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云，又名湘耘，无伤，别号巫山，化名李英。湖南省新田县大坪塘人，1902年7月14日生。父亲蒋继堃，前清廪生，在先云出生前去世。母亲李金翠，是个劳动妇女。他有五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蒋先烈，曾习武于武昌将校养成所。1913年，因遵照孙中山密令，在武昌反对黎元洪与袁世凯妥协，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妻子李祗欣，为李立三胞妹，衡山女师学生，优秀的妇女运动组织者，大革命时期任醴陵县妇女会长，1926年病逝。

蒋先云“年方及童，乃就学南路师范（后改为省立三师），成绩超群，师甚爱之”。1918年夏秋，他发起组织学友互助会；1919年6月，参与组织湘南学生联合会，担任第三、四届总干事，1921年2月，组织革命团体心社；年底，在三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衡阳最早的党员之一。在三师毕业后，他“深痛国威之不振，于是从事社会运动，鼓吹革命”。1922年1月，受中共湘区委派遣，来到安源，协助李立三从事工人运动，参与领导了安源大罢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党支部书记兼文书股长。

在安源罢工取得胜利之后，蒋先云应水口山工人代表刘东轩（即刘东生）的邀请，并受中共湘区委的指派，同谢怀德、李庆余、方福胜以及衡阳党组织指派的韦汉，于1922年11月22日来到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帮助组织工人团体，开展工人运动。

听说安源方面要来人，水口山矿当局“诚恐全山工人，一呼百和”，便放出风声，说什么“本局为维持矿局起见，已经派出无数人员各处密查。如本山工人，确不信劝，务要组织俱乐部，本局当予严惩。如安源有人来此，一经拿获，即时就地正法。”

蒋先云等来到水口山矿后，面对矿局的恐吓，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当晚，他在有数百名工人参加的集会上讲话，号召组织俱乐部，说“工人有了俱乐部，就有了靠山”。会后，他又召开积极分子会，详细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经过和斗争经验。第二天，各科工人推选代表在康汉柳饭店举行第一次工人俱乐部筹备会议，组成了临时干事会和临时代表会，他又被推选为筹备会的全权代表。25日，筹备处正式发出成立俱乐部的通知，并张贴布告和散发传单。要成立俱乐部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山，人们奔走相告，两天之内就有三千多名工人加入了工人俱乐部。

27日中午，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在鞭炮锣鼓声中宣告成立。成立会上，“首由临时正副主任（罗同锡、刘东轩）报告开会宗旨。次由蒋先云代表安源数万工友庆贺。并略说现在工人的生活很苦，工人应如何自救，以及组织团体的必要性。谢怀德、方福胜、李庆余以及水口山二三热心工友，也在会上讲了话。工友们无不兴高彩烈，欢欣鼓舞，最后三呼万岁而散”。

俱乐部成立后，蒋先云即考虑如何领导工人进行斗争。他邀集各科代表到俱乐部，讨论如何改良工人待遇等问题；又针对工人要求立即罢工的激烈情绪，做好说服劝解工作，并将罢工的准备、步骤和方法告诉群众。罢工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引起矿局的恐慌。他们一面电呈湖南省署及在省的矿局局长，“请其将蒋先云等，准予就地正法，并封闭俱乐部”。一面派出爪牙对各科工人进行恐吓，并扬言：“必杀俱乐部首领蒋先云等，以维矿局秩序，而警将来”。然而这些并没有使他后退，按照罢工的步骤，他先带领工人于30日向矿局提出了四个条件：（1）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2）津贴俱乐部各种费用。（3）增加工资。（4）均分红奖。并以全权代表的身份，递交了俱乐部的公函，然后一天一函催矿局答复。但等到一个星期之后，到了12月5日，他就领导工人宣布了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大罢工。

水口山的罢工斗争持续了二十三天之久。为了加强罢工斗争的领导，蒋先云在工人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水口山的第一个党小组。党组织把全矿三千多工人团结起来，“扎硬寨，打死仗”，同矿局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们把撕毁工人俱乐部的罢工宣言的矿局走狗抓了起来，狠狠斗争。吓得矿局其他走狗“胆战心惊，诚恐工人用武，甚至于无敢在外游行”。

