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28日的《湖南民报》上，刊登了一则《衡山人民公葬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筹备处启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邑岳北农工会被军阀赵恒惕以强压摧残，农工会代表赵炳炎、周德二、廖芳炳、李如英（即李玉邕）四烈士或被惨杀，或被瘐死，于今越三年矣。窃思诸先烈为主义面死埋冤地，其骨虽寒，其血长热。今者国民革命将告成功，无非诸先烈精灵所托而使之然，我辈后死，幸得观成，景仰前徽，倡盛哀悼，爰发起公葬，藉妥忠骸……。”

这段话反映了岳北人民对赵炳炎、周德二、廖芳炳、李玉邕四烈士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

赵炳炎，又名赵子山，别名赵三梭子，生于1900年，衡山县东湖乡东风村汪家湾人。周德二，生于1852年，衡山县松柏桥乡竹山村艾家湾人。廖芳炳，生于1875年，衡山县江东乡龙塘村人。他们三人家里都很贫穷，长年靠佃田、做工、担脚、抬轿为生。李玉邕，1860年生于衡山县贯塘乡枫林村的一户农家。他自幼聪颖，喜读诗书，在清朝末年曾考中秀才。

1923年四五月间，水口山工人俱乐部负责人刘东轩回到家乡白果，秘密创办了农民俱乐部。赵炳炎、周德二、廖芳炳、李玉邕等四人，继彭桂峰等头一批农会骨干之后，在刘东轩的引导下，都成了农民运动的骨干。

这年6月，湖南爆发了谭延闿与赵恒惕的战争。8月，赵恒惕兵败省垣，谭延闿军队进驻衡山。刘东轩等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将岳北农民运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并把岳北农民俱乐部改为岳北农工会。他们仿照安源和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的三级代表制，每十个会员公举一名“十代表”，一百个会员公举一名“百代表”，全区的“十代表”公举一名“总代表”。当时岳北有六十来个区，赵炳炎、周德二、廖芳炳、李玉邕分别被东湖、松柏、江东、贯塘、万家町、枫林等区的会员推举为总代表，挑起了领导这些地方农民运动的重担。9月16日清晨，他们四人及其他总代表，分别带领东湖、松柏、江东、贯塘等地的百代表和十代表，兴高采烈地来到白果镇刘捷三公祠，参加了岳北农工会的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改善生活、兴办教育、解放妇女等决议和《岳北农工会宣言》。

周德二是松柏、万家町区的总代表。早在岳北农民运动处于秘密阶段时，他就是农民俱乐部的宣传者。他虽年过古稀，却壮心不已。为了动员农民入会，他不辞辛苦地走遍了岳北山乡，用拉胡琴、唱戏曲、做手艺、跑买卖等力式走村串户，接近农民群众。他善于抓住不同对象的特点和心理，向他们揭露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启发他们的觉悟，动员他们参加农会组织。经他串连发动过的农民，有很多成了农工会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又学习他的工作方法，串连更多的农民入会。

四人中年纪最轻的是赵炳炎。他自幼爱听《水浒》的故事，为人有豪侠气，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组织领导能力也强，农民都愿意接近他，并推举他为东湖区的总代表和纠察队的负责人。

贯塘、枫林区的总代表李玉邕，虽已年过花甲，但精神焕发，宝刀不老。这个清末的秀才，现在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农工会要发出的文书和张贴的宣传品，多出于他和农工会秘书长李渭璜之手。至于农民请他代写租约契据之类的事，他总是乐意帮忙，认为这是联系群众的好途径。他在农工会中威信很高，特别受到刘东轩、谢怀德、李渭璜等领导人的尊重，有事都先要听听他的意见。合影时也要请他坐前排正中的位置。

江东、马鞍区的总代表廖芳炳，曾因带领江东区的会员斗争廖连元而威震岳北。廖连元是江东区有名的地痞恶棍，霸占数百亩水田，依势欺人，无恶不作。1923年10月上旬，当农工会发请柬请他来商量减租退押事宜时，他当着廖芳炳的面骂农工会是“农哄会”，是“一伙没有庙堂的野鬼”。声称他不仅不减租，还要加码，说农工会要退押，他就退佃，“饿死这些砍脑壳鬼”。为了打开减租退押的局面，农工会决定先拿廖连元“开刀”，打掉他的嚣张气焰。于是，刘东轩、廖芳炳等人带领会员冲进廖连元的家，将躲在柴屋楼上茅草堆中的廖连元拖了出来，给他戴上木雕的“猪脑壳”帽，牵着他“嘡、嘡、嘡”地打着铜锣游团，使这个平日如狼似虎的恶棍顿时威风扫地。同时又把他的佃户全部找来，迫使他逐行农工会章程有关实行“二五减租（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和“三成退押（退还押金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直等到他逐个退还了佃户的押金，并在减租文书上画了押之后，才率众离去。

