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绝大多数女子还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穿耳缠足，囿于家庭的时候，有一位身材窈窕的年青女子，为寻求社会、人生的光明和真理，冲出闺门，运离故土，足迹遍及神州大地。她还远涉重洋，到过遥远的塞纳河畔、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下、列宁的故乡、辽阔的俄罗斯草原……

她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妇女革命运动的先驱——向警予。

湘西七百里雪峰山，山高林密，云雾茫茫。在群山环抱中，有一座风光秀丽的古老山城，背靠庐山，前濒溆水；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弯弯曲曲；参差错落的各式屋宇，居住着几百户人家。这就是溆浦县城。

1895年9月4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向警予诞生在这座小山城的一个商人家庭。她原名俊贤，因排行第九，乳名“九九”，按当地习俗，大家都叫她“九姐”。

向警予的父亲向瑞龄，原在溆浦县城一家最大的商号鼎盛昌当厨工和帮工，后来逐渐发迹，当上了该店的座庄先生和管事。有了积蓄，就自己在县城另开一家大道生南货店，晚年担任县商会会长，在地方上很有些声望。母亲邓玉贵，出身农家，勤劳俭朴，为邻里所称道。

1900年，向警予五岁时，父兄教她认字，八岁进小学堂念书。在家里，她和兄弟姊妹十分融洽，最爱听大哥读历史故事，常常屏气凝息，百听不厌。在学校里，她是一名勤奋的学生，成绩优秀，尤爱体操。

1907年，大哥向仙钺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在常德西路师范任教。这时，向警予十二岁，随母亲一道去常德，在大哥那里继续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大哥的影响，她开始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经常听大哥在家里谈论时局和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并阅读《民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杂志。两年以后，她考入了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在时代的影响和家庭、学校的熏陶下，这位溆水河畔的少女，视野宽广，心胸开阔，以坚强奋斗的精神，开始走上探索人生和社会变革的道路。

辛亥革命第二年的秋天，向警予转学来到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女师学习期间，她非常崇仰墨翟的“博爱”哲学，以至同学们都叫她“墨子”，并推选她为乐群会的道德部长。她的日记曾作为女师的成绩展览，被前来参观的杨昌济老师看到后，称赞她的“日记颇有抱负……可谓女教育界中之人材。”

1914年秋，向警予和陶毅等十几名进步同学，转入由进步教育家朱剑凡主办的周南女校，并改名“警予”，取反封建要“警钟常鸣”之意。周南女校是当时人们称为培养“女革命家的摇篮”，老教育家徐特立就在这里任教。向警予入校后，尊师爱友，善于向老师和同学学习。尤其对自己的好友，如第四班的熊叔彬、陶毅、吴家瑛、罗正璧，第五班的熊季光，体育专科的蔡畅、劳启荣等，都能够“相尚以道，相印以心”，相互勉励，亲如姊妹。

向警予在周南女校学习期间，对自己要求很严。她认真求知，反对空谈，认为“盲谈瞽论，无当实际”，“有名无实，害人害己”。她常常以“自爱”、“自克”勉励自己，要立志做一个“眼光要远，胸襟要阔”，“积诚力学”的有为女青年。

她善于辞令，又长于写作。在参加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斗争中，她一面以激昂的演说动员同学，一面用战斗的文章抒发激情。仅1915年下半年，她就写了十多篇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文章。这些文章，常常得到老师的赞许，给她写下“持论绝大”、“析理细微”、“横空发议”、“精秀无匹”等批语，评分都是甲上。

在向警予的文章中，有对时局板荡的担扰，有对政治腐败的抨击，有对青年要肩负“革除积弊”的期望，更有对自己要“顺机应变”，赶上时代潮流的鞭策。在《湖南地型记》这篇作文中，她首先热情歌颂了湖南的大好山川，壮丽景色，然后，根据自己看到军阀和帝国主义分子到处横行，民不聊生的景况，慨然发出“风景不殊、山河犹昔。叹桃源之幽邃，渔父不逢；悼湘流之咽呜，灵均已渺，今日何日，能不悲耶”的长叹！她看到当时国家政治的腐败，感觉到中国已处于“国家陵夷，学绝道丧之际”，痛切地发出“方今时势急于越国”的呼喊。她还尖锐地指出，“国之危，以官邪也，官之失败，饥寒迫焉”。她看到了“官”与“民”的对立，即当时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她认为青年应该有责任来改变这种情况。特别在这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紧急关头，她期望青年们要振作起来，不要贪求安逸，讲究穿戴，要“革除积习，厥进不已”，共同肩负救国的重任。至于青年应怎样才能振作起来？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反对迷信守旧。因此，她发出了冲破封建思想束缚、要求思想解放的强烈呼喊。她指出：有的人习惯于“人云亦云，人否亦否，随俗浮沉，与时俯仰”；有的人则“墨守陈规，不敢创新”，遇事则只是“食先代之旧赐，拘拘于成法，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思想状态是跟不上时代要求的，一定要“顺机应变，因时制宜”，才能“创未来之社会”。

