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会文，号赤湖，1908年11月12日，出生在湖南省攸县凉江乡山田村一个地主家庭。他八岁入私塾，十三岁入盘田小学，因资质聪颖，领悟力强，凡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很快就能应用到他的作文中去，常得国文教师廖华如的好评。有一次，廖老师出了一道“我的家乡”的作文题，他就用新学到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观点，联系自己家乡山田村的实际情况，写了如下一首五言诗：

有山又有田，家乡叫山田。

农夫做牛马，土豪象神仙。

同生一块地，穷富两个天。

何时得平均，我要问苍天！

1925年秋，蔡会文考进长沙长郡中学。这时，长沙声援“五卅”惨案的革命浪潮尚未平息，他耳濡目染，懂得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并从中吸取精神力量，形成了他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常对同学说：“污吏者，害民之物也；军阀横暴者，扰民残人之蠹也。”“小人当政，君子在野，政治安有日新？国家安有富强之望乎？”他愤然以“砥柱中流者唯我”的期望与同学相激励，并与同学刘振国、刘谭豪等倡导组织了攸县旅湘同学会，主办《攸县同学报》，一面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面积极投入反对赵恒惕杀害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的斗争。

1926年夏，蔡会文得知进入湖南的北伐军在攸县首战告捷后，立即偕同攸县旅湘同学会成员，奔赴驻地慰问北伐军。他的活动得到学校中共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他很快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寒假，正是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时期，他回到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农民先到自己家里开仓分粮。他还要母亲给每个挑谷的农民发放一块银元。他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带领农民收缴反动豪绅陈洋芬团防局的枪，后来就用这批武器组建了攸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4月，他被调到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办的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学习。

“马日事变”后，蔡会文受到通缉。他潜回家乡，见到了参加革命的哥哥蔡南阶，他们兄弟劝告母亲：“我们不需要父母的家业，我们坚持走自己选择的路，只要父母不加阻拦，就算是最大的支持。”6月底，他们兄弟辗转来到武汉，找到了党组织。他被安排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新兵营任连党代表。后随部队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来到了井冈山。

蔡会文来到井冈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做过农村群众的工作，连队的工作，也做过教导队的工作，随部队参加过许多战斗，并很快成长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和党的工作者。1928年3月，他随毛泽东工作时，白天黑夜奔走于各个山寨之间，访贫问苦；用组织农民远出永新南乡打土豪的办法，筹集数百担粮食，解救群众的饥荒；带领群众收缴附近保安队的枪枝，把群众武装起来；他还组建了秋溪乡党支部，不久还成立了中共秋溪特别区委，使秋溪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东部的一个屏障。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组建了红四军，蔡会文被任命为红三十一团机枪连党代表。8月，红四军教导队在茨坪正式成立，他又被任命为教导队党代表，他做部队党的政治思想工作，除经常以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纪律和斗争目标武装战士、学员的思想外，主要是以身作则，和战士、学员打成一片。在教导队时，他同学员一样每天只吃两餐红米南瓜饭，打柴、碾米他都要参加。冬天，教导队没有棉衣和棉被，他同学员一起钻进稻草堆里过夜。1929年2月，他率教导队随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时，更以坚定艰苦的战斗作风去影响学员。不久，他被调任为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政委。这年12月，蔡会文出席了古田会议，在此前后，他的工作主要是转战于闽赣之间，并着手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曾参加过歼灭郭凤鸣部四千余人和解放长汀的战斗。特别在1930年2月夺取会昌城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着手在会昌发动工人群众，支援和配合主力红军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不顾连续数月作战行军的劳累，带领支队干部到街头巷尾刷标语、贴传单，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和政策，并把工人、店员群众组织起来，开展以筹款为中心的斗争。他这样做，既团结了开明店主，也打击了一些反动资本家的气焰，既加强了红军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也帮助了工人群众建立各自的工会组织，大大增强了工人的战斗力。因此，当会昌县总工会成立时，工人群众一片欢呼，要求参加工会的越来越多。他和部分工人代表，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赞扬。

在向闽粤赣边发展根据地的战斗中，蔡会文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于5月率工作团，分赴三省边界建立秘密据点和发动工农暴动。他首先消灭了边界的反动武装，夺取了筠门岭镇等边界战略要地，然后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地方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将中央革命根据地逐步向寻乌、安远、武平、上杭一带扩展。6月，他又被选拔为组建不久的红三军政治委员，军长是黄公略（属红军第一军团），这时他才二十二岁。他和黄公略素以治军严格著称。在他们的领导下，这支部队很快成为红军的劲旅。

