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28日下午，一列火车从岳州开抵长沙。一位仪态从容、顾盼自若的共产党人，被湖南国民党军校手枪连的学兵押着走下车来。他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当时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的郭亮。

郭亮，原名靖笳，1901年12月3日生，长沙县铜官文家坝（今属望城县西湖乡）人。父亲郭弼林，以设馆教书为业，母亲邹氏，是个农村妇女。他有两个哥哥，五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在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八，但在兄弟中算老满（最小），所以人们又叫他郭满公。而郭亮这名字，则是他读了三国演义之后，仰慕诸葛亮的才智胆略，想效法诸葛亮做一番事业才给自己取的。

郭亮六岁发蒙，十二岁进西湖寺高小预科，他从小会读书，善思考，后转到长沙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在他的作文中，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种田的农民无食粮？为什么泥工木匠无住房？为什么织布的人缺衣裳？为什么织草席的人睡光床？”“人们同活在一个世界，为什么贫富不一？问问社会，知也不知？”不料，他的这些作文被县督学视为“异端邪说”，说他是在“扰乱社会，煽惑民心”，要求西湖寺自治公所“严加察理”，并勒令退学。他对这事非常气愤，特写了如下一副嵌上“公所”两字的对联，偷偷贴在西湖寺自治公所的大门上：

鱼所内所麻将所，所内者甜，所外者苦；

猪公狗公乌龟公，公道何在，公理何存？

1915年秋，郭亮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长郡联立中学初中部。寄居在一位开陶器店的亲戚家里。他虽在一次有八百多名同学参加的国文会考中，名列前茅，但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更加广泛地阅读新书刊，猎取新的知识。他常与同学好友促膝交谈，或聚首麓山，热烈辩论，共同探讨时局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研究寻找它的答案。但为时不久，他的家里被溃兵抢劫一空，生活窘迫，他只好退学回家，跟二哥一边种田，一边自学。后来，西湖寺高小的老校长邹寿桐，器重其才，认为可任教学，于是保荐他到郭氏宗祠族学教书。

郭亮教学，与众不同，他很少讲通用的小学课本，而是把穷人受压迫，富人搞剥削，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军阀混战百姓遭殃等事实，编成故事、歌谣教给学生。这种教法引起地主豪绅的反对，纷纷叫他们的子弟退学。但他并不着急，却挨家挨户去把穷人的子弟请来上学，交不起学费的就免收学费，有些连书、笔、墨、纸也免费供给。他的教学成绩虽较显著，但县督学因他没有设宴招待，而只给评个“丙”等。不几天，又以“年幼无知，不堪为人师表”为借口而把他的教员职务也免了。他为此愤愤不平，回到家里对父亲说：“不改造这个世界，什么事也干不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郭亮积极卷入了这一斗争。他邀集一些要好的同学，带着从北京、上海、长沙等地寄发来的传单、报刊，到西湖寺、铜官、靖港一带广泛进行爱国反帝的宣传。毛泽东在7月间编印的《湘江评论》，对他的影响尤大。一次他在横渡湘江的渡船上，偶然从被查封的蔡书中看到两期《湘江评论》，如获至宝，他从心底里钦佩毛泽东，有次还特地赶到长沙去向毛泽东当面请教。

1920年秋，郭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编在第二部第三班。从此，他有更多的机会同校中进步同学和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的毛泽东接触，在毛泽东等人的指导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加入了新民学会，次年10月，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1922年7月，郭亮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没有应聘到一所中学去教书，而是投身于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之中。他这样做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他入党以后，1922年春，曾在夏曦领导下，与萧述凡等组织了崇新学社，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利用刊物、讨论会等形式，进行政治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还跟随毛泽东到粤汉路新河车站办工人夜校，到造币厂、墨铅炼厂、玻璃厂作社会调查，广泛地接触了工人群众，当时，他已成为广大工人群众的知心朋友，成为毛泽东的助手。他毕业后决心全力投入工人运动，受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于8月初来到岳州，从事粤汉铁路工人运动。

