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灿、字昭炳，原名李文彬。宜章县城东李家村（今城关镇长冲村）人，1901年1月1日生。世代务农，父亲李光河，力田善积，有田土十余亩。母亲吴初善，生有六个儿女，李灿是老大。他九岁入本村李氏义塾，十三岁考入县城閤邑高小。由于品学兼优，学校每期都发给他补助金。

1917年夏，李灿在閤邑高小毕业后，因当时宜章无中学，就没有再升学，但他坚持在家自学，并常去沙坪乡沿江村的萧芳怀家借书和请教，很得萧芳怀的赏识，要招他为婿。他十七岁时，即同萧芳怀之女萧映梅结婚，然后到萧氏义塾当了教员。

李灿少有远志，并不以读书求知为满足。1918年春，他应在湘军第二师鲁涤平部当参谋的内兄萧文铎之邀，投入湘军，于5月告别新婚妻子，来到湘乡，被内兄介绍到湘军第二师第三旅六团一营二连当兵，编在彭德怀当班长的第二班。入伍后，他与彭德怀很快成了好友，相互帮助，亲密无间。不久，经彭德怀介绍，他又结识了营部文书黄公略，很快又成为好友。在好友的鼓励下，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于是改名李灿。正如他在家信中所说的：“我要追求光明，扫除邪恶，已将文彬之名改为灿。”

为了在旧军队中提倡新风，并在士兵中培养新的力量，李灿同彭德怀联合七名士兵，发起成立救贫会，在军队中开展秘密活动。1921年8月，他被调到第二师师部当上士文书，这时，彭德怀因在南县注滋口镇秘密处决恶霸地主欧盛钦一事被告发，已弃职离队，住在湘潭县城南大先桥郭得云家。当他在师部看到督军署的通缉令后，带着救贫会成员的赠款，乘轮船赶到湘潭，劝彭德怀去广东投军。不几天，他又同黄公略、张荣生等救贫会成员到湘潭为彭德怀饯行，并一起讨论了救贫会章程。这项章程归纳起来有四条：一是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二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三是发展实业，救济贫民；四是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彭德怀后来回忆说：“讨论这几条基本内容时，是很热烈的。特别是当李灿提出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时，爱国情绪很高的黄石（公略），高兴得跳起来，说：‘这就是救国救民的纲领！’”

此后，救贫会在李灿的主持下，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培养革命力量的重要组织。这时，萧文铎已调任城步县县长，想邀他担任田赋稽征员，他婉言谢绝，说自己“不想发财，只愿扛这七斤半（指步枪）。”

1922年6月，在彭德怀处决恶霸一事不再被追究后，李灿同黄公略商定写信邀彭德怀一同报考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并且替彭德怀办理一切入校手续。他们三人在讲武堂学习了一年。毕业后，他仍回原部工作，并担任下级官佐。

1926年7月，北伐军占领长沙后，第二师六团，被唐生智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二师一团，李灿在团部任上尉附官，彭德怀则在第一营当营长，黄公略在第三团当连长，这三位好友又在一个部队工作了。

李灿不但英勇善战，敢打敢冲，更可贵的是他能同士兵打成一片，通过救贫会去团结更多的士兵，并把他们引向革命的道路。这年年底，他被调任第一团一营二连连长。据李寿轩回忆：他当连长，从不打骂士兵，也要求班、排长不打人骂人。士兵生病，他非常关心，病重的还要请医生来。在慈利县时，我因右小腿痛，他就不要我出操，还要班长请来一位草药郎中，给我看病。在宜昌过1927年元旦时，为了从政治上提高士兵的思想觉悟，他和彭德怀及救贫会成员又讨论修改会章，在会章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将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等等，作为会员的奋斗方向，并且成立了公开的士兵委员会，士兵会在他的主持下，为组织士兵争取官兵平等、经济公开而做了许多工作，他还亲自发展了谢嵩、石云成、萧文汉、田长江等人参加士兵会组织。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唐生智打起讨蒋旗帜。第一师随第四集团军沿长江东进，在安徽桐城，受到很大损失，经武穴、汉口，退驻湖南南县。由于形势的逆转，李灿首先将士兵委员会转入秘密状态，各连以军士为主组成读书会，继续活动，特别是在鲁涤平策动第一师师长周磐率部脱离何键的三十五军，改番号为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彭德怀被委为第一团团长时，李灿认为应该掌握好这一阵地，以便带领全团官兵，实现从国民革命到走共产党那条路的转变。

湖南发生的。马日事变。，更坚定了李灿要走共产党那条路的决心。他特别不能容忍南县的土豪劣绅，在他的驻地卷土重来，残杀群众。有次，在他的防区梅田湖，有个从长沙回来外号叫活阎王的地主，叫嚷要对农民进行报复时，他就派士兵将这个活阎王捉拿游行示众。又如南县的反动势力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他又布置士兵会的成员，在先天晚上，将“打倒土豪劣绅”、“枪毙清乡委员”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吓得土豪劣绅飞魂落魄，清乡委员会也不敢正式成立。