在罢工斗争中，蒋先云还同矿局局长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同月19日，当他接到局长的谈判邀请后，明知有诈，仍毅然同刘东轩一起来到矿局。这时，矿局处处矿警密布，如临大敌。但他毫无惧色，径直走进招待室。局长故作镇静，大咧咧地说：“水口山乃湖南三千万人民之经济命脉。你俩什么人？胆敢唆使工人罢工？”他立即驳斥道：“你口口声声以三千万人民为重，却闭眼不见三千万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今民不聊生，工人要活命，不得不罢工，这是你们逼出来的，无须多谈，你只有迅速答复工人的要求。”接着，他请刘东轩当面宣读罢工宣言。正在这时，他忽然听到一声哨响，十多名矿警冲入室内，局长凶相毕露，威胁地说：“你们必须答应立即开工，否则就地正法。”矿警们也叽哩咔嚓地扳弄枪栓。面对这种其势汹汹的紧张气氛，他镇定自若，凛然回答说：“要扣就扣，要杀就杀。我们正大光明，无所顾忌，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少一条也不行。”

正当局长气急败坏地吼叫着要杀人时，手持梭镖、棍棒、篾片、煤油的数千名工人把矿局招待室外面层层围住，“反对阴谋杀害我们的全权代表！不答应条件，决不上工”的呼喊声也一浪盖过一浪。局长见形势不对，只好悄悄收兵，连声说“误会！误会！”然后将他和刘东轩二人送了出来。

此后，蒋先云还同局长进行了三次较量：一是公开揭露局长对他的贿买。二是依靠工人的保护，避免了局长用五百元银洋买通凶手的暗杀。三是发动群众到处撕掉局长以军队营部名义悬赏捉拿他的布告，并给被收买的军队施加压力。在束手无策的形势面前，局长为了装饰门面，声称要辞职，结果弄假成真，丢了局长这只“光滑滑的金边饭碗”。以后来接任的局长几经更换，都无法改变这一局势，最后，矿局只好答应工人提出的十八条要求，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罢工胜利后，蒋先云根据安源的经验，结合水口山的实际情况，草拟了《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暂订草章》及各股办事细则。在“暂订草章中确定俱乐部为代表会及最高代表会的组织形式，即由每十个部员联成十人团，选举一人为十代表，每十个十人团联合，选举一人为百代表。各科选举一人为总代表，总代表、百代表、十代表合组为代表会，再由总代表、百代表合组为最高代表会。最高代表会的办事机构是干事委员会，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当“暂订草章”经最高代表大会通过后，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干事委员会。他被举为干事委员会的正主任，刘东轩任副主任。

经过这次罢工斗争，水口山的党组织有了大的发展。在原来党小组的基础上，蒋先云又着手发展了一批党员，于1923年3月建立临时支部，5月成立正式支部。6月初，经中共湖南区委批准，正式成立党团，由他担任党团书记。这时，他只有二十一岁。而他领导的这次罢工斗争，正如著名的中国职工运动领袖邓中夏所说：“其雄壮不亚于安源”。

1924年，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经中共湘区委推荐，蒋先云于3月绕道赴粤，报考军校。经过考试，他以成绩优异，名列第一而被录取，编入军校第一期。同年冬，他在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学兵连任党代表。1925年初，他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东征的主力右路军是黄埔的三千学生军，他们受训练最久的也不过六七个月，这样的“娃娃兵”能打仗吗？蒋先云开始也有点信心不足。但经过战斗的考验后，他热情地写了《由前敌归来》一文。他说：开初，“外界很不相信我们能真正去杀贼，未必能杀得贼死；非独外界如此，即我们自己也不敢十分过于自信”。可是，部队由虎门出发至攻取平山，在为时半月的初战中，就“驱敌数百里”，取得了“革命军的第一次对敌，第一次实行为主义面奋斗”的胜利，这说明“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特色！”究竟那些是革命军的特色？他认为，东征军总政治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部队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严明的纪律，有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支援。他特别在文中生动而具体地叙述了这种军民的鱼水情，他说：“粤民苦于兵事久矣！畏如虎豹，怨如寇雠。我校不筹饷，不拉夫（除自己的长夫外，以现银雇夫，每十里二毫），一路的进程中，很能看见乡民庆幸的心理。行军时，宣传队在前面发传单，因此沿途的乡民，对我们毫无恐惧，军队到一处，即由党部及政治部制备茶点，邀请乡民开联欢会，乡民见我们对他无所牵累，且款待他们，因此渐与我们亲近，我们唱的国民革命歌，行军歌，杀贼歌，沿途的小孩子大多数能唱。我们的传单，乡民多为我们张贴在街上或自己的住屋中。”革命军士兵“身上没有半文钱，沿途不敢侵犯乡民一草一木。”“革命军的纪律总算严明，少数措置失宜的官长，已被撤差或换职，甚而至于宣布死刑了。”

