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轩是闻名全国的农民组织岳北农工会的创始人，湖南衡山白果人。1897年11月7日生。他在小时即过继给叔祖父刘祥三为孙。叔祖父虽是个靠挑脚为生、省吃俭用的人，却要送他上学读书。九岁那年，他进了白果尹家台私塾，可是他对读旧书不感兴趣，一看到“之乎者也”就有些厌烦，因读书不用功，还挨过叔祖父的打。到了1911年，当他考取刘氏宗祠族学后，这情况就改变了。他非常喜欢学校教的自然科学课程，学习十分用功，学业大有长进。偏在这一年，衡山遭受大旱灾，叔祖父无法再供他上学，只好停学回家。但他没有放弃对学业的追求，农作之余，将找来的几本医书自学研读，又常向一些老中医求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竟能切脉和处方，也能为人看些常见的疾病。

1916年初，刘东轩到长沙考取了免费的江南兵工学校，学做钳工。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有次，他看到学校当局贴出一张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训令”，指责学生上街游行是“名为爱国，实以误国”，十分气愤。他对同学说：“按照督军大人的意思，我们是有国不能爱，有人祸国不能讲了！”于是把“训令”扯得粉碎。

1920年，刘东轩在江南兵工学校毕业后，被友人介绍来到水口山铅锌矿，当了机械科的钳工。在这里，使他感触最深的，是采矿工人长期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工人每天要在坑道里劳动十二至十四小时，有时长达十八小时，而得到的那点报酬，还常常要被矿局拖欠或克扣。有次他对机械科的工友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里的局长、师爷一个个都像银菩萨，可他们的心比铅砂还要黑。”因而在他心里逐渐产生了要以斗争为工人谋生存的想法。

1922年10月的一天，刘东轩在安源当工人的岳叔周汉七来到他家里，同他详细谈起了安源大罢工并取得胜利的情况。他听了十分高兴，立即邀集了陈枚生、刘启生、罗同锡、叶从云等十几位工人，一起来商讨如何仿照安源的做法，来同矿局进行斗争的问题。此后，他经常与这些工人到附近的龙王山，麂牯岭、摇钱树、聚宝盆等僻静地方秘密集会，暗地发起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但究竟怎么搞法，他们都没有经验，于是决定派他到安源去请“师傅”，并凑集了三十块现洋做盘费，又给他做了一件绸袍，然后送他启程，前去安源。

刘东轩在安源见到了工人俱乐部负责人李立三和刘少奇，恳请他们派“能人”去水口山帮助组织团体。经中共湘区委同意，安源党组织派出蒋先云、谢怀德同他一起前去水口山。在回到水口山以前，他们绕道来到长沙，聆听毛泽东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并将起草的工作计划送毛泽东审查修改，然后随同受区委派遣的易礼容来到衡阳，同衡阳党组织负责人张秋人作了具体的研究，为迅速开展水口山工人运动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1922年11月22日，刘东轩陪同蒋先云、谢怀德到达水口山后，当晚即组织部分工人举行了欢迎会。第二天，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筹备会议成立，他被推选为筹备会临时干事会副主任。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水口山成立工人俱乐部和组织工人罢工斗争的日日夜夜，刘东轩积极协助蒋先云领导了这一斗争。他是工人俱乐部的副主任。他热情地组织有三千工人参加的俱乐部成立大会；通过演讲、贴布告、发传单等方法，把成立俱乐部的宗旨广泛宣传给群众；他带领工人在全矿区游行示威；及时打击了矿局及其走狗对工人俱乐部成员的威吓；并代表工人俱乐部向矿局提出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津贴俱乐部各种费用；增加工资和均分红饷等四项要求。特别在宣布罢工以后，他更是战斗在最前线，带领工人掌握住矿山的要害部位抽水机房，以停机对矿局施加压力。他还同工人代表当面拒绝了矿局工程师劳振之、曾纪明的酒席款待，揭露矿局企图分裂瓦解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阴谋。更使人惊心动魄的，是他陪同蒋先云亲入虎穴，来到矿警密布的矿局，同局长赵铭鼎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面对赵铭鼎扬言要杀人的威胁，当场宣读了工人俱乐部的罢工宣言，并斩钉截铁地说：“杀我一个刘东轩！还有数千个刘东轩。不答复条件，决不复工！”这场斗争在广大工人包围矿局的声援下，终于迫使赵铭鼎不敢下手，并将他和蒋先云送了出来。

