾对战士说：“我们革命斗争的胜利，是一步步地取得的，不要因小而不取，不要小看了自己。积少成多，就可以赚到大钱嘛。同时又不能盲目地打，要注意保存革命力量，才不会赔本。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官兵一致，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铁的军纪和优良作风，群众很拥护，这是我们比敌人强的方面。我们武器差，人不算多，本钱不大，而敌人人数多，装备好，这是我们比敌人弱的方面。因此，我们要逐渐积累本钱，不能与敌人硬拼。对付敌人就要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他的这些教导深入人心，赢得了战士们的爱戴，大家亲切地称他是“井冈山来的好同志。”

这年冬，根据大冶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开展“年关斗争”的决定，陈奇随纵队党代表何长工等率领一、二支队在金牛、保安、柏墩、汀泗桥、马桥、贺胜桥、官埠桥等集镇歼灭了十几处民团，活捉了国民党政府咸宁县长，缴获四百多支枪和一批给养，还筹得光洋三万多元，上缴湘鄂赣省委。

1930年3月到4月，在何长工去上海开会和纵队长李灿及程子华负伤就医期间，陈奇实际上主持了五纵队的领导工作。他带领部队在三溪口、小箕铺一带休整。5月，当彭德怀率红五军由井冈山来鄂东南时，他带领五纵队南下迎接，并在修水歼敌一个团。会师后，又在平江歼敌一个团，然后转入大冶。根据中央指示，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与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随后，红八军随军团南下，陈奇被留下，负责红八军留守处工作，带领两个大队坚持鄂东南苏区的武装斗争。

1930年7月，红军留守处两个大队和蕲（春）黄（梅）广（济）各县游击队，合编为红八军第四纵队，共四百余人，由陈奇任司令员。同时，从赣两北岷山和赤湖游击根据地调来四百八十余人枪编为红八军第五纵队，由黄刚任司令员。四、五纵队组成后，由陈奇、黄刚等组成五人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

四、五纵队刚组成不久，即遭到敌郭汝栋部一个营和团防的进攻，陈奇等率四、五纵队在草鞋岭迎头痛击，歼敌一个连。接着，又在童司牌歼敌一个排。他们在黄梅北部小溪地区稍事休整后，再向西出击，在蕲春北部的桐梓河、漕河等地消灭数处团防。其中曹河一战，陈奇令红军利用赶集混入镇内，一举歼敌百余，缴获长短枪八十余支。8月上旬，又连续打山张焕、雷家咀、周笃等地的反动武装。14日攻克广济县城。8月下旬，经桐梓河、张家塝北上，在英山南部，与围攻皖西红军之敌独立第一师第五团，激战两昼夜，歼敌一个营，缴机枪两挺，长短枪百余支，并乘胜收复英山县城。后因国民党军潘善斋部反扑，撤离英山。9月下旬，他攻打黄梅县城未下，遂移兵攻打宿松县城，经过鏖战，终于在高约三丈的城墙上炸开一道缺口。部队从缺口处乘梯登城，守敌不支，纷纷溃退。这一仗，缴获长短枪杖百余支，迫击炮两门和一批食盐、食糖、西药以及其他日用品。部队在宿松城只驻扎了两天，即返回黄梅革命根据地。10月初，他等又指挥部队协助广济县赤卫队，攻克了地处城塘湖、连城湖、万丈湖之间的四面环水的六村，消灭了那里的反动民团。在上述频繁的战斗中，他不仅与战士共甘苦，同战斗，即使在黄梅考田镇左胸下端负伤以后，仍然带伤忍痛坚持工作。因而保证了部队的士气高昂，斗志旺盛，能在极为艰苦频繁的战斗中，夺取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10月中旬，陈奇被任命为十五军军政治委员，这支部队是由红八军四、五纵队，鄂东南和赣西北部分游击队和来到蕲、黄、广地区的皖西独立第一师第五团合编而成的。军长是蔡申熙，军政治部主任是周吉可。全军共一千八百多人。从此，他以更多心力从事红十五军的创建工作。他既抓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又抓部队的文化建设，他布置每班要设识字班长，组织战士读油印小报。他还及时组织战士对指挥员的评议，让大家一起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他尤其注重部队的纪律教育，有个战士在新高铺抢了一个卖油商的四十块银元，他得知后，除立即命令把四十块银元退还原主外，并召开群众大会，将违反纪律的战士当众枪决。因此，“陈政委铁面无私”，红军有铁的纪律的故事在群众中广泛传颂。1930年10月以后，由于蒋介石政府策划对苏区进攻，红十五军所在的根据地受到国民党军郭汝栋第十二军和夏斗寅一个旅的合围，在消灭夏斗寅一个营和红十五军跳出包围圈以后，奉命与红一军会师，然后攻克安徽太湖县城，前去湖北英山、罗田地区。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只好由皖西向黄安（今红安）、麻城中心区方向前进，于12月下旬，在黄安七里坪阻击豫南敌军激战两昼夜，掩护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等机关安全转移。然后又插入皖西地区，伺机歼敌。1931年1月，遵照中央指示，红十五军与豫南一带的红一军在商城南部长竹园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原红十五军的两个团，分别编入红四军第十师和十一师，陈奇任十师政委兼二十九团团长。

