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学瓒，字荣熙，湖南湘潭县（今属株洲县）人。1894年1月31日生于马家河南岸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三人，他居长。他九岁入私塾，十三岁入罗氏明德两等小学读书。明德的老师，大都是赞成社会改革的人，学校风气较为开放。他在这里读了六年，学习了语文、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等课程，初步打下了现代文化知识的基础，也开始理解个人与天下国家的关系。他在一篇作文中曾这样阐述他的见解：“人当视天下犹一家，视中国犹一身。故天下有患，曰：我家之患也；中国有难，曰：我身之难也。我身家之患难，我必思有以排去之义务也。”1913年春，他怀着这种对天下国家要尽“义务”的理解，来长沙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不久，第四师范并入省立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一师范第八班，与毛泽东同班同学。

罗学瓒在一师读书的五年期间，在良师益友的切磋熏陶下，他的思想不断倾向进步，倾向革命。从现在保留的遗墨来看，无论在“治学”、“持身”，“交友”、“感时”等方面，都反映出他忧国匡时的抱负和志向。他曾坚决表示：“人不为颓俗所移，遂可以转移颓俗”。为了鞭策自己努力求学，他还给自己的课余时间，定了一张每日必做的“功课表”，“在家时切实践履之”：

晨起  往野外行呼吸运动

早餐前  读韩文

早餐后  阅史十页

中餐前  写大字一张

中餐后  读英文

晚餐前  野外游息或读诗

晚餐后  写日记

有余暇，阔杂志。有事缺课，须补读。

罗学瓒很注意学以致用，认为“吾侪受教育之人，亦即救吾国之人。”“维持国本，改良风俗，普及教育”，“此固吾人之任，责无旁贷者也。”为了担负起这一责任，他认为应该：“伤心家国事，勇猛直前行，不知今日乐，不顾后来身。”他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正是为了要把自己锻炼成为“救吾国之人”，才这样发奋求学的。

在求学过程中，罗学瓒非常重视朋友的交往，认为这是人“欲有为于社会”的重要基础。他在日记中写道：“人将欲有为于社会，安能特立独行，不求助于人乎？异日多望于人，今日岂能不交友乎？不化于人可矣，不交于人，非所以处世也。”但选择什么样的朋友，他给自己定了“三不交”的原则：第一是有势利的人不交，不但不交，而且应当远离他；第二是品行卑污、无远大志向的人不交；第三是好谄谀之人不交。他还特别提出对那些好谄谀之人，要倍加警惕，以为事情往往败在那些谄我者的手里。他说：“荀子谓谄谀我者吾贼也。吾尝思之，凡教师朋友，告我以过者，未尝不加惧，谀我以善者，未尝不加喜。惧者成事之基，喜者败事之由。大凡人心莫不好谀而恶过，又莫不败于好谀，此则谀我者，败我者也，岂非吾人之贼乎！”至于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品质，他认为：“观人不必枝枝节节，只可观其志向如何。尤不可使人以言，使人以言，鲜有不受其欺者。”对待别人，他认为：“好人当知其所短，恶人当知其所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而说人尽善尽美，或穷恶极罪，可乎？要之，我非好恶于其人，实好恶其善恶。能如此，足以言好恶矣！”他还认为朋友交往之间，不应当“嫉才”，他说：如“我立志为救世救民，彼有才能救世救民，彼即是为我做事，为我担忧，即我得一助手，易于成功。若是，则当敬其人之不暇，何有于嫉？”在这里，他是把交友放在立志救国救民这个总目标下的。他在一师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的密切交往，以至后来共同组成新民学会，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目标，才走到一块来的。

在罗学瓒的作文和日记中，对于时事多所抨击。起初，他对于帝国主义虽然深恶痛绝，但对政府尚抱有希望。1914年，当他阅报得知“日本兵又有侵掠济南之消息，心甚不快”之后，曾大声疾呼，“政府其预为备，国民其预为备！”然而，当时袁世凯当权，是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复辟帝制的政府。对于这样的政府，是不能期望它领导国民抵抗侵略的。过了两年，他看清了这一现实，在1916年5月7日的日记中，抒发了“时局不可为”的感叹。他说：“今日为阳历5月7日，去年日本以二十一条向我下最后通牒之日也。去岁当此时，举国若狂，抵制日货也，救国储金也，演说国耻也，怀耻发奋，拟若有为。今日仅逾年耳，国人尽忘之矣。耻而可忘，安望其有救于国乎？”他认为军阀都是一些“不仁不义的豺狼”；而国会的议员，大都不过是一些“种祸之媒”，是一些“人品不齐，不审国家情况，徒以学理嚣张，捭阖纵横，睥睨一切”的家伙，因之给国家酿成许多大祸，所以他主张再搞革命。当他“最敬佩的人”康有为支持张勋捕复辟时，他也不禁发出“不识康氏何以乖谬至此”的慨叹！

