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李启汉，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之一。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

李启汉又名李士林，字仙槎，曾化名李森、志生。江华县码市镇锦田乡人。1898年3月28日，他出生在李家村的一户贫苦农家。有兄弟六人，他是老大。父亲李士藩，是个穷秀才。他幼年只在锦城学堂读完初小就没有再读书了。十岁时，家里屡遭不幸，父亲被人诬陷入狱，五叔、九叔被歹徒杀害。为了保释父亲，母亲不得不将他的一个妹妹抵押给人家作丫头。为了谋生，他向人学了一些草药知识和拳术，常为穷人做些好事，深得乡里赞许。有一天，他带着母亲制作的糍粑到码市镇赶墟，看到有个乡里人正遭商店老板的殴打，他就把糍粑丢在一边，挺身而出，一面制止商店老板的蛮横；一面劝那位挨打的人离开，不要计较，使风波很快平息下来。这事恰好被正在该镇察看乡情的江华县知事石福田看见，对他很是赞赏；在谈话时，他对答如流，县知事心里更为高兴，便一起同他到家里去看看。当县知事一进门，他父亲还以为儿子在外面出了什么事，等问明情况才放下心来。原来这位县知事没有儿子，见他长得眉清目秀，健康活泼，做事又胆大心细，聪明能干，有心想收他做个干儿子，并向李父说出自己的想法，还许诺资助他进县城继续上学。情面难却，李父终于勉强答应了这一要求。就这样，他在县知事的资助下，来到江华县立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书，父亲也被安排了一份钱粮差事。他读书勤奋，善于作文，常得老师好评。高小毕业后，又先后到衡州（即衡阳）府中学和长沙岳云中学求学，均以成绩优异、操行端正被帅生称许。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启汉以岳云中学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湖南学联组织的有关活动，因此认识了毛泽东、邓中夏等学生运动领导人。由于他在发动学生参加总罢课和进行爱国宣传中表现积极，曾受到当局的迫害。据当时学联发出的《湖南省城各校学生控诉张敬尧迫害爱国运动电》文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学生代表李启汉、徐庆护、汪国谟、苏若渡、吴俊臣等五人，则‘摄照此身，声将骈戳’……学生受此奇辱，群情莫名，无术自存，迫致全体解散。”

继五四运动高潮在湖南兴起之后，面对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毛泽东等人又领导湖南人民掀起了一场驱张运动。这年十二月，毛泽东等商同各界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进行广泛的宣传，扩大驱张运动的影响。李启汉参加了由三十多人组成的湖南学生请愿代表团，会同湖南公民驱张代表团、湖南省城教职员请愿代表团等一起北上赴京请愿。当学生代表团在汉口集中时，他和徐庆誉、张树生三人被暂留在汉口做联络工作，事完才去北京。在北京他同毛泽东、何叔衡等联名发了《快邮代电》，倾诉张敬尧入湘后使湖南人民“富者贫、贫者死”等困苦流离的悲惨遭遇；又同李振翩、李思密、柳敏、高标等三十一名学生代表署名发表《罢学第二次宣言》，进一步揭露张敬尧摧残湖南教育的罪行。1920年6月，张敬尧在全省人民和全国舆论的声讨以及湘军的进逼中，终于仓惶逃离了长沙。

李启汉在北京，经常与邓中夏住在一起，食同桌，寝同床，出入相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被介绍去北京大学旁听学习。在旁听期间，他结识了久已仰慕的李大钊等人，备聆他们的关怀和教诲，并有机会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这年夏天，他在邓中夏的鼓励下，满腔热情地来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和俞秀松。他在这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俞秀松、陈为人、罗亦农、许三桢等一起为组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努力工作，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不久，他参加了陈独秀等组织的共产党发起组，负责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活动。首先，他联络当时上海部分工人代表，于10月19日在白光路207号召开了成立中国工人联合会（或称中华劳动联合会）的大会，以此作为广泛联系工人群众的机构。接着，他去沪西小纱渡筹办工会劳动半日学校，组织纺织工会。为了便于和工人交谈和发动工人入学，他学会了讲上海话，并设法打入青帮组织，利用帮会关系，结交工人群众。他通过对工人劳动生活的体察，认为工人不但需要学习，也需要有文娱活动。为此，他建议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并得到同意，让他把工人半日学校暂时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经过短暂时间的筹备，1920年12月挖日，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公学举行，他担任了大会的主席。在报告开会宗旨及进行方针时，他对大家说：我们工人“从前只是各人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地联合起来，讨论办法”。他强调工人不仅要得到一些娱乐，以活泼精神，而且要对那些“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