在历时二十三天的水口山大罢工取得胜利之后，他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受到工人的普遍爱戴。1923年春，他还与李庆余曾前往常宁松柏，帮助那里的工人成立了湖南松柏砂船工会和湖南松柏运输工会，领导工人展开同洋行老板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1923年4月，刘东轩奉中共湘区委的调派，回到衡山岳北地区，从事开展农民运动的工作。这项工作在当时的全国各地都是刚刚开始，没有经验可循。因此，当他离开水口山时，工友们祝贺他这次去岳北是去当“开山祖师”。

刘东轩回到家乡岳北瓦子河后，首先从串连入手。他先找到表弟彭桂峰。并通过彭桂峰串连了李甘霖、张心调、杨仕阔、廖泽生、李福荣等好友到彭桂峰家的柴坪里来叙谈。给他们谈水口山闹工潮的情况；谈工人罢工争得了权利和增加了工资；谈农民也要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如平粜和减租减息而斗争；谈工农的困苦生活，不是什么“八字不好”，而是被资本家、地主豪绅剥削压迫的结果。他还用稻草搓成绳就不易断的道理，比喻农民只要一个找十，十个找百、百个找千，把大家都搓到一起，力量就会很大，就可以像工人那样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当大家都表示愿意接受他的分派，好好把农潮闹起来的时候，他就把农民们派到各村去先做秘密的串联工作。要求组织互相帮工，或者以做生意、做手艺、算命看相等方式，广泛接触群众，宣传革命道理。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并联络好二百多人以后，刘东轩主持在白果镇的祥吉兴饭店，设立了秘密的岳北农民俱乐部临时办事处。当中共湘区委应他的请求派谢怀德来加强领导后，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推动农民运动在岳北地区的开展。如在各乡建立农民小组；组织农民骨干分子给群众排难解忧；修桥整路；教农民子弟学文化等等，广泛加强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建立情感，使秘密参加农民俱乐部的人数，很快达到一千人以上。

到了1923年8月，刘东轩趁谭延闿驻衡阳就任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一度出现有利形势之际，迅即将农民俱乐部迁到距白果镇一公里的托脑头刘捷三公祠，正式命名为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他仿照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三级代表制的方法，由每十个农会会员公举一名“十代表”，每百个农会会员公举一名“百代表”，每个区的“十代表”选一名“总代表”。农工会的领导机构是它的委员会。委员会由各区总代表联席会议推举产生。委员会的委员长、副委员长，以及分管财政、交际、调查、交通、宣传、教育的委员则由委员会推选或任命。农工会还成立了维护治安的纠察队。农工会又辖六个区分会。

在筹备农工会的成立大会时，为了造成广泛的影响，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刘东轩拟定了向省内外革命团体发出的快邮代电，并迅速得到省内外各革命团体回电回函的声援和支持。安源工人俱乐部和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各送来二百块银洋，给农工会作活动经费。

在岳北农工会于这年9月16日召开成立大会的这一天，刘捷三公祠大门右侧挂起“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的会牌，祠堂正中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相片。内门分别贴着如下几副对联：“唤醒工农脱离水火，提倡革命整顿乾坤”；“破天荒脱离火海，除黑暗得到自由”；“举起拳头打倒贪官土豪，团结友爱同谋幸福自由”；“讲自由从牺牲着手，谋解放须热血换来”。厅内墙壁上挂着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俱乐部、广东海员工会、上海纺织工会等团体赠送的锦旗，祠堂外还贴满了红绿标语，到处是一片欢腾气氛。

大会有三千多农民参加。刘东轩主持了大会，并在会上庄严宣读了《岳北农工会宣言》其中说：

“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以外，甚么都没有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以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盗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时，提起钱来没有籴；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拖夫，明天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以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哪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农民生活要如何改良的决议案》，《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的决议案》、《关于农村教育的决议案》和《关于农村妇女生活要如何改良的决议案》，提出了平粜、减租、减息、退押和创办平民学校、兴办农民夜校、实现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参政、禁止裹足、反对婆婆虐待儿媳等主张。