上述仅是罗学瓒求学时代的日记的一小部分。在当时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他还不能辨别什么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可以看出：同毛泽东等同学一样，他是一个有思想、有志气的青年。只要他认为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他就认真去做，而且敢于否定过去的某些看法，认真探索新的事物，提出新的见解，这是十分可贵的。就拿“教育救国论”来说吧，有个时期，他也曾赞成过，如写文章进行改革教育的探讨；写信给家乡父老提倡办乡校族校，发展国民教育；同塾师商讨改进教学方法，适应时代需要等等。但结果怎样呢？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教育救国，人人言之，然我国从事教育已十余年矣，而不收良好效果，其故又安在哉？”他研讨的结果，认为首先要改革社会，社会不改革，谈教育救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他过去有各种各样的救国理想，也设计过许多种救国方案，虽然在实践的检验中，感到行不通，而被自己否定掉，但他并没有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退却下来，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事实也正是如此。经过许多周折，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里还要着重提及的，是罗学瓒在求学期间，写了许多篇抒发豪情、脍炙人口的诗篇，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他那种“不言家与身”，“赤胆为将来”的崇高思想和革命精神。如他的《自勉》诗写道：“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将肩挑日月，天地等尘埃，何言乎富贵，赤胆为将来！”这不就是他对那种舍身为国的精神的最好的歌颂吗？他还有一首《咏怀》诗，这样写道：“龙蛇争大地，豹虎满寰瀛，蹂躏无余地，巢空草木惊。安得异人起，拔剑扫妖氛，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一同登乐国，万世庆升平。”这就把全国人民在内忧外患的痛苦熬煎下，渴望革命的迫切心情完全表达出来了。至于自己应该怎样奋斗呢？他在三首《随感》的诗中，有一首这样写道：“我心如不乐，移足晤故人，故人留我饮，待我如嘉宾。开怀天下事，不言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陈。光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冤孽根。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这首诗写于1918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这时，他正在实践自己的诺言，同毛泽东等革命志士一道，正以“勇猛直前行”的精神，大踏步走向革命洪流的前列。

把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联合在一起，共同从事走向社会、创建“为社会谋改革”的事业，这是他同毛泽东等同学的重要活动之一。1917年10月间，毛泽东曾倡导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罗学瓒积极赞助这一筹备活动。在一则日记里，他这样记着：“毛君泽东发起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余甚赞成，盖有数利：一、谋求湘潭教育，宜有团体；二、吾人以文会友；三、有团体不致特立独行，为世所遗；四、异日为小学教师，应兴应革，互策进行，不致孤陋寡闻，此于人于己，都有利益。”另一则记载了湘潭校友会的成立情况。这是农历十二月十四日，他写道：“点名后，在本校成立湘潭校友会，到会共二十人，先由毛泽东报告筹备之手续及开会之理由，然后将本会所拟之规约，逐一报告，互相商榷、通过。公举周名弟为干事，罗学瓒为文牍，商同掌理会内事务。时已三更，即散会。”全体会员还照了一个集体像，一直到赴法勤工俭学以后，他还与“校友会”保持联系。

1917年下半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酝酿筹组新民学会，作为以实现“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团体组织。这个学会是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岳麓山溁湾市蔡和森家正式成立的。罗学瓒参与了这件事。他同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等，都成为新民学会的骨干。他在给祖父的家信中，陈述了他为什么要参加新民学会的想法。信中写道：“孙近几年来，颇研究世界各国之事，故晓得外国人打我中国人的主意。孙推测将来不久，中国难免不为外国所分剖，百姓难免不为外国所杀害，故近日青年多为此惧，思组合同志，结成团体，为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以谋中国之富强，为中国百姓开一条谋生之路，以图异日起死回生。孙窃思此事，既是为国，又是为家，又是为自己，不觉心动。已经加入，此孙出身之志愿，一也。……”很显然，他是把加入新民学会，同为中国谋富强，同为中国百姓开一条谋生之路的志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单是为了“改革学术，砥砺品行”而已。

