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工人运动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的时候，湖南出现了两个立志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献身的热血青年——黄爱、庞人铨。他们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改组了劳工会的机构。他们赤手空拳，战斗在军阀统治的枪林刀丛之中。他们心中只有工人阶级的利益，丝毫没有个人的安危得失，并且随时随地准备为革命事业流血牺牲。

1922年1月，当他们正为纱厂工人在农历年关争取发“年终双薪”而组织罢工的时刻，竟被军阀赵恒惕逮捕杀害了。他们的死震惊了湖南劳工界，在全国工人中也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称颂他们两人是“中国第一次为无产阶级而死的先烈”。李大钊在纪念文章中说：“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

黄爱，原名正品，号建中，1897年9月生于常德县连八障芦荻山小井港。父亲黄一尘，以种田为生。他排行最小，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黄爱七岁入德山求实小学。初小毕业后，考进常德东门外三铺街清真高小。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便辍学在家。以后当过商号学徒。

辛亥革命后，黄爱因受新思潮的影响，他很向往学校，追求新的知识。他给在热河民政厅工作的二哥黄瑞清写信说：“我有幸受了二十世纪的小学教育，稍明白一点事，怎能从此罢休？况且营商是专门牟利的，充其量弄个丰衣足食，独善其身罢了。是这样，人生有什么价值？……只要你能供我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我情愿去做一个苦学生。”1913年秋季，他依靠二哥的接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长沙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后，在湖南电灯公司当技工。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为该公司测绘的“长沙电流分配图”，曾引起长沙工程技术界的注意。

1919年春，黄家到北京去考高等工业学校，因误了考期，只得在北京做点翻泽工作。不久，他来到天津，插班进了天津直隶专门工业学校。

这年，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黄爱，以示时刻不忘爱国。9月16日，周恩来、邓颖超、谌志笃、郭隆真等在天津发起成立了进步革命团体——觉悟社，黄爱被邀请为第一批社友。21日，当他听了应邀来社的李大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讲演后，引起极大的兴趣，从此，他经常阅读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战后之妇女问题》、《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探求革命的道路。

10月1日，黄爱作为天津代表，和南京、武汉、河南、湖南等七个省区的三十一名代表一起到北京请愿，要求北京政府严惩镇压爱国运动的山东军阀马良。被总统徐世昌下令逮捕，关押了三十八天才获释出狱。他出狱后，为了实践他自己要作激烈斗争的主张，准备组织“十人敢死团”，携带《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传单，冲进总统府，让北洋军阕制造杀戮他们的事件，用鲜血和生命来激起全国人民对北洋军阀的反抗。这一计划后来被周恩来等友人劝阻了。

黄爱回到学校后，学校当局借口他旷课太多，将他开除。1920年1月，他被李大钊介绍去上海，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社做缮写校对工作。这时，他读了很多进步文章，决心在学生运动结束后，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人运动。他的这一想法得到陈独秀的赞同。1920年5月，他来到汉阳，认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原定在汉阳兵工厂着手组织工会，由于军阀吴佩孚控制很严，没有成功，于9月1日回到长沙，与当年在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最要好的同学庞人铨再次相聚。

庞人铨，字寿纯，笔名龙庵。1897年10月16日生于湘潭县清田乡八仙岐一户富裕家庭。父母都读过书。大哥、三哥以教学为业；二哥行医；四哥庞人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劳动介绍部部长，秋收起义时，参加过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1927年9月21日在长沙就义。

庞人铨两岁丧父，五岁跟母亲学认字，六岁入私塾，七岁上小学，两年后考入湘潭西路高等小学，一年后，转入湘潭楚山观高小。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年纪虽小，却对人生颇有见解，常说：“做个舞文弄墨、老死牖下的书生，决不是我所取的。”

1913年，庞人铨来到长沙，考入了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他曾以“龙庵”的笔名，在报刊发表小说，诗歌和短评，揭露和抨击社会的不平现象。他所写的“愿以铁锤平社会，欲将机杼织人生”的诗句，曾流传一时。

1914年，庞人铨任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创办的杂志编辑。他在创刊号发表了《我之家庭》一文，当时受到好评。1916年，他又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创办季刊《九十天》，着重揭露社会上的魔鬼嘴脸。

1917年，庞人铨在湖南“甲工”毕业后，即到湘潭织布厂当技工。后来为支持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他参加了湘军，在陈嘉佑部当副官。1920年6月，当他看到张敬尧被赶出湖南后，而湖南仍然被军阀所统治，社会仍然一片黑暗，愤而退伍回家。他在自制的一把笋壳蒲扇上，写了如下一首诗，寄托自己的愤懑心情。