恰在这时，彭德怀给李灿送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这客人就是在领导湖北公安暴动负伤并来南县治疗的共产党人段德昌。与段德昌的接触，无疑在他的思想认识上更敞开了一个新的境界，使他懂得了革命斗争中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明确和坚定了自己应走的路。所以，当这年年底中共南县地下组织派人要求他支援一些枪枝，以便发动年关暴动时，他就派李寿轩送去两支长枪和一支短枪。这次送枪的经过，李寿轩在回忆时作了如下的描述：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夜晚，轮到我值班查哨，李连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先把枪藏在围墙下的排水沟内，再从大门走出去“查哨”，当我把枪送到指定地点时，早有两个人在那里等候，对上暗号，就把枪交给他们，因为是黑夜，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只听见他们连声道谢，然后很快离去。

李灿要求入党的愿望，是在1928年4月彭德怀被南（县）华（容）安（乡）特委的张匡发展入党后不久实现的。他的入党情况，彭德怀在《自述》中有如下记载：“几日后，又开了一次支部会，通过李灿、李力加入共产党。特委批准后，举行入党仪式时，仍是张匡出席。”接着，已在黄埔军校入党的黄公略和贺国中、黄纯一都来到一团，加上张荣生和南县地下党介绍来的邓萍、李光，全团已有九名党员，组成了以彭德怀为书记的秘密党支部。党支部成立后，为了团结教育广大士兵，曾于6月通过士兵会，组织了一次闹饷和进行经济清算的斗争，既迫使师长周磐发了一部分欠饷，又把清算出来的钱款给每个士兵买了蚊帐和毛巾，有力地推动了士兵会的工作，更广泛地把士兵团结起来。李灿常找连里的人谈话，介绍革命书刊，宣讲革命道理，当时的班长周玉成后来回忆说：“这些谈话应该说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党课。”

这年6月18日，李灿率部随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开赴平江“剿共”。这是他和团党支部利用特殊的环境来进行一场特殊的斗争。他经常带着部队事先赶到操场出操，不许保安队在驻地附近杀人；有时也带着部队下去“清乡”，但每次进村前都要鸣枪报警，离去时又要丢些子弹；有时还把写有“红军不要慌，朝天打排枪，长官不发饷，我要参加共产党”的纸条，压在石头下面，留给游击队，通报信息。当中共湖南省委派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来平江筹组湘鄂赣特委，在平江与第一团的秘密党支部接上组织关系，讨论决定武装起义时，他家里就成了滕代远的住处，成了起义前夕一切秘密会议和油印各种宣传品的场所，实际上成了起义的总指挥部所在地。为了准备起义，他还把已经来平江的妻子萧映梅送往湘潭，临别时说：“我要从事行伍一辈子，你还是回娘家做女儿去吧！”

在起义的准备工作中，李灿负责领导第一营和发动第三营的工作。7月21日黄昏，李灿一面在家赶写起义的标语，一面对缝制起义标志的彭德怀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只等你的命令了。

7月22日的那一天，全团官兵武装整齐，威严地排列在天岳书院广场上。彭德怀向官兵们报告了起义的任务、目的和意义后，担任总值日官的李灿，肩披值星带，大步流星走到队伍面前，以第一团士兵委员会总代表的身份，激动地宣布脱离国民党军队，举行武装起义。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第一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全城展开进攻，李灿在战斗中表现英勇，为起义胜利立下了战功。24日，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李灿为军委委员兼第一团党代表。这是李灿生平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实践，也是他从一名旧军人向革命战士的一次重大转变。

平江起义后，敌人向平江反扑，经过血战，新组成的红五军军委和平江县委联席会议决定：部队主动撤离县城，8月1日向修水一带转移，以策应罗霄山北段的武装割据，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8月6日，红五军攻占了江西修水县城。但在沿湘赣边南下去井冈山时，在万载县的大桥镇遭到敌张辉瓒旅的袭击，部队损失很大。经过短期的整训，红五军将三个团压缩为五个大队，李灿被任命为五大队大队长。他率部和一、三、四大队随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向鄂南发展。

在转战鄂南的过程中，李灿在修水白沙岭有力地制止了一起严重的叛逃事变。原来参加起义的军官雷振辉，企图将第四大队拉去投奔国民党。李灿得到士兵的报告后，一面派人飞报彭德怀；一面用军部名义通知雷振辉开会，当即予以扣押，然后他赶到正在集合的四大队，宣布雷振辉已被军部调走，职务由第一中队长代行，很快将队伍稳定下来。与此同时，与雷振辉串通一气的另一军官李玉华，已将一大队集合出发，他一面通知游击队封锁去路；一面派人向受骗的士兵喊话。最后李玉华只带了十几个心腹趁黑夜溜掉。他的这些果断措施，曾得到彭德怀的高度称赞。