在这段时间里，向警予因与蔡畅交往甚密，认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革命青年，时常到岳麓山蔡和森家和他们一起研究学问，交流心得，讨论各种问题，或一起去船山学社听讲；或去板仓杨寓，向杨昌济老师求教。从这时起，她已经把自己同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渴望顺应“世界潮流之所趋”，投身到救国匡民的伟大事业中去。

1916年夏，向警予在周南女校毕业后，从长沙回到了故乡——溆浦，在西门外文昌庙旧址，办起了溆浦女学堂。这是她为了响应校长朱剑凡的号召，实现自己“教育救国”愿望的第一次社会实践。向警予在创办学堂初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一一被她的毅力所克服了。为了筹措经费，她首先设法争取县署的支持。县知事吴剑佩和她的父亲很熟，为人也比较开明，她多次给吴知事写信，要求解决经费问题，要求把文昌阁旁之节孝祠划给学校作校舍，“以公地办公益”。并在信中表示：“我虽然只有廿一岁，阅历和经验都很不够，但眼看家乡的教育事业无人关心，长此以往，实堪忧虑，所以，特在县知事前，为教育事业呼吁！”经过她的反复要求，吴知事同意拨一点教育经费，并将节孝祠连同昭忠祠一同划归学校。她的办学事业还得到社会和家庭的支持。这年11月21日，学校正式开学后，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前来报名入校的女生很少。一周过去了，还只有几十个人。她又请吴知事颁布文告，要求四乡家长送女上学，而自己却深入山区，挨家挨户做动员工作。她一个人从县城出发，带着包袱雨伞，顶烈日，冒大雨，走遍四乡，到处劝学。离县城最远的龙潭，有一百五十多里山路，要经过统漆河、丫吉坳这些荒无人迹的地方，要翻越海拔一千多公尺的高山。她来到龙潭后，苦口婆心地向家长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说明女孩子上学的好处。家长们多为她的热情所感动，表示愿意送自己的女孩子前去上学。她还关心贫苦女生入学的问题，当她得知学校有个女工，因交不起学费，没有要女儿前来上学时，就说：“穷苦学生不要学费，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做工。”经过她多方的做工作，要求上学的女孩子越来越多，连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也来报名，学生陡增至两百多人。

为了办好女校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向警予特地从长沙约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同学，千里迢迢，来学校任教。这些同学先有熊叔彬、吴家瑛、范新琼、任培道等四人，后有杨德群、易焕秋、缪明辉等十余人。在教学方面，她注重教育诱导，反对“约束收掌之举动”，把天真的学生“驰骤之若牛马”。她强调要“尊重个性”，要善于“指导其实践”，要把学生当亲人。她以校为家，整天为学生操心，诸如冬天取暖，夏天驱蚊，晚上盖被，早上梳辫，以及衣服缝补等事，她都一一过问，并同大家一起做这些事，用实际行动去温暖着每个学生的心。她还在学校开办缝纫班、刺绣班，让家境贫苦的学生，上午读书，下午做工，实行半工半读，减轻家长的负担，得到家长们的好评。

每当清晨，向警予常常亲自摇起床铃，带领学生做早操，迎着晓风晨雾举行朝会，大家引吭高歌，唱着她和老师共同谱写的《校歌》：

美哉！

庐山之下溆水滨，

我校巍巍矗立当其前。

我们姊妹一堂，

相爱相亲。

现在已是男女平等，

天然的淘汰，

触目惊心！

愿同学作好准备，

为我女界啊，

大放光明！

还有一首《运动歌》。歌词是：

运动，运动，运动乐！

不怕天寒和地冻，

要使身体得活泼，

各种精神来振作，

肌肉强，血脉活，

运动，运动，运动乐！

在向警予的主持下，溆浦学堂越办越好，规模越来越大，从一个班几十人，发展到八个班三百多人。她办学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使偏僻古老的山城，风气为之一变。但也传来一些风言风语，说什么“莫把妹子带坏了”，“剪了发，放了脚，将来没人要”等等。为了用事实说服那些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家长。她在县署旁边临街的一处仓库里，举办了学生成绩展览会。展览有学科、图画、缝纫、刺绣等五个室。她还为展览会写了一副对联：