1918年6月，当北京有些教育界人士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号召青年学生去法国半工半读时，罗学瓒积极赞成这件事，并决定自己也赴法勤工俭学。他的决心，得到已去北京联系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的支持。蔡在给他的复信中，除了告诉他已经将他的名字列入赴法名单外，表示愿意帮助他解决旅费问题。信中说：“兄似乎现在难得家庭同意，预备费无从索取，此则舍却来否问题外，弟可为兄解决之。”

1918年8月，罗学瓒来到北京，和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八人住在景山东三眼井一间民房里。他被分在北大预备班，重点学习法文。法文的发音比英文要难些，他不得不很早起来，背诵法语单词。尽管学习任务重，他还是争着多干些集体的活。据罗章龙回忆，“住在三眼井，生活上所有的事，罗学瓒总是带头干。本来这些工作是轮流值日，可是，他看蔡和森几个人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就主动替他们干。我们几个人自己办了伙食，上街买菜，买煤球，这些跑腿出力的事，罗学瓒总是积极干。我们劝他轮着来，他笑着说：‘我身体好，应该多干一点。’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他一方面是愿意为大家多出力，一方面是让别人省下时间来学习。”

罗学瓒在北京近一年时间，除了在留法预备班刻苦学习法文外，还挤出时间对北京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考察。并以犀利的笔锋写了《政府与土匪》一文，尽情揭露了官即匪、官逼民为匪的罪恶行径。他将《孟子》中“鱼我所欲也”一段话改写于下，用以讽刺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

名誉我所欲也，金钱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名誉而取金钱也；（议员）国家我所欲也，富贵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国家而取富贵也。（财部）

1919年7月13日，罗学瓒和同乡包光溢等起程赴法，于9月2日到达巴黎，进入蒙达尼公学学习，三个月后，他被分配在法国南部克鲁佐地区的施乃德钢铁厂做工。他在一封给毛泽东、周士钊、陈启民、蒋竹如的信中，曾简要叙述了这一时期的情况：“自入工厂以来，每日要作八小时的工，工后又要上一小时半的法文课，又要回朋友的信，要看阅书报（此处各同学定阅书报甚多），几乎有日不暇给之势。”遵照毛泽东的建议，罗学瓒利用去工厂的条件，对法国社会作了“周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六千字的《法兰西工人》的文章。文章对法国工人情况如生计、习惯、身体性情、智识思想等方面作了深刻的分析。在“工人生计”一节里，他详细分析了工人光靠罢工手段不能解放自己的种种理由，并指出：“要从经济制度根本上改造着手，就是要变财产私有制为均有制，就是一方面都做工人，一方面都有财产。”“不然，我就只望见工人一天天向那困难的境界去罢了。”至于法国工人的思想倾向，他指出法国工人“痛恨战争”，痛恨资本家的剥削，赞同布尔塞维克，说“布尔塞维克好”，这是工人思想觉悟的一种表现。他这种触及所有制的精辟见解和拥护布尔什维克、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他有心于改革社会探索真理的一个重大成就。因此，在1920年7月召开的蒙达尼会议上，他极力赞同蔡和森提出中国要激烈革命，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主张。

罗学瓒在法国还积极参加和组织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活动。如1920年2月，组织成立勤工俭学励进会，后改名“工学世界社”；1921年2月28日，参与组织勤工俭学学生四百多人，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向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请愿示威的斗争；6月，领导旅欧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派专使朱启钤到法国秘密进行“卖国借款”的斗争；9月，率领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反对校长吴稚晖等人不招考勤工俭学学生入学的斗争。他和蔡和森等也因此而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于1921年10月强行遣返回国。经过四十多天的航程，罗学瓒于11月23日辗转来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并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被派往北京中法大学学习，1922年初，回到长沙从事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