岳北农民的斗争，严重地动摇着衡山地主的封建统治。还在农工会刚成立时，他们就向军阀政府要求派兵弹压。到了“减租退押”斗争全面展开之后，恶棍廖连元和白果团防局长赵桂生等便以“岳北遍地皆匪”为词，贿通县长戴敦汉和衡山驻军军官谢国光，调了一个连的兵力，星夜开到白果，包围了农工会会部，砸毁会牌，将刘东轩、谢怀德等领导人扣押在白果镇的一家饭店，准备第二天解往省城。赵炳炎、李玉邕得到消息后，连夜赶来白果镇，于次日清晨在刘捷三公祠鸣锣聚集纠察队员和农工会会员七八百人，准备救出刘东轩等人。但遭到军队的开枪射击，被打死打伤多人。

然而，赵炳炎、周德二、廖芳炳、李玉邕、李渭璜、杨仕润等领导人并没有在军队的镇压中后退，他们一面将农工会牌重新挂上，一面派人向湖南省长兼湘军司令谭延闿请愿，要求释放刘东轩、谢怀德等人。谭延闿写了几张告示，命令部属放人。在刘东轩等出狱之日，周德二、李玉邕协助李渭璜组织了两千多人的欢迎队伍，到离白果二十五里的岭坡坳迎接。农友们敲锣打鼓，鸣铳放炮，一片欢腾。

但为时不久，革命形势因谭、赵战争的逆转而发生变化。这时，谭延闿已败退广东，赵恒惕控制了整个湖南。赵恒惕是白果人，他不能容忍革命的火焰从他的老家烧起。加之廖连元、赵桂生以及其他一些受到农工会惩罚过的地主恶霸，又纷纷赶到省府告状，他于是派了一个营的兵力，由亲信赵和戍带领，于11月25日杀气腾腾地开到岳北，伙同团防局长赵桂生及廖连元等反动势力，首先杀向农工会会址刘捷三公祠。当此危急之际，赵炳炎迅速组织一批纠察队员和农工会会员，手持梭镖、棍棒、锄头等器械，隐蔽在楚南大桥桥头，阻击敌军，不幸赵炳炎中弹受伤被捕，当即被枪杀于楚南大桥之下。

刘东轩、谢怀德等人则带领部分群众，迅即向安源方向转移。敌人在烧毁刘捷三公祠之后，接着向周德二、廖芳炳、李玉邕所在地松柏、江东、贯塘等地扑去。

敌人在松柏逮捕了周德二。当赵和戍、赵桂生用酷刑逼他交出会员花名册时，他仰天大笑说：“要花名册，有！”敌人忙问在哪里，他指着心口一字一顿地说：“在——这——里！”敌人恼羞成怒，把他押到新桥，要当众将他杀害。他面对敌人的枪口，慷慨激昂地痛斥反动派屠杀工农的罪行，并高呼“革命成功万岁！”便饮弹牺牲。

廖芳炳是在江东被捕的。在押往白果的途中，因他沿途大声斥责反动派，被敌人枪杀在道旁水田中，田里的水都染红了。第二天深夜，会员们将烈士的遗体偷运出来，含着眼泪掩埋了。

李玉邕在贯塘被捕以后，敌人因他在岳北的影响大、威信高，怕引起大的民愤，不敢当众杀害，只好把他押往县城，关进监狱，企图动摇他的革命意志。然而他意志坚定，毫不动摇。在狱中，他还向同时被捕的七十余名会员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同敌人斗争到底。后来，敌人把他单独关进一间又湿又暗的牢房，对他进行百般折磨，始终没有使他屈服。久系牢狱，备受摧残，他自分必死，于1924年曾给自己作了一首挽联，文辞如下：

六四岁身首分离，是奇害奇冤奇诬奇诈，只有向阎王一诉；

百余里灵魂归去，愿我妻我子我媳我孙，都来报戴天之仇。

这首挽联的上联是说革命无罪，下联是期望下一辈将革命事业继承下去，这是多么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啊！

李玉邕于1925年在狱中去世。

四烈士牺牲时，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岳北人民未能及时举行追悼会。1927年1月5日，毛泽东到衡山考察农民运动，来到白果，看望了烈士的家属，满怀深情地建议衡山党组织开展追悼活动，鼓舞后人的革命斗志。于是，当地党组织成立了衡山人民公葬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筹备处，并在《湖南民报》上登载了公葬四烈士的上述那则《启事》。2月18日，追悼大会在白果赵氏芳山公祠举行。岳北农民从地主家抬来四具上等棺材，安放了烈士的遗骸。三天后，烈士灵柩，在数千送葬者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从白果到县城有九十里路，沿途各区、乡农民协会均设案致祭，哀声动地。

在悼念烈士期间，岳北农民将危害烈士的凶手白果团防局长赵桂生抓获，押送县城，准备在烈士落葬时就地处决。县知事陈阜源却将赵桂生送往省城。消息传出后，愤怒的群众包围了县署，扬言要将陈阜源抵杀祭灵。迫使陈阜源只得自己披麻戴孝，到烈士灵柩前跪拜致祭，并接受群众的要求，急电省府，请求将赵桂生处死。而公奠烈士筹备处也电告省主席，提出坚决将赵枪决的要求。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赵桂生终于被处以死刑，而另一个个凶手廖连元，也在长沙抓获归案。衡山人民以此告慰四烈士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