世间作扇多绫羽，

此独山间竹制成。

拿来岂为驱蚊蚋，

一扫人间大不平。

不久，庞人铨来到长沙，同黄爱、王光辉等住在贡院同街的光华旅馆，共同发起组织“甲工”学友会，由黄爱担任交际干事，广泛联络在长沙的“甲工”同学，共谋救国救民的方略。

五四运动后，各种新思潮在长沙广泛传播。如马列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欧文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等。其中，“劳工神圣”的口号喊得特别响亮。这时，湖南省长赵恒惕，为了北御吴佩孚，南拒孙中山，玩弄“民主”、“自治”的新花招，制定所谓“省宪法”，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为旧势力所操纵的湖南工业总会和陈家鼐所组织的中华工会应运而生。

黄爱、庞人铨所联系的“甲工”同学，大多数在长沙各工厂做工。他们都赞成组织一个工人自己的工会，并拟采取无政府主义的手段来提高工人的物质、文化生活。他们决定以“改造物质生活，增进劳工知识”作为新的工会的宗旨，由黄爱出面筹备。黄爱接受任务后，不顾生活困难，依靠一些工人捐助的六七百枚铜元，从事筹备劳工会的工作。

黄爱回到长沙时，曾持陈独秀介绍信拜会过何叔衡，并通过何叔衡认识了毛泽东。以后，他与庞人铨常到毛泽东在南门外惜阳里的住处去，一起研究创办湖南劳工会的问题。不过他们两人在办劳工会的指导思想和劳工会的宗旨等问题上，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这在黄爱给陈独秀写的信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会要采“合议制，铲除领袖制”，这明显地反映了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

1920年10月18日，黄爱、庞人铨借用湖南通俗教育会馆召开了第一次劳工会发起人会议。会议选举黄爱，王光辉、庞人铨、李彤、刘芳、左坤、晏兰轩、范文轩等八人为筹备主任，主持筹备事宜。10月24日，他们又借湖南《通俗报》馆，召开了劳工会发起人第二次会议。到会者一百四十一人，多数是工人，短衣窄袖，令人耳目一新。会议公推熊兆飞为临时主席。黄爱、庞人铨、熊翊华、赵树人、熊兆飞等四十三人被推举为筹备委员。11月7日，黄爱借学生联合会会址召开了第三次发起人会议，由李彤汇报前段筹备工作情况，讨论简章和宣言，并组织了评议部，决定择期召开成立大会。会议还增选帅光熙、成嶙、王宏均、李敬崇、刘克念、张孝敏及女界刘芳、晏兰轩、左坤、范质文等为筹备委员，推定黄爱为临时文牍，王光辉为临时庶务。

湖南劳工会在何叔衙、林伯渠（当时任省财政厅长）等帮助下，向省政府立案以后，于11月21日在长沙教育会坪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的有机械、针织、藤竹、土木等十个工人团体，“甲种工业”、“乙种工业”和“华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以及各行政、实业机关的代表共八千多人。公推黄爱为大会主席。他在大会致辞说：“我们相信大家是平等的，绝对的打破领袖和男女的界限，所以我们的团体是合议制的组织……”接着，他宣读了湖南劳工会初定会章，其宗旨是“团结工人，改造物质生活，增进劳工知识，谋求工人福利”。劳工会成立后，黄爱任教育部主任兼驻会干事，庞人铨任出版部主任兼驻会干事。

11月24日，黄爱、庞人铨等驻会干事决定委派李彤、王坤厚、黄伯达、刘芳等四人出席长沙各工团选举省长的会议，并提出将省督军署改为省行政委员会的议案，还向省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十条建议，但都被会议否决了。这是湖南劳工会进行政治斗争的最初尝试。

这一情况使黄爱、庞人铨开始认识到：要开展对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必须动员工人群众起来革命，必须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知识。为此，他们编写出版了宣传工人运动的小册子《劳工》；在劳工会设立阅报室，陈列多种刊物；办起了两所不请名人、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的工人夜校和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在星期六晚上还开一门自由讲、自由听的“谈话课”，使工人们从中学到知识，得到锻炼。此外，庞人铨还编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小戏，如《金钱万恶》、《社会福音》、《人道之贼》等，组织劳工会的女会员排练演出。他在报上还发表《本会第一次新剧感言》一文，说这次新戏的演出是要“促进人类社会的觉悟”。