岳州，是湘北的门户，是扼跨湘鄂两省的咽喉要道。由于南北军阀混战，粤汉铁路被分割为湘、鄂两段。岳州站属鄂段统辖。鄂段铁路局长王堉靖，以收买、拉拢种种手段，组织所谓“天津同乡会”、“工人研究所”，分裂工人队伍，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工人。

郭亮到达岳州后，面对这错综复杂的情况，思考怎样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的问题。他曾信步登上岳阳楼，眺望着浩淼无边的洞庭湖水，感慨交集，不禁低声吟道：

潇水流，湘水流，

流入长江不回头。

龙君送我洞庭水，

何时洗尽人间愁？

很显然，他是要用工人运动的革命巨浪，幕冲洗人间的种种不平事。经过不多久的努力，他在铁路工人夜校的基础上，并冲破铁路当局的重重阻挠，把工人组织起来，于8月15日成立了粤汉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陆汉湖为委员长，他任秘书。他在自己起草的《俱乐部成立宣言》中，号召工人要团结奋斗。他说：“我们已得着潮流的教训，谋得幸福的方法，首在同一阶级的工人有坚强的团结。”

在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中，郭亮始终站在激烈斗争的最前线，掌握时机，周密部署，使罢工斗争浪潮，很快波及到粤汉铁路全线，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他首先抓住工人阮康成拒绝为王世堉的亲信监工张恩荣和英国顾问的翻译苗凤鸣押送鸦片烟土而遭毒打，以及买米路过、前来劝阻的加油工吴青山也被诬为偷米贼这一事件，立即以俱乐部名义向王世堉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当受害工人阮康成、吴青山被王世堉开除后，他又以工人俱乐部名义向粤汉铁路全线职工和社会各界发出通电，揭露王世堉扣发工人工资私贩鸦片烟土、怂恿凶手殴打和开除工人的真相，一场反对王世堉迫害工人的罢工斗争势在必发。

为了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郭亮将准备立即组织罢工的意见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除派何叔衡去武汉与北方党组织联系，争取各地声援岳州铁路工人的斗争外，还召集粤汉铁路上的徐家棚、岳州、长沙、新河、株萍等工人俱乐部负责人开会。9月6日，成立了由郭亮担任秘书的全路局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并在徐家棚设立粤汉铁路罢工指挥总部。郭亮亲自起草和发出《罢工宣言》，号召工友为“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增高人格”坚持奋斗；并向路局提出革除张恩荣、苗凤鸣的职务和增加工人工资等七项条件，限王世堉在三天内答复，否则，粤汉铁路全线将同时举行大罢工。

从徐家棚到新河站的罢工斗争开始后，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郭亮领导岳州站工人进行的一场卧轨阻车的斗争。这一斗争把原来受王世堉蒙蔽而加入“工人研究所”的工人，也争取过来，大大壮大了罢工工人队伍，狠狠地刹住了王世堉的嚣张气焰。10日夜晚，王世堉勾通北洋军阀萧耀南，派出军警，用武装护卫着一列火车，从徐家棚向岳州驶来，企图恢复运输，破坏罢工。11日清晨，当火车临近岳州车站时，郭亮立即带领通宵守卫在铁道上的工人前去卧轨阻车。他第一个卧倒在铁轨上，使火车被迫停了下来。这时，坐着摇车赶来的王世堉气势汹汹地挥起文明棍，叫嚣工人罢工阻运，是违犯军法国法，要杀头；并胁迫司机开车。在这生死搏斗最严重的关键时刻，郭亮从铁轨上站起来，一面用大量事实驳斥王世堉的诬蔑攻击，一面高呼“工友们，要把火车挡住，决不能让它通过岳州站”，并且再次卧倒，第一个用身子挡住启动的火车头，其他战友也跟了上来。当火车慢慢驶近他的身体时，发了疯似的王世堉大叫大喊：“开，压死这些穷鬼。”而他却用一只手顶住车轮前面的排障器，一只手支撑着身体，沉着而坚定地高呼：“开车的工友，天下工人是一家！你们不能为官僚军阀压死自己的亲人！”他的呼喊和在两百米长的轨道上黑压压一片卧轨工人的坚强斗志，终于感动了一时受骗参加“工人研究所”的开车司机王忠，他不顾站在旁边用手枪逼着开车的苗凤鸣的威胁，扳了倒闸，将火车退了回来，停了车，一拳将苗凤鸣击倒，跳下车头，大步向朝火车涌来的罢工工人走去，后面还跟着大群“工人研究所”的工人们。这时，郭亮紧紧抱住泣不成声的王忠，连声说：“王忠大叔，现在你走对了！”