罗学瓒回到长沙后，中共湘区委安排他从事长沙人力车工人运动的组织发动工作。

当时，长沙有人力车工人三千多人，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正如工人们自己所说的是“六月晒破头皮，腊月冻开脚皮，全家饿扁肚皮”的人。罗学瓒通过办工人夜校，同人力车工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利用夜校向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把工人组织起来，向车主资本家作斗争。通过同工人的了解和交谈，他成了工人“亲密的朋友”。在发动、组织、教育工人的过程中，他培养了谭汉俊、宋万龄、贺友盛、李盛初、沈保田等先进工人入党，成立了长沙行业工人中第七个党支部。他还通过积极分子用分区组织十人团的办法，将人力车工人都组织起来。并于这年10月8日，在仓后街正式成立人力车工会。这时，他已经是人力车工人信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了。11月，他还被选为人力车工会代表，出席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同任树德、朱少连等人，被任命为联合会有关部的正副主任。

人力车工会成立后，罗学瓒几次领导工人同官厅和车主进行斗争，坚决维护了工人的利益。长沙西区警察署借口人力车工会不合法，突然派出警察把人力车工会的牌子强行摘了下来。为了反击反动政府对各个工会的挑衅，他同郭亮、任树德等人，以省工团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先后同省长赵恒惕、警察厅长石成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等进行了斗争。他们不仅迫使石成金承认人力车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而且还迫使西区警察署送回工会牌子，重新挂了起来。

1923年4月，人力车行主改车租费以铜元计算为银元计算，变相涨价二百文。为了抗议人力车主的高利盘剥，罗学瓒组织人力车工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经过周密的组织和部署，人力车工人在一天清早，从四面八方涌到教育会坪集合，然后整队游行示威，沿途高喊着“反对业主私擅加租”，“我们要减租金”，“工人要自由”的口号。游行队伍来到警察厅，由罗学瓒带领代表向警察厅交涉，提出五条要求：“一、要求将各栈人力车收归公有；二、要求将车租仿照民国六年每日只交三百六十文；三、要求将车主每日浮收的车租一律退还；四、要求以后无论关于车工各项事件，以及加租等事，均要得到工会同意；五、要求自罢工之日起至解决之日止，免除每日车租。”由于代表坚持斗争，终于迫使警厅答应了部份要求，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当时长沙《大公报》曾就此事作了报道。同年8月，工会还要求警察厅贴出布告，制止往来军队给人力车工人乱派军差，警察厅被迫答应了工人这一要求，贴出了不许再派军差的布告，车行老板也被迫减少被派军差的部分车金。

罗学瓒从事人力车工会工作期间，还积极参与领导湖南人民开展收回旅大和废除二十一条的斗争，担任湖南后援会文书主任和青年救国团的主席。为了推动湖南的反帝斗争，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他常带领学生工人群众，进行查抄焚烧日货的斗争；代表青年救国团与各团体一起，警告教会办的福湘女校当局，不许阻挠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迫使该校取消开除七十多名学生的决定，将学生全部请回学校，特别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如《劝大家速起立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的旗帜下来作战》、《帝国主义者加紧为中国制造内乱》、《日本人应该觉悟了》、《帝国主义宰制下的华侨——一片排华声浪》、《不平等条约的概述》等等。他还写了一篇《我们办教育者应有的觉悟》，批判当时教育界某些人士阻挠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错误行为。这些文章，先后登在当时省委办的《新民周报》和后援会办的《湘江半月刊》上。至于由他担任主席的青年救国团的活动情况，当时的长沙《大公报》有一些较为详细的记载。如在4月8日刊登的成立大会前致各公团函，鲜明地揭示了这个团体的宗旨，是“专为（对付）日本鬼子欺害我们中国人而组织的。我们专想抵制日货的方法，专做抵制日本的事业……”，但在实际斗争中，他们的活动范围比这要广泛得多。例如，他们进行抗议日本领事馆横蛮逮捕广益学生钟振翮的斗争，质问省政府交涉司等。特别是为了扩大青年救国宣传，他们还决定利用暑假，以县为单位组织讲演团，每团人数五至二十人不等，由各县推定主任带领，分赴各县沿途进行广泛的宣传，目的在于“讲演国耻，冀引起同仇敌忾之心，而为救国自卫之计”。并以驻团干事罗学瓒、周仲彝、宣传部主任姜梦周的名义，向各县发出公函，请其协助讲演团开展活动。这对于反帝救国宣传，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这期间，罗学瓒还在毛泽东举办的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任教。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赵恒惕查封，原补习学校的学生都转入湘江中学读书，他仍到湘江中学讲授历史和地理。湘江中学学生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大都由他和其他教师介绍入团入党，或派往广东参加革命。

