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励，湖南益阳人，1905年生。家境贫苦，七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和姐姐以帮人洗衣和做鞭炮为生。她幼年聪慧，很得舅父喜爱，被接去长沙，送进益湘小学读书。母亲不愿她在舅父家久住，又把她接了回来。她是个懂事的孩子，在家里常帮母亲做些零活，没事时就温习功课。母亲见她勤奋好学，决意送她继续求学，这事得到舅父的支持和资助。她读完小学，即考入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选学缝纫。毕业后，在一所小学任教，业余坚持自修。1920年，她又考取了武昌中华大学文科。

五四运动以后的武汉，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浪潮高涨。黄励来到中华大学后，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斗争实践，思想认识及工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在女青年中，她曾以勇于斗争见称，得到师生的好评。1925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由于她活动积极，受到学校当局的注意，党组织决定送她去苏联学习，培养深造。这年10月，她秘密来到上海，在一个深夜里，登上黄埔江边的一艘苏联货轮，开始了去苏联的旅程。

这次同去的男女青年有好几十个。他们经日本门司港，于11月初抵达海参崴，然后乘火车去莫斯科。因为当时西伯利亚铁路设备十分简陋，仅这段路程他们就花了半个多月。

黄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生活清苦，学习勤奋，经常以不要辜负党的培养和担目的期望自励。1927年，她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习后，被安排在中山大学《党的建设》教研室工作，有机会使她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进一步深造。

黄励对当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瞿秋白、邓中夏、王若飞等非常敬佩，认为他们是党的优秀代表，是最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对革命作过贡献的人；而对王明等凭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势力，攻击和诬蔑中共代表团的行为不满，认为这是搞宗派活动，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护中共代表团的一边。1928年，她作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了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反帝大同盟代表会议。回莫斯科不久，又随邓中夏去海参崴参加第二次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会议决定将设在汉口的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书记处迂来海参崴，她就被留在书记处，做《太平洋月刊》中文版的编辑工作。

黄励在海参崴工作了两年。她住在一位俄国老太太家里，每天到铁路车站的工人食堂吃饭。当时食品供应紧张，她一天只能吃到四两黑面包和几块咸鱼。生活虽然艰苦，但工作却活跃而愉快。她每天除编好报纸，着重报道中国的革命形势和工农红军在全国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外，还经常到当地的工厂、学校作报告，或者同苏联朋友聚谈，为宣传中国革命，建立中苏友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黄励是一个秉性刚强和好动的人。她不愿意长期在海参崴过这种宁静的生活，而是更关注着祖国的遍地疮痍和人民的沉重灾难，向往着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烽烟，也怀念着自己久别的亲人和同志。她要求党组织派她回国，让她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一要求很快得到党组织的批准。1931年9月底，她离开海参崴，先到赤塔，作好越境的准备。在一个没有月色的夜晚，她与几个同志扮成商人，登上一辆带车厢的马车，越过边境，然后赶到火车站，乘上去哈尔滨的火车；再到大连，坐上开往上海的轮船。这时，大家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高兴地说：“我们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了！”

黄励回到上海，被党组织安排到全国济难互济总会（简称“济总”）任党团书记兼主任。“济总”的主要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同志，救济烈士和坐牢同志的家属。有的工厂还设有互济分会。这个机关表面上象个“家庭”，家长是朱姚老妈妈，朱晓云和黄励是老妈妈的“女儿”。其他成员还有“济总”宣传部长罗俊，彭湃的儿子阿松。黄励实际上是这个“家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她尊老爱幼，团结同志，把朱老妈妈当成亲生母亲，把阿松看成亲弟弟，经常帮助阿松复习功课。同志们对她也很爱戴，尤其是朱老妈妈，真是象母亲那祥为她操心，把“家庭”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素。

上海沪西区是日本纱厂集中的地方，掀起全国反帝斗争风暴的“五卅”惨案就发生在这里。黄励来到“济总”以后，先向沪西区委妇女部长帅孟奇了解各工厂的情况，然后深入到工厂区广泛地接触群众，走访工人家庭，同工人家属们一起做饭、哄孩子、裁剪衣服，还把自己编的歌谣教给孩子们唱。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北风呼呼声怒嚎，手提饭篮往外跑，望一望工厂未到，哎哟，哎哟！望一望工厂未到！马路跑过两三条，两只腿脚跑酸了，去迟了，工厂关门了！哎哟，哎哟！今天的工钱罚掉了！”这些歌谣孩子们喜爱唱，大人也爱听，很快就传播开来。因此，工人们都很喜欢她，乐意接近她，把自己的苦难讲给她听，甚至一些家庭纠纷，也要来找她解决，她很快成了工人的贴心人。

黄励在沪西区日华纱厂的互济分会工作时，了解到喜和纱厂的童工受资本家虐待的情况。这些童工大都是工头们从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农村诱骗来的大姑娘。她们每天要劳动十一个小时以上，下班后，只能蹲在又黑又湿的屋子里，不让外出。为了帮助这些小妹妹，她来到喜和纱厂，先在女工中做工作，劝这些当大阿姐的要关心小阿妹的生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冲破各种阻碍，组织起这些女童工每晚到黄励在附近办的文化补习学校学习，由她教她们认字，给她们讲课，初步改变了童工们下班后就关进黑屋子的情况。在她的影响之下，进夜校来学习的工人也多了起来。