郭亮领导的阻车斗争虽取得了胜利，但紧接而来的是更严重的迫害和镇压。就在这时，王世堉用重金收买当地驻军的两个连长来镇压罢工工人。在郭亮召集俱乐部成员开会时，突然遭到了这股反动军队的开枪射击。当场被打死工人六人，伤七十多人，而他和张万云、王忠等三十多个工人被火车拉到了武昌，关进陆军监狱。

岳州惨案发生及郭亮等人的被捕，使岳州工人罢工斗争的浪潮波及全国各地，特别是在毛泽东赶到新河车站召开紧急会议，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各工会、社团支援岳州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后，粤汉路、京汉路、陇海路以及安源、长沙、武汉、上海等地的工人、学生团体，纷纷来电、捐款，支援罢工斗争。9月24日，武汉各工团和粤汉、京汉、陇海各铁路工人代表一千多人，在江岸扶轮工会开会，向北洋军阀吴佩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5日下午8时以前答复岳州站工人提出的七项要求，实现“保护劳工”的诺言，否则举行同盟罢工。这些来自全国工人和舆论的强大压力，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急忙电示王世堉“从速解决粤汉工潮”。鄂段铁路局被迫接受了罢工工人的全部条件和释放郭亮等人，罢工取得彻底的胜利。

粤汉铁路岳州工人的罢工斗争，使郭亮在工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这年11月1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车站成立，他在这个全国铁路工会最早的统一组织中被推举为秘书。11月5日，当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时，郭亮又被选为副总干事。

郭亮在担任全省工团联合会副总干事后，就在这年冬，他开始领导铜官陶业工人进行抗捐抗税的斗争。

铜官是湖南和全国著名的陶瓷产地，有三千多陶业工人，本来低微的收入，尚不够维持工人一家的生活。而这年冬，铜官士绅李绶益、刘雨驊等人，却串通长沙县署知事周瀛干，又搞所谓“抽捐办学”：每张窑门，按大小计算，每年分别收税八、十、十二块银元不等，并限定三日内如数缴清。陶业工人当然承受不了这额外的负担，曾派八位代表到长沙找郭亮想办法。郭亮又带他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建议他们要利用省长赵恒惕颁布的《湖南省宪法》，同长沙县署进行合法斗争，要成立铜官陶业工会，要自己办子弟学校，并一起草拟了《铜官工会成立章程》和申请成立工会、撤销征税规定的两份呈文，一面委派郭亮去领导这场斗争。一场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就在郭亮领着的八位代表同长沙县知事周瀛干之间展开了。他根据赵恒惕的宪法的有关条文的规定，一一驳斥说铜官工人是“无端滋事，纠合抗税”，是“不执行省宪法”的指责。他指出：省宪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三千陶业工人遭这窑门税的灾难，请求政府救恤，撤销征税规定，正是按省宪法办事，怎能说不执行省宪法？他还指出这次请愿，是按省宪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声明县署如果不答应要求，我们就到省议会，到省长公署去请愿！周瀛干慑于他的声威，更害怕把事态闹大，只好在两纸呈文上分别批了“准予撤销征税规定”和“厉行自治，应予照准”的字句，答应了工人代表的全部要求。