罗学瓒热心教育事业，除任教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和湘江中学外，他还随着工作的需要，先后在长沙女子师范、湘潭女中、醴陵渌江中学、开联女校、山东齐鲁大学任过教。至于举办工农夜校，农民干部训练班，更是悉力以赴。同时，他还挤时间从事教育改革方面的研究和撰述。他先后在《新民周报》上发表了《实业与教育》、《为什么要办平民教育》等文，指出旧教育是宰制平民的工具，而新教育应该“含有反对贵族教育与改造社会的性质”。他说：“归根结蒂，必先消灭军阀，排除国际侵略主义，才有振兴实业之可言，也才有振兴教育之可言。”他还写了一篇《环境与教育》的长文（见《新时代》第一卷第四号），提出了改造社会，才能搞好教育韵观点。这一观点，即使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的意义。应该说，在党早期的教育事业上，他是有贡献的。

在这一期间，罗学瓒还参加过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工作。1923年党的三大后，罗学瓒担任湘区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后来湘区党委改为湖南区委，他改任区委宣传部长。从1924年到1925年，他除了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爱国反帝运动和革命教育工作外，还以省特派员身分经常去湘潭、醴陵等地活动。他在湘潭家乡一带进行的革命活动：有推动那里的工运、学运、妇运等群众团体，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抵制英、日货轮在湘潭码头卸货的斗争。有带领学生宣传队到农村寅传群众，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向农民讲反帝反封建的道理。有联络国民党左派，进行反对国民党右派陈大榕阴谋把湘潭女中迁省，企图破坏湘潭妇女运动的斗争。有组织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的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及其制定的三大政策等事。

罗学瓒去醴陵从事农民运动，是1925年冬。在此以前，他曾多次去醴陵活动，与在醴陵工作的党员李立三、汪泽凯、陈章甫、李石溪、傅剑英（女）、孙小山、易足三、宋华轮、易胜良（女）、胡雪怀等，都有过联系，参加过醴陵群众迎送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烈士遗体过境的追悼活动。这次来醴陵不久，就接替李石溪任醴陵县委书记，以县立开联女校和渌江中学教员的身分公开活动。他发展党员、团员，在各区建立起党支部，开展同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李味农、潘疆爪、廖谈空、张晓霞等左派人士建立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在学生中，则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团结大批进步青年，并以他们为骨干，进行开展禁止仇货的斗争。

为了迎接北伐军，罗学瓒从渌江中学搬到了醴陵县城关镇先农坛居住。他同其他县委成员，很快组成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平民救国团、农民武装队，并积极配合北伐军作战。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十九期，对醴陵工农武装在泗汾桥战役中的行动有如下的记载：“七月十一日，北伐军开始分三路进攻，我们有平民救国团（工人、学生共同组成）和农民武装队三百余人，分布于栗山坝、泗汾一带。北伐军进攻时，……武装队乃以鸟枪、梭镖等直接进攻敌人阵线，复以革命军旗帜招摇其四周，以惶惑其军心”，最后，“掳敌团副一名，营长两名，连长四名，士兵三四百人。毙团长一名，营长两名，拾弃枪两三百支。”接着，很快攻克了醴陵县城，在城关镇召开了庆祝胜利的军民联欢大会。

北伐军攻占醴陵后，农民协会的活动已由秘密转为公开，为了推动农民运动更快的发展，罗学瓒举办了五六批农民干部训练班。农协会员人数猛增二十余万，全县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对反动派的斗争也更加尖锐起来。当时，驻在醴陵的湘东保安司令罗定，妄想收缴浏、醴、攸等农民武装的枪枝。为此，醴陵县委决定解除罗定的武装。罗定闻讯，率部离开醴陵，来到攸县，同当地的豪绅地主勾结，阴谋捕杀了攸县东区农民协会委员长罗震。罗学瓒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浏、醴、攸三县工农武装，讨伐罗定，迫使罗定远窜江西莲花等地；接着，又解除了团防局长、恶霸地主彭志藩的武装，并将彭逮捕，押送长沙，经过省特别法庭的审判，处以死刑。

1927年春，罗学瓒陪同前来醴陵考察农民运动情况的毛泽东走乡串寨，实地考查、收集有关农运发展的情况。毛泽东在《胡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热情地称颂了这一地区的农民运动。