1932年1月，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各界人民组织反日救国会，有的参加抗日义勇军，有的做运输、救护工作，积极支援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的进攻。这次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为了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总同盟罢工”的号召，上海五十家日本工厂的六七万工人，一律自动离开工厂，实行总罢工。沪西区的工人还成立了“沪西反日罢工委员会”，统一领导沪西区四万多工人的罢工斗争。喜和纱厂的女工们，走在支援十九路军的前列，同其他日本工厂的工人一起，坚持了两三个月的罢工。这次斗争，使黄励看到自己播下的革命火种，终于燃烧起来。

黄励工作大胆而又细致。她营救被捕的同志，主要通过“济总”的会员，多方寻找可靠的社会关系，动员家属亲友，动员社会知名人士，或聘请律师，由大家出面来保释被捕同志。她自己也到处奔走联系，想方设法，必要时，还动员群众请愿，向当局施加压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1932年7月12日，江苏省委在上海共和舞台戏院召开全省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号召全省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支援东北义勇军，反对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但这次大会遭到反动当局军警特务的捣乱，有几十名代表被捕。黄励闻讯后，立即由互济总会布置任务，四出宣传，并组织群众，包围上海市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及时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1932年秋冬之交，黄励被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由于叛徒出卖以及省委机关不断遭到破坏，致使她的处境十分危险，因此，党中央曾决定调她去苏区工作。不料在临行之前，即4月25日上午11时，她在西爱斯路住处被叛徒周光亚带着军警和法国巡捕逮捕。敌人搜遍了她的房间和衣物，据国民党政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记载，只有“大洋一元，小洋六角，手帕一块，钢表一只，眼镜一副”。

黄励在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同审判官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她把审判官对她的审讯，变成了她对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如审判官说她只承认自己是“张秀兰”是“欺骗”时，她严词指出：你们国民党哪一天不在欺骗民众？！同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又不敢公布，这不是欺骗？上海是中国人的地方，却要外国巡捕来抓中国人，这岂止是欺骗，简直是卖国！当审判官要叛徒周光亚出来指认，并粗暴地制止她对叛徒的痛骂时，她怒斥道：这是什么法庭？是保护坏人的罪恶机构。她高声宣布：要是我当法官，不但要审判这个叛徒，还要把你们这些甘当亡国奴的卖国贼监禁和判刑！

这样的审讯当然无法进行下去，审判官慌忙地念了如下的宣判书：“根据本法庭审理结果，被告张秀兰原名黄励，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有廖平凡等人供认。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本庭决定被告张秀兰，将交由上海市警察局移提归案讯办。”就这样，妯被带上手绔，在深夜押上从上海去南京的火车，被转送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宪兵司令部。

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女牢里，黄励见到了许多熟悉的同志，其中有钱瑛、彭箴、夏之栩、何宝珍、谭国辅、熊天荆等。起初，看守所对黄励颇为“优待”，让她住单人牢房，不锁门，可以自由出入，还允许她看报，妄图以此来“感化”她。她就利用这种“优待”的方便，给战友们传递消息，还扭工作做到一名看守牢狱的班长的身上。这个班长叫张良诚，原是个孤儿，黄励看出他有爱国心，于是主动接近他，教育他，使张良诚深为感动，逐渐同情革命，愿意为革命工作，曾秘密地为政治犯送消息，传信件，甚至把某些人的叛变行为告诉黄励。一次，张给黄励送来陈赓托交的一张纸条和五块钱，这事被同牢的吴少妹告发了，宪兵司令谷正纲大为震怒，立即枪毙了张良诚，并加强对黄励的看守。一些看守士兵背后指着黄励议论说：共产党真厉害，她就象水一样，哪里都流得进去。咱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哪天不杀人，可是她就不在乎，照样唱歌、谈笑，照样宣传，连张良诚都受她的影响，愿意帮共产党做事了。

黄励在狱中那种大无畏的镇定态度，极大地感染了周围的同志。大家都很关心她，有时问她的情况，她总是幽默地回答：大概快了，快到雨花台了。她曾剪下一绺头发，请同牢的钱瑛转交自己的亲人。她就这样做好随时就义的准备。

1933年7月5日凌晨，黄励听到女看守小声喊着她的名字，知道自己要去雨花台了，便从容地穿好衣服，把已洗好的衣物分送给夏之栩、钱瑛等同志作纪念，然后唱起悲壮的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出牢门。在囚车上，她镇静安详，并对押送的士兵说：你们都是穷苦人，穷苦人应该爱祖国。我是为了爱国，为了争取收复东北失地，所以被杀。但中国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大家一齐起来斗争吧！

黄励牺牲时，还只有二十八岁，她用自己的鲜血，实现了要把青春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