至于学生军能不能打仗，蒋先云在该文中，用具体事实作了最雄辩的回答。他在记叙战斗的情景时说：“这次出发东征，大多致总是眉飞色舞，除樟木头、塘头夏与敌稍有接触外，一路见不到敌人，同学非常懊丧。当营连党代表和当下级干部的都是我们的同学。打淡水时，同学身先士卒，爬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同学李青，头打伤了，用自己的手巾裹着血头，仍奋勇登城。同学蔡光举，他打穿了肚子，我奉校长命去扶侍他，他只说：‘先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待我们痛杀！’”“十四晚挑选奋勇队，争着报名，其不得选的，很不愿意的说：‘官长！你只是要我们在散兵线上死，爬城就不要我们了！以后打平山、打淡水。我们是要去的！’”

经过这次东征战斗的实践，蒋先云就革命军所应具备的条件在文章的末尾作了这样精辟的阐述：“革命军的头衔，不是赠品，要称为革命军，至少要具备下列各条件：（一）革命军须仰承革命党及革命政府的使命，去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二）革命军须为农工及全民众的解放而奋斗，尤其在军事行动时期，应充分保护工农的利益。（三）革命军上下均须有为党、为主义、为国家、为民众而牺牲的决心。（四）革命军的纪律决没有私情为顾虑。革命军的头衔，也不是专利品。能具备上列各条件的，就是革命军。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尽作革命军。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革命军。

在蒋先云的军旅生涯中，他确是按照革命军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的。曾在黄埔军校和他同学的徐向前，在回忆中说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军人的榜样”。“他用自己的行为，为革命军人作了楷模”。

东征以后，蒋先云还参加过许多战斗。这年6月，他随部队回师广州，就参加了镇压杨（希闶）、刘（震寰）叛乱的战斗。10月，他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攻打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城。惠州，三面环水，形势险要，革命军攻城两天没有攻下。这时，他是七团党代表，按照周恩来提出的三面打击，一面让路的攻城方案和组织敢死队爬城的指示，亲自带领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体的敢死队，冒着弹雨用云梯强行登城，与敌人展开肉搏。他“虽面受重伤，然负伤前进，尤弗稍怠”，终于攻克惠州城，全歼陈炯明守城部队，然后回广州养伤。

在广州，蒋先云还积极参加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6月23日，广州七万多工人、学生、市民、军人，举行援助上海工人的盛大示威游行，他率领黄埔学生军第二团的第二、四、七连前去参加。下午1时，当游行队伍经永汉路出长堤，沿珠江边，经西壕口，行至沙基街时，遭到帝国主义者的枪击和英舰的炮轰，一时，血肉横飞，死伤遍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他目睹这种惨况，非常气愤，一面带领学生军严密监视帝国主义的行动，一面掩护群众隐蔽退却。一直坚持到下午4时。这次惨案，除群众共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一十七人，轻伤未计其数外，仅他所率领的部队，就死排长二人、兵士三人，伤八人，而他自己也被敌人有毒子弹的碎片所伤，两只脚背上到处是米粒大的伤孔。

为了反击英帝国主义把对我同胞的残杀说成是我黄埔学生军先开枪的诬蔑，他激愤地写下了《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报告》，在《中国军人》上公开发表。报告说：“我是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后最后离开帝国主义者虎口的一个，同时亦是被他机关枪正面射击万幸而不死的一个，惨杀的经过，身受目睹。”他然后以铁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谰言。他指出，帝国主义分子“谓系我黄埔学生军开枪在先，然我学生军决非至愚，若真要杀帝国主义者，岂肯使我手无寸铁之工农商学同胞先行，送与帝国主义者屠戮？且当日军队皆用四路纵队巡行，若真要杀帝国主义者，当先知帝国主义者必要杀我，又岂肯用密集队行前往，至受莫大损失？理甚浅鲜，愚者皆知。”报告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虐杀弱小民族而不负责，甚且反唇相加，是而可忍，孰不可忍？！除已报告所属长官外，谨此报告，希转呈政府以为交涉之一份佐证。”