在长汀休整的间隙，蔡会文会见了胞兄蔡南阶。此时正是兄弟俩自武汉参加革命武装三周年之际，久别重逢，他以“赤潮”署名题字留念：“三周年纪念的我俩，具备了牺牲奋斗的决心！”借以表达自己对革命忠贞不二的赤诚。8月，红一军团挺进湖南，在浏阳文家市一举击毙何键部旅长戴斗垣，歼灭五千余人。9月，回师江西后，于10月4日，一举攻下赣西重镇吉安。在第一、二次反“围剿”中，最先是12月初开始的龙冈一战，全歼国民党军十八师进犯之敌九千余人。活捉了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毛泽东曾以“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诗句，赞誉了黄公略、蔡会文领导的红三军。接着是1931年5月，红三军与红四军、红十二军合歼国民党军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和。因为红三军从制高点上出敌不意飞速作战，赢得了毛泽东所称“飞将军自重霄入”的高度赞扬。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三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又歼灭了蒋鼎文第九师三个团，合歼韩德勤师六个团和蒋鼎文的炮兵团及一个步兵营，为红三军战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32年10月，蔡会文奉命从江西省军区（当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调任湘赣省军区总指挥、政委并兼红八军政委。这时，湘赣苏区面临日益严重的斗争形势，在蒋介石部署十个正规师三十万重兵的进攻下，他不仅要指挥红军同敌人作战，还要同党内的“左”倾错误领导作斗争；既要在执行错误战略部署下减少红军的损失，又要在坚持正确方针中求得红军的胜利发展。在这一时期，来自这两方面的斗争，对他来说的确是够艰巨的。例如，在毛泽东正确的红军作战方针受到批判并被撤销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后，他坚定不移地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并在11月7日湘赣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必须“首先消灭进攻苏区敌人的一路，以致获得接连的胜利，完全粉碎敌人的进攻。”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特别强调发展沿赣江西岸一带的游击战争，扩大湘东南的游击活动，深入白区敌之侧背开展游击战争，同时争取发动群众斗争，“造成一个节节向外开展的斗争局面”。

蔡会文这一正确的战略思想没有被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所接受，并使红军在进攻吉安的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这时，他果断地决定：“积聚主力，乘敌人分进合击之前，在广大苏区群众配合下，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不打有坚固设防的据点工事，不打无充分胜利把握的冒险战争与盲动战争”。并根据当时湘敌陈光中、王东原，赣敌王懋德，粤敌李振球等的进攻范围和分割苏区的情况，立即向省委建议：暂时放弃苏区部分较大的村镇，派得力干部到苏区北路和莲花、萍乡、攸县、醴陵边界工作，组成中心县委，以便在敌人分割苏区后继续领导群众斗争，而红八军则向遂川、万安、泰和边界推进，以退为进，逐步消灭进犯湘赣苏区的敌人。但当省委又以中央已规定红八军任务是北上袁水，攻打南昌、九江为理由，拒绝了他的建议时，他不得不于12月21日向中央军委写出《红三军团八军关于部队及湘赣苏区情况报告》，详细阐述了敌我双方的优劣，提出了红军应采用的战略战术以及红八军向遂川、万安、泰和方向迂回的理由。最后，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非凡的胆略力排众议，完成了向湘赣苏区东南进军的部署。

事实也正是这样：红八军进入遂、万、泰地区之后，一面扩建整训红军，一面开展地方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帮助建立了遂万泰中心县委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恢复了遂川以北永新以南的大片苏区，红八军本身也发展到近四千人，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为第四次反“围剿”作了一定的准备。为了钳制袁水之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1933年2月，红八军在于田墟一举击溃赣敌二十八师四个营。4月7日，于运动战中又全歼敌两个营和一个机枪连，扭转了湘赣红军在战斗中的被动局面。