铜官陶业工人既取得抗税斗争的胜利，又取得成立工会的权利，人人无不欢欣鼓舞。在郭亮的领导下，他们于1923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在铜官东山寺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铜官陶业工会，省铁路、泥木、人力车等行业工会和安源、水口山矿工会，都有代表前来祝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夏曦、易礼容等还送来一副贺联：“莫说散沙不能成大器，须知泥土可以变黄金”，这副贺联，对铜官陶业工人的斗争给予了很高评价。1923年入春以后，郭亮又帮助办起了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他和刘汉云等还注意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不久，成立了中共铜官支部（到1926年，还成立了中共铜官地方委员会）。

1923年初，由于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惨遭失败，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湖南的工人运动也停滞下来。如何继续打开这一局面，郭亮认真分析了当时湖南社会的各种矛盾，认为只有发展工人运动与发动广大民众的反帝爱国正义斗争结合起来，巩固和扩大各阶层的民众大联合，才能推动革命运动继续发展。于是，他同夏曦、夏明翰、柳直荀、萧述凡等人一起，组织了以工人为主体的，有农民、学生、妇女以及商界等参加的反帝斗争，并且把这一斗争接二连三地进行下去。郭亮等连续组织的爱国反帝斗争，有由全省工团联合会联合省学生联合会、省教育会、商会及其他公法团体在省城发起的收回旅顺大连和否认“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到3月29日，又有六万多人高呼口号，前往日本领事馆递交警告书的抗议斗争。4月5日，他被推选为湖南外交后援会主席，立即组织发行了《救国周刊》，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并组织工人和学生成立调查和宣传队，到口岸、码头检查日货，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在4月间，毛泽东词到中共中央工作，郭亮先接替毛泽东担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又被任为中共湘区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这时郭亮的工作更为繁忙，日夜奔波，特别在日本水兵登岸枪杀群众的“六一惨案”发生后，他立即召开后援会紧急会议，发出通电和宣言，提出处理惨案的八项条件。同时，在王绍元、黄汉卿二烈士遗体前组织了两万人的群众大会，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会后，他和湖南外交后援会等团体又组织群众向省长赵恒惕请愿，要求惩办凶手。第二天，再组织六万群众举行了抬尸大游行，宣布长沙全城实行罢工、罢课、罢市，连警察也参加了抗议活动，宣布罢岗。

面对这汹涌澎湃的群众爱国反帝革命浪潮，省长赵恒惕急忙出来宣布紧急戒严令，以武力解散湖南外交后援会和搜捕郭亮、夏曦、夏明翰、萧述凡等领导人；并指令舆论界对郭亮进行造谣、污蔑，妄图削弱他在群众中的影响，为此，郭亮也两次在湖南《大公报》上刊登《郭亮启事》，进行回击。

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郭亮根据党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3月9日，他在长沙一千多人参加的列宁追悼会上发表了演说，介绍列宁的生平及十月革命的事迹。并在4月1日被选为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委员，负责工农运动，多次在长沙组织群众集会和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1925年5月，国民党召开湖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他又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

这年6月1日，当郭亮联合各界团体组织两万多民众集会纪念“六一”惨案两周年时，传来了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他因势利导，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他还联络各界共同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发动全城民众罢工、罢课、罢市，实行对英对日经济绝交，号召查禁销毁英日货物。6月27日，他又以湖南雪耻会主席名义，号召长沙两万余市民举行夏节（农历五月初五）总示威，宣布五项经济绝交公约：不买英、日货；不供给英、日人劳力；不用英、日货币及在英、日银行存款；不搭英、日轮船；不供给英、日人原料、粮食、燃料。驻湘英、日领事馆胁迫省长赵恒惕出面，妄图迫使雪耻会收回经济绝交公约，对此，他又组织数千市民向赵恒惕强烈抗议，并派代表向省长公署严正声明：“中国政府，既不可靠，现在所靠者，唯有全国民气。实行经济绝交条约，系市民大会公决，不能更动。”并在坚持经济绝交斗争五十多天之后，又严辞驳斥和拒绝了日本领事前来湖南雪耻会纠察部所提出的“每日停止十分之一的时间对日商进行纠察”的要求，使英、日商人因缺煤、缺粮和企业停产而陷入更加恐慌的处境。