在劳工会的领导下，湖南第一纱厂工人曾发起反对省政府将纱厂租与私商华实公司经营的运动。湖南第一纱厂是1913年官办的企业，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的银盆岭下，资金总额达四百余万元。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时开时停，没有正常生产。1920年，该厂主权被军阀政府租给私商华实公司，华实公司又将股权一部分转租给外省资本家赵子安，并由赵任纱厂经理，引起湘省工、农、商界的极大不满。1921年2月，黄爱、庞人铨领导纱厂工人游行示威，向赵恒惕的省政府和华实公司提出抗议，要求将纱厂收归公办（意即归湖南人民大家办）。3月5日，他们召集劳工会联席会议，决议收回湖南第一纱厂为公有。会议推选黄爱、庞人铨、王光辉、黄建白、张理全、李涛、王宏钧、周皈、马仲嬴、新方等十人为全权代表，负责向政府交涉。3月8日，黄爱等代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反对纱厂商办》的宣言，严正指出：“湖南三千万人民的膏脂兑来的第一纱厂，完全的利益都归到几个商人的荷包，誓死反对……”。

3月16日，黄爱等向赵恒惕递交《劳工会主张纱厂公办呈署总部文》，正式提出公办纱厂的要求。这一要求得到湖南其他工商业家的支持，因为他们早已不满华实公司独占纱厂利益，渴望取消华实租约，让他们也有机会参与纱厂的经营。他们派马仲嬴等为工商界代表，与劳工会共同拟定了一个宣言，列举华实公司的十大罪状。宣言公布后，赵恒惕恼羞成怒，发出训令，指责劳工会为“过激党”、“受人利用”，并暗中组织“调解委员会”，对劳工会进行利诱。黄爱、庞人铨等抱着坚决不妥协的态度，于3月20日组织了一次有千余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同时举行各报记者招待会，发表六项声明：（一）劳工会非社会主义；（二）工界对于华实，非专为用人问题，系在打破资本家的专利行为；（三）工界全体之反对华实，系为全体湖南人民着想，绝不受人利用，且决无主使之人；（四）劳工会主张公办，绝对不是官办；（五）劳工会对政界之调停换汤不换药，绝对否认；（六）无论各方面的压力如何，工人等决不退缩，必达华实解约为止。

4月2日，黄爱、庞人铨等又发动纱厂工人组织纱厂审查委员会、工程委员会、营业委员会、公务委员会，决定自筹资金管理纱厂，并暗中拆除机器，誓死反对华实公司开工。

4月13日，黄爱、庞人铨因省政府及华实公司对劳工会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愤而组织各工厂、工校三千余人渡河到第一纱厂举行大示威，责令华实公司毁约停工。游行队伍分四路冲进纱厂，围住办公楼。赵恒惕闻讯，即派军警数百名赶到现场镇压，抓走了劳工会代表王光辉等四人，派一个排在纱厂迫令工人上工，扬言要严办纱厂肇事者，还下令传讯劳工会代表黄爱、庞人铨等人。当劳工会办公室接到传讯后，黄爱沉思片刻，对大家说：“我去应付一切！”庞人铨不同意黄爱去，他认为赵恒惕虎狼之心莫测，这一去是等于“送肉进虎口”。而黄爱却说：“如果我不去，敌人就会以此为借口向工人群众下毒手，有可能把工人运动镇压下去。现在我一个人承担责任，赵恒惕就无机可乘了”。他还紧紧握住庞人铨的双手说：“正因为赵恒惕虎狼之心莫测，你有家室之累，不能去。只能由我承担。”4月28日，当他来到赵恒惕的司令部时，就被扣留起来，先关押在卫戍团，第二天转押到陆军监狱。

5月1日，黄爱在陆军监狱进行绝食抗议。同日，他给庞人铨等战友写了如下一封信：

树彬、受纯、郭彬：

游艺大会今天举行了？念念。我昨天下午四点半钟迁入陆军监狱了，到底湖南监狱的风味，比北方的监狱有点不同，真是敢当不起呀！大约还住上几天非病不可。我此番“自首”，有三个原因：一、维护本会的招牌；二、试试看团体的团结力；三、锻炼我的心身。大概这三个原因，不用详细的解释，想必你们揣测得十分清楚。总之，我的牢狱之灾，两个月前，已经预备着领受的了，我的朋友陈君（指陈独秀）说的好，“你们要有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室，出了监教室便入研究室的精神。”近来三个月的光景，真是忙个不了。这一下子我入了极乐世界，倒是要想趁着这个安闲，好好地把思想组织起来，着笔做几篇文章，一方面多看几本书，救救知识的饥荒，你们看我这狱中岁月好不好呢？现在会中一幻事情，很盼望你们竭力维持，除此，我并没有旁的挂念。纱厂问题。张剑白说得好：“宁肯失败到底，不可趋于投降式的和约。”这种态度才算有魄力，有人格。我们的那块招牌，如果万分保守不住，也是没有法儿，要干一下的，你们以为如何？