细雨来梳柳

轻寒不透帘

在举办展览会的同时，她还组织学生排演讽刺袁世凯称帝的新剧《皇帝梦》、《亡国恨》，以激发人们的爱国心。成绩展览和新剧演出，轰动了整个县城，甚至一些离县城有几十里路远的人，也赶来观看。还有一件转变社会风气的事，她组织了学生“清街团”，“利用假日之余暇、从事通衢之洒扫”，洒扫时，“黄童弱女，勉效其力，吁气如雷，汗流如雨”。这件事虽然使一些人感到“格外惊奇”，“骇人听闻”，有的还“因风翻浪”，以致“舆论鼎沸”，然而究竟能使大多数人耳目一新。

她也从一些人的非议中，看到要扫除人们脑筋中封建思想的垃圾，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要经过更艰巨的努力。她意识到自己办学就是在做一名改变旧脑筋的“清道夫”，她决心要用教育这把扫帚，把旧社会的枯枝残叶通通扫掉。

1918年6月，她向县署表示要辞去校长职务，决定“退而自修”，继续深造。秋后，她把校务暂作交待后，只身前去北京，寻找学习去处。这时，她遇到了从长沙到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的蔡和森。她们两人早就相识，此次古城重逢，有机会在一起商讨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19年春，她带着新的希望，从北京回到了溆浦。

五四运动爆发看，向警予带领师生上街示威游行，声援全国学生的爱国斗争。她的街头讲演，有时长达几个小时，从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讲到段祺瑞政府的腐败无能，出卖民族利益的种种罪行，号召大家起来为挽救危亡的祖国进行斗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听者为之动容，都说：“向家九姑娘在寺坪的讲演，真讲得好！”

正在这时，驻溆浦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突然派人携带重礼，来向家说亲。向警予的继母傅氏也要她允诺这门亲事，去当“将军夫人”，她断然拒绝了。一天中午，她只身来到周家公馆，径直闯进大院，当着周司令的面，坚决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婚。”说罢转身就走。

不久，向警予接到蔡畅来信，约她来长沙筹备女子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当她在码头上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和学生依依惜别后，佇立船头，含笑挥手。从此，他离开故乡，踏上为中国妇女求解放的新的征程。

1919年8月，向警予来到长沙，住在蔡和森家。不久，她加入了新民学会，并在周南女校任教员。这时，她和陶毅等一批女会员，以周南女校为据点，以自治会为核心，开展了很多活动，如成立国货维持会，创办平民半日学校，组织学术讨论，进行体育锻炼等。她们还办了进步刊物《女界钟》，以大量的篇幅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对童养媳，提倡妇女解放，受到妇女界的欢迎，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蔡和森、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发展很快，先后到北京准备出国的“人数为各省之冠”。向警予和蔡畅、陶毅等也一起发起湖南女子勤工俭学运动，组成了周南女子勤工俭学会。她们还拟定了学会简章，宣布以“工读神圣为信条”，规定会员力戒“懒惰之习惯，奢侈之装饰，邪辟之行为”，提倡研究女子问题。她们将简章分发到全省的一些女校，并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

这年12月初，向警予和葛健豪、蔡畅等离开湖南，到达上海，同已在上海的毛泽东一起讨论了湖南问题。在出国前夕，为谋求湖南女子解放的问题，她在同蔡和森交换意见后特地给在湖南的陶毅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道：“今天因同和森谈话，对于你忽发生两种最大希望：第一，希望你加入要求去北京大学公开的团体；第二，希望你促成我省高小毕业生或师范生、中学生，从事要求北大特设男女同学的中学班。”她认为，实行男女同校有很多好处，也是争取男女平等的一项具体措施。信中还说：“为了这事，我本打算回到湖南的，实在是时间仓促了（二十五日放洋），不能分身。”“我今夜写这信，睡得极晏，也是因为这事与女子解放大有关系”，“我们的学识能力虽然不足，但是，我们自信我们的脑筋是纯洁的，我们的思想是彻底的，将来根本改造大任，我们应当担负的。”她还指出，社会需要有一个“根本改造”。要达到根本改造的目的，“假如毫无牺牲，毫不能奋斗，简直不能立足”。她坚定地向陶毅等女友表示：“作大事业，须大准备，我们这时候要准备起。”她把留法勤工俭学，看成是为这种“根本改造”中国所作的大准备。

12月25日下午1时，向警予和蔡和森、葛健豪、蔡畅等三十多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登上法国邮船公司的央克来蓬号邮船，远渡重洋，开始了赴法的漫长旅程。