工人游艺会的宣传动员起了一些作用，加强了同工人群众的广泛联系。当1921年初春半日学校重新开学时，报名上学的工人比过去有了增加。李启汉身着灰布旧夹袍，亲切地接待每个报名的工友。当他听到有的工人提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白天没有工夫来读书时，他就要他们晚上来读；如果做夜班，就在下午来读；只要大家愿意来，学校里可以多开几个班次，保证工人在任何业余时间都能学习。他还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在工人中公开进行革命启蒙教育，比如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而他对工人说：“工人二字合起来，就是个‘天’字，我们工人要做天下的主人，这还不好吗？”说得大家开怀大笑起来。他还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编成讲义，在课堂上讲授，从而培训了一批最早的工会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他的工作，既使党的建党活动在工人中产生影响，也引起了租界警方的注意。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于1921年1月22日登载的一则新闻，就有如下的报道：“前曾有一情报，一李姓（按指李启汉）之布尔什维克宣传家，已争取二万以上的工人的支持，并企图坚持努力，直增至十万人……”。又一次使敌人惊惶不安的事，是由他主持筹备上海庆祝192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原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召开，因遭到内外反动派的武装干涉和破坏而未能实现。不过他和工友们迅速改变了斗争方式，将大量的传单和标语，派人分头到沪西、闸北等地散发和张贴出去，同样使反动派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

李启汉领导工人运动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他参加了《劳动周刊》的编辑工作，并为刊物写了不少战斗性文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设置了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是这个机构的领导核心成员，《劳动周刊》是这个机构的机关刊物。在他写的题为《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请看谁打胜仗》、《喂！不要自杀啊！》等文章中，有热情介绍国内外劳工界的情况；有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的主张，有对资产阶级妄图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揭发；更有对工人阶级内部要团结战斗的呼唤。他特别强词工人阶级只有“结合产业的团体，联合相近的同业工友团体，进而联络全国、全世界的同业工友的团体”，“才能打胜仗，才可以求得真正的幸福和解放”。正由于他的出色的工作，不仅得到工人的高度信赖，即使一些抱敌对态度的报刊，也称他为“著名之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陈独秀的追随者”。

党的一大召开后，李启汉根据当时党的斗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工人运动的指示，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上海英美烟厂第一次有组织的大罢工。

地处浦东的上海英美烟厂，分新老两个部分，有工人八千余名。洋老板为了赚钱，不顾中国工人的死活，强迫工人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给的工钱不过一角二分，再加上连扣带罚，一个月也挣不到三块钱。而当时的米价是八块多钱一担，工人的生活真是穷困已极。1921年7月，老厂机车间工人这个月的工资无缘无故被洋监工亨白尔克扣了五分钱。愤怒的工人纷纷前往质问，却遭到毒打、扣押，这就激起了新老二厂全体工人的大罢工。工人们象潮水般汇集起来，愤怒地高呼：“我们宁可饿死，也不替他们当工人！”

罢工刚过去两天，李启汉就来到了工人中间。他公开申明自己是特地赶来“帮工人讨债”的。这债要怎样讨法？他说：“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象俄国工人那样起来革命，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眼前我们工人要不分帮派，不分地域，不分男女，不分车间，一齐团结起来，叫洋老板给我们增加工资，不许他们欺侮我们。”他强调指出：“我们团结的人越多，就越有力量，罢工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从此以后，他成了英美烟厂工人的亲密朋友，几乎每天都要和工友们“接头”，了解情况，研究对策。为了将罢工工人更好地发动和组织起来，他建议大家推选热心为工人办事的刘凤臣、刘荣才等十余人做代表，组织一个统一的代表会议。他在吴家厅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做代表会议的办事处，并搬来一架油印机，帮助刘凤臣等起草、油印罢工宣言和口号传单；还和大家研究向洋老板交涉时应提的条件；除了坚持原有的撤换监工、不得虐待工人、释放被捕工人、增加工资等四条外，还要增加“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四条。经过充分准备之后，7月27日，英美烟厂工人在吴家厅庙前的工地上召开了首次全体工人大会，一致通过了罢工宣言和交涉条件，决心“不达目的，决不复工。”他们响亮地喊出“劳工神圣”、“还我血汗”、“增加工资”、“争还工人的人格”、“减少工作时间”等口号，并举着旗帜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向观众散发罢工宣言和传单，又用工人代表名义通电各报馆、各团体，请求各界主持公道。他们还通过当时倾向进步的《民国日报》；逐日报道罢工消息，刊登工人代表写给厂主、警察署长等人的据理力争的信件，使厂主及其走狗陷于被动和孤立，为罢工斗争取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为了解决工人在罢工中的生活来源，使罢工斗争能坚持下去，他一方面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关系，从外面募来一笔接济工人生活的款子；另一方面，又派一些工人到码头或外厂去做临时工，将挣得的工资互相接济。这些方法使工人们深受感动，更加坚定了罢工到底的决心。