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激起了全省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愤怒。湖南省委通知各地组织农军围攻长沙。罗学瓒接到这一通知后，立即以醴陵县委，县工会、县农会的名义，发出“打到长沙去”的紧急号召。他还和易足三、孙小山、潘疆爪联合安源朱少连等同志，组成湘东赣西工农义勇军总指挥部，将醴陵各乡组织来的二万余农军集中到阳三石车站，与从萍乡安源来的工人纠察队汇合，乘火车西驰株洲。这支队伍到达株洲后，与湘潭东一区、东二区的工农义勇军协同作战，对盘踞在株洲至易家湾一带的许克祥部进行了战斗。这次战斗由于领导上的错误而失败。当地的土豪劣绅与许克祥部勾结，乘机反扑，把醴陵的革命人民置于血腥屠杀之中。在敌人的疯狂镇压下，为保存力量，罗学瓒同孙小山、潘疆爪等带领一部分农协负责人、学生及工人纠察队三四百人，百余支枪，退到安源。

秋收起义前，罗学瓒被调到长沙，与夏明翰、罗章龙等人一起准备武装起义。对于这段时间的情况，罗章龙有如下的叙述：“在当时血腥的白色恐怖中，人人都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罗学瓒每天坚定沉着地开展活动，从未流露出丝毫恐慌、畏惧和动摇。当时，罗学瓒和夏明翰共同负责湖南省委组织部的工作，这是省委工作最繁重的一个部门了。从物色干部，派出党员，恢复破坏的党组织，到组织长沙城里的秋收起义，破坏敌人的铁路、电讯等各种各样的工作，罗学瓒都要出面去干。有时，真忙得他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但从没有见他为自己的安全发过愁。后来，省委组织部也被敌人破坏了，有人离开了长沙，但罗学瓒临危不惧，坚持在长沙工作。”

1927年9月，罗学瓒以湖南省委委员兼湘潭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来到湘潭。随即与罗哲、肖晃、张忠廉等组成县工委，县委机关设在湘潭五里堆鸡公嘴一处公屋内。他经常三更半夜外出，联络同志和组织群众。经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使得易俗河、茶园铺、朱亭、株洲、铁江坝、石潭、姜畲等地的组织，很快恢复起来，共建立了三十多个支部，农民武装也有了发展。仅东一区（株洲）就组织了四百余人的工农武装，朱亭组织了百多人的武装。通过这些武装，广泛开展攻打团防局，消灭清乡队，以及镇压恶霸地主的活动。例如，在株洲击溃了恶霸雷英带领的清乡队；在十一都镇压了恶霸宋鹤皋；在十五都镇压了恶霸阳秀岩；在东二区和东三区，分别镇压了黄十一和唐甫升，大大减煞了敌人的凶焰，逼得湘江沿岸的土豪劣绅，又开始东躲西藏起来。

到了1928年3月间，反革命的疯狂反扑和屠杀又加剧了。县委机关遭到破坏，党的干部张仪、黄逸夫等被枪杀；罗学瓒脱险后，反动政府曾悬赏五百块银元捉拿他，团防局经常来他家搜查。有位叫张云的贫农，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一个只有五岁的儿子藏了起来。这时，他在湘潭地区已经难以活动。1928年5月，党中央词他去上海工作。他同在株洲从事地下工作的汪超凤一起，从马家河下游湾塘港雇一小篷船去长沙，然后搭上外轮离开湖南。

罗学瓒到上海后，曾被派往山东工作，并在齐鲁大学任教。1929年2月4日，正是他三十五岁的生日，他从上海寄回两张全身照片，附有一信，要儿女在家自重，并说因日本侵略山东，进占济南，组织上已将他调回上海。他在上海同何孟雄同志工作了一个时期，由党中央派去浙江任省委书记。由于省委机关出了一个叫沈定毅的叛徒，把浙江省委的全部组织都出卖给敌人，他到杭州不久就被捕了。1930年夏，他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三十六岁。

1961年6月23日，谢觉哉曾写诗赞美罗学瓒和陈佑魁两烈士，诗如下：

浑身是劲陈佑魁，鞭辟入里罗学瓒；

远瞩高瞻天下小，出生入死一边站。

忠义之血不白流，阶级之仇彻底算，

三十年前恶战场，巍然两个英雄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