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4年6月，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有真假两个黄鳌，假黄鳌是后来国民党军的郑洞国将军，真黄鳌就是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1929年9月牺牲的烈士。

黄鳌，原名昭军，字钧德，号半石，1902年3月28日，出生在临澧县伏中山下一户贫苦农民家里，父亲黄茂永目不识丁，但愿送儿子多念些书。他八岁读私塾，十二岁进县立高等小学，因学习勤奋，领悟力强，曾被老师指定当“小先生”，辅导其他同学学习。他自己也常受学校免收学费的优待。

192011F秋，黄鳌考入长沙甲种农业学校。不到一年，又转入湖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附属中学。1924年春，当他得知黄埔军校秘密招生，便以好友叶国素资助的六块银元做路费，只身去广州。他报考黄埔军校时，曾两次报名，如果第一次不被录取，准备就考第二次。当他第一次考试被录取后，就把第二次报考的名额让给来不及报名的同乡郑洞国。郑洞国以他的名字报考也被录取。所以学校曾一度出现点“黄鳌”的名时，有两个齐声答“有”的情景。学校中遂有真假黄鳌的议论。后来，经郑洞国向教官说明，才改过名来。

黄鳌进了黄埔军校后，遵照孙中山先生关于“要做革命事业，就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的教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在操练中，吃苦耐劳，一丝不萄，课外阅读也抓得紧，常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看书。入学不久，他在共产党员李之龙，周士第的帮助下，加入了共青团，1924年7月，又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黄鳌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结业后，被留在学校政治部任秘书股主任，工作十分勤奋。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指导下，他编写过政治教材，用演讲、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等方式，把学校的政治工作搞得很活跃。1925年2月，他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之一。为了同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作斗争，他曾在《黄埔潮》周刊上发表《黄埔同学应注意的几点》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对、破坏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的种种事实，号召黄埔同学应把执行孙中山的遗嘱，不仅看成是我们黄埔同学会同志的事业，还应看成是全中国民众的事业。1925年7月，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秘书。军政治部主任是由军党代表李富春兼任的，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他负责。针对军中存在的拉佚、吊羊、骚扰百姓、官兵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等情况，他连续撰写《革命军》、《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等文章，向广大官兵进行国民革命军的性质、任务以及其与军阀部队有那些本质区别的教育，并把这种教育同开展部队识字运动结合起来，把提高官兵的政治素质与提高文化素质结合起来，通过这些活动，使部队建立良好的秩序和纪律，为此，他还编写了《士兵识字运动课本》、《士兵日课问答》等通俗教材。这些教材很特殊，每一课分为两面，一面是图画，另一面是问答。如在一幅要当革命战士的画的另一面“问：我们为什么要革命？答：要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经过这样的教育以后，谭延闿所部湘军改编后的二军，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提高很快，部队战斗力也随之提高。例如，在一次剿匪中，有一处叫观音街的木商，曾送给第十一团二营官兵六百元，作为犒赏，面该营官兵坚辞不受，说剿匪是革命军人应尽的职责。官兵关系也大有改善，如第十八团的官佐，拿出部分薪水给士兵购买棉衣。

北伐战争开始后，第二军在江西战场上，连连挫败军阀邓如琢的顽抗，并于1927年春，与第六军等部沿长江南岸前进，占领了南京。这时，蒋介石叛变的迹象日益明显，在南京，暴徒捣毁市党部和市总工会的事件，也相继发生。有一天，黄鳌接到东路总指挥部政治部的通知，要他去参加4月12日召集的各军政治部科长以上职员会议，他心知有变，没有去参加会议，而是随军党代表李富春带领政治部及军部留守人员深夜冒雨离开南京，在路上走了二十三天抵达湖北黄梅县。

为抗议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第二军政治部于5月13日在黄梅县城召开了隆重的第二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场上挂的一幅对联写道：“革命未成功，暴露介石奸谋，赤色疑云真若梦；同志齐努力，继承中山遗训，黄梅时节大招魂。”还有一幅用白竹布画的漫画，据当时报纸记载，这幅漫画画的是“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买办阶级、孙文主义学会、青红帮等诸色人物，共抬一轿，向反革命路上飞跑。轿中所坐之军官即蒋介石也。”

1927年“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宁汉合流以后，黄鳌被迫离开第二军，奉命参加湖北省秋收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去鄂西等地从事这一斗争。这年冬，他又被中央军委派回湖南，任省委军委书记。他是以上海某教授回湘度假为名，与妻子周梦素（化名周菊华）回到长沙的。当他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会见省委军委秘书陈采夫时，才知道陈与自己既是同乡，又是黄埔同学，真是惊喜异常，倍感亲切。为了骗过敌人，他们以“内兄”、“妹夫”相称，说他来长是走亲戚，以应付军警的多次挨门挨户的搜查。他们在一个月之内，虽接连搬了三次家，但由于开展工作，秘密来接头的人较多，仍引起敌人的注意。有一天，警察密探突然闯进设在长沙局关祠的军委临时机关所在地，陈采夫和机关人员藏匿走避不及，以致一些文件和宣传品，尽被搜出，黄鳌和陈采夫以及其他三个同志（一男两女）一起被捕。