在罢工斗争中，李启汉还特别提醒工人代表，要随时注意厂主及其走狗玩的阴谋诡计，要及时采取对策。工人代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当洋老板因外埠纷纷来电催货，“乃向浦西另雇他厂制（烟）工数十名，冀临时应急，竟为罢工工人所阻，不能入厂”。又如，洋老板买通工头王凤山，拿出五百大洋，叫他纠集几十个工人，于8月3日吵吵嚷嚷“自动去上工”，并将劝阻的工人汪有才等打伤，汪有才反而被三区警察署署长曾慎修抓到警察厅问罪，于是工人代表急忙召开紧急工人大会，决定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向军阀政府提出强硬抗议，要求释放汪有才等人。8月5日黎明，千余工人拿着芦苇杆小旗，举着白布横幅标语在吴家厅庙集合后，列队出发，举行浩浩荡荡的列队游行，沿途口号声，此起彼落，声势之大，前所未有。这次有组织、有领导的罢工斗争，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巨大力量，使公司总大班毛利斯感到吃惊。他认为罢工一天，工人只少拿了一角二分钱，而自己却要损失数万元。罢工越久，这种损失越大。于是，他只好放下他那自以为“高贵身份”的架子，承认工人代表的资格，并派他的助手兼翻译朱桂生用汽车将工人代表接到自己家里，同代表们平起平坐，进行对等的谈判，最后签订了有利于工人的八项修正条件。8月10日上午，代表们召开全体工人大会，正式通过这次签订的条件，然后燃放鞭炮，欢呼庆祝，胜利结束了这次罢工斗争。

同年10月下旬，英美烟厂全体工人为反对厂主开除工会会员和办事人员，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等的领导下，再次举行了大罢工。曾经破坏罢工的工头王凤山，这次表示悔改，愿和工人一起战斗，李启汉对他表示欢迎，并撰文在1921年11月5日出版的《劳动周刊》第12号上发表，题目就叫做《欢迎王凤山君的反悔》。

1922年1月，为了发动工人起来反对华盛顿会议和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李启汉等人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联合上海机器工会、沪西纺织工会、中文印刷工会以及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工商友谊会等十余个团体的代表，于5日到8日连续举行会议，商讨组织上海工界外交大会筹备事宜，并决定于8日下午在南市区沪军营举行外交大会游行示威。这一天下午，当各团体代表和千余工人纷纷赴沪军营集合时，受到军警的阻挠，但在工人群众的坚决要求下，警察当局被迫允许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来到九么地更新舞台前集合，李启汉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不久，李启汉又紧张地投入了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斗争。1月13日，香港海员为改善待遇，在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林伟民，苏兆征等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并致电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要求声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面联合均安水公所、炎盈社等工会组成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筹集现款，汇援香港工人；一面派李启汉等四人前往警告工头桂阿毛，要他不要为香港轮船公司招募海员，干那些破坏香港工人罢工的勾当。

为了教育工人群众坚持团结和斗争，在这年农历春节这一天的上午，李启汉等带领党团员和工人一百五十多人，分别走上街头，散发印有“恭贺新年”的“贺年贴”六万张。下午，他们还到“新世界”等群众游乐场所，散发以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传单二万张。在散发的“贺年贴”背面，还印了他写的一首《太平歌》，歌词是“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曾受到警告的工头桂阿毛，以为有帝国主义做靠山，仍然继续欺骗和招募工人。李启汉得知后，在两个工会干部陪同下，又找到桂阿毛，再次提出警告：“谁敢破坏香港海员大罢工，谁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死敌，工人群众决不会饶恕他的！”但他的上述行动，被租界巡捕房侦知，多次向他提出传讯和警告，并以“扶助香港海员罢工事”将他拘留数日，罚洋五十元。他被释放的当天，听说桂阿毛已招募新工人数百名正集中在码头候轮赴港时，立即邀同朱宝庭等赶到码头，分别对被欺骗的工人揭发帝国主义、资本家和流氓工头破坏罢工的阴谋，说明全国工人团结的重要性，要求大家不要上当。结果许多工人纷纷自动退了出来。