这年10月，郭亮还指挥了一次火烧日商趸船的战斗，使长沙人民的爱国反帝运动又掀起新的高潮。事情是长沙人民要求收回大金码头引起的。十年前被日商强迫租用为期十年的大金码头，现由各公法团体代表到省交涉署请愿，历时两月而得不到结果。他根据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部署，决定火烧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的船只，以推动收回大金码头的斗争。12月7日，他打扮成商行大老板模祥，坐着黄包车，来到大金码头，四处走动，指挥工人，做好准备。不一会，当一队有数千人喊着反对“关税会议”口号的游行队伍，行经码头附近马路时，其中一部分人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涌至码头，冲过吊桥，这时，他指挥预先安排好的工人携带几桶煤油，冲上戴生昌趸船，一场熊熊大火在趸船上燃烧起来。江岸上，码头上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帝国主义者遭到了失败。

随着爱国反帝斗争的持续发展，赵恒惕对郭亮恨之入骨，多次发出对他的“通缉令”。贴出悬赏一万元的布告。然而他不顾这些，仍然带领群众坚持战斗。

在斗争紧张之际，有一次，他好不容易回家去看望出生不久的儿子。妻子李灿英高兴地问他：“你给儿子带来了什么见面礼？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笑着说：“一万块大洋！”原来这正是赵恒惕悬赏一万元缉拿他的“布告”。

1926年初，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根据当时形势，中共湖南区委决定把反英、讨吴（佩孚）、驱赵（恒惕）和迎接北伐军，作为湖南革命斗争的四项主要任务。按照这一决定，郭亮同夏曦、熊亨瀚、夏明翰等代表国民党省党部，以及全省工团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和其他四百五十多个公法团体，向社会各界发表了《对于最近时局之通电》，提出“国民自决”十二条。接着，又组织反英讨吴行动委员会，一面警告赵恒惕，一面通电讨吴，并请广州国民政府立即出兵北伐，形成了同赵恒惕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局面。

3月9日，反英讨吴行动委员会在省教育会坪召开有三万多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前，赵恒惕派出一个连的军队封锁了教育会坪，在会场四周和市内街道上张贴通缉郭亮和夏曦等人的布告，气氛十分紧张。这时，有人劝郭亮暂时不要去参加大会；负责封锁会场的连长因同情革命，也示意要他离开。而他笑着说：“我是反帝大联盟的负责人，也是今天大会的主席，哪能不到会？”他在群众的掩护下走进了会场，主持了大会，发表了讨吴驱赵的演说。这时整个会场的人们都激动起来，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连续不断。大会还通过包括“打倒赵恒惕”、“请国民政府北伐”、“督促湖南军队讨伐吴佩孚”等内容的《对湘局主张之二十四条》的通电，同时成立了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郭亮和熊亨瀚、夏曦等人被推举为委员。群众的反抗和驻湘南湘军第四师唐生智的进逼，迫使赵恒惕于12日发表“去职通电”，经岳州逃往汉口。驱赵的胜利，为迎接北伐军入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郭亮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会后，他回到衡阳，同何叔衡、夏曦、曾三、熊亨瀚等组成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共同商定迎接和支援北伐军的各项工作。