1920年2月2日，向警予和蔡和森等经过三十五个昼夜的航行后，到达巴黎。第二天，她和大家一起找到了华法教育会，被分到离巴黎不远的小城蒙达尼。她和葛健豪、蔡畅等进了女子公学，蔡和森则进了男子公学。她们首先都是学习法文。当她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掌握了法语后，就开始阅读法文版有关《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比如，就在这年5月26日，她从法国给国内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的文章，就明确地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现在的世界形势，“二十世纪以前的旧文明已经过去了，残败了，一点不能适用了，大家眼巴巴的一线希望，就是二十世纪的新文明”，“将来社会的经济能否实行共产，固尚有待于研究，然而总是朝着这方面走，是可以相信的”。她对改良主义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驳：“无论何事，说得上改良，总还有几分可取，现在的政治，你取它哪一点来改良呢？”至于“以教育为工具”的和平革命，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即以在法一部分的勤工俭学生而言，男子近千人，女子仅十余人，这又如何能说教育平等呢？”这篇文章，说明她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就能迅速摆脱诸如“教育救国”等改良思想的影响，把谋求妇女的解放与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把革命与改良区别开来，这不能不认为是她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1920年6月，向警予与蔡和森在蒙达尼学校的一间木板房里举行了婚礼。几十个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热烈地祝贺他们的自由结合。他俩在婚礼上朗诵了共同编写的《向上同盟》的诗，后来大家就把他俩叫“向蔡同盟”。在寄给国内亲人的结婚照片上，他们俩人并肩坐着，共同捧着一本打开了的《资本论》，表明他俩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结合，并分别给陶毅和毛泽东写信，又说这是“一种恋爱上的结合”。毛泽东得知向、蔡结合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罗学瓒说：“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因为他俩“打破了‘怕’”，用实际行动冲破了旧的婚姻制度，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应该成为大家的榜样。向警予还给父亲写信说：“和森是九九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我和他是一个一千九百二十年产生的新人。”

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着追求，对于中国社会改造道路的多方探索，这是向警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目的，也是她同国内友好通讯研讨的主要内容。就在她结婚这个月的2日清晨，她在蒙达尼给毛泽东和彭璜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她这种急迫的心情。她说：“自出溆以来，觉从前种种，皆是罪恶，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奈何？计惟努力求之耳！数年后，或有以报同志。”

这年底，她得到了毛泽东于11月25日的回信，并告诉她：“一年以来，弟和荫柏（即彭璜）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这对她是多么大的信任和鼓舞啊！向警予在蒙达尼期间，就是这样与新民学会的会友，与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同志，驾着飞艇，争取时间，在进行着自己对真理的“追求”的。

这一年的7月6日至10日，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与蔡和森、陈绍林、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萧子昇等在蒙达尼聚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提出了用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但在具体作法上，向警予完全赞同蔡和森“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见，这一意见也得到在国内的毛泽东复信的赞同。

在这次会议之后，有一位在法国留学的学生沈宜甲，曾经到蒙达尼去看望向警予和蔡和森。一见面，向警予就针对他一心只学科学技术，不问政治的思想，向他提出应当投身到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中去，并同他展开了讨论。这时，向警予“滔滔而谈”，“辩论至烈”，“似无止境”，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他后来回忆这场辩论时说：“向警予意志坚定，头脑清晰，语言有条理……对她坚定的革命意志尤为佩服，她与蔡和森一样，是置生死于度外的真正革命先驱者。”

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一千六百多人。他们当中有许多因受到北京政府和控制华法教育会的吴稚晖等人的刁难，以致很多同学失业，无法租房子和解决吃饭问题，更谈不上学习。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勤工俭学学生忍无可忍，终于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们于1921年2月27日，召开代表大会，决定直接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发给学生每月四百法郎的补助，以四年为限。

28日晨，四百多名勤工俭学生在巴黎示威游行，派代表到驻法公使馆，向公使陈箓提出：“生存权”、“求学权”的要求。向警予和几名女同学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她同一百多名学生在公使馆花园中等候陈箓的答复时，遭到一群蜂涌而上的警察的毒打和扣押。这次请愿虽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迫使公使馆答应“借款维持学生们的生活”，华法教育会也答应为失业学生找工作。

为了扩大“二二八”运动的影响，向警予和蔡畅、劳启荣、魏璧、熊季光、熊叔彬等新民学会会员，联络其他女生共十二人，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国内女界的公开信。北京晨报于7月30、31日，以《留法女生对海外大学之要求》为题，连载了向警予等人签名的这封公开信，要求女生有读书的权利，要求国内西南大学所属的海外大学招收女生。这时，据国内报刊报道，法国政府与中国代表李石曾、吴稚晖等达成协议，把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拨出一小部分，在里昂办一所中法大学，招收部分留法学生。但学校快开学时，校长吴稚晖却从国内招来了一百二十名富家子弟，无理排斥勤工俭学生入学。同时，驻法公使馆又宣布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到9月15日停发。这样，迫使近八百名勤工俭学生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终于爆发了争回里昂大学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誓死争回里大”。向警予、李维汉等被指定组织十人团，留在巴黎开展活动，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则率领占校先发队，于9月20日由巴黎赶到里昂。21日晨，占校先发队占驻了里昂大学的一座楼房。第二天，公使馆勾结法国当局派出警察，把一百零四名先发队员逮捕后囚禁在一个兵营里。10月13日，法国政府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把蔡和森、陈毅、张昆弟、罗学瓒等一百零四人武装押到马赛，搭轮回国。