我现在身上穿的里面汗衣，简直有点臭味了，请受纯哥（庞人铨）把我的汗衣送来，并盼望你们连几部书报给我。

盼望你们不要挂念。再谈。

  黄爱于“五一节”

尽管警察厅发布了禁止“五一”游行的禁令，庞人铨独撑危局，仍然领导工人群众举行了湖南首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这次活动用组织“五一节游艺晚会”的方式进行。会场设在第一师范。工人群众情绪高昂，秩序井然。庞人铨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当他谈到黄爱正在监狱绝食时，全场气氛肃穆悲愤，不少人流了泪。当黄爱的绝食消息传出后，省会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到陆军监狱慰问。6月8日，赵恒惕被迫释放了黄爱。

黄爱出狱不久，适逢端午节，战友们在一起举杯畅饮。庞人铨满怀激情，即席挥笔写下《蒲觞》一诗如下：

蒲觞珍重共斯辰，

事业天涯始问津。

自昔多才唯有楚，

而今苛政猛如秦。

青萍贮我囊中剑，

白眼看他世上人。

只恐江山蚕食尽，

波臣遗恨作横沦。

经过整整一百天的斗争，6月26日，华实公司被迫与劳工会订立条约：“（一）华实公司通电全国，对工商界声明认错；（二）预提红利五千元，作为湖南工人教育经费。今后华实纱厂每年提出百分之五的红利作为湖南工人教育经费，由湖南劳工会和各工团及机械工会，组织湖南工人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保管支配；（三）工厂卫生及工人抚恤条例，由华实公司同工界另订协约”。

湖南第一纱厂斗争的初步胜利，鼓舞和推动了长沙泥木、理发、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这时，毛泽东规劝黄爱和庞人铨，要他们的劳工会注意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引向反对资本家，反对赵恒惕，把工人更紧密地组织起来。斗争实践的体验，也使他们两人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意见的正确。有次黄爱对李彤说：“润芝大智若愚，我则锋芒太露。润芝是将才，我不过是个过河卒子而已”。表达了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敬心情。特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工人运动的指导，更加促使他们在信仰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转变。

1921年10月间，第三国际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会议，目的是为了对抗英、美、法、日等九国在华盛顿召开的争夺远东霸权和宰割中国的太平洋会议。湖南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劳工会的名额。毛泽东邀黄爱、庞人铨等商量，因黄爱、庞人铨离不开，决定派王光辉前往。

这年冬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赴桂林会晤孙中山，途径长沙时，同黄爱，庞人铨等劳工会成员见面，向他们介绍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工会的经验。不久，黄爱、庞人铨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他们抛弃无政府主义和接受马克总主义的一次思想飞跃。庞人铨在《劳动者的努力》一文中曾这样说：“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只是我们开展斗争的暂时目的。根本目的在于反对政府助长资本家专横的一切政治。”黄爱也这样说过：“我们的前途无限光明，我决定洒我的热血，作第一个牺牲者，去换得自由。将来世界都享着自由，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11月21日是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按照毛泽东的建议，黄爱、庞人铨等将劳工会进行了改组，制订了新的会章，将“合议制”改为委员制，将八部合并为三部。不久，又成立了新的评议委员会。黄爱被选为书记部委员，庞人铨被选为教育部委员。

12月25日，湖南工界举行了反对太平洋会议的游街大会。大会由黄爱任主席，庞人铨任总指挥。黄爱在大会上发表了激烈的演说：“今日我们反对太平洋会议的游街大会，很能够使我们对于工界的将来，极抱乐观。不过那万恶的太平洋会议，是准备实行国际资本主义的太平洋会议，我们要竭力反对。万恶的资本家，万恶的资本家政府，我们也一样要竭力反对。我们不但要把我们湖南的劳动团体，坚强的团结起来，我们更要联合全世界劳动阶级，准备实行全世界的大革命！”这一革命的号召，博得了全场工人们的热烈鼓掌，但也使赵恒惕政权大为震惊。赵恒惕曾说：“他们一声喊就是万把人，岂不要造反就造反了么？”当时长沙工人运动声势之大确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回顾这次全国举行反对太平洋会议的游行活动，认为除上海外，以长沙工人最猛烈。