蒋先云在黄埔军校期间，不仅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而且孜孜不倦地学习革命理论，潜心攻读古今兵法，因而“学术两科，冠于全校。”校长蒋中正“爱之如手足”，校党代表廖仲恺亦认为他是黄埔军校中“最可造就的人材”，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说他是“军校中的高材生”，“是个将才”。据黄埔老同学黄伟斌回忆说：他能文能武，能说能写，才华卓越，聪明绝顶。讲演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分析说理，头头是道，很动听，有鼓动力。凡听过他讲演的人，对他都非常钦佩和服膺之至。正因为如此，他在同学中享有较高的威望，自然而迅速地成为学生领袖、工作骨干，并担任过多种要职。

1924年冬，蒋先云任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书记，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毕业后，又在军校政治部做秘书工作。1926年1月，他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担任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教员，教授军事运动。4月，受国民政府军委政治训练部指派，参与组织筹备委员会，办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特别党部改组事宜。5月，被选为第四届特别党部执行委员。

在军校开展社团工作方面，蒋先云也是卓有成效的。进校之初，他就和李之龙一起推动组织了血花剧社，协助周逸群等组织了火星社。特别是以他为首所组织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以下简称“青军会”），同国民党右派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的坚决斗争，在社团中有着很大的影响。“青军会”是军校建立初期，他和周逸群、王一飞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成的。以联合军人，挽救时局为宗旨。这个组织开始叫青年军人代表会议。后周恩来同他和周逸群研究，并经青年军人代表会议通过，将这一组织改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青军会”是1925年2月1日在广东大学召开大会正式成立的，到会会员两千多人。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即主任委员）。其他执委还有陈赓、王一飞、周逸群等。“青军会”成立后，编辑出版了《中国军人》会刊和《青年军人》旬刊。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军校，而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当时的粤军及在粤的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在团结各军、宣传民众、打击敌人等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组织有很高的评价。

可是，黄埔军校中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却把“青军会”看成眼中钉。他们断定这个组织不是一般的联合，而是共产党的据点。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便指使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采取以组织对组织的办法，对抗和牵制“青军会”，其反共活动已经公开化，气焰十分嚣张，“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势在必发。

为了反击孙文主义学会的挑衅，蒋先云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在一些讲演会上，公开揭露孙文主义学会头目、军校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借故刁难殴打前来领办公用品的“青军会”会员刘汉藩，甚至开枪威胁的真相；公开揭发被人称为蒋介石的“第一只手”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大搞阴谋活动，派人监视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行踪，甚至在深夜偷盗共产党员文件的恶行，使他们威信扫地，也不敢公开袒护。从此，在学生中传开了蒋先云痛打蒋介石“第一只手”的佳话。

在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蒋先云还随时批判国民党右派打着孙文主义旗号，实际反对孙中山制定的方针政策的丑恶行径。1925年11月。当林森、邹鲁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时，他立即以“青军会”名义发电声讨，指出“西山会议乃反革命之充分表现”。接着，他又在《中国军人》第八期上发表《怎样做革命派》一文。揭露西山会议反共反人民的实质，揭露孙文主义学会打着孙文主义的招牌，干反革命勾当的实质。文章还给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划清了这样一条界线，他指出：“要做革命派的，要做孙文主义的信徒，便上前去工作；要做反革命的，要做孙文主义叛徒的，便后退去捣乱。聪明的国民党员，千万不致于打着孙文主义的大好招牌和老党员正统派的非常资格，去做帝国主义所要做的工作。”

再有一次，是蒋先云和贺衷寒在火车上的一场舌战，是围绕评价戴季陶写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一书展开的。1926年1月，当他去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从汕头到潮州的火车上，听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另一个头目贺衷寒吹捧戴季陶这本书，是在理论上建立了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时，他驳斥道：这是什么“中心思想”呢？说穿了，戴季陶的“中心思想”，只不过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势力而已。他又驳斥了贺衷寒提出要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才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纯正的”三民主义，全是欺人之谈，撇开民族独立、民权自主、民生幸福的革命内容，宣扬空洞虚伪的所谓“仁爱”，把它奉为宗旨，戴上抽象的“民族文化”、“国家利益”的假面具，只不过是用来反对工农群众，阻碍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罢了。他的言论得到车厢里的其他乘客的赞同，而贺衷寒却如鋩在背，无言以答。