大会选举了刘东轩、谢怀德、彭桂峰、李渭璜、杨仕阔、李甘霖、旷荣七等七人为农工会委员，刘东轩为委员长，谢怀德为副委员长，李渭璜为秘书。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岳北农工会成立后，刘东轩除组织一批宣传人员下乡演讲，号召农民参加革命外，立即抓紧进行党和团的组织建设工作。岳北团支部是湖南最早的农村团支部，首批吸收了彭桂峰、李渭璜、李甘霖、杨仕阔、李福荣、刘铭新等十三名青年农民入团。9月底，中共湘区区委又派戴晓云来到衡山，同刘东轩和彭桂峰等召开会议，认真讨论农村工会的方针、策略问题。并领导农工会会员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斗争。

一是阻谷平粜。当时，以白果镇为中心的方圆四五十里的岳北地区，农民困苦，平日要靠打工、抬轿、捕捞鱼虾挣钱买粮吃，而地主豪绅却往往用囤积、闭粜的手段来抬高米价，剥削农民。因此，农民对“平粜”即买平价米的要求特别迫切。刘东轩以这件事为突破口，发动农民同地主作斗争。在农工会成立不久，他即派人四处张贴“平粜告示”，内容如下：

农工会已决定，谷米当销本境；

价格公平合理，块钱四斗五升；

不准抬高行市，不准囤积偷运；

如若违犯破坏，严加惩办不容。

这里从来没有人敢强迫地主搞“平粜”。在豪绅地主看来，农工会的这张告示，不过是一个笑话，根本不予理睬。

10月上旬的一天，新桥地主胡育嘉、刘碧原趁白果河水上涨，雇船将大批稻谷运往湘潭、长沙。粮船快到晓岚港时，刘东轩才得到情报，但他喜出望外，觉得这是发动群众阻谷平粜的好机会，他立即派出彭桂峰、李甘霖、杨仕阔三人火速前往拦截，自己则沿途组织会员随后赶到。当他带领千多农民赶到时，看到胡育嘉、刘碧原不听拦阻，拒不停船，他即选一批身强力壮的青年下水，泅向粮船，扯下风帆，拖到岸边，然后将胡育嘉等人捆了起来，迫使他们按农工会标出的价格，一元四斗五升，当场将谷卖给农民群众。随着晓岚港阻粜斗争的胜利，在岳北地区的平粜局面迅速打开，农民欢欣鼓舞。他领导农工会还在晓岚港设立了阻禁指挥部，自任指挥长，高高树起了一杆阻禁粮食外运的大旗。

二是减租退押。与此同时，刘东轩又领导农民开展了减租退押斗争。他先以农工会的名义，给所有的地主下“请柬”，邀请他们到农工会商量减租退押事宜。请柬送去两天了，却没有一个地主到会。据说，有的还在家里大骂。如江东猪婆石的恶霸廖连元，就骂“农工会是一群没有庙堂的野鬼。你要减租，我还要加租；你要减息，我还要加息；你要退押，我就退佃，看你凭什么活命？想平粜，一块钱要买四斗五升，我一块钱一升还不粜，宁愿让谷子喂老鼠。”面对这种嚣张气焰，他对党团员说，地主不吃敬酒，我们就请他吃罚酒，并先拿廖连元“开刀”。当他与谢怀德带了一百多农工会会员抓住廖连元，给套上一顶木雕猪脑壳帽，打着铜锣“游团”后，把廖家所有的佃户找来，追着廖连元按农工会的章程，实行“二五减租”（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和“三成退押”（退还押金的百分之三十），并在减租文书上签字。

接着，他带领会员又找赵恒惕的胞兄赵念慈、白果团防局长赵桂生等大地主减租退押。这些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群众，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到11月上旬，岳北农民几乎全部加入了农工会，与岳北邻近的衡阳、湘潭、湘乡等县农民也纷纷来报名入会，会员达到四万之多。