黄爱、庞人铨领导的劳工运动，日益明显地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使当时的湖南政府越来越感到不安。例如，他们曾尖锐地批评赵恒惕在1922年1月公布的“省宪法”是“官治诡称民治，被治诡称自治”。为了揭穿敌人企图破坏劳工会团结的阴谋，庞人铨还写了《忠告工友们》一文，他指出，“认识敌人，认清伴侣”，是我们工人最关重要的事。他说，凡“压迫我们工人，把我们工人当牛做马，而自己又不劳而食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敌人的态度是扑灭他，征服他。反之，同一阶级里的劳动者，任何地方的男女老少，都是我们的伴侣。……”然后，他批评了工人内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说：“你们自相排挤，那些恶魔正在拍手哈哈大笑，乐得他们用无上的权威把你们开除、罚工。如果你们真是在‘地域’、‘帮口’的恶念头上自相排挤，我是硬着心说，‘你们是要拆开篱笆等狗进来呀！’”他这句“拆开篱笆等狗进来”的话，成为当时工人最熟悉的名言。

黄爱、庞人铨也确实非常警惕有人企图钻进工人内部来进行破坏的。例如，当华实公司的董事陈友梧亲自登门造访，请求加入劳工会，说他愿意交纳五百元会金时，他们正告陈友梧说：“入会不要会金，五百元大款，不愿承受。你并不是工人，要求入会，无非是想要个工会的牌子，冒牌工会多得很，请加入其他冒牌的工会吧！”当陈又以华实公司的名义出每月三百元的高薪礼聘他们为高级顾问时，庞人铨讽刺地说：“你殊不知我们只有千劳工运动的命，都不希罕享高级顾问的福。”拒绝了陈对他们的贿诱。

1922年1月，时近旧历年关，第一纱厂的工人们盼望厂方发给年终双薪，买点年货，或作年假回乡省亲的川资。可是，厂方竟以“沪、汉无此例”为由，一口拒绝，并于1月13日下午贴出布告，说年终奖金，按技工铜元一千文，学徒铜元五百文发给，这引起工人的无比愤懑。劳工会会员邹觉悟、李信竹、萧石月、曹达璋等经过磋商，认为只有罢工才能制服厂方。他们立刻召集两千多工人把经理、职员办公楼包围起来。工人愤怒地喊着资本家的名字，要他们出来算账。这时，有两个往办公楼上冲的湖北工人被厂监察处长李汝贤下令卫兵开枪击伤倒地时，更加激起工人的愤怒，大家冒死冲上楼去与军警搏斗。激战中，一群工人打开仓库，搬来棉花包，又找来火油，准备点火烧掉办公楼。吓得楼上的资本家和职员面如土色，浑身发抖。他们有的站在走廊上向工人们叩头作揖，有的将写着“所要求的，一切允许”，“只要不放火，什么条件都答应”之类的字条从窗口上丢下来。工人们见资本家答应了条件，才慢慢离去。当晚，工人代表向厂方提出五个条件：一、年终发给双薪；二、工资一律发给银元；三、年假不得扣除工资；四、不得随意开除工人；五、发给受伤工人医药费。工人则答应在厂方履行条件后复工。

第二天，赵恒惕派出大队军警将纱厂重重包围。李汝贤立即宣布“特别戒严”，声称此次罢工，损坏器物，伤及卫兵，系反政府行为，一定要严惩为首的“暴徒”。他们派军警看守工人宿舍，不准工人耳语，不准工人自由行动，连吃饭也有军警监视。他们还带领军警到工人宿舍抓人，有的捉去打屁股；有的在雪地被扒光衣服，绑在稽查室门前，打得皮破血流，伏地不能动弹。李汝贤还听说黄爱这天来过纱厂，以为罢工是黄爱挑起的，扬言“非杀几个人不可！”