为了迎接北伐军，刚回到长沙的郭亮，便部署各个行业工会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他要缝纫工人做两万多个“国民革命军”和“工人保安团”的袖章；要泥木工人准备大批的土制炸弹；要印刷工人日夜赶印宣传品；要人力车工人四处侦察敌情；要码头工人准备对付北洋军阀的水兵；要铁路工人设法中断军阀部队的运输等等。7月初，当军阀叶开鑫部开始向北溃逃时，他和省军委书记杨福涛等调来工人纠察队夺取叶部在长沙的军械库；在易家湾截缴叶部两个连的枪枝，组建了两个工人保安团，把守长沙八门要道，截击叶部溃兵。当北伐军于7月12日胜利进入长沙后，他联合各团体于16日举行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热烈欢迎北伐军。接着他又动员四千多名各行业工人，编成三百多个运输队，拿着他用“总干事郭亮”署名的介绍信，一面为北伐军运送物资弹药，一面沿途散发画报、传单10万多份，动员各地群众都来积极支援北伐军。同时，他还派出一个工人保安团，协同北伐军作战，一直打到武昌。

为了进一步推动工人运动以及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的发展，郭亮根据中共湖南区委发表的《对湖南政局宣言》的精神，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负责人，共同促使湖南省政府建设厅取消了旧农会，提出了新的农民协会组织法；取消了赵恒惕颁布的“工会条例”，颁布了新的工会条例。并在8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就进一步发展和统一全省工人组织提出了重要意见。

8月26日，全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改组为湖南省总工会，郭亮当选为委员长。此后他用很多时间为工运训练班的学员讲课，为发展工人运动大力培养工作骨干。

随着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迅猛发展，而各地的反动势力所掀起的反革命逆流也随之到来。捣毁农民协会，杀害农会干部之事时有所闻。面对这样的形势，郭亮深感有建立工农武装的必要。因为只有建立工农武装，才能保卫工农运动。他在12月1日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与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担任主席，除作了工作报告以外，就武装工农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并在为大会起草的《工人武装自卫案》中，精辟地阐述了建立工农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他说，统治阶级“藉政治、军事、文化等等为他们的武装，时刻向工人阶级进攻。工人阶级要想抵抗这种进攻，用和平的方法，磕头叩拜的哀求方法，以启发统治阶级之‘仁爱’性能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还说：“工人阶级为要实现他所担负的革命的历史使命起见，非有武装组织不可！……就以现在北伐中期面论，工人阶级的武装组织，非常必要。”在决议案中，他还要求首先给长沙的工人纠察队发枪一千支，子弹十万发；各县市也要从速组织武装纠察队。但是，当时的湖南省政府没有批准决议案所提出的要求。

郭亮认为，贯彻建立武装的决议案，还要有不等不靠的思想，要发动工人自己想办法。他先从总工会的经费中挤出一些钱，买了十二支短枪和八十支步枪，后来又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一百多支步枪，组建了长沙工人纠察总队。并调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袁仲贤任总队长。他还要求各县都建立一至三百人的工人纠察队，三五百人的农民自卫军，取代原有的团防局，要把枪掌握在农民手里。

他还着手总结几年来工人运动的经验，于1927年1月写出题为《湖南工人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一文，充分肯定了湖南工人在革命斗争中所作的贡献。他强调自“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全国工人运动虽暂时处于低潮，但“革命的湖南工人运动，却并未因此而低落”；在这期间，“公开的斗争，秘密的组合，曾不稍懈”；湖南人民驱逐赵恒惕时，更是“再接再励”。我们“向帝国主义及封建余孽、一切反革命派，是毫不妥协地进攻”的。

郭亮在担任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主席期间，首先颁布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在全省各地逮捕、通缉、撤办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特别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的第三天，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他和李维汉、夏曦、柳直荀等，共同主持了湖南民众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这次大会有各界六百多个团体的十万多人参加。会上，郭亮以省特别法庭主席的身份，宣布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臭名昭著的大土豪劣绅和杀害黄爱、庞人铨的凶手，赵恒惕的军务司长李佑文等，大大伸张了革命的正气。