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面前，岳北的地主豪绅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以“岳北遍地皆匪”为辞，用一万块银元，贿通县长戴敦汉和衡山驻军谢国光，派兵来到刘捷三公祠，砸毁了岳北农工会的招牌，将刘东轩、谢怀德、彭桂峰等九人抓走。这时在衡阳的谭延闿正同赵恒惕打仗，需要农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当他接到岳北农工会李渭璜和衡阳戴晓云的请愿信时，便写了三张告示，宣称农工会的行为“纯为农民自卫”，“无论何许人”都“不得故意破坏”，电令谢国光，立即将刘东轩等释放。不几天，白果三千多农民用最热烈的场面从离白果二十五里外的岭坡坳将刘东轩等接了回来。

但到1923年11月，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谭延闿的部队退往广东，岳北的地主豪绅卷土重来，特别是由赵恒惕亲信赵和戍带领的一营兵力来到白果后，刘捷三公祠和农工会负责人的住房被焚毁，农工会会员赵炳炎等被枪杀，刘东轩与谢怀德在群众掩护下脱险，但他的父亲刘安益却被抓去，投入了县监狱。农工会骨干被逮捕的有七十多人。

岳北农工会虽被摧毁了，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邓中夏在1924年1月5日的《中国青年》上发表的《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所说，岳北农工会“这种壮烈之举动，比较香港的海员和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并不逊色”。

岳北农工会被镇压后，刘东轩与谢怀德、彭桂峰、李渭璜、李甘霖、刘丰厚，刘亚球等农工会骨干，撤出衡山，辗转来到安源。除李渭璜留在毛泽民办的消费合作社外，他和其他农友均转移到离安福县城六十华里的烂木桥，住在镇上一个名叫周益堂开的饭铺里。这是一处偏僻的地方，他通过周益堂向人租种了几亩田，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

1925年，刘东轩去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北伐开始后他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家乡，在衡阳西乡、界牌、国庆、町田、银溪桥、渣江以及岳北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有一天，他正在岳北开会时，突然走进一位怒气冲冲的农民，并骂他把全家害得好苦，父亲也在坐牢，要他不要再去搞什么革命活动了。如果硬要一本皇历读下去，以后就莫姓刘。这位农民就是他的叔父。他对叔父说，叫我不姓刘可以，要我不革命不行。从此，他改姓换名为金雨农。

北伐军攻克衡山后，刘东轩的父亲刘安益被救出狱，结束了三年的牢狱生活。老人出狱后，积极支持刘东轩干革命。自己也不顾全身湿疹的折磨，在1927年秋收暴动时，老人把另外两个儿子送去参加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自己也来到安福县给苏维埃政府当交通员。1932年，老人被捕，从容就义。

刘东轩的母亲也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妇女。大革命时期，她总是笑吟吟地烧水做饭，热情接待来家的“客人”；大革命失败后，她带着刘东轩的两个小弟弟，一个妹妹逃往江西的萍乡、安源一带，靠讨饭、捡煤渣维持生活，一直到解放。

1927年马日事变后，刘东轩在衡阳地区坚持地下斗争。9月间，他带领一批岳北农民奔赴安源，参加了秋收起义。10月，党组织任命他为衡阳车江地区特委书记。11月，他又受党组织派遣，化名锺德贵，与妻周凤英携带着十一岁的小弟弟，以行医卖药为掩护，来到祁阳县，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经过了一番努力，于12月间重建了祁阳县城南区党支部。并密切配合由党组织派回祁阳筹划军事斗争的陶铸，于1928年1月组建了中共祁阳第一届县委，由他任县委书记，陶铸任军事委员兼青年委员。接着，他们共同领导了祁阳县城的除夕暴动。

6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刘东轩在沿着东江河畔走回诊所途中被捕，敌人把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死牢。

当祁阳县长黄纲照对刘东轩这位“共党要犯”的探监“劝降”和警察局的逼供都失败后，敌人就决定将他杀害。在他被押往祁阳城南门外刑场时，敌人企图用“杀——杀——杀”的叫喊来掩盖他的高呼口号声，但这隔不断他和沿途送别群众的联系，他频频向路旁群众点头，以示永别，群众也一边送他远去，一边掩面啜泣。他殉难时，年仅二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