10月，红五军同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四县游击队混编为五个纵队，李灿被任命为第五纵队纵队长，刘崇义为党代表。在继续向井冈山进发的南下途中，他于11月27日率部奇袭万载县城，首战告捷，活捉了万载县长和警察局长，缴枪四十多支。并筹集银洋万余元和一批布匹，解决了全军的冬衣问题。12月10日，红五军从永新县三湾开进宁冈县新城，与在此冬训的红四军主力会师。他同彭德怀等红五军领导人，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和朱德，并受到他们的欢迎。第二天，两军在西城外隆重集会，庆祝会师的胜利。会师后，红五军奉命将兵力调整为五个大队，李灿被任命为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张纯青为党代表。红四军向赣南闽西挺进时，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并进行了保卫井冈山的黄洋界战斗。

黄洋界为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是由湖南通向井冈山的门户。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仅有一条山路拾级而上。当时风雪弥漫，五十米外就看不清人影，使进犯之敌望而生畏。李灿率部扼守山口，用擂木、滚石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使之三天也未能前进一步。第四天，敌人悬赏二百大洋雇人带路，从采药山道，爬上了黄洋界。第一大队突然腹背受敌，孤立无援，只好退守山顶，凭险抵抗。这时，红五军主力已向外突围，失去联系。他当机立断，带领仅存的百余名战士，用绑腿结成长绳，大家从悬崖攀绳而下，撤入林海之中，转移到大陇、茅坪一带打游击。在井冈山群众的帮助下，他不仅带领部队坚持下来了，面且很快与红四军的王佐部和何长工领导的游击队会合，编成湘赣边独立第一团。由他担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在宁冈的大小五井与永新的九龙山一带，与敌周旋。

1929年春节过后，大雪封山，不利于敌人“清剿”，加上蒋桂战争爆发，会剿之敌相继撤走，这是扩大战果的大好时机。李灿带领独立第一团，在粉碎茶陵、酃县、永新、宁冈四县地主武装的联合进攻以后，接着又打掉了茨坪的挨户团，缴枪逾百，又奇袭了宁冈的靖卫团，毙敢数十。由于频繁出击，缴获甚多，部队枪枝由“汉阳造”都换成了“中正式”，并且重新开辟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的红色政权根据地。

5月初，红五军主力从瑞金回师井冈山，抵达茨坪，与独一团会师。根据湘赣边界特委的决定，独一团划归红五军建制，合编为第四、第五纵队。李灿任第五纵队纵队长，王佐为副纵队长，何长工为党代表（后改政治委员），游雪程为政治部主任，徐彦刚为参谋长。5月下旬，红五军从宁冈县砻市向湘南粤北进发，在途中打败进犯酃县的湘敌之后，乘胜进入桂东县，消灭两百多民团武装，然后在广东境内的城口和南雄补充了部队急需的药物、食盐和布匹，满载雨归。但6月底，红五军在进攻安福时受挫，伤亡三百余人，李灿也在战斗中负伤，被迫退回永新根据地休整。

8月8日，红五军（不含壬佐部）应湘赣特委邀请，从永新出发北返，在潞口砂歼灭尾追的敌军一个营，于11月进至萍乡，再克万载县城，月底返回平江黄金洞，与留在湘鄂赣的黄公略部会师。湘鄂赣边境支队仍归红五军建制，恢复五个纵队番号，仍以李灿为第五纵队纵队长，何长工为党代表。

10月1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红五军军委在平江长寿街举行扩大会议，确定红五军的任务是打通罗霄山脉和幕阜山脉，将湘赣和湘鄂赣两块苏区连在一起，造成一个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的大片根据地。会后，红五军兵分三路：黄公略率第一、二、三纵队留在湘鄂赣边活动，彭德怀率第四纵队仍向南面井冈山方向发展，李灿则率第五纵队向北挺进鄂东南地区。他们这三位共度戎马生涯十余载的战友，都已成为赫赫有名的战将，不久，他们又分别担任红三军、红五军、红八军的军长，被誉为湘鄂赣红军“三杰”。

鄂东南土地肥沃、盛产粮棉，又有丰富的煤铁资源，是一个极为富饶的地区。它的军事地位亦十分重要。长江天堑横贯于北，幕阜山脉环绕于南，控制这块地区，就等于切断了长江大动脉，并直接威胁武汉、九江和长沙，影响湘鄂赣三省，红五纵队的这一军事行动，无疑是往敌人心脏里插入一把钢刀。