1931年夏，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领导人徐向前、曾中生等同主持工作的张国煮在是否率部队南下，配合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问题上，展开了斗争。张国焘先是诬蔑徐、曾等提出的主力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红十五军所在地区，威逼长江，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意见是“立三路线的残余”。但因多数同志一再坚持，而被迫作了让步。但在讨论南下进攻方向问题上，张国焘却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竟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内攻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以震动南京。陈奇随同红四军领导人等，在8月1日攻克英山，全歼陈调元部张汉全团，缴枪三千多支后，曾对潜山、太湖、安庆地区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情况，作了详细研究后认为，如以六个团的兵力通过四百余里的白区，去打安庆，远不如南下收复浠水、黄梅、广济有利，因此他们一面将意见报告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一面继续举兵南下。在一个月时间内，取得连克罗田、浠水、广济，歼敌七个团，缴枪四千多支，俘敌五千余人的巨大战果，而且前锋威逼黄梅、武穴，震动九江、武汉，形势十分有利。

然而，张国焘却对红四军的正确作法十分不满，写信指责改变攻打安庆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重复立三路线”等等，强令红四军部队北返。在红四军返回根据地的同时，张国焘派遣分局常委陈昌浩赶到红四军，宣布撤消曾中生的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9月底，当部队退至河南光山县白雀园时，张国焘主持“大肃反”，将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等许多红军优秀干部、战士，诬陷为“改组派”、“第三党”、“特务”，在一夜之间都加以杀害。仅两个月时间，就被杀害和活埋了一千人。

张国焘对陈奇早存杀机，但因他是有名的战将，在群众和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不易下手。就先将他不断降职，如改任十三师政委、三十七团团长、十二师三十四团团跃等职。但陈奇既不计较个人得失，又不顾在英山战斗时左臂受伤，仍然积极作战。他曾配合兄弟部队攻下黄安县城，活捉敌师长赵冠英，解放了黄安及附近高桥、桃花店、尹家河镇直到宋埠大片地区。在奉命北上作战途中，他昼夜兼程，赶到潢川县东南地区，与兄弟部队一起同汤恩伯、卫立煌部激战数日，歼敌二千余人。1932年2月底，陈奇调任红十师师长。在河南的商潢战役中，他率部连续打了几次胜仗，当率部向安徽苏家埠进军时，突遭张国焘的逮捕。

后来据红二十五军军长蔡升熙牺牲前对陈奇的警卫员说：陈奇被张国焘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罪名”，秘密地杀害了。具体地点不详，一般说法是在河南新县的红四军总部，或者是在押回总部的途中。他被害时还只有二十八岁。他是鄂东南、鄂豫皖苏区的创建者之一，红十五军的政治委员。凡是熟悉他的战友，无不为他被错误路线所冤杀而感到痛惜，人民也永远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