在这次进驻里大斗争中，向警予曾与十人团分头寻求支援，营救被捕同学。蔡和森等被押送回国时，她已身怀有孕，没有同行，但生活更困难了。从1921年4月到同年9月，她和另外四名女生，仅积欠蒙达尼女子公学的学膳费即达八千七百多法郎。后来，经过她一个多月的努力，并请法国上议员毓具勒奥夫人出面帮忙，才由中法青年监护委员会清偿了五千法郎。到了11月，校方又追索余款。这时，她和其他几位女生已经到了“路绝途穷，无法自救”的地步了。

1921年12月2日，向警予启程回国。回国前，她与毓具勒奥夫人商议，想“分国内、南洋两部，拟备捐簿，实行募捐”，以救留法女生的燃眉之急。船经南洋时，她曾上岸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1922年初，她回到上海。

向警予在1922年初回到上海后，同蔡和森一起住在一处弄堂房子的楼上。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在党中央机关做妇女工作。4月1日，她的第一个孩子——女儿蔡妮出生。产后不久，她即去平民女校教课。

这年7月，向警予在上海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中央成立了妇女部，她担任了第一任妇女部长，负责妇女工作。为了集中精力从事妇女工作，她借去外地联系工作之机，于8月顺道回到湖南，将女儿送回长沙蔡家抚养。在长沙，她特地带了姪女功治和几个在长沙的溆浦学生去清水塘看望了毛泽东。还探访了几位过去的同学和女友与省参议会议员吴家瑛。不久，她又回到了溆浦。

向警予对她的故乡溆浦是怀着深厚的感情的。这里，有她最熟悉的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和那错落有致的低矮木板房，有那平静而清澈的溆水，有她亲手创建的溆浦女学堂，还有她那年已八十的父亲。她在家里住了两个多月，走亲访友，畅叙离情，寄托遐思。然而，她现在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她不能在家里耽得太久。于是，她告别年迈的父亲和继母，告别重病在床的二哥，怀着沉重的心情，重新踏上去上海的征途。当她经过长沙时，得知二哥病逝的噩耗，在痛苦之余，给父母亲、二嫂和六哥分别写了信。她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儿此次远行，在常人眼光看来本属不近人情，盖居家未满三月，又值二哥性命危笃之际，唉！我这样匆匆究竟为什么？”她接着在信中作了回答：是为了“造真学问，储真能力。这不是对国家、对双亲、对兄弟、对自身的唯一光明、唯一希望吗？儿亦当格外奋发，兢兢业业，以图成功于万一”。为了安慰父母亲，她在信中提到他们的外孙女蔡妮的情况；“妮子见儿，即点头跳跃，欢笑不止，此儿极趣！”

这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北京。向警予同蔡和森也来到北京，她除从事妇女工作外，还协助主编《向导》的蔡和森参加一些开辟北方党的具体活动。次年“二七”惨案后，她们又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

向警予主持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时，她非常关心上海女工为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而纷纷掀起的罢工运动。据统计，这一年女工罢工的工厂达六十余家，罢工人数三万多人，其中上海纱厂女工同盟罢工人数即超过两万余人。虽然这些罢工斗争大都没有成功，然而，向警予却从中看到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希望之所在。她热情洋溢地撰写了《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一文，高度评价“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

为了做好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工作，把千千万万的劳动妇女组织到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去，她一面发动一批知识妇女上街进行募捐活动，支援纱厂女工因罢工带来的生活困难；一面以极大的精力敞妇女的思想工作，并以高度的斗争艺术，同妇女运动巾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斗争，使广大妇女在斗争中掌握自己的方向。她还十分注意妇女工作队伍的建设，积极动员和细心帮助知识界妇女、学生到女工和农女中去进行工作，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她们，强调提高劳动妇女的阶级觉悟和战斗精神。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女学生同她一起，来到杨树浦和小纱渡的丝厂、纱厂、烟厂，参加工人和妇女的各种会议，走访女工家庭并做思想工作。