在同蒋介石进行所谓“清党”的斗争中，蒋先云公开表示永远要做共产党员，维护了共产党人的尊严。在1926年5月的一天，蒋介石召集第一军军官开会，动员跨党党员声明党籍。当蒋介石问到“有谁退出共产党？有谁跟着共产党”时，他第一个站出来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永做共产党员。我坚决退出国民党！”又说：“脱离共产党，就是叛卖革命。”接着，他当众撕毁蒋介石下令发的“党籍声明表”，高呼：“头可断，而共产党籍不可牺牲！”愤然拂袖而去。周恩来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我们已经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二百五十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同志，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只有三十九个人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庵。”

1929年7月，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蒋先云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总司令部颁发的宣言和文告，“多系先云手笔”。他又兼补充第五团团长，随总部同西路军一起，出韶关，经长沙，到醴陵，攻克南昌，打到九江。

12月初，他在《黄埔同学纪念周演说词》中，曾对半年来的北伐战况作了如下的叙述：

“这次北伐在军事上，可分作两个时期：一为讨吴时期；一为讨孙时期。我们军队此次在前方的布置，左路与中路讨伐吴佩孚，右路讨伐孙传芳。在战略上说，先专讨吴，后再讨孙。故初与吴战的时候，不但不与孙传芳决裂，还与他虚与委蛇，使他不同时向我们进攻。故自七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中旬便把吴佩孚打倒了。这次讨吴的成功，在大范围说，是由于得到了民众的援助。在湘经过一、四、七、八各军纪律甚好，故于平江、株洲等役，民众每每扰乱敌之后方，间接给我军以莫大的援助。此等处，吴佩孚原不及料，平日总是讥诮我们说大话，无实力。到此始给他个利害，他已认识清楚了。讨吴之后接着讨孙，这个意义，就是出师北伐的本意。北伐的意义是要打倒吴佩孚之后，永不使有第二吴佩孚继起。‘五卅’以来，民众势力异常发展，真能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其最恐惧者，即我们新兴的武力。故他们一方极力援助讨赤，一方设法缓和张吴间的冲突，使其一致向我们进攻。湖北既下，外人恐慌益甚。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者，便预备了一千万给孙，助其抵拒革命军，但实际孙传芳只得到六百万，便已失败了。故剩余的四百万，已停止拨付。”接着，他还翔实地叙述了敌我双方的战略部署，双方主力战争之激烈，孙传芳的狡诈、军阀之间的矛盾；北伐军将士的英勇善战，以及半年来北伐战争能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原因。

为了使国共合作不致分裂，蒋先云曾向蒋介石提了许多恳切的忠告，做了许多工作。1926年11月26日，他先来到上海，向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汇报情况后，于28日以转述陈独秀意见的方式，写了《给蒋介石的信》，劝说蒋介石拥汪精卫复职，实现蒋汪合作，并认清国民革命前途，免使国共联合战线继续遭受损失。他在信中说：“右派与浙江派，便始终造谣拥汪倒蒋，他们是以过去及将来自身的利益计，不能不反对（绝对的）汪之出来，因此他们不但企图与汪以一打击，且同时与C.P.以打击。他们使校长与汪个人不能合作，且不信任C.P.，还是小事，他们竞使校长丧失甚且得罪左派（国民党之大部）群众而不惜。他们在党及政府中凭借校长的威权，无所不敢，而无所不作，而尤以浙江派为最。党中事只由张静江、陈果夫、叶楚伦几人内中商量好了。只拿到会议上作个形式上的通过便罢了，使左派人皆灰心叹气，裹足不前。由粤来沪的人多说，广东一切都好，唯老蒋的部下做事，多使人敢怒而不敢言。校长的部下做事，竟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这是校长何等大的一个损失。他们岂竟使校长在党中丧失左派人的信仰，他们竟又愿使校长丧失社会一般群众而不惜。”紧接着，他又指出：“这是校长前途事业的生死关头，希望校长以伟大的眼光和心胸，默察现在潜伏着的危险，便以勇敢和果断的革命精神，摒绝杀人不见血的右派和浙江派，诚意的与汪合作，应付现下困难局面，继续完成中国的革命事业。”信中在谈到“三二○事件”时，再次劝说蒋介石不要怀疑共产党，要十分信任共产党，更不要接受一切对共产党的谗言，“否则国共的联合战线，将因此继续受损失，亦即是国民革命中的损失，亦即是校长前途中的损失。”