但这一地区对红五纵队来说，又是一个陌生的地区，为了保证这近一千人五百条枪的队伍顺利到达目的地，李灿在9月底从平江黄金洞出发后，即挑选三十名机智勇敢的战士，打扮成商贩和手工业者，前行侦察，部队则在夜间行军，破晓宿营，不打旗号，使人辨别不清是什么队伍。这样走了十多天，当到达湖北崇阳时，侦知城内只有国民党一个连，即打响了进军鄂东南的第一仗。从江西来了红军的消息，很快传到各地，邦队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接着，他又率部奔袭通山县的横石、富有、大畈等地的常练队，缴长短枪三百余支。根据通山、大冶、崇阳、通城、咸宁县委联席会议的意见，红五纵队先在通山县城歼灭了守敌夏斗寅部一个营；又乘胜进攻阳新，在拔掉龙港镇和龙港洞两个据点后，攻入阳新县城，歼守敌范石生部两个营。接着，又进兵大冶县境，缴了常练队一百多支枪。这一段时间内，红五纵队消灭了通山、阳新、大冶三县之敌，部队也骤增至四千多人，扩编为两个支队，初步打开了鄂东南武装割据的局面。

当时，曾震动鄂东南的“大冶兵暴”事件，就是在红五纵队的协助下进行的。原来奉周恩来派遣打入国民党独十五旅的程子华，在该部争取和团结了一部分士兵，建立了党的组织。当他们与红五纵队取得联系后，共同制定了里应外合、夺取大冶城的计划。大冶城三面环水，从陆路进攻不易，李灿于12月13日夜晚，用三百条小船将部队偷渡湋源湖，直抵大冶城下，等部队部署就绪后，先用一个排佯攻，诱敌出城，然后程子华等在城内带领部分士兵发动“兵暴”。这一仗，歼敌上千名，县长也被活捉，红军声威大振，一杆红旗插上城关，宣布大冶暴动成功。此后，在1930年春，他率领红五纵队转战鄂东南，又打了许多胜仗：如再次攻入阳新城，攻占金牛、保安、柏墩、汀泗桥、贺胜桥、马桥、官埠桥等车站，破坏铁路和电话线，使武汉、长沙的反动当局极为震惊。

不久，湘鄂赣苏区发动红五月暴动。红五纵队奉命南返，参加红五军夺取平江城的战斗。但红五纵队在南返途中，不幸在赣北的瑞昌遭到敌军袭击，李灿和程子华都受了重伤。5月1日，进攻平江县城的战斗打响后，李灿主动向彭德怀请战，指挥在北门外受阻的红军从城西北角的罗家大屋进攻，很快突破敌军防线，全歼何键部王东原旅的一个团。随后，红五军又在江西歼灭修水、武宁两城守敌各一个营，然后经阳新到达大冶。红五军这次风暴式的军事行动，使沿途敌军闻风丧胆，有些不战自逃，鄂东南根据地亦与湘鄂赣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一大块比较巩固的苏维埃战略区。就在这一月，作为红五军代表出席党中央红军代表会议的滕代远和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何长工，从上海返回湘鄂赣后，按照中央的部署，将红五军升编为红三军团，辖第五、第八两军（第十六军成立稍后）。红八军是在红五纵队的基础上扩建的，由李灿任军长，邓乾元任政委。不久，他久病的身体，已不能坚持行军和战斗，党组织决定他去上海治疗，由何长工接替他的军长职务。

这年7月，李灿由九江乘船，抵达上海。他化名胡平，自称湖北孝感人，先住进了吴淞口炮台湾附近的一所疗养院。他患的是严重的肺病，不时吐血，加上两次负伤，身体更加虚弱。连医生也不禁摇头叹息，说他入院太迟了。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再用胡月波的化名，转到离上海六十里外的江苏太仓县浏河，住进美国人开的惠中医院，继续治疗。此时，组织上送款未到，他手头拈据，只得写信向家里求援。1931年初，他的三弟李文贤来惠中医院看他，他告诉弟弟说：“病情有所好转，已经不吐血了。再有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出院。”李文贤环视病房，见他身边仅一床毛毯，一支钢笔和一块叫“黑老虎”的怀表，别无他物。临走时，他将这块怀表送给了弟弟，深情地说：“我自1925年父亲死后，已没有回过家。这次也没有什么可以带给家里人，你就把这只怀表拿回去吧！”此后，他在惠中医院一年多治疗时间，家里经常接到他的信。但到这年年底便杳无音信了。直到全国锵放后，经李灿的老战友和他的家属调查，才知他早已在上海牺牲。

李灿在上海罹难的情况是：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他抱病赶到上海市区，请求党中央分配工作，不幸被特务跟踪，被捕入狱。严刑无口供，最后被国民党政府杀害，时年三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