1933年6月，向警予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她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决议规定，除了“应设立妇女运动委员会外，要在全国妇女运动中树立一精神的中心，应创办一种刊物，以指导并批评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会后，她担任了妇女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1924年1月，当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她在上海和毛泽东等一起协助组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并从事筹组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同年11月10日，当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并途经上海时，向警予和杨之华等代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向孙中山递呈了公函，申述妇女部的意见。这时，她正从事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工作，又是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发起人，并在成立会上作了报告。她提出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宗旨应该是：一方解决国事，一方解放女子。当时报界评论她的讲演是“激昂动听，使人奋起”，“发挥尽致，听者动容”。她还主持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有关开展平民教育和合作运动的工作。她把上述工作同国民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同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联系起来。她先后写了《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国民会议与妇女》等十多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妇女杂志》、《妇女周报》、《觉悟》等报刊上。当她看到各地“静如死海的妇女也热烈地活动起来”，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怒发’时，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高兴地说：“我敢大胆预言，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在同一目标，同一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的历史之序幕。”为了更好地实现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团结一致，推动当时的革命运动，她还建议党中央组织一个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团结各界妇女的妇女解放协会。这个组织很快在全国各地发展，会员达三十万人，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有力的队伍。

向警予在领导妇女运动的同时，还密切注意上海女工的罢工斗争。当上海九家丝厂女工为要求“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休息一日”的罢工被镇压，并遭到一些被收买的报纸的造谣中伤，横加攻击时，她起而迎战，奋笔写了《丝厂女工团结起来》一文，给造谣攻击者以有力的回击，得到社会的同情。她经常身着土布短衫，手提饭篮，到各丝厂接头联系，使罢工从九家发展到十四家，有一万五千多女工参加，并持续了十多天，迫使厂方答应了女工的要求，释放了被捕女工，打破了“二七”以后上海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局面。9月，她又发动上海各公团组织失业救济会，救济南洋烟厂因罢工而被厂方无理开除的工人。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举行，向警予继续当选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之决议案》，反映了她领导妇女运动的一贯思想。这时，她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更加忘我地工作。

“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兴起，向警予又投入到一场新的战斗。这一天，她和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宣传，声援工人斗争。当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党中央决定号召全市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时，她和杨之华等通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青年妇女部，在广大妇女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白天她带领妇女和学生到街头宣传募捐，晚上到工人夜校去讲课。特别是她每次去租界讲演时，巡捕用水笼头对她和听众疯狂喷射，她巍然屹立，不为所动，直等到群众跑散了，她才全身上下水淋淋地最后一个离去。当帽子上的水仍在往下滴时，她又在另一处地方对着群众激愤地继续演讲起来，她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激励着战友，鼓舞着听众，有力地推动着妇女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不久，她又通过各地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声援了在广州爆发的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向警予不仅是领导妇女运动的实行家，还是妇女运动的理论家。她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妇女问题。回国以后，她一面直接投身于妇女运动的实践，另一方面又系统地从事妇女解放理论的研究。她亲自起草了许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和文件，撰写了大量论述妇女运动的文章，先后发表在《向导》、《妇女周报》、《妇女日报》、《妇女杂志》等报刊上。这些文章分析了世界和中国的妇女运动，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回溯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先在1920年，向警予就写了《妇女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妇女运动的理论。当时，她透过“夜色沉沉”、“寂寞荒凉”的黑暗环境，预见到中国妇女运动即将蓬勃兴起。她象一只搏击长空的雄鹰，迎接风浪的海燕，热情地向苦难的姐妹们呼唤：“现在世界改造的风潮，已经雷攻火闪地来了，我们大部分酣睡沉沉的女子，应该要催促他快些觉醒！快些准备！”特别是1923年，天津妇女界发起的“女星社”（邓颖超任总务）出版《妇女日报》时，她热情地歌颂这张报纸是“中国妇女宣传运动新纪元”，是“中国女界沉沉报晓的第一声”。而实际上这种“报晓第一声”的应该说是向警予自己。

在许多文章中，向警予总是把妇女问题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把妇女解放同整个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把妇女运动作为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她认为，研究妇女问题，“首宜认清时代，次宜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再次，宜认清今日社会急切的需要”。因为“二十世纪的时代，是人类全体到平等自由之路的过渡时代”。“劳动潮流日高万丈，资本主义日趋末路”；“社会革命的火线早已埋下”，“世界革命已于俄罗斯露其一角，全体实现，只是时间迟早问题。”

在剖析中国社会的性质时，向警予说，中国“是列强一个殖民地“，“北京政府不过是东交民巷太上政府代管中国的机构”。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所以中国“现在的社会简直是血包脓的社会，是万恶之丛”。怎么办？“时至今日，社会需要再没有比革命改造还急切的”。这是因为“如火如荼的社会问题，资本制度本身一个也不能解决”。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要改变妇女的地位，“真要达到经济独立的目的，只有把万恶的资本主义推翻”。为此，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世界革命实现之时，即是劳动解放成功之日”；而“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这样，她把妇女解放同整个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同整个人类的解放联系起来。