黄鳌被捕后，敌人认定他是文件中所署的军委书记黄鳌（又名王本施，王半石），对他动用种种酷刑，但他坚不吐实，几次晕死过去。而陈采夫因受不了酷刑折磨，供出了党的一些秘密，但保护了黄鳌，坚持说黄鳌是来看妹妹的内兄，与本案无关。当敌人发函要求临澧县调查时，黄鳌的同乡好友叶国素通过岳父黄贞元（湖南省改组委员会委员）的关系，挂着临澧县工会改组委员会特派员的职衔赶到临澧，及时压下了县公法团负责人赵伯履等正要发出《请求把黄鳌、陈采夫处决》的电报，使黄鳌的案子得以拖延下来，没有惨遭杀害。

1928年1月，程潜带领西征军与唐生智部作战，唐败退后，西征军陈嘉佑部进入长沙，收缴市公安局和挨户团的枪枝，长沙城一时陷于混乱。黄鳌同陆军监狱的犯人于26日凌晨乘机越狱，死里逃生。

黄鳌越狱后，回到阔别数年的故乡（临澧），他没有把这里当“避风港”，而是投入新的战斗。当他与临澧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即着手进行除掉临澧的“庆父”赵伯履的斗争。

赵伯履，绰号“赵屠户”，是临澧挨户团的头目。1927年5月24日，他勾结反动军阀，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农民协会骨干和纠察队员，是一个临澧人民恨之入骨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要除掉这。赵屠户”，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黄鳌经过再三考虑和同组织研究之后，决定利用临澧县长李道宗和赵伯履之间的矛盾，联李除赵，并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将赵伯履一伙“经常秘密串连，图谋不轨……告到县里；二是收集赵伯履的罪证，作为宣布罪状的依据；三是由黄鳌亲自找李道宗做工作。李道宗和赵伯履是死对头，而和黄鳌是北伐军第二军政治学习班的同学，又在第二军政治部同过事，并且在1926年秘密参加过共产党，不过后来脱党，到国民党里当官去了。当黄鳌在一个夜晚突然来拜访时，他既惊讶，又高兴，同意一起设法除赵。几天后，李道宗把一叠赵伯履的罪证，当面送给第四师师长王捷俊和副师长谢毅伯，王、谢当即批复将赵伯履等人在召开的“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上当众处决。1928年5月7日上午，在临澧县城道水对岸沙滩上举行的国耻纪念大会会场，警戒森严，主席台上坐着县长李道宗等，挨户团头目赵伯履、邵国恩、蒋英儒、黄陶吾、陈炳勋五人，也带着县常备队来参加会议，当穿着白竹布衫的赵伯履讲话刚开口时，第四师的马附官突然下令：“常备队架枪，向前三步走！”在常备队刚架好的枪被第四师收缴后，另一部分枪兵冲上台来，将赵伯履等人推下台去，立即枪决。接着，由县长李道宗宣布赵伯履等五人的罪状和处决的命令。

赵伯履等被处决，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也使湘西“清党委员会”的头目十分震惊，他们不知那一天自己也会被这样处决掉。在国民党的《清乡公报》中有这样的记载：“石门、临澧共匪猖獗。五七纪念日后二日，临澧东乡烽火山即发现身佩匣枪共匪数十人，首领黄鳌等皆在临澧指挥煽动。”

在临澧除了“五害”以后，1929年初，黄鳌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军长贺龙，党代表恽代英（因病未到职，由周逸群代理）。根据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的指示，第四军到石门一带活动，牵制敌十四军对湘东红军的包围和支援石门南乡暴动。8月25日，红四军进驻石门西北乡的磨市，后转移到石门的渫阳区，从事消灭团防武装和开辟根据地的斗争。9月5日，红四军奔袭澧县王家厂大堰垱一带的反动团防和税务机关。7日，当部队返回渫阳时，不料敌军也跟踪而至。当晚，黄鳌随贺龙住在刘家峪曾家大屋（中共石门县委书记）家中。军部虽接到敌人第二天要来进攻的消息，原定连夜转移，因部队疲倦万分，准备等到天明出发。而敌人却绕过岗哨，抄小路来到了曾家大屋附近，包围了红四军军部。第二天凌晨，敌人便向四军军部猛扑过来，黄鳌带领警卫人员和游击队边抗击两千多名敌军的猛扑，边打边向后山转移，拟与驻扎在新开寺的红军主力会合，在激战中，他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二十七岁。

贺龙在当月给党中央的报告里这样写道：“是役我军伤亡一百余人，初到工农革命军的黄鳌参谋长英勇牺牲。”