1926年11月，蒋介石的司令部进驻南昌，这里便成了反动政客们麋集之所，蒋介石和他们沆瀣一气，无时无刻不在策划着反革命勾当。蒋先云觉得自己不能在南昌再果下去，便毅然决然挂冠而去，只身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蒋先云来到武汉之后，蒋介石曾多次派人和电邀他回南昌，并封官许愿，其辞之卑，礼之厚，实属罕见。但蒋先云毫不动摇，严词回绝道：“官可以不做，而命不可不革。”

在武汉，蒋先云被委派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军委委员、武装部长，兼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队长。他为了揭露蒋介石勾结军阀、叛卖革命、屠杀民众的罪行，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号召黄埔同学起来讨蒋，并组织成立了黄埔革命学生讨蒋运动委员会，他自己还担任委员会主席。

4月23日，中央军政学校各期学生，在武昌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有三十万群众参加。蒋先云以大会主席身份作了报告。略谓：“蒋介石自去年3月20日以后，叛逆日著，民众已经认得很清楚。我们以前是他认为很亲爱的学生，兄弟从前曾担任他的秘书，所以他的罪状，我们都能切实的证明。他的手段，比张作霖、吴佩孚还厉害。他是封建势力的领袖，他的革命是假革命，是反革命，所以发生了去年3月20日的事件。去年出师武汉，在李家桥前线时，因为民众有拥汪的呼声，他恐怕民众拥汪，亲自对我们讲，要我们阻止那种运动。他并说去年三月二十事件，并不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斗争。乃是他与汪精卫之斗争。三月二十以后，黄埔学生的人格被他污辱了，党权运动被他摧残了，把党和政府统同放在他的腋下，在赣州杀陈赞贤，在南昌封闭市党部，到九江，到安庆、到南京、到上海，走一路打一路，摧残工农，捣毁党部，叛党叛国叛总理，真正罪大恶极了。黄埔学生是党的学生，不是蒋介石个人的学生！我们今天召集大会，为的是表白我们的态度，来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工具（台下大呼打倒蒋介石）。”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高语罕、国民政府代表彭泽民、总政治部代表李鹤林、总工会代表杨世昌、兵士代表潘汉清、张治华、闵振武等。大会通过了讨蒋七项提案，发出了《讨蒋通电》、《告（黄埔）各期全体同学书》及《讨蒋宣传提纲》。一时，讨蒋声势漫卷武汉，波及全国。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特别党部党员大会、特别党部执委会及一批黄埔学生，纷纷发出宣言、函件、通电，声讨蒋介石。

讨蒋一事，充分反映了蒋先云革命的坚定性和爱憎分明的感情，并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周恩来说：“革命的终究是革命的，当着国共合作时代，蒋介石第一个亲信的黄埔学生蒋先云同志，亦曾被他用尽金钱权位来引诱来收买，然先云卒不为动。等到蒋介石东下叛变革命时，先云同志在武汉首倡反蒋之旗，成立了黄埔学生的反蒋委员会。”

1927年春，蒋先云辞去武汉工人纠察总队队长职务，请缨杀敌，继续北伐，征讨奉系军阀张作霖。按照武汉国民政府国共两党协商通过的人事安排决定，他被派到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担任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

七十七团脱胎于旧军队，大多是四川人，没有参加第一期北伐的主要战役。原任师长和两个团长新近离职，军心有些动荡，特别是对“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对峙的认识比较混乱。蒋先云到职后，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工作，旗帜鲜明地揭露蒋介石的背叛行径。他对全团官兵说：蒋介石决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蒋介石是坚决反对的。由于我在蒋介石身边当过秘书，更知道他的底细，他的案头经常摆着一部曾国藩的家书，以曾国藩自比。曾以扑灭太平天国为己任，蒋以消灭共产党为天职。自“中山舰事件”以来，蒋介石就坚决地实行“清党”。黄埔军校早已开始，各地也正在加紧进行。他破坏团结，分裂革命，民愤极大，我们早晚要和他兵戎相见。