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蔡会文和司令员萧克率领红八军突然撤往赣东南，并在赣江西岸频繁打击敌人。当湘赣之敌奉调向遂川扑来时，他们却又挥师北上，进逼永新，包围莲花、宁冈之敌，一面发动佯攻，一面派出主力，专打增援之敌。5月1日，他们在莲花、安福交界之青塘歼援敌陈光中两个营。5月6日，于莲花、茶陵之间歼援敌六十三师的两个营；次日，又歼该部旅长钟中山以下五百余人，俘敌六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二百余支、机枪二十九挺、电台一部和大量辎重。接着，又在棠市伏击国民党军第十五师，经四小时激战，俘敌团长李春光以下八百余人，缴获步枪五百余支，及军装万余套等大批物资。红八军这一系列的重大胜利，得到军委的贺电嘉奖。何键为此大发雷霆，曾悬赏八万元通缉蔡会文。

何键的悬赏并不能加害蔡会文，然而来自内部的诬告，却使他遭到不应有的打击。在这一期间，他曾被湘赣省委副书记刘士杰（后叛变）加上种种罪名向中央诬告，说他向省委提出在攸、醴、萍、莲边界建立中心县委的建议是“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把红八军万、泰之行诬之为“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还说什么“蔡会文不会打仗，要求派一个懂军事的同志到湘赣来工作”。当时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没有轻信这些诬告，仍然让他在组建红第六军团时，同萧克一道代行军团领导职责。但刘士杰并不因此罢休，又以出身地主家庭的罪名陷害他，派人把他的母亲抓到江西永新，关押起来。逼得蔡母在永新城东门跳河自杀。1934年1月，刘士杰等人利用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机，再次给他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上告中央，终于导致撤销他的湘赣红军总指挥的职务。对这些诬告，蔡会文在二月份写的《申明书》中，就不合事实的地方作了说明。对此，萧克后来这样说：“蔡会文在湘赣工作一年多，成绩是主要的。指挥打仗，建设军队，都有很大功劳。把他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当作一条错误路线来批，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后来撤销他军区总指挥的职务，更是做得过分了！”

蔡会文被撤销湘赣军区总指挥后，曾进入中央红军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

4月，正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日趋紧张的时候，中央军委重新任命他担任粤赣省军区司令员。10月，主力红军长征前，中央又派他担任赣南省省委委员、省军区司令员，与项英、陈毅一道，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红军，在1935年2月分五路突围。为了保证中央分局机关及兄弟部队的安全转移，他率赣南军区所属部队担负掩护任务。直到其他四路部队突围转移之后，他才和阮啸仙、刘伯坚等带领一千八百多人的部队突出重围，向南岭山脉转进。行军途中，他口占七绝一首，告别了中央苏区：

连天烽火炮声隆，

惜别赤都情意浓；

突破重围千万叠，

挥戈直指油山中。

当时，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患有肺病，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年纪较大，为了他俩的安全，蔡会文给他们加派了警卫人员，让他俩跟随后续部队前进，自己则同少共书记陈丕显率先遣队在前面开路。

经过一个星期的连续拼杀，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击，但部队伤亡很大，仅剩八十余人，阮啸仙在战斗中牺牲，刘伯坚重伤被俘，在大庾牺牲。有个战士在休息时悄悄地说：“我们的司令员成了个连长了。”他深情地看了这个战士一眼，然后站起来，登上桃江堤岸，翘首凝望南天，想了一首调寄《好事近》的词，大声向陈丕显等人吟道：

三月渡桃江，

江水滔滔不绝。

休道人饥马乏，

三军心似铁。　　

过关斩将敌胆寒，

破贼围千叠。

指顾油山在望，

喜遂风云合。

蔡会文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疲乏的战士们，大家振作精神，继续前进。负伤而掉队的战士们，也陆续赶上了队伍。

过了信（丰）赣（县）公路，蔡会文决定让大家隐蔽在丛林里稍作休息，并派人跟地方党联系，这时，他又吟了一首题为《浪淘沙——突围行军纪事》的词：

料峭春寒溶，

强敌跟踪，

夜行山谷月朦胧。

林密坑深惊敌胆，

莫辨西东。

血染遍山红，

士气豪雄，

餐风饮露志如虹，

倦卧茅丛石作枕，

若醉春风。

这首词既反映了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更体现了红军战士的豪迈气概，革命的任何胜利，不都是这种精神凝聚起来的吗？

四月初，蔡会文和陈丕显率部队来到油山，与先期到达的项英、陈毅和贺昌等会师，组成了南方游击总指挥部，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南方游击战争。