向警予还认为：要实现妇女解放，必先实现劳动解放；要解决妇女问题，必须先解决政治问题。而她所说的政治问题，就是先推翻北洋军阀的政权。她指出：“破坏民国，蹂躏民权的北洋军阀，从袁世凯直到现在的吴佩孚、曹锟，哪一个不是外赖‘洋力’，内赖‘枪力’作威作福？试问不参加政治，解决时局，在洋人、军阀的两层高压之下，早把全体人民变成奴隶，还有什么女权不女权？所以真正觉悟的妇女，必然是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她曾痛切地回忆说：“民国元年的时候，‘禁烟’、‘放足’、‘兴学’，是何等的雷厉风行，到现在罂粟遍野、卧榻横陈，俨然又复民元以前的故态，乡下女子放了足的也重新裹起来，国立省立各学校几乎摧残得奄奄一息，这些何不是受着政治的影响？目前，鸦片居然成了各省大小军阀的利薮，甚至英国人代中国人提倡鸦片公卖，然则请求他们严禁种植和销售，不又是与虎谋皮吗？军阀的目中只有个人的地盘和权利，把个中国搜刮得民穷财尽，已有的学校不能维持，还说什么平民教育？”由此，她得出结论：“有反动政治然后有反动的社会”，要解决这些妇女关心的切身问题，就必须解决整个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问题，解决“关系中国全局的政治问题”。

在解决政治问题的斗争中，向警予非常强调要依靠群众的力量，要依靠妇女自己的力量。早在1922年，当上海丝厂女盟罢工失败时，她曾以饱满的热情讴歌：“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的精神”，指出上海丝厂女工的同盟罢工斗争是“中国劳动妇女运动的开端”。她经过深入调查对比研究以后，坚定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至于每个妇女自己，“如果振作精神，正要从复杂生活中训练我们改造自身社会的能力。我们的环境改造，我们的人生观也自然跟着变更，自然可以站在时代的前面，大踏步地行向革命之路。”她还针对一些只醉心于女权及参加运动的知识妇女的种种表现，十分辛辣地指出，她们有的每遇政治问题，便“噤若寒蝉，不叫一声”，而对“谈笑话或谈美容术”，则“非常乐听”；有的“偶尔高兴干一点事，也绝无持久耐苦的精神”；有的“于本身实际密切有关的妇女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反漠不关心”；有的“在政治糟糕的时候，躲在旁边，一声不响，政局稍微稳定，便跳出来抢权”；还有的醉心于“在国民会议上出几次风头”；甚至有“一班桀黠的妇女趁机闯入北京或各省的猪圈，伙同一般男性的猪仔干那些祸国殃民的勾当”，如此等等。

向警予在撰写的四十多篇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在妇女问题上的正确方针，批判女权及参政运动中的错误主张，同时，又热情地帮助和争取资产阶级知识妇女，建立广泛的妇女统一战线。这些文章，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有力地指导中国妇女运动汇入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1925年10月，向警予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受党中央的派遣，怀着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的强烈愿望，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莫斯科，进入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给她不平凡的革命经历，增添新的一页。

向警予在苏联学习了两年。其间，她还代表上海和中国女工，在1926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接受苏联某妇女团体向中国女工的隆重献旗。1927年初，她启程回国。

向警予回国后，先来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住在邓颖超家里。不久，她遵照党的指示去武汉。途经长沙时，她顺道回家看望了蔡母和几个孩子。这次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走了。她这样来去匆匆，并不减低她对亲人、孩子的眷恋之情。她到武汉后，在一封家信里就这样写着：“甚念家中的人，伯母、庆熙姐、昂昂、特特、妮妮、博博，我多么想念你们呵！我真想飞到你们跟前来。”

然而当时局势的急剧变化，并不能实现她这愿望。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策动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向警予参加了党中央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后，她被调往汉口市委宣传部工作。这时形势一天天恶化，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同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举起屠刀，杀戮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武汉到处洒满了革命者的鲜血。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向警予坚守工作岗位，负责省委宣传部的工作，领导党和工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