他还经常写文章，编宣传材料，发给官佐和士兵阅读。师长吴仲禧还把它转发各团，在官兵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蒋先云在出发前的5月7日，向全国发出了如下一封《敬告本团官佐》的公开信：公开信中详尽地阐述了他对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的要求，首先，是要用严格的批评去克服自己的弱点。他说：“我对于革命同志的素习，是历来不愿去互相标榜我们的强处，只是严格地批评其弱点。因为革命者只有自己从精神上去表示努力，从工作成绩上去自慰，用不着空受他人无谓的嘉奖，只有严格的批评，方可弥补自己的弱点，堋练和增进我们实际作事的能力。”其次，是用大无畏的精神去打破艰险和困难。他说：“尽管自称革命是不够的，革命者是必要从工作上去表示他的努力，尤其是在困苦艰难之中，枪林弹雨之下，更要能表示他能坚忍能牺牲的精神，否则决不是一个真实的革命者。……青年的革命者，只可缺少作事的经验，绝不应当缺少作事的精神。我们要以勇敢的坚忍的能牺牲的精神，去训练我们作事的能力，增进我们作事的经验。人们不是生来即能作事的，生来即不怕死的。任他什么事体，最初避免不了许多的困难，令人难干，令人胆怯，但是有大无畏的精神，决没有打不破的困难和艰险。作事是学会的，孩子是吓大的。”再次，是要有临危不惧而沉着的修养，去观察、判断事物的发展变化。他说：“自信是勇敢的、最能牺牲的还不够，必要具有临危不惧而沉着的修养。天下没有大不了的事，经过多了自可习以为常，遇事先要沉着，能沉着才能确实去观察，观察确实才能有正确的判断。判断正确才能有坚决的决心，决心坚决则胆自壮，气自豪，什么也不怕。要知道部属是以上官为转移的，上官心怯，部属则不战心寒。治军首重胆大心细，但必先胆大，而后能心细，胆怯没有不心慌的，心慌则什么也谈不上，只忙于生命一件，这才真所谓‘天下无事，庸人自扰’。”至于怎样带兵，他强调要以身作则，要先想到党国的前途，用革命精神去影响士兵。他说：“善于带兵，决不专靠军纪来管束士兵，决不专靠几元饷洋来縻系士兵，更不能专以空头话来鼓舞士兵。必要以革命的精神去影响士兵。平时官长能努力，士兵没有不服从的，战时官长能身先士卒，士兵决没有怕死的。”革命者必先能顾虑党国的前途，而后及于自己。”他严厉批判了那些怕困苦、怕危险、畏死潜逃的人。指出：“此类假革命者，当不足言党国，然其于自身前途何？他们即幸而有命，还能再作人吗？虽生犹死，何以为生！”他激励全团官兵：“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下无难事，只要舍得干，望诸同志振作起来！共相奋勉！”

1927年5月中旬，蒋先云率领全团官兵，离开武汉，开赴河南，经过连续的奋战，很快把奉军逼至许昌、郾城附近的临颍。5月28日，他在临颍的一次激战中壮烈牺牲。这个团的七连连长黄克鼎所写的《临颍阵亡情况》，就对他的牺牲经过，作了如下的详尽纪述：

奉师长之命，蒋先云带领全团战士，经过连日急行军，曲商水经周家口，于28日凌晨来到逍遥镇，当即召集各营长传达军部的战斗部署，他手指地图口述上级命令：现在敌军固守临颍城，我军决定在今天向敌军发起攻击，第十二师由十里头攻东城，独十五师破小商桥，攻其南门，我师绕道外场，攻其北门，本团为先遣部队，现命令二营为前卫，速派尖兵经瓦店至外场待命。

上午7时，二营尖兵已抵达外场。8时许，团长蒋先云率领一营、二营及机关枪连、侦察队等赶到前沿阵地外场。当时他听取了侦察兵及乡民的报告，说离这里五六里地的三里头、五里头、史庄、银庄一带，有敖兵约两个团，挖有堑壕据守，在五里头附近，还埋有地雷。

8时整，临颍城东传来激烈的枪炮声，蒋先云分析是十二师已发起攻击，他担心十二师独战难以支持，于是命令立即策应，并派出尖兵连经辛庄、银庄搜索前进。尖兵出发时，他带领官兵高呼！“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听官长指挥，与敌拚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等口号，士气益加雄壮。