在铜官，有个叫李石卿的大劣绅是郭亮的岳堂叔，他平日设赌场，开烟馆，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工农运动兴起后，李石卿还把二百七十多人列入一份“共产党员生死簿”的黑名单中，幻想有一天要把这些人全部杀害。陶业工人对他恨之入骨。这次惩治土豪劣绅条例颁布后，工人们组成“铁心团”，配上“决死流血”符号，拿着梭镖、马刀，把李石卿押到省总工会，交工人纠察队看管，要求省特别法庭惩处，可铜官的一些士绅都怂恿郭亮的岳母前来说情。他委婉地说服了岳母之后，指着工人们佩戴的“决死流血”的符号，斩钉截铁地说：“不杀李石卿，不能平民愤！”拿起笔来又对岳母说：“我本当杀他的头。今天你来说情，就看在你的面上，给他吃一粒卫生丸子，留个全尸吧。”说完，挥笔写了“枪决，立即执行”六个字。

在惩治土豪劣绅的同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等单位，于4月18日成立湖南人民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郭亮、夏曦等四十三人为执行委员，郭亮被选为副委员长；在26日举行的湖南人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讨伐蒋介石大示威游行时，省会各界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反蒋反帝活动，形成了很大声势。

1927年4月27日，郭亮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继“四一二”政变之后，驻长沙的三十六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何键的策动下，蠢蠢欲动。他们不断和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打伤纠察队员，收缴纠察队员的枪。为此，郭亮同夏曦在接到柳直荀急电后，立即从汉口赶回长沙，同省委的同志日夜研究局势，安排应变措施。如急电十一个县的农民自卫军紧急动员，制订《长沙附近数县进攻长沙的计划》；成立了临时秘密省委；将公开活动的负责人立即秘密转移等。而他自己则留了下来，与纠察总队长袁仲贤一起，将纠察总队分四处布防，以便主动应战。将省总工会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工人宿舍，只留下部分人员和自己坚守机关。

5月20日晚，省委开会，决定由郭亮代理省委书记，应付紧急事变。21日晚10时许，长沙城内响起了枪声，逸就是许克样在长沙制造的“马日事变”。国民党省、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机关都遭到袭击，大批革命干部和共产党人被枪杀。郭亮与袁仲贤指挥工人纠察队虽给进攻的敌军以痛击，但弹药缺乏，外无接应，情况十分危急，他不得不带领工人纠察队员撤往河西。第二天，他与柳直荀取得了联系，商定以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的名义，向各县发出围攻长沙的命令，并在湘潭建立农军总指挥部。

5月24日，当组织各县农军围攻长沙的部署完成以后，他于当天深夜经湘阴白水乘火车去汉口，向党中央报告长沙“马日事变”和组织农军围攻长沙的情况。然而，这一计划因陈独秀不同意面未能实现，但作为史迹却是不可磨灭的。

“马日事变”以后，郭亮主要从事武装斗争。他在6月19日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就尖锐地指出，当前的工人运动，就是要发动工人拿起枪来，打退反革命的进攻。会上，他当选为执行委员。协助毛泽东拟订了《湘鄂赣边武装暴动大纲》，并到平江、浏阳等地，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并提出将平浏两县农民武装组成第一路军。“七一五”事变后，他和柳直荀等被派到贺龙第二十军做政治工作。不久，他又与徐特立、林伯渠、毛泽覃等人经九江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这时，正兼代江西省主席的民政厅长姜济寰，是徐特立的同学和好友，也是郭亮在长郡中学的老师。他协助徐特立、林伯渠一起去做姜济寰的工作，使姜济寰参加了起义。

南昌起义后，郭亮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委员。起义部队南下时，他又来到贺龙部做政治工作，但在潮汕地区突围时，他和柳直荀与部队失掉了联系。后在普宁经周恩来安排，他和柳直荀等先去香港，再转上海。因一时找不到船，只好乘一只破舳板，在海上漂流，他们历尽呕吐、昏迷、饥饿、于渴，海水浸蚀，海盗洗劫的磨难，才遇上一艘外国商船，来到香港，于11月抵达上海。