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后，向警予代表省委向各级组织传达了会议精神，全力组织各地武装暴动的斗争。当卢德铭等人前来找她，告知卢与辛焕文掌握的武装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现在正在江西修水县待命时，她立即代表省委向他们传达“八七”会议决定，给他们拨了三千元活动经费，提出要他们直接去寻找毛泽东，还派了六名干部前去这支部队工作，使该部很快成了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卢德铭还担任了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在这期间，她还参与制订了湖北各地年关暴动计划，写了《宣传大纲》、《告士兵歌》和《鄂省通讯》等宣传品。积极组织工人骨干到农村去，筹军饷，送武器，支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武汉，她和工人们一起，配合农村坚持地下斗争。不久，她接受省委的派遣，担任了党的地下机关刊物《长江》的主编。她以小学教师的身分作掩护，同助手陈桓乔姑嫂相称，住在三德里96号楼上。晚上，当法租界领事馆灯红洒绿、巡捕布满街巷时，她却在小楼昏黄的灯光下，伏案写稿，直至深夜。《长江》文章泼辣，短小精悍。社论时评，大都出自她的手笔。她还常用歌谣形式，编写《三字经》、《四字经》等小册子。分析政局，揭露敌人，教育群众，激发斗志。

当向警予在武汉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同志们从她的安全考虑，劝她离开武汉，她没有同意。当时她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党的工作。她认为自己的处境确实有困难，但不能离开。如果离开了，各方工作没人联系，特别是工厂没人联系，《长江》也得停办；她还认为武汉三镇是党的重要据点，现在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如果自己再离开，这一据点一对无人支撑，这就说明党在武汉失败了，那会使许多工人失望的。她认为这样做就是对敌人的示弱，因此，她决不离开，一定要坚持地下斗争。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宋岳林的出卖，向警予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4月12日，又由巡捕房引渡给武汉卫戍司令部，关进了军法处监狱。

向警予被捕后，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耿耿丹心。敌人的监狱成了她坚持斗争的战场；敌人的法庭，成了她宣传革命的讲台。

最后一次审讯时，法庭上戒备森严，杀气腾腾。法官对她凶狠地说：我们已查确你是向警予，是共产党重要领袖，你不承认也无用了，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死路，一条是生路，由你选择。向警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地说：“不要多讲废话，要杀就杀！至于我是不是向警予，没有多大关系，横竖你们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革命者不会在屠夫刀下求生。等着吧，你们的末日就在明天！”

“五一”凌晨，向警予起得特别早，梳洗完毕，穿上一件油绿色的旗袍，在熹微的晨光中迎窗而立。良久，她回过头，轻轻地对同伴说：“‘五一’国际劳动节记得吗？”同伴点点头。她又默默地望着窗外，纪念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斗的节日。

牢门突然打开了！一群暴徒荷枪实弹在牢门口大声吼叫：“易夏氏！”

向警予整整衣服，昂然走出了牢房。

这一天，反动派全城戒严，一切商店被迫关门。在向警予被押赴刑场的路上，人们象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向这位女革命家送别。“沿途观众，人山人海”。向瞀予时而向群众演说，时而唱《国际歌》，时而高呼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宪警们想使向警予不说活，凶恶地殴打她，往她嘴里塞石子，用皮带绑住她的面颊。沿途的许多人都哭了起来。人越聚越多，形成了一幕悲壮的送别场面。

向警予站在余记里后空坪刑场上，用深情坚毅的目光，环视四周悲愤拥挤的群众，向大家最后告别，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当天深夜，老海员工人、共产党员陈春和，冒着生命危险，将向警予的遗体背上小船，运葬在汉阳龟山下古琴台对面的六角亭边。

向警予被敌人杀害的消息震动了全国。不久，党中央在上海秘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蔡和森写了悼词，《布尔什维克》刊登了杨之华等同志的纪念文章。次年，中国互济会编辑的《牺牲》杂志上，还专门撰文纪念烈士牺牲一周年。柳亚子以沉痛的心情写了如下的悼念诗句：

雄词慷慨湘江向，

情话缠绵浙水杨；

长痛汉皋埋碧血，

难从海国问红妆。

1939年三八妇女节，毛泽东在延安号召：“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的模范妇女领袖、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同年7月，周恩来要求大家“学习现代历史上的女英雄秋瑾、何香凝、向警予。她们是中国妇女的模范。向警予是我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为革命牺牲了，我们不要忘了她。”

向警予烈士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给中国的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了表彰先烈，激励后人，邓小平在《纪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的文集里，亲笔题了词。故乡人民为了永远纪念溆水河畔的英雄儿女，在溆浦城兴建了向警予纪念馆。烈士亲自创办的溆浦学堂，现已改名为警予小学，烈士亲自栽种的樟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在安葬向警予烈士的江城——武汉，由邓小平题写的烈士墓碑，高高矗立于长江与汉水合流处的龟山之巅。如今这里是松青柏翠，云淡天高，山花竞放，江水长流，烈士的英名和业绩，将千秋万代，彪炳史册，辉映日月。

向警予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