1935年4月中旬，按照南方游击总指挥部长岭干部会议制定的方针和工作计划，他率一支三百人的红军部队，进入湘粤赣边界，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在湖南桂东县东边山，与方维夏、周礼（周里）等领导的游击队汇合，组成了中共湘粤赣特委，并组建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蔡会文任特委委员、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游击队以赤水仙、东边山、西边山为活动中心，在三省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东边山是湖南、广东和江西的界山，与北山、油山相对应。互为屏障，战略地位尤其重要，但这里群峰绵亘，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加上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特别是叛徒李宗保（原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团长）对当地群众的蹂躏，老百姓一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进深山。为了做好群众的工作，蔡会文带领部队来到后，严守红军纪律，保护群众的一草一木，并且细心招抚还留在家里的老人，使群众相信是真正的红军来了，相率从深山密林中走了回来。他们还帮助群众下山打土豪，将得来的粮食财物分给群众，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在群众的拥护下，湘粤赣游击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他以赤水仙、两边山为中心，使游击区纵横数百里，延伸到湘粤赣三省的桂东、汝城、资兴、酃县、遂川、上犹、崇义、大余、始兴、南雄、仁化等地，游击支队也发展壮大到一千多人。

湘粤赣游击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引起湖南、广东和江西三省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迅速集结数十倍于游击队的兵力，以东边山为主要目标，进行反复的“清剿”，如强迫移民并村，控制集市贸易，进行经济封锁等。还利用叛徒李宗保等人做向导，到处搜山放火，洗村劫寨。为了对付这一严重形势，蔡会文等将游击队化整为零，编成十几人至三四十人的小分队，分散与敌人迂回周旋，弄得敌人摸不着，碰不上，疲于奔命。一有战机，游击队则迅速集合，把小股敌人一一吃掉。他把这种打法叫“做小买生意”“赚钱就干，赔本不来”。有一次，湘敌一个营来搜山。他很远看见敌人只有一个连在搜索前进，就果断地对周礼说：“送上砧的肉，先吃掉这个连再说。”在他们的指挥下，各个游击队迅速合围，很快歼灭了这个连。与此同时，他还用很多办法来对付敌人的所谓“跟脚队”、“望火队”、“砍山队”，使敌人的阴谋一一破产。当敌人实行所谓“封坑”，把老百姓通通搬到离游击队根据地二十里以外的大村庄居住，由保甲长统一看管，企图把游击队饿死、冻死、困死在山里时，他就针锋相对，摸到敌人的窝子里去进行斗争。有次，他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夜突入敌人据点桂东沙田镇，抓住大土豪李正兴，逼令交款近千元，购置灰布八十多匹，还有粮、盐等物资。并命令李正兴“护送”小分队安全出镇，返回驻地。

1935年秋天，斗争形势日益困难，蔡会文除了跟部下一样吃野草、树皮外，为支援油山、北山的斗争，他把更多的困难担在自己身上，如主动出击，以牵制更多敌人，还派出部队分别到项英、陈毅所在的北山和谭余保所在的湘赣边游击根据地参加战斗。为了稳定部队的情绪，他经常深入到各个游击分队，找干部战士谈心，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用很多事实说明敌人并不可怕：“敌人不过象一头很凶很笨的野牛，在深山密林里横冲直闯。然而猎手总有办法对付它的。比如，有时敲它一下脑壳，有时钻它一下屁股，有时给它拦腰一棍，有时又牵着它的鼻子满山转。或让它发怒，瞎冲一气。这样一来，即使它再肥再大，再凶猛，也要把它拖瘦，拖垮，拖死。”又说：“我们现在战斗十分艰苦，只要坚持下去，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的。”

1936年初，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蔡会文，不幸在一次与余汉谋部的遭遇战中，他的部队被打散，他只带领部分战士向朱冠山转移。一天，他把大家安顿在一幢破房子里稍事休整，并派管理员下山买粮，不料管理员一下山，就被捕叛变，并带领广东铁甲兵教导团来围捕游击队。这时，他一面指挥大家突围，一面带领两名警卫员断后。部队冲出去了，而他不幸负伤，他又命令两个警卫员突围。警卫员也脱了险，而他背部又中一弹，昏倒在地。敌人得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蔡会文时，立即用一张竹椅要把他抬回去请功。他苏醒过来之后，怒斥叛徒，并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向敌人扑去，在搏斗中被杀害。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