郭亮在上海经周恩来安排住院治病养伤后，于12月被党中央派往武汉湖北省委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1月9日，他又被任命为刚组建的湘西北特委书记。但尚未启程，又被调往刚建立的湘鄂赣边特委任书记，从事恢复和发展平江、岳阳、湘阴、铜鼓、修水、蒲圻、通城、崇阳、咸宁等十多个县的革命工作。

元宵节过后，郭亮从武汉重返领导过粤汉铁路大罢工的岳州，在岳州城内翰林街开了个“李记煤栈”，建立起湘鄂赣边特委机关，还在街上开一处饭铺傲秘密交通站。他仍旧化名李材，以煤栈老板身份掩护革命活动。这时的岳州为国民党桂系军阀盘踞着，形势十分险恶。先期到达岳州的六位同志在下河街旅馆被捕，被枪杀在通往城外的路上。在短短的二十天里，又有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惨遭杀害。然而他力避艰险，只一个多月时间，即与三省边界十余县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他有力的指导下，各县党组织发展很快，平江、浏阳一带的武装斗争发展尤为迅速。

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3月下旬，驻麻塘国民党桂系军队里一个下级军官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使郭亮曾经策划发动麻塘起义的工作突然发生波折；而特委与汉口中央长江局的联系又中断了。这时他一面加派干部去麻塘继续领导起义；一面派苏先骏去长沙找湖南省委联系，不料苏先骏在长沙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郭亮的庄处。湖南当局派侦缉处长龚澍亲自带一个手枪连于27日乘专车到达岳州。当晚郭亮被捕，随即押往长沙。

28日下午4时，他被押抵长沙的消息传出后，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纷纷来到“铲共法院”监狱看望他。监狱门口虽军警林立，还是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道。这一情景迫使湖南当局立即宣布全城特别戒严。郭亮，这位大无畏的共产党人，在生死关头，却仍然谈笑自如。“铲共法院”的院长匆忙对他进行审讯，问他：“你是郭亮吗？”他昂首说道：“我是总工会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敌人向他追问共产党的组织，他说：“开跟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这就是他为人们所长期传颂的全部“供词”，因为它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意志和胜利信心。

湖南当局十分害怕他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于当天半夜秘密将他杀害。毛泽东在延安称赞过这位“有名的工人组织者”，二十七岁的郭亮，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然而惨绝人寰的反动派，又极为卑鄙的将他的头颅挂在司门口示众三天之后，又移到铜官东山寺戏台的柱子上示众。

然而正如鲁迅先生在《铲共大观》一文中所说的：“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在那阴森恐怖的日子里，长沙城内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市民和近郊农民，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用无声的默哀来悼念自己敬仰的战友，向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告别。正如当时《申报》新闻所载：“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之交通为之断绝。”在烈士的家乡铜官，许多工人更不顾当局的迫害，前往烈士住过的空屋里设灵拜祭，沉痛哀悼。据当时《牺牲》杂志记载，“往其家追悼者达三千余人。湘省军阀，亦奠敢阻止。”后来，铜官的陶业工人，西湖寺的农民和烈士的二哥郭正雅，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冒着生命危险，星夜从长沙将烈士的遗体运回上文家坝，把烈士的头颅从东山寺戏台上取下来，安葬在他家故居的后山上。

郭亮在就义前，曾挥笔给妻子李灿英写了如下一封信：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亨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此嘱。

郭亮英勇牺牲后，人们不仅是要继承他的遗志，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革命事业，而更多的是要永远铭记他的功勋。正如当时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二十四期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所说的：“他是湖南职工运动的开创者。江西之安源，湖南之水口山、长沙，横亘湘鄂赣三省之粤汉、株萍两路，这些地方工人，及其他各产业职业的工人，都是在他的直接和间接指导下雨组织而斗争的”。为了纪念他，早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二军团的任弼时、贺龙还在今湖南永顺县龙家寨设立过郭亮县。全国解放后，岳阳人民把他建立过湘鄂赣边特委机关的翰林街，命名为郭亮街。1957年3月，烈士家乡人民修建了铜官郭亮陵墓。郭亮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