为了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援，纱厂工人于15日向外发出《纺纱厂全体二千二百多工人万急启事》，湖南劳工会立即向赵恒惕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从工厂撤走军队。16日上午，当黄爱等听到前来劳工会的曹达璋、萧石月、邹觉悟等人报告纱厂工人受到镇压的情况以后，急忙赶往太平街华实公司办事处向公司当局提出警告，并严正指出：“此次工人援沪、汉各纱厂先例，请求贵公司年终发给夹薪，实为生计所迫。贵公司不过牺牲一二日盈余，而工人得之，已可满足，并无不当之处。如谓工人不应当与兵士冲突？那么试问工人为什么与兵士冲突？兵士开枪打他们，他们应不应该抵御？李汝贤违法用刑，已不应该，如果要杀人示威，难免会激起意外之变。”总经理黄藻奇、董事彭祖植、戴云阶等一面请黄爱出面谈判调停，一面以五万元重金贿赂赵恒惕，要求派兵捕杀黄爱、庞人铨。在谈判时，黄藻奇、彭祖植等人，突然变得温和有礼，主动表示除以红利百分之五充作工人教育经费外，还增加三条：一、工人照发红利；二、明年开工，保证不开除工人；三、协议一经签字，由劳工会保证当晚复工。当黄爱离开华实公司时，黄藻奇又将一张一千元支票塞给黄爱，并低声说：“务请笑纳”。黄爱推开支票说：“金钱是买不到人心的！”

然而，外面的风声很紧，一场屠杀的阴谋正在加紧进行。这天下午，毛泽东来到劳工会，听了黄爱转告华实公司答应签订协议的情况以后，告诉他说，今天外面谣言很多，说赵恒惕要杀人，所以条约应该提前签字，怕事久多变，最好今晚就签。大家都表示赞同。毛泽东还说要去大公报馆找张平子写篇社论，让赵恒惕不要帮华实公司压迫工人，同时替劳工会登个启事，声明此次罢工，全系资方挑起，工人自动酿成，华实公司愿接受复工条件，并请求劳工会代表工人出面解决问题。就在这天晚上，黄爱、庞人铨等人在劳工会办公室等待华实公司代表前来签约。一直等到深夜十一点钟，只有董事彭袒植一人前来，说什么经理因事要迟来一步。这样，又等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突然冲进一群武装军警，不容分说，抢了誊写的待签文件，把黄爱、庞人铨押到一名姓唐的法官面前。

“谁是黄爱？”

“是我。”

“那么你是庞人铨？”

“是！”

法官对士兵一挥手！“绑起来！”

“我们犯了什么罪？”庞人铨挺胸直问。

“什么罪不罪，总司令要杀你们两个人。”法官阴阳怪气地说。

“要杀我们，也应该拿出罪状给我们看看。宪法明文规定，凡人身自由被剥夺时，施行剥夺的机关，必须将理由通知本人，使他有及时提出申辩的机会。”庞人铨义正词严地斥责。

法官冷笑着回答：“总司令要杀你们，杀了以后，你们就有罪名了。”

于是，刽子手一涌而上，脱去他们的上衣，五花大绑，推至浏阳门外行刑。这时刚刚凌晨三点，整个长沙市上空朔风怒号，雪花飞舞，地面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白雪。黄爱、庞人铨两人大义凛然，昂首挺立，面对寂静的夜空高呼：“大流血！大成功！”刽子手先向庞人铨下了毒手。接着，向黄爱连砍三刀，他虽然倒下了，还睁眼怒视敌人……这两位同年出生的杰出工人领袖，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并肩战斗了一年零四个月，又同时壮烈牺牲了。他们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

黄爱、庞人铨殉难的消息传出后，引起湖南各界人士尤其是工人群众的极大愤怒。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各界代表在船山学社举行了两次追悼大会，分发“黄庞精神不死”的纪念章，同时以湖南工界的名义通电全国，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的报纸上公开揭露赵恒惕的罪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赵”高潮。

周恩来在法国得知黄爱、庞人铨被惨杀，百感交集，写下了《生别死离》一诗，热情地赞扬黄、庞“他们是中国的卢（卢森堡）、李（李卜克内西），是为共产花开和赤色的旗儿的飞扬，把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

李大钊在北京，写下了《黄、庞流血记序》一文，他说：“黄、庞二位先生的死，乃是为救助他们的劳动界同胞脱离资本家的压迫而死，为他们信仰的主义而死……”

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了将1月17日（黄、庞殉难日）定为中国劳工运动纪念日的决议。孙中山接见了黄爱的父亲，表示要出兵讨伐赵恒惕。

1926年12月，湖南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通过决议，将黄爱、庞人铨和黄静源、汪先宗等烈士一起葬于著名的风景区岳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