在这以后，李启汉又发动了浦东日华纱厂和上海邮局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当上海纺织工会成立时，他和陈独秀专程到会发表演说，力主工人阶级要团结，不要分裂，他认为这就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他说：“香港海员工人罢工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组织了起来，大家团结一致，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作斗争”。在上海各界召开追悼黄爱、庞人铨烈士的大会上，他又反复强调和勉励工人要不怕牺牲和加强团结的重要性。他自己也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来从事工人运动的。

4月25日，李启汉前往广州出席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并积极协助邓中夏等从事组织会议的筹备工作。当他回到上海后不久，租界巡捕房在6月1日查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勒令《劳动周刊》停刊的同时，也给他加上“发起4月24日的邮差大罢工的领袖”和“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6月9日，他被会市公堂判处了三个月的徒刑，关在上海西牢里。在狱中，帝国主义者企图用金钱美女来诱骗收买他，他嗤之以鼻，不为所动。三个月刑满后，帝国主义者对他还不甘心，又将他引渡给上海的沪军使署，并授意将他永远监禁。他被引渡后，军阀何丰林将他关在“军法科”的“拘留所”里，给他戴上脚镣手铐，施以各种野蛮酷刑，他总是怒目而视，宁死不屈。一个月后，又将他移到“陆军监狱”大牢里，致使党组织无法营救。直到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军阀何丰林逃走之前的10月13日早晨他才被释放出狱。这次，他在牢狱里被关了两年另四个月，为中共党员坐牢最苦的“第一人”。他的事迹受到正在广州出席党的三大代表的热烈赞扬，并选他为中央委员。他出狱时，《中国工人》这年第二期发表了题为《启汉同志出狱》的文章，说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群众的健将”。他的战友邓中夏同刘少奇一起前往迎接他出狱，看到他备受折磨的情况，写了一首题为《启汉出狱——喜极而泣，诗以志之》的诗。诗中详述了他在牢中受的苦难以及班班犹存的伤痕，赞扬他坚强的意志以及更具光辉的神采，然后深情地写道：

你出来了，

你我的责任更重大了，

哦哦！我们的战士，

准备着迎战！

准备着厮杀！

李启汉出狱的第二天，即按照邓中夏的意见，改名李森，奔赴湖南，先后在锡矿山、水口山等地，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1925年5月，李启汉出席了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他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并就中国工人阶级必须参加民族革命、中国工会必须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必须铲除国内各地的工贼等问题，作了详尽而中肯的发言，引起代表们的特别重视。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任总工会组织部部长。被留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同时，他又是中共两广区委委员。“五卅”惨案发生后，两广区委决定发动香港、沙面工人举行大罢工，坚持反帝斗争。他立即和全总委员长林伟民、委员邓中夏、苏兆征、刘尔松等分别到达沙面、香港，从事罢工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他们商同全港罢工委员会、广州洋务工人罢工委员会及其在香港方面的海员、同德、电车、洋务、煤炭、平乐、车衣等工会，选出十三名委员，于6月13日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他是罢工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干事局局长和财经委员等职。他聘请了一批主持正义、办事公道、热心公务和精明能干的职员，组成了负责文书、招待、庶务、宣传、交际、交通、游艺以及各种特设机构的工作班子。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以全国总工会代表身份致开幕词，指出这次罢工“不是如从前仅为香港与广州工友自身之经济利益的斗争，乃为中华民族之独立解放而奋斗之政治的斗争”。

在罢工斗争中，李启汉日夜操劳，四出奔走，做了许多非常出色的工作。对于如何搞好省港几十万工人的生活费用和活动费用的开支问题，他亲自拟订了财政委员会的工作细则，并作出同委员长苏兆征“共同签字，方能生效”的严格规定，周密地组织了有效的经济物资的供应。比如，在广州天气尚很暖和的10月间，他考虑到罢工回省的工人中，有许多体弱者在冬天必须用上棉被，就及早定购六斤重的棉被两万床，土布棉褥子一万五千张，还准备了大量稻杆、毡毯给工人急用。对于工人们治病服药，以及怀孕女工和生小孩等事，都一一妥为安排照顾，大大减轻了工人们在罢工中的生活负担。

为了加强对罢工工人的政治领导，更坚决地向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作斗争，李启汉协助苏兆征等，组织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省港罢工工友的最高机关。在第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大会上，他和代表们一起，一致作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加强内部团结等决议案，并制订和通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根据这个章程，他又进行了整顿和统一各工会组织的工作。他不停地发表演说，撰写了题为《为何要统一工会》、《职工运动及工人与工会》、《工会的基础》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工人之路》上。有力地推动整顿和统一工会工作的进展。

关于罢工斗争的策略问题，李启汉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极力主张“工商联合战线打倒帝国主义”。他针对当时一些商界头面人物对罢工斗争持徘徊观望态度，写了《工商携手》等文章。他指出：“帝国主义进攻之目的，在亡吾中国而瓜分之。”如果“中国若灭亡，四万万同胞皆沦为亡国奴，何有工商界之分呢？如此，则吾工商界虽欲分手进行，将亦不免同归于尽也。是以吾工商患难相关，同仇敌忾，势必携手进行共同奋斗，然后可挽救中国危亡。”他还向商界介绍推广爱国后援会、雪耻会等团体的办法。经过他的大量工作，工商联合统一战线实现了。特别在封锁香港两个月之后，根据当时情况，他同苏兆征、邓中夏又及时制定了“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直来广州”的策略。依靠这个策略，有效地解除了广东的经济困难，保持了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使得省港罢工得以长期坚持。

此外，李启汉还非常重视做国际朋友的宣传工作，以取得他们广泛的支持。1926年3月间，日本劳动总同盟代表伊藤真次到省港罢工委员会驻地东园访问，他代表罢工委员会热情接待，并将罢工的意义和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经过，详细作了介绍，坚定地表示了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能够降服帝国主义和取得罢工胜利的信心。他的谈话使伊藤真次极为感动。后来，省港罢工委员会接到日本劳动总同盟东京铁工组合和关东纺织劳动组合的慰问书，以及他们大会通过的“一致为中国工人作精神上和物质上援助的决议案”。

李启汉还特别警惕帝国主义分子对省港大罢工的阴谋破坏。当港英政府派卖国贼陈廉伯携款三百万元，来省收买不肖分子从中捣乱时，他及时在《工人之路特号》上发表《世界革命的潮信到了》、《帝国主义者之阴谋》等文章，前者列举世界各地工人罢工情况及其对省港罢工的同情和声援的消息；后者揭露港英政府派人来省破坏罢工的阴谋活动。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工友们！我们要注意呀！我们绝不要中敌人的毒计呀！我们要镇静，我们不可受人愚弄，致使工友自己打自己，我们要全体一致对外。工友们！我们最后的胜利，就在此一举，努力呀！”

由于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大都是经过李启汉之手去贯彻执行，所以当时许多人称省港罢工委员会为“东园政府”，叫干事局为“东园政府的国务院”，称赞李启汉是“东园政府国务院总理”。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李启汉和邓中夏、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了这次大会。他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大会上宣读了工会总章的修改意见，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在这次大会上，李启汉继续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会后，他和苏兆征、邓中夏共同主持全国总工会的日常工作，并继续领导省港大罢工的斗争。

省港大罢工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直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才胜利结束。在苏兆征、邓中夏、李启汉等为首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坚持下，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在海关税上附加二点五的税，作为结束罢工的费用。罢工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而且有力地支持和促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的统一。

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北伐时，李启汉商同刘尔松等组织有三千名省港罢工工人参加的运输队，运送辎重弹药接济前线；组织宣传队随军出发，唤起广大农民兄弟对北伐军的支援；组织卫生队到前线救护成千的伤员；还进一步扩充和加强罢工工人纠察队的力量，在广州维持治安，巩固后方。

1927年3月，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等先后北上武汉，准备参加党的五大。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李启汉则留在广州，接替邓中夏担任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这时，国民党右派压制工人运动的事时有发生。他和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穆青、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刘尔松、省港罢工委员会副委员长何耀全等商量，决定于3月16日发表有关对时局的宣言，呼吁国民政府要继续执行民族革命和扶助工农政策，不能压制工农运动。

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刚结婚不到一星期的李启汉连夜召集工会干部开会，布置应变措施。这些应变措施尚未得到全部贯彻，而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接到蒋介石的密令，组成所谓五人特别委员会，任钱大钧为戒严司令，准备下毒手了。4月15日凌晨，他们派出大批军警，分三路进攻工农团体，搜查和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处，搜捕共产党人和工农领袖。粤汉路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联合路警，在江北农民武装数百人的帮助下，曾进行了激烈抵抗。广三路总工会也率领工人武装同敌军两个营激战近两个小时，均被镇压下去。其他工会团体也遭到破坏。仅一个星期内，被逮捕的人达七千之众。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势子有二千一百余人，两千多铁路工人被驱逐。李启汉在榨粉街住处被敌人逮捕。当他路过南关时，人们看到他“昂首阔步，怒目而视，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并引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敌人审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大声说：“我是做工农运动的，你要说我是共产党，那么，所有工农都是共产党了！”由于他坚强不屈，入狱没几天就被敌人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李启汉牺牲后，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专题作了决议案，誓为李启汉等同志复仇，决心“继续其精神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