当尖兵行抵辛庄近六七百米远时，发现了敌人的排哨。部队即向该敌包围，把敌军全部驱逐，我军占领辛庄。接着，跟敌足迹搜索前进。到离史庄八百米远时，发现敌人的兵壕，便开火攻击。但是在一片平坦的麦地里，竟毫无地形地物可以利用作掩护，卧射则看不见敌人，立射又容易遭受敌人火力的损伤。尖兵便采取猛力攻进的战术，以求迅速接近敌人。

这时，敌前大队兵力增加，火力极强，并向我连左翼包围过来，一排长当即阵亡，不一会，连党代表及二排长（尖兵长）也在冲锋时不幸中弹牺牲。士兵伤亡更重。正面的敌军纵队冲来，全连只剩连长一人带领二十多名士兵死力抵抗。

在战斗进行最危急的关键时掰，蒋先云奔赴火线，对尖兵连疾声高呼：“不要紧，我来了！打！”便率领一、三营冲锋，由于敌兵火力甚猛，弹如雨下，我军尚未冲进第二线，即已伤亡三分之一。他左足中弹，士兵们前去救护，他不许，说：“脚伤了，没关系，还能骑马，我必杀退敌人。”便解下自己的绑腿带，包扎好流血不止的伤口，跨上战马，手举指挥刀，率领着数百名战士，冒着密集的弹雨，飞奔冲入敌阵。此时，他又受重伤，人马俱仆，仍然高呼：“冲锋，向前杀去！”又说：“我已受伤，你们要死战勿退。”士兵答道：“请团长放心，我等决不后退，即使只剩一枪一卒，也必定与敌拚命！”他鼓励说：“好弟兄！”当时有六七个士兵上前救护。他说：“来两个人足够了，其余上前杀贼！”

蒋先云负重伤后，师长吴仲禧要他下来。他要传令兵回报师长，“我蒋先云不捉住敌人头目，不下火线。”继又挂着长枪，跨上战马，在两名士兵的护卫下，再次向前冲去，士气益旺。他三次负伤，炮弹片炸断了他的腰皮带，穿入腹腔，流血不止，他仍挺身奋力高呼：冲呵！杀呵！前进！前进……随即壮烈牺牲在疆场上。

此刻正午后4时，革命军攻克了临颍城，击溃了奉系军阀部队，取得了北伐战争中的又一重大胜利。

1927年6月8日，周恩来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操场上，主持了蒋先云烈士的追悼大会，并发表了沉痛的讲话。恽代英在悼词中概括了蒋先云的一生：“蒋先云同志曾经做过学生运动的领袖，工人运动的领袖。蒋介石叛变，他不为蒋所笼络，不愿作官，跑到了武汉做工人运动，联合黄埔学生讨蒋。此次北伐，又出发前方去拚命。这种精神，何等的伟大。我们追悼和安葬蒋先云同志，激励了我们后死者的牺牲精神，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道路前进！”

中共党中央刊物《向导》周报第198期，也刊登了题为《悼蒋先云同志》的悼词：“先云同志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战士。他死于国民革命的战争之中——第二次北伐时的奉军炮火之下。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能勇敢忠诚的为革命而牺牲，而且使一般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今年他只二十五岁。民国十年他便组织心社，为湘南革命组织之开端。安源、水口山矿之工人俱乐部，都是他受党的委派而参加创办起来的。他入黄埔从军，蒋介石曾屡次诱以高官，令脱离党籍。但他说：‘头可断而共产党籍不可牺牲’。不久他还任湖北工人纠察队总队长，近方转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七十七团团长，竟死于此役，他临阵时负伤兰仆三起，仍追敌不稍退。他的训练宣传兵士，尤其能亲切领导，一个月的功夫，便能使新募的兵知为革命而效死。这是何等好的革命勇将。他死，是革命之大损失，我们不但要追悼他，而且要继续他的精神。”

郭沫若在1927年6月22日于《革命军》副刊发表《蒋先云的诗》并撰文说：“先云战死了，但他的精神是从此不死了。我本来很想做一篇文章来纪念他，但我觉得我们的有时间性的文章，不足以纪念超时间性的烈士。足以纪念烈士的，只有他